后“9·11”时代西方流动性治理的异质化困境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黄罡

　　【摘要】2001年9·11事件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基于金融资本所诱导的流动性的治理模式发生显著变化。以极端原教旨主义再现的敌人已渗透进西方社会内部。对外以国家安全之名进行的反恐战争和隔离策略，不仅在基督教政治神学及种族主义的渲染下与自由市场原则相矛盾，而且成为对内治理的安全前提。对内治理是基于19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一方面，通过金融化诱导个人欲望的消耗，激发流动性;另一方面，将社会流动性置于债务关系主导的规范性管控，以及更加隐密的行为和信息监控中。建构于战争机器和金融装置上的治理模式不仅在流动和消耗中放纵异质化，更在与法西斯化的共生关系中陷入民粹主义的困境。
　　【关键词】治理  流动  异质性  新自由主义  民粹主义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03.008
　　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 Laclau）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霸权主义与社会主义战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一书中揭示了自197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自由主义转向中所面临的反抗困境。[1]此困境的源头之一，如Zygmunt Bauman、Scott Lash以及John Urry所言，可归因于有序、高度组织化且同质化的工业资本现代性的终结，而在去监管的市场流动下，通过金融资本的诱导，基于个人欲望的消耗而不仅是生存层面生产的必要性，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机器向欲望机器转化。[2]“流动、欲望及消耗”不仅将商品崇拜从基于生产交换的意识形态批判中表象化为感官诱惑下商品符号的自我复制，更在符号的流动和拟像中消解反抗的主体性，将反抗的意义虚无化为单纯的暴力消耗，从而瓦解葛兰西“阵地战（War of Positions）”式的反抗策略。此流动性正侵蚀公民社会，动摇工会势力，削弱公共福利体系，从而瓦解反抗的据点或阵地，也就难以形成集体意识的抗争。这意味着西方左翼社会民主模式的黯淡。再加之，对前苏联模式的排斥，使得（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下的批判力量不得不走上三条路：一是自我修正，与金融资本融合，诞生了类似于“第三条路”式的调和治理模式;二是自我爱护，与流动性及其景观诱导相交融，在多元主义（pluralism）和所谓自由主义的治理术下，寻求个人主体表现在国家控制与生产规范以外的异质性;三是与后现代语境中断裂的双重符号体系，以及碎片化的反抗理论相交织，将反抗主体及其行为过度符号化，强调其在事件冲突中的逾越性或逃逸性。这基本上可被视为9·11事件之前就已形成的西方治理脉络。9·11以后，反恐战争和金融危机，使西方治理逻辑在新自由主义的断续性上面临法西斯主义在民粹话语中的死灰复燃。此文旨在于该变化的理路中，揭示后9·11时代西方治理模式中新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共生关系，将其视为西方现代性在二战法西斯化及19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转向后，于异质化的放纵中发生的再次突变。
　　反恐战争与隐匿的敌人
　　当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时，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似乎“如释重负”。这种轻松不仅来自西方所谓的“历史终结”，更因为“敌人”的消失。然而，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后，敌人再次出现，社会情绪重新紧张。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反恐战争则成为后9·11时代西方治理脉络的前提。克劳塞维兹（Karl Phili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将战争视为政治的继续，意味着暴力不是目的，而只是理性博弈在妥协及均势状态下暂时的失衡。换言之，战争是由一种均势转入另一种均势的过渡。其并非一种“例外性”，而是理性政治中的“特殊”表述。所以，暴力只是工具，必须被克制，没有不可被理性和言语同化的敌人。这种战争论与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契约主权论相关联。霍氏在对外制衡和对内统一的主权形态下，以一种悖论式的理性博弈作为前提，既排斥又利用自然法则下的战争暴力，以造成一触即发的状态，并在此博弈中形成威慑来消解强弱间的均势，拉开差距，形成统治和服从的权力关系。由此看出，霍式的主权控制，是在理性博弈下通过克制暴力来保障生的权利。但这种将战争悬置的主权政治也在世俗权利、伦理规范和功利生产之外，掩盖了自然法则下的另一种历史编撰。历史不只是在契约交换中用理性“谈”出来的，也是通过杀戮、牺牲和毁灭等暴力的不断消耗“打”下来的。战争不只是“非常规”的理性政治表述，也是人类在权力实践中一种“常态且固有”的消耗。简言之，一种人类最直接且本能的浪费。只是在近现代功利原则的考量下，为了主权统治的稳定及国家理性的安定，西方政治文明在其话语体系中将此“浪费”掩盖为一条“暗流”。
