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视域下的西南联大教育空间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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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将空间与社会联系到一起，拓展了空间的外延，也为教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空间化视角。以空间视域来审视教育，教育的空间内涵也极为丰富。根据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理论内涵和“空间三元辩证法”，西南联大的教育空间是物质空间的实践、制度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社会空间三者的建构。以空间生产为切入点，从上述三个维度透析西南联大教育空间在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生产演化、变迁过程，其蕴含的大学精神、自由民主及人文情怀可以为当今高校提供镜鉴。
[关键词]空间生产;西南联大;教育空间
[中图分类号]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20）03-0151-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20.03.026
人们通常把空间理解为日常感受到的自然地理和环境。20世纪中后期以来，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后经过哈维、福柯、布迪厄、苏贾等学者的发展，空间生产的理论内涵不断丰富，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的“空间转向”。从物理空间到社会空间，空间内涵日趋多元化，它是从物质生产到社会关系生产为核心的一个基本视野，这也为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空间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概念。我们将空间性引入到学校的分析中，可以对学校从物质的社会内涵到互动的社会关系，以及从停顿的现在时间点延展到流动的社会脉络进行全方位的分析[1]。教育空间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空间生产”理论为教育空间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目前，学术界以多种角度研究了西南联大，但是以空间生产视角对其进行研究的还比较少，基于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笔者以西南联大为例，探讨民国抗战时期教育空间的变迁历程，并对其进行审思。
一、空间理论及教育空间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空间的认识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空间在每个时期也有不同的意蕴，总体而言，空间的“容器说”一直占据着主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打破了这种认知，开启了空间转向，也为教育的研究提供了一种空间化的视角。
（一）空间理论的阐释
1.空间的内涵。空间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哲学、自然科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引起了热议，学者们对此也展开了长期的讨论。柏拉图认为空间是所有事物运动和变化的场所;亚里士多德认为空间类似于容器;欧几里得认为空间是一种感知空间;牛顿提出了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说;笛卡尔认为空间是一种实体化的空间;莱布尼茨认为空间依附于事物本能而存在;贝克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理解空间;康德认为空间是一切外感现象的形式;爱因斯坦认为空间与时间不可分割;他们都认为空间独立于社会实践之外。列斐伏尔在批判吸收前人空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生产这一概念，认为空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2.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提出了空间生产这一概念，进而提出“空间的生产”理论，将社会与空间联系到一起，“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 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產”[2]。他认为（社会）空间就是（社会）产品，空间的生产就是空间被开发、设计、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其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基于此，他还提出空间三元辩证法，核心内涵是空间实践是人们创造空间的方式，属于感知层面，是社会空间物质建构的维度;空间再现属于构想层面，是科学家、规划师、专家等治国论者的空间;再现空间属于生活层面，即生活的空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不稳定的象征世界[3]。把空间划分为三个维度，整合了三种不同的空间，也体现了感知、构想和真实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厘清社会与空间的交织过程。
（二）教育空间的内涵
空间理论不仅存在于地理学、社会学及其他领域，在教育领域里也有空间维度，即教育空间。教育空间是社会空间网络中的一个点，同社会空间一样，也具有复杂的关系系统。这个特殊场域的每个角色都在不同位置上运行着与自身身份相符合的逻辑和行为法则[4]。人们围绕教育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均离不开教育场域。国内很多研究者对教育空间进行了定义。宁云中认为，教育空间是指个人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所形成的空间价值体系和教育资源的空间生态分布[5];刘献君认为，教育空间是人们为教育所创设的空间，其功能是育人[6];教育系统的空间表现即教育空间[7];基于对空间的认知和本文的语境，笔者将教育空间界定为学校教育与空间的日常互动及建构的社会关系所表现出的空间形式。在此语境下，笔者对西南联大的教育空间进行探讨。