　　伴随着20世纪的战争史，直到当下的反恐战争，虽然西方的政治理性一再将持续不断的战争表述为对均势或秩序的合理“维系”，却无法掩饰其在主权例外状态下通过战争机器对暴力消耗的迷恋，以及对资本过度生产的浪费。实际上，战争式的浪费自一战开始便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直到二战中，纳粹德国（1933～1945）在战争机器下将个人独裁、神秘主义及种族清洗相交织，并通过法西斯化政治美学的渲染，将暴力消耗的“暗流”以战争的方式，从压抑且同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释放出来，形成西方资本现代性的突变。这种突变将暴力和死亡拉回到政治中，并将克劳塞维兹的战争论颠倒过来，视政治为战争的延续。战争不再是悬置状态，而成为一种消耗。和平和均势不过是永恒及全面战争中的“插曲”而已。
　　这种消耗式的政治经济形态并未因二战的结束而终结，而一直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演化。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所编制的景观轰然倒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机器在主权例外状态下，以国家安全之名，通过战争及暴力的消耗，对外延续反恐战争，对内则鉴别和筛选移民人口。当美国总统叫嚣着在美国与墨西哥边界建立隔离墙以防止（非法）移民流入时，欧洲（极）右翼势力也正高喊其激进的民粹口号。自诩为“自由包容”的美国乃至“不设防”的欧洲，一面在自由市场理念和人权的口号下维系其主导的全球资本流动和贸易体系，另一面矛盾地重提地缘政治上的“主权及国家安全”，旨在将基于资本流动的移民、技術及文化交流从前者剥离开来，建立起有形或无形的“隔离墙”。而隔离策略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不仅印证着西方左翼及自由主义多元文化策略在金融资本驱使的全球化过程中的颓势，也在反移民的国家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话语渲染下，揭示了左翼势力在反抗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中与右翼民粹主义的逆全球化纠缠不清的困境，更将主权话语中的“敌人”再次拉入当下国际政治的议题中。 　　“敌人”被施密特（Carl Schmitt）视为主权例外决定下政治化的“试金石”：“敌人必须在政治的至高点上被具体且清晰地辨认出来”。[3]“至高点”意味着对敌人的鉴别不可普遍化和随意化，只能在公共意愿及人民的拥护（acclamation）下，即公敌而非私怨。故对敌斗争很难在自由主义议会民主机制下，产生于少数代表基于经济利益的“私下商讨”。[4]因为同质化的选举机制并不简单意味着公众意愿能在多种声音的汇集（multi-vocal composition）中以正反对立的争辩表述出来，而是少数代表的“议而未决”会将民众在政治参与中不可量化的激情和真实意愿符号化为议会私下的“话语行为（speech-act）”。此符号化不仅在权术和话术上引起“政治迂回（political indirectness）”，更基于私有财产的趋利性在行动上阻碍政治参与，避免政治斗争。即使参与了，也是为了功利考量，必然不彻底。在此功利性中难以实现“最高”的政治化，也由此导致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无法清晰地确认公敌，也就无法区分敌我。这种模糊性与市民社会中的私利（interest）和权利契约（right contract）之间的悖论关系密不可分。从经验主义（Empiricism）出发，个体经济人（homo ?conomicus）的主体性源自个人博弈行为，其根据他人行为的反馈及现实环境变化衡量和预估自己的行为后果以作出合理抉择。基于自我调控和直观感受的私利不可出让性在博弈理性下，与欧陆启蒙传统中所谓先验基础之上的权利契约理性存在逻辑分歧。后者基于交换关系使法人主体性（homo juridicus）在获得权利与从属义务之间呈现出对立统一的自由原则。自由在博弈理性与契约理性的分歧中被功利地表述为两种形态：要么在安全原则下辩证地与出让和从属并存，要么在市场机制下通过自我平衡来计算利益并选择合适的（不一定是最大化的）索取方式，而不是以出让来获得外在力量的给予和保障。私利的不可出让和多样性必然导致竞争，在经济博弈中难免造成社会关系的撕裂，契约原则则通过功利交换使不同经济个体相互妥协，从属于安全性，在义务上结成社会共同体。如果敌人存在于自由原则以外的例外状态，此例外性在以上两种形态中，要么被混淆成经济竞争的对手，要么被权利交换表述下的妥协性消解掉。换言之，西方市（公）民社会中敌人的模糊性，再加之普遍人权表述下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多元文化策略（liberal multiculturalism），以一种可共存的差异性来取代对敌斗争中不可同化的异质性或排他性。所以，在西方自由主义的政治生态中，往往宣称没有敌人。可一旦国家机器以安全之名从模糊性以及差异性中区分敌人时，也就意味着“那一类（人）”被排斥在人权之外，不再被视为“我们这类人”而加以消灭。这也揭示出西方世界在所谓的普遍人权保障和敌人鉴别过程中蕴藏的不平等和不对称。[5]
　　但9·11袭击后的对敌斗争形态发生了变化。敌人不仅仅符号化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中，或悬置于核威慑下，也不再局限于地缘战略的布控中，而是伴随着移民的流动，通过宗教信仰、文化表现及网络话语的感召，将极端原教旨主义渗透进西方社会内部，与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中被侵害的本土底层民众融为一体。一方面是本土民众在民粹运动的煽动下，以街头暴力的方式，在游行和骚乱中发泄其对贫富差距及公共利益被侵蚀的不满;另一方面则是潜伏于穆斯林移民人口中的激进分子发起的恐怖袭击。这种反抗中的混合状态凸显出敌人的隐匿性。换言之，伊斯兰激进化背景下的恐怖主义，正伴随着资本全球流通，隐匿于社会流动性之中，与西方内部其它潜在威胁并存。这种隐匿性意味着西方反恐战争呈现出向“内战”转化的危险趋势。
　　与政治（神）学的交织
　　为规避此危险，必须在维系秩序的同时，将敌人从流动的人群中甄别出来。这需要将主权例外状态下的对敌斗争与对内治理区分开来。换言之，西方国家机器在法制与人权保障以外对敌人采取的暴力及排除策略是有限的，更为重要的是在规范性的管控以内，有效地掌握和利用个人隐私，监控群体信息，鉴别和搜寻线索，以排查和跟踪隐匿于人口流动中的“危险分子”，并限制和隔离那些被引诱的“危险群体”，从而区分针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和对内治理中的不安定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技术和策略。当下西方的对内治理无法摆脱对监控、隔离与驱逐等策略的运用。其外部则是主权在例外状态下设置的诸如关塔那摩式（Guantanamo Bay detention camp）的战俘营，或为安置流民而设的难民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将“营”中的赤裸生命视为既非牺牲也非谋杀的双重排斥。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则把这种被毁灭的生命形态视为主权逾越过程中的消耗品，其在生产和权利机制外被屠杀，并拒绝向神圣一面升华，降解在不可触碰的污秽之中。[6]也就是说，处于法外之境的难民以及战俘营中的虐囚事件被暴露在自然法则之下，对其施加的暴力与对敌斗争并不同质，前者降解，后者升华，不能相互取代，却在悖论中共存。此共存意味着西方国家机器以反恐和安全之名发起的战争，不仅引发了难民潮，而且基于政治神学的渲染，与“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文化形态相交织，在对敌斗争中将此暴力上升为基督教文明与其自我定义的“邪恶势力”之间的对抗。
　　基督教政治神学中对“异教徒”的排斥及其“末世论（eschatology）”一直隐藏并贯穿于西方权力形态的演化中。关于此末世论的宗教意象，施密特在1942～1944以及战后1950～1957两段时期的文献中反复提及一个概念，“katechon”。“katechon”源于圣经新约《帖撒罗尼迦后书》中圣保罗（St. Paul）对帖撒罗尼迦教会及其信徒的勉励与告诫，“现在你们该知道将它（恶魔/撒旦）束缚在katechon中的神圣力量是来自上帝了吧，只有等到恶魔现身时，末日审判才会到来。由于恶魔隐匿在混乱中（mystery of lawlessness），难以分辨，只有当压制它的力量（katechon）被消解时，他才会从当下的混乱中（反基督伪装成假先知蛊惑人心、引发战乱）现身，从而触发救世主再世和审判。”[7]在这段引文中，“katechon”可被解读为一种在正邪对峙中塑造政治秩序的主权机制。其压制邪恶势力以维系秩序。但秩序也辩证地延缓危机和混乱的到来，使邪恶势力继续隐匿其中，伪装得比任何人都拥护这种秩序，从而阻碍弥撒亚时刻（Messianic Time）的到来。从历史上看，katechon的最好例证是魏玛共和国，其瓦解后是德国纳粹反基督式的狂悖。而当下的例证则是美利坚合众国。无论是纳粹对同质且压抑的现代性的反叛及其禁忌的逾越，還是美国国家机器对暴力的放纵，都揭示出西方政治神学中的矛盾。一方面，其强调主权只有在例外状态下，通过对敌斗争，才能将政治的激情和神圣性从空洞的工具理性以及建构在功利和实证原则上抽象且普遍的人权表述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又强调秩序的重要性以避免混乱。[8]换言之，西方视野中的全球秩序正处于颠覆的临界点，其试图在例外状态下矛盾地维系秩序，以限制和引导这种反叛力量。 　　“过滤网”
　　但是，主权在例外状态下的祛敌过程往往伴随两种情况。一是信奉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分子成为被消灭的对象;二是不确定为敌人但被怀疑的人，以“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理由，被“过度”地排除出去。正如墨菲所言，“这种主权的例外论或绝对性过于排斥其它可能的对抗条件及处理方式”。[9]其认为在对敌斗争以外，通过新的技术装置及其空间部署，营造新的环境，可以呈现与对敌斗争不同的权力关系，从而实现对主体的治愈和转化，而不只是主权逻辑下的排斥和消灭。这也揭示出西方国家在安全前提下对内治理的逻辑起点。
　　对内治理中的安全保障意味着与排除及隔离策略的分化，在公民社会中针对日常人口流动及其信息交往，布置规范性的管控网络。之所以要在基于社会流动性的治理逻辑中把规范性的安全管控与例外状态区分开来，是因为“规范性（normative）”意味着社会主体作为被治理的客体，能意识到自己正处于监管中。此监管也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的名义下被明确为相关的法令、条例及政策。民众以契约方式向国家机器交出自己的隐私权，以换取社会安定。典型的例子就是集体采取公民生物信息，尤其是对移民个人身份信息的收集和监控。斯诺登和阿桑奇事件也曝光了美国国家安全及情报机构在对内治理过程中对全民信息的监控。规范性的信息监控已经将“过滤网”布置得无处不在。