根据空间生产的理论，西南联大具有物质空间、制度空间和社会空间三种空间形态。在教育空间的范畴内，校园中的一切都属于学校物理空间，师生在此进行教育教学实践。学校空间原本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属性[8]。学校空间的建构嵌入到社会关系中，是由其力量关系所确定的，与力量关系交织在一起。因此，学校空间就不可避免地与权力发生纠葛[9]。基于“空间三元辩证法”，西南联大的教育空间是物质空间的实践、制度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社会空间三者的建构。
二、西南联大教育空间的变迁
教育同样具有空间生产的属性[10]，教育空间以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列斐伏尔构建了“空间——社会——历史”三元辩证法，实现了空间、历史、社会的辩证统一。用社会和历史来解读空间，又用空间来解读社会和历史，每个社会的构成要素及人类历史的演进分期都可以看成是这样一个三元辩证的“回溯式进步”过程[11]。笔者从社会和历史的角度来解读西南联大的教育空间，以空间生产为切入点解析西南联大的教育空间在抗战时期的变迁。
（一）物质空间的实践
空间的实践即在物质层面感知空间，是人们创造并使用物质空间的方式，包含了生产和再生产，体现了人们的各种物质实践活动，凸显了社会实践的空间本质。学校中的人（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等）、学校中的物（教学楼、宿舍楼、食堂等）及其他一切可视空间都属于学校物理空间的范畴[12]，也是教育在物质空间的重要体现。西南联大的物质空间生产指联大从长沙到昆明的地域空间迁移，对学校的空间物理存在形式进行加工、生产、组织和改造，进而生产出一种新的教育空间形态。 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应对时局，保存高等教育的命脉，国民政府制定了高校内迁政策。“当平津沦陷以后，北京、清华、南开三校奉令在湘合并开学，这时从北地陆续逃离出来的一千三百余个青年，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13]由于战时原因，教育空间由北平和天津转向了长沙，三校师生在长沙展开了办学实践，实现了三校联合办学。随着京沪杭等地的沦陷，战事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当敌机不断来湘轰炸，大家不能安心读书。为了获得更安全的教育空间，保障正常教学，“当局和教育部几番磋商，决定移滇，他们不得不离开了富有诗史意味的衡湘山水和耐人寻味的韭菜园，体强者组织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出发，体弱者分批经广州香港，取道越南入滇”[14]。湘黔滇徒步旅行团自1938年2月从长沙动身，在沿途空间进行学习如实践。师生考察了民情，领略了异乡风光。比如闻一多教授完成50多幅写生画，哲学教育系学生刘兆吉采集的民谣达2 000多首，后来编辑成书目——《西南采风录》。他们步行三千里，遍历名山大川，于1938年4月底安全抵达昆明，将学校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即西南联大。因昆明校舍不敷分配，便将文法学院和工学院拆散。理工学院设在昆明，学校由四川会馆、农业学校和工业学校三部分合成。文法学院设在蒙自，借用以前的海关旧址和一所希腊人开的洋行。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开学上课。新校舍建成之后，三个学院也迁回校本部，当年8月份又增设了师范学院。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投降，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4日正式宣告结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相继北迁复校办学。
教育塑造了一种特殊的地理形态，引领了地理空间的拓展。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自北平和南开迁往长沙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形成了教育空间的第一次转变，三校师生在临时大学这个学校空间内进行了仅一学期的办学实践。自长沙西迁昆明，完成了第二次教育空间变迁。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八年间，克服艰难的时局，对学校的空间进行加工、生产、组织和改造，完善了联大的学校空间，使之更有利于正常的教学。八年间联大办学也取得了硕果，发展为有5个学院（即文、理、工、法商、师范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的综合性大学[15]。师生在特定的物质空间内完成了教育教学实践，同时也生产出了一种独特的教育空间形态。
（二）制度空间的表征
“表征”是理解空间的重要维度。表征是指运用形象、语言等符号系统来实现某种意义的象征或表达某种文化的实践方式[16]。制度空间即“特定的地理区域中某个被建构并产生有效影响力或影响范围的制度”[17]。制度空间表征是一种构想的空间，是由专家和政府所支配的概念性空间，同时亦是一种知识权力的空间，是空间的主流秩序话语[18]。国家针对学校教育的各种政策、学校的规章制度等规范层面的空间属于学校制度空间范畴，作用于学校物理空间和制度空间[19]。教育空间无法摆脱制度对它的规制。
在西南联大教育空间生产的过程中，为了实践其构想中的空间表征，民国政府及教育部企图控制联大的空间形式和秩序。但联大师生并没有完全接受其控制，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与其进行抗争，这是实现反抗性的一种表征空间。1937年10月，教育部颁发了“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了校址的选择、经费的支配、院系的设置等，完善了长沙临时大学的建设与发展。1938年4月，国民政府通过了《平津沪地区专科以上学校整理方案》。为了发展西南高等教育，推进边疆文化繁荣，拟将长沙临时大学移设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20]。为指导战时教育，又制定了《中国国民党抗战救国纲领》和《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对学制、学校设置、师资、教材、课程与科系、训育、体育、管理、经费、学校建筑、行政机构、学术研究及审议、留学制度、邊疆教育、社会教育等做出了具体规定[21]。国民政府和教育部门针对战时高校的运行颁布了一些政策，西南联大遵循了这些政策，从而形成了制度空间。