　　过滤网作为对社会流动进行鉴别、分类和监控的安全装置，可追溯到福柯（Michel Foucault）关于规训技术及监狱群岛模式的论述。无所不在的全时、全景及全体监控（panopticism）在技术和认知范式上策略性地运用惩戒技术和相关知识，将西方神学话语下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的“审判”或“净化”转化为科学理性层面对个人身体、行为及信息的剖析、分类和改造。并以安全為由，将此规训装置的布置渗透到整个社会的流动过程中，通过空间上的布控，对社会群体进行全面且规范的引导。之所以称其为“引导”是因为此个体的规训和群体的监控并不基于暴力和威压，而是在空间和感知上形成一种“被约束但也被保护”的氛围，从而在行动、习惯乃至伦理上自然而然地将社会从被权力管控的客体“内化”为自愿接受治理的主体。
　　但是，这种主体化（subjectivation）过程无法摆脱“统治/保护—服从/安全”压抑式的从属关系（subjection）。尤其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消费社会涉入到此从属关系中时，也就形成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生产型主体，即可被机器和系统改（塑）造的人类。资本的增值并不只是将主体劳动异化为抽象且可交换的劳动力的过程，也通过对具体劳动的规训和监控，以及商品符号所编织的迷人景观，产生了功利、顺从且麻痹的资产阶级主体，同时也反向形成了反抗却易妥协的无产阶级主体。此主体化过程一方面基于生产机制，在工厂、学校乃至监狱等有限空间内对劳动个体进行训练和教育，将其吸收为产业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功利及安全原则下对生产者进行群体管控，通过维护其生命安全及生活权益，以保证再生产效率，比如：公共卫生、身体健康、优生优育以及公共福利体系等等。[10]
　　由此看出，西方国家机器所布置的“过滤网”，究其源头是在对敌斗争以外，于对内治理过程中，基于资本生产方式的功利性和工具性，形成的一种对个体及群体进行监控和筛选的规范机制，并在其部署过程中形成了同质性泛化，即监狱群岛范式（carceral spread）的诞生。从同质化管控的角度来看，基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建立的“福利国家”在技术和布控上可被视为此监控范式的衍生体。虽然公共生活权益得到保障，却呈现出一种对权威规范体系的从属性。福柯将这种同质性危机归因为国家理性（raison d'?tat）下，通过政府干预及国家机器的渗透而形成的压抑机制，其首要考虑的是国家理性的自我发展和完善。[11]西方左翼势力基于改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修正逻辑而捍卫的国家公共福利体系，实则为国家以安全之名对内布置的“过滤网”提供了客观基础和主体条件。[12]从本质上看，两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转 向
　　现在基本可以归纳9·11后西方的治理逻辑。国家安全在恐怖主义威胁下嵌入到新自由主义的话语体系中，成为治理前提。对外，主权在例外状态下发起反恐战争，通过国家机器对暴力的消耗来逾越人权保障，并将对敌斗争在政治神学的语境中形而上为一种神圣性，成为正邪之间的对抗。[13]对内治理则形成一种混合形态：一面是金融资本催化下的符号经济[14]通过拟像和景观的编织来诱导技术、知识和人口流动;另一面此流动性被置于规范性的全时全景监控之下，来鉴别、筛选哪些是可以交换和流通的，哪些则不行，以预防危险，而不是简单地通过隔离和限制来阻碍流动。由此看出，当下西方治理逻辑在安全前提下的演化基于市场及资本流通，对社会流动进行“过滤性引导”，且保持此监控机制与主权祛敌机制之间的差异化。
　　此治理模式也伴随着压抑的同质化危机。安全前提下的监控和引导不仅与自由市场理念及其对流动性的保障相左，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与事件的偶然性和突发性相矛盾，更通过同质化的公共福利体系和功能性消费限制社会流动中个人欲望的异质性及其行为的多样性。在生命政治视域下，此流动中的多样及异质性可追溯至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对西方生命原则的定义：psukhe?，即生命（活）力。[15]西方治理逻辑的本质可视为在维系生命流动性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创造多样的技术、装置和方式，作用在不同的生命形态及流动载体上（比如：人类作为一种生命形态的同时也是生命流动的载体之一），来引导此流动过程中释放的活力，同时又基于安全性和功利性对此流动进行有效地甄别和分化，以处理那些不可被生产同化却是此生命流动所固有的异质性因素，比如：暴力、癫狂和疾病等等。在1980年代前，工业资本生产体系在安全和功利前提下利用且束缚主体创造性，在劳动中榨取其生命力并表述为劳动力，市场机制则通过大众消费（或者叫趋同性消费）使被生产占据的劳动力以商品崇拜的方式流通起来。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西方对流动性的治理在全面金融化形成之前，难以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大众消费的同质化危机对个体及群体行为的限制和压抑。 　　这种情况也催生了二战后从此危机中逾越而出的路径，即（新）自由主义转向。此转向被福柯视为对自由主义的反思，从策略上将其解读为市场流通机制在事物离散的分布和交换环境下，源自理性博弈行为间的因果联系，所引发的社会自在且多向流动的内在技艺或技术，以验证其与主权中心化及国家监管之间的断裂和差异。[16]而福柯对此转向的暧昧态度主要基于两点。