抗战时期教育与舆论界的关系密切，教育就是舆论界的风向标。国民政府把教育作为控制社会的重要领域。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其以抗战的名义加强了对各大高校的控制，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欲实行统一的教学大纲，但却遭到了联大教授的强烈反对。教授们联合抵制和反抗，认为其干预了联大的正常教学，并对教育部的相关措施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教育部做出了妥协，允许联大教授根据需要设置授课的内容。1938 年 9 月教育部颁布《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将必修课限定为三民主义、伦理学和国文。西南联大虽然表面上遵守了这一条例，开设了三民主义课程，但是联大教授却抵制了授课方式和授课内容。“一度采用讲座方式，确定 10 个讲题，由三民主义教学委员会的成员轮流主讲。后改用交读书报告代替，实际上同学从未听过课，也未交过读书报告，但成绩单上这门课一律及格。”[22]1944 年，西南联大教务会议通过了《各院系修订课程意见书》，提出“三民主义一科目，一致拟请改为选修，不列入必修。伦理学一科，一致拟请取消”，“全部大学科目表，经此次修订后，拟请部中颁发各大学，作为规定课程时参考之用，而不作功令之用”[23]。联大捍卫了大学自身教学的自由。从空间生产视阈而言，西南联大的教育空间不仅是师生进行教学实践活动的场所，还是政府运用权力在教育空间内形成制度空间的表征。
（三）表征的社会空间
社会空间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表征的社会空间即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属于生活层面。西南联大师生在校园内进行教学、学习和生活，创生着各种社会关系。教育生活展布在空间之中，教育过程透过空间得以进行。教育生活中的教学、课程和其他活动，包括教育中的权力运行，都被嵌入到空间中[24]。西南联大具有强大的师资队伍，“各系教授皆为吾国学术界之蓍宿”[25]，为教学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例如，陈寅恪、钱穆、吴晗、吴宓、金岳霖、吴大猷和朱自清等著名学者在联大授课，他们治学态度严谨，讲授风格各具特色，深受学生们的欢迎。闻一多先生的庄子课，“屋里屋外挤满了人，闻先生语调深沉，富于感情，内容更是精湛博大。一部庄子，包括了古代学术思想史、文字学、社会发展史、辩证法，真可谓为‘左右逢源，头头是道’”[26]。在课程学习方面，联大实行学分制。大学四年，学生需要修满130个学分才能毕业。秉承着通才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尽可能掌握不同的学科知识，形成完备的知识体系，避免因过度的专业化学习而造成知识狭隘。联大学生读书的气氛极为浓厚，“图书馆之阅览室，曾可容五百余人，但开放时，室中无不满座。尤其在夜间开放之前，门前鹄候者尤众。其未得座位者，多至学校附近的小茶馆内花五分钱坐数小时借光读书”[27]。教育空间的生产和建构还表现在师生关系的创生、建构和再生产。联大教授以他们渊博的学问和崇高的品德博得了青年们的尊敬与爱护，所以“师生们和气一团。教授到馆子吃东西，一个不提防就会给学生结了数。学生病了，教授夫人曾出动来煮药”[28]，师生关系非常融洽。联大学生的课外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星期日是学生最活跃的时候，有的在早餐前去教堂做英文礼拜;有的邀几位朋友到西山上去旅行，或是到滇池划船;有的去观电影;有的参加学校歌咏队。无论哪种活动对于他们的身心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益处，在物质缺乏、环境恶劣的情形下，他们以精神来辅助，表现着充实的生命力。”[29]在抗日战争年代，民族命运和个人命运紧密相连，联大师生们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比如组织兵役宣传队，学校演剧募捐，街头宣传壁报，或是义卖等等”[30]。他们被赋予了时代使命，为抗战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社会实践产出了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形成后指导、制约着空间内的实践[31]。从自然空间到复杂的社会空间，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创造了新的空间，社会关系通过物质空间这个载体来表达，而空间反过来又塑造了社会关系。西南联大师生在社会空间内产生了各种共存性关系，这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三、对西南联大教育空间的思考
空间实践是一种空间化的社会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空间重构中留下痕迹。空间变迁在本质上是空间不断生产的过程，纵观西南联大教育空间的变迁——南渡北归，其实质是物质空间的实践、制度空间的表征和表征的社会空间三者的建构及其相互作用。当今高校亦可以借鉴联大所蕴含的大学精神及人文情怀。
（一）中国大学精神的形成与传播
中国文化自古积淀厚重，“清华如天的莊严，北大如海的包容，南开如山的镇静，这三种传统精神熔铸了今日的联大”[32]。“刚毅坚卓”的精神一直在滋养着联大的师生，家国情怀是他们的精神支柱。“终能兀然屹立，维持学校的真正力量，却在德高望重的教授。他们道德崇高，诚挚，热情，诲人不倦，以德化人，必要时以身讲道，以身殉道”[33]。联大学生也在最低的生活水平下，担负起民族的复兴大业。这种决心和情怀，也只有在战时的中国才能看到，他们靠的是心中的坚守和抗战必胜的信心。“联大的外表是多么贫乏和凌乱呵！然而唯其贫乏，才养成一种刚毅自信的精神。正因为凌乱，便产生许多自由独特的思想。这种精神和思想虽然显得松懈，却蕴含着无比的力量和沉默自动的作风，并在沉默中透视了事物的真象，分辨出是非。”[34]“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那一代教育者的精神底色，这也丰盈了联大师生们的精神空间，造就了西南联大的“刚毅坚卓”。联大刚毅坚卓的精神是其在抗战八年的动力，家国情怀一直支撑着联大的发展与进步。西南联大的精神内核于今日而言是一种大学精神的象征，奠定了中国大学精神的基石，促进了大学精神的形成与传播。当今大学更要凝练出自身的精神特色，大学精神是高校发展的灵魂，一个大学的精神是其发展的支柱，蕴含着其所坚持的发展理念，联大精神依然是当今高校精神的风向标。
（二）中国大学制度的形成