　　其一是其对“治理理性（governmental rationality）”的定义。治理之所以区别于主权统治和国家规范管控，关键在于其立足于技术和策略，通过知识、话语和“物”的布置，在权力实践中为“所思与所行（thinking and acting）”的可能性创造条件。治理的本质并不只是在无所不知的理性范畴内建构所知和可行的一致或统一性，而是要寻求和容纳那些既对治理者“可思（thinkable）”又对被治理对象“可行（practicable）”的行为或活动方式。[17]换言之，所谓的治理（术）是在与主权和安全管控机制的差异和对峙中，及其所知范围以外，凸显社会流动中所包含的不可知性和不可控性，从而在技术和策略上于主体化过程中实现多样乃至异质性的共存。
　　其二是流动性中异质化的凸显效应进而验证了其与市场流通环境的交织。这意味着西方治理在主权和国家监控机制维护的安全空间之外，重视自由流通中的不定因素和偶然事件，以及它们引发的不同行为及活动在交汇中产生的因果关系。[18]如果说，监控逻辑总是将对不安定因素的排除或控制视为社会流动的安全保障，那么对新自由主义转向下的治理逻辑而言，不安定因素则是个体欲望、意愿和行为在流动及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的风险。治理的目的并不是强制性地消除这种不可控性，而是基于功利原则，通过计算、衡量、转化和利用，将其控制在为保证安全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以内。换言之，在市场流通和功利環境下要能容忍一定数量的不可控因素。对“灰色地带”的容纳，是因为其在不威胁安全的前提下能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即消极性需求（the negative demand）。[19]
　　救 赎？
　　新自由主义转向中的治理逻辑打破了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的政府干预以及社会民主模式下建立的从“摇篮到墓地（From cradle to grave）”的公共福利体制，貌似将社会流动中的异质性和主体化过程中的个人自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质化危机中逾越而出。但其能否成为西方现代化的救赎？抑或陷入新的困境？立足于当下，此转向却形成了更隐蔽且更具渗透性的社会控制。此困境源于后现代语境中的反抗理论及行动抛弃了传统左翼对立统一的批判逻辑，在断裂性和事件化的历史编撰中过于强调权力实践中行动与行动之间离散的因果关系。比如，福柯在自我爱护的个人主义伦理观下坚持自我治理的主体化技术与安全规范机制之间的异质化。这种“异托邦”式的自我技术能在自由主义的语境中，揭示规范且同质化的管控机制以外社会流动所固有的主体异质性，即不可被资本生产取代的生命张力，以及无法被大众化消费同化的欲望消耗。但是，对此异质性进行的疏导却不得不在流动中面临金融资本的诱导，而被金融化再次束缚。
　　这种束缚首先源于金融资本的垄断，而此垄断不得不回溯至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及其知识体系的产生。与自由主义及（新）古典政经传统（包括重农及重商主义）不同，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对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主权（economic sovereignty）”和“经济治理（economic government）”进行了消解，将主权或国家理性以安全之名对市场的干预进一步削减，使市场流动不再成为主权或国家理性为验证其公正而进行资源分配的工具。简言之，国家要在市场流动中成为“瞎子”。而且，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强调货币体系的去国家化（de-nationalisation）和去领域化（deterritorialisation），以最大限度实现无干预的市场流动。这已摆脱了凯恩斯主义对主权国家及其法币体系（fiat money）的依赖以及亚当·斯密（Adam Smith）关于贵金属本位制的商品货币理论，并伴随着信用货币（credit currency）的发明，强调金融机构对加速市场流动以及微观经济层面交易的重要性，从而为金融资本主导的治理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20]
　　其二，基于新自由主义转向对社会流动及竞争中“灰色地带”的包容。这种包容和疏导一方面放大个人欲望，在竞争中加速市场流动和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默认竞争中所产生的风险，比如：失业和贫穷，并在不威胁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将此贫穷容纳为灰色地带，即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换言之，不将贫困视为一种必须消除的危险，而当作一种流动和竞争中固有的风险。而在相对贫困中激发出来的个人欲望、意志乃至野心却在同质的生产和压抑的大众化消费以外，为资本的无限增值提供新的动力。新自由主义治理（术）不仅把相对贫困以及产生贫困的竞争机制作为灰色地带加以维系，更通过金融机构的介入，以“创业”和“借贷”的方式，为不平等的个体提供看似“平等”的参与竞争及向上流动的机会。在此模式下，资本主义自我维系的动力不再基于生产及其异化的劳动力，而来自每个个体，无论其贫富，在流动及竞争中不断从主体固有的生命活力及其潜意识涌现出来的欲望、梦想和野心等不可被生产同质化的象征资源。而这种“浮动”于生产现实之上的象征资源，则被金融知识体系及信贷工具占据和利用，将资本增值嵌入到无穷的欲望释放及消耗中，并将其呈现为“不甘平庸的个体在竞争中的自我投资”。在这样的话语表述中，新的引导方式正在形成，以建构一种敢于承担风险并从中寻求机遇的冒险型主体。其不再甘于默默无闻的生产，仅拿着拮据的工资，在国家及公共福利体系的“照看”下，过着安定、平等，却趋同也缺乏激情的生活。至此，新自由主义对流动性的引导在马克思主义对劳动主体“异化”的批判下对市场竞争及消费物像的诱导进行修正，成为主体固有的活力及欲望在不局限于必要劳动的情况下，从生产中逾越而出，在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表述以外，寻求“自我增值”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21]换言之，驱动资本的动力不仅仅是机器再生产，更多地是难以被生产抑制的内在活力和欲望。 　　困 境
　　此修正虽然从同质化的集体管控机制中逾越出来，拟在社会流动中实现可能的自我治理，却又被诱导进另一种规范之中。金融资本通过信用货币、信贷业务和创业精神来激发个人欲望和活力。同时，这种诱导也意味着权力金融化及其知识和机构在市场流动中的重新布控。金融网络的部署在保证流动性的前提下，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通过个性化且奢华的景观渲染以及网上金融服务业务的拓展，将基于储蓄的消费生活从压抑引诱至基于竞争、借贷和投资的消耗型生活，以加速市场流动。如果福柯将西方治理实践中自由主义的转向视为摆脱主权统治和国家理性压抑以实现自我治理的策略，此策略却忽略了金融化的诱惑力。在个人欲望的过度释放下，主体沉浸在巴塔耶和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批判的非生產且非压抑的象征消耗中，自我治理的初衷被修正为一种看似逃离主权和国家机器的自由，实则从属于金融拟像。
　　二是虽然金融机制调节的流动性诱导主体从压抑的生产现实向“比现实更真实”（hyper-real）的虚拟景象逾越，但无法摆脱以债务（debts）为导向的规范性管控（normative control）。换言之，金融化的治理模式以个人欲望及其消耗为条件，并将借贷作为技术，从策略上评估贷款人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即其还款能力），进而引导其消费行为乃至生活理念。而此评估和引导需要对个人详细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评测，以衡量借款的额度和偿还期限。实际上，这就是金融资本通过信用机制，在基于国家法币体系的工资模式以外，对个人欲望及其参与竞争的意愿和能力所进行的投资，从而形成一种无所不在的债务关系。债务关系不仅基于对个人财务、工作、家庭等信息的掌控，更通过对消费行为、生活理念及习惯的引导，潜移默化地以金融话语中“贷”与“还”之间的“信用关系（credit）”来取代道德伦理层面的“信任（credibility）”或信誉，从而将债务关系建构为一种社会权威规范，并以此来鉴别和区分处于良好信贷关系的群体，从而在金融网络支配的生活中将其呈现为值得信赖的人。实质上，这种金融主体化技术仍被金融财团操纵。虽然其与传统主权及国家机器的控制方式不同，更具渗透性和诱惑性，但信用货币虚拟出来的债务关系，以及基于此关系的信用体系无法掩饰其背后的从属性。[22]
　　从属性的另一面则是消耗型的主体建构。消耗意味着过度，进而逾越压抑的安全生产规范，看似同质化危机中的救赎。但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此诱导机制不得不在泡沫及景观幻灭的同时，面临过度放纵的异质化，以及如何再次引导并消耗这种逾越而出的欲望流动。在传统左翼意识形态下通过建构式的生产理性和福利机制来引导并重塑社会已难奏效。因为金融化所改变的不仅是知识生产及表述中的权威话语，或权力机制的部署，更是非生产性的主体化，其看重的不再是生产现实中的压抑、积累和否定，而是享受慵懒惬意的闲散生活。大众们不再热衷于二元对立的传统左翼政治，而是在压抑与反抗的征途之外寻求逃逸或逾越的可能。高福利为逃逸的主体性提供了悠闲生活，而金融资本渲染的浮华景观则为寻求风险的逾越行为提供“试炼场”。但在此非生产性的渲染中，逃逸的前提是宽松的公共财政政策及国家的高负债（比如08年后的欧洲），逾越所带来的则是金融催化下个人意志的膨胀以及风险社会的形成。在2008年前，如果公权力与金融垄断的一体化尚能在债务和泡沫之间找到某种互惠平衡的话，危机之后所暴露的不仅是金融精英对大众慵懒生活的侵害，更是债务危机下“逃逸之梦”的破碎。面对逃逸的困境，新自由主义放纵的非生产性主体已不愿回到同质化的生产生活中，却要保持悠闲而体面的生活，只得以群体方式逾越新的压抑。当民情激荡时，法西斯化则以民粹主义之名死灰复燃。
　　法西斯主义并不只是资本寡头或军事强人以独裁的方式，在主权至上及国家安全之名下，通过对国家机器的垄断将社会生活全面政治化，而是立足于政治美学的煽动，来渲染并释放那些不被理性且功利的民主代表机制和生产、分配及消费体系容纳的底层欲望。从本质上看，法西斯是将西方资本现代化中难以被功利且同质的生产理性压抑的情感、冲动、暴力等主体性因素，以个人或群体的方式，从生产机器和压抑的商品崇拜中逾越而出的一种极端异质化过程。[23]其首要特征是通过政治化使主体情绪“过度地释放和消耗”，在美学上实现对功利现实的超越。正如巴塔耶所言，法西斯化即“绽放之美”，其结果必然是逾越和无限释放后的毁灭。如果说，19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转向为了逾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同质化危机，诱导个人欲望在金融资本编织的拟像中进行消耗，尝试摆脱压抑型社会的话，一旦欲望之门被打开，而在市场经济层面又无法一味通过单调的消费景象满足它时，欲望的流动必然集聚、凝结，以寻求另一种消耗。