社会空间对三校建立的各种关系进行了重组或转换，让教育空间更加具有生产和建构的意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亲密无间的合作为联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蒋梦麟先生所说：“为什么只有西南联大可以这样由几个大学联合起来而不发生问题呢？原因无他，因为有民主。”[35]亦如冯友兰所言，“三校有不同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36]。三校合作之协和着实令人惊叹！联大虽受民国教育部管辖，但是其内部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为此在社会上赢得了“民主堡垒”的美誉。联大用常务委员会代替了校长主持校务，常委三人由三校校长充任。张伯苓先生年纪大，对内的一切事务由梅贻琦先生主持，对外的一切事务由蒋梦麟先生负责。由于他们的互信互让和相忍相成，促成了联大的“联而合”。三常委会以下有教授会，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推选出来的教授组成的。教授会是决定机关，常委会是执行机关，所以“学校的欲取欲兴，均决定于教授会”[37]。联大校园内弥漫着一股自由的学术气氛，重启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译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38]，促进了中国大学制度的形成，使之更为完善和民主。当今大学在其制度范围内存在种种弊病，“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实质在于权力的组织与分配，把握权力边界是大学制度的核心”[39]。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奠基石，维护学术自由是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40]。要突破现实困境，解决现存的弊端，西南联大的民主治理方式不失为治理高校的一剂良方，促进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和改革。除此之外，大学还需要建立良好的组织秩序，坚守其学术价值取向，引导和服务社会。
（三）中国大学合法性地位的确立
西南联大教育空间展现的不仅仅是地域上的迁移，更是教育在不同空间的实践，拓展了教育空间的外延。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就是师生们实践的载体，教育建构世界的同时也生成着新的教育空间。西南联大是一个拥有三千多学生的大学，是中国战时最高的学府，发轫于抗战的艰苦年代，西南联大在物质环境极端恶劣的情况下，在敌人不断的狂炸中，仍然坚强不屈，弦歌不缀。教育部为了保存教育的命脉，制定了西迁政策，在战时也尽可能给联大提供各种帮助。西南联大在抗战的八年间，虽筚路蓝缕，但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其坚持通才教育方针，八年多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翻开中国近数十年的记载，各界名人有多少是这里培植的”[41]。西南联大成功地完成了办学实践，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科研命脉，更孕育了人文情怀。“知识探究与传授是大学具有合法性的根本基础”[42]，西南联大获得了国人的认可，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确立了中国大学的合法性地位。大学合法性就是外部社会和内部成员对大学组织存在的认同及接受状态，也是内外合法性的统一[43]。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社会各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人才的支撑。自从大学取得了合法性地位之后，国家大力支持大学的创办与发展。近年来，我国着力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断促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发展战略，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也是教育空间的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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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付英华）
Reflections on Educational Space of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Production
BAI Li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French sociologist Lefebvre put forward the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linking space with society， expanding the extension of space， and also providing a new perspective of spatialization for education. Examining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the spatial connotation of education is also very rich. According to Lefebvres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space production” and “spatial ternary dialectics”， the educational space of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is the construction of material space practice， institutional space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space representation. Taking space production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cusing on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from the above three dimensions to analyze the production evolution of its educational spac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amin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educational space of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spirit， freedom， democracy， and humanity can provide mirrors for today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space production; Southwest United University; educatio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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