再加之，基于金融化和景观社会进行诱导的副作用是在“去监管”下削减公共投资，瓦解福利机制，挤压公共空间，形成贫富差距，激励个体承担风险以“创业或自我投资”的方式参与竞争，在促进资本流动的同时，侵蚀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安定生活，使其面临沦为社会底层的危险。换言之，在异质化的欲望流动中，精英阶层的消耗和放纵伴随着社会公众利益的损失及民众情绪的降解。一旦感官上的物像诱惑发生坍塌，在两极分化下，被迷醉的大众情感不仅无法接受现实回归理性，更可能将其放纵且厌倦物像消耗的“内在体验”再度异质化，不再沉醉和逃避，而在“讨回公正与民主”的民粹话语下粉墨登场，以暴力方式逾越而出，发泄积聚已久的社会暗流。在街头暴力抗争的蔓延之势下，民粹话语通过身体的激情、内在意愿的释放和行为的冲动，以消耗式的政治表述，在精英阶层及其言语所习惯的协商或妥协式的理性政治以外，寻求并保持与后者之间的错位。这种解构式的权力关系与过去极右化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不再寄希望于某个政治强人或领袖的出现，而是在去官僚和反精英的流变状态中无尽沉浮。正如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瓜塔里（Felix Guattari）所言，法西斯与民粹化一体两面，有共同的内核，此极端政治决不仅是少数精英对看似驽钝且沉默寡言的民众的操纵和代言，而是后者旺盛精力和激情逾越而出的内在需要。[24] 　　结 语
　　自9·11事件后，西方国家安全在恐怖主义威胁下所面临的敌人比冷战乃至殖民时期更具报复性、颠覆性、渗透性和隐匿性，而且对敌斗争在基督教政治神学的渲染下，与白人至上的种族文化形态交织。这些特点意味着在安全前提下，国家机器在对内治理过程中对暴力的运用更注重技巧性和策略性，同时在程度和范围上，对知识、技术及人口流动中个人及群体信息的监控也更加隐密。基于安全前提的规范管控，与1980年代前工业资本对社会安定的治理模式相比，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产生断续性，比如：左翼政党及工会势力在修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逻辑下建立的公共福利体系。换言之，国家干预下的福利体系与规范性的安全监控机制均面临主体化过程中基于资本生产的异化和同质化而产生的同质性危机。无论是个体规训还是群体管控，作为被“照顾”或监管的客体，均呈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理性在生产功利性之上的自我验证和发展。此同质性危机进而催生出19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向。此转向也基本奠定了当下西方对内治理的范式，拟在社会流动的事件化、行为的复杂性中期盼自我治理的可能，从而在主体化过程中实现异质性的共存。
　　此多元主义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不得不再次面临困境。一是对自由主义古典政经传统的扬弃始终将市场流动性视为一种形而上意义的“自然法原则”，以“看不见的手”来强调流动过程中个体行为和事件之间偶然且离散的博弈关系，过分注重博弈理性中个体经济人在趋利原则上的次优选择和自我平衡，而利用自由竞争市场以及市（公）民社会来掩盖竞争主体在理性和功利原则之外对风险、垄断以及控制的无限欲望。这种逾越性无法在市场机制中得到自我引导和约束，反而占据和利用市场流动性，以保障自由竞争之名来加速资本流通和增值，从而使新自由主义转向中期盼摆脱同质且压抑的公共监管的自我治理，被扭曲为金融资本的寄生和诱导。
　　而且，新自由主义治理理性在与国家干预及安全规范机制的对峙中，过于强调公权力对流动性的控制和同质化，担忧规范性管控在公共权利关系下对基于私有财产的个人自由的侵害，而忽略了其对市场竞争下公平和安全的保障，比如对破产、贫困等弱势状态的保护。去监管的“隐性”方式及其对灰色地带的宽容，看似与国家或政府从外部干预的“显性”管控对立，却在金融资本的诱导下形成了以债务关系为主导的规范性控制。在此控制下，所谓的“自由”被转化为多元主义中以“差异共存”为导向的自我爱护、抑或两极分化中金融资本驱动的自我放纵。
　　无论是自我爱护还是放纵不仅在新自由主义流动性中消解生产现实，更在主体化中着重非生产性。如果资本主义现代性基于功利生产及社会安全对人口进行的鉴别和分类难以摆脱同质化，而将创造力同化为劳动力且压抑于权威规范之下，那么面对此生产性危机的则是在反现代资本主体化中的异质化逾越。此逾越首先肯定非生产的主体性。从历时性看，二战中的法西斯化通过战争机器将异质化以暴力和个人崇拜加以升華的同时，则是以死亡和毁灭的方式降解;之后，新自由主义转向的再次逾越将非生产的异质化在美学和文化表现上通过金融拟像加以渲染，其另一面则是贫困。从效应上看，新自由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西方现代性中呈现为一种逾越性的共生体，可视为资本主义在同质化危机中以不同方式逾越而产生的两次突变。而在9·11和2008年金融危机两个节点之后，此共生关系在形态上再次突变。当精英阶层将其呈现为超级富豪与政客的相互勾兑时，底层大众则在反精英和暴力的街头政治中聚集民粹“暗流”，在与理性话语的悖论中寻求其逾越行为及非生产性主体表现的例外性。
　　注释
　　[1]Laclau， E. & Mouffe， C.，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London： Verso， 2001.
　　[2]Bauman， Z.， Liquid Times： Living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ambridge： Polity， 2007; Lash， S. & Urry， J.，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Books， 1987; Bataille， G.，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 I Consumption， New York： Zone Books， 1991， p. 28， 45-61; Bataille， G.， "The Notion of Expenditure"，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pp. 118-122.
　　[3]"The Age of  Neutralizations and Depoliticizations"， Schmitt， C.，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p. 80-96.
　　[4]Schmitt， C.， The Crisis of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trans. Kennedy Ellen， Cambridge and London： The MIT Press， 1988， pp. 15-16.
　　[5]Schmitt， C.， "The Legal World Revolution"， Telos， 72， 1987， p. 88. 　　[6][23]Bataille， G.，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scism"， in Georges Bataille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pp. 137-160; p. 156.
　　[7]Thess. 2：6-7，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Martin J.J.， Menken， 2 Thessalonians， London： Routledge， 1994.
　　[8]Ostovich， S.， "Carl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 and Eschatology" in KronoScope 7， 2007， p. 65; Hirst， P.， "Carl Schmitt's Decisionism"， 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London： Verso， 1999， p. 14.
　　[9]Mouffe， C.， "Introduction： Schmitt's Challenge"， 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London： Verso， 1999， pp. 4-5.
　　[10]Foucault， M.，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GE DE FRANCE， 1975-1976，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eds.）， David Macey （trans.）， New York： Picador， 2003， pp. 250-253;王庆丰：《资本论中的生命政治》，《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
　　[11][18]Foucault， M.， SECUIR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GE DE FRANCE， 1977-1978， Michel Senellart （eds.）， Graham Burchell （trans.）， New York 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 276-277， 288-289; pp. 20-22.
　　[12]Boyne， R.， Post-Panopticism， Economy and Society， 29：2， 2000， pp. 285-307.
　　[13]Meier， Carl Schmitt， Leo Strauss，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p. 77.
　　[14]Baudrillard， J.，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1993， pp 6-38， 50.
　　[15]Thacker， E.， "The Shadows of Atheology： Epidemics， Power and Life after Foucault"，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9， Vol. 26（6）： p. 135.
　　[16]张一兵：《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评述》，《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莫伟民：《福柯與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抑或治理技艺？》，《哲学研究》，2012年第10期。
　　[17]Collier， S. J.， "Topologies of Power： Foucault's Analysis of Political Government beyond 'Governmental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9， 26（6）： p. 96; Gordon， C.，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 An Introduction"， in G.， Burchell; C. Gordon and P. 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 3.
　　[19]Foucault， M.， "Alternatives to the Prison： Dissemination or Decline of Social Control？"，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9， 26（6）： pp. 12-24; Foucault， M.，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GE DE FRANCE， 1978-1979， Michel Senellart （eds.）.， Graham Burchell （tra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248-259.
　　[20]Davis， A. & Walsh， C.， "Distinguishing Financialization from Neoliberalism"，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17， Vol. 34： （5-6）， pp. 29-34.
　　[21]G. Becker，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vol. 70 （5） 2nd part， pp. 9–49; G. Becker， "On the new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3， vol. 75， pp. 375–395; Schultz， T.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vol. 51， pp. 1–17; Schultz， T.W. "Reflections on investment in m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2， vol. 70 （5） 2nd part， pp. 1–8.
　　[22]Graeber， D.，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Publishing， 2011， p. 23， 372; Ingham， G.， The Nature of Mone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pp. 89-133.
　　[24]Deleuze， G. & Guattari， F.，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Continuum， 2003， p. 31.
　　责 编/郭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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