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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中国城镇化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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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推动着中国城镇化的迅速发展,中国进入了“空间崛起”的时代。然而,“空间的生产”也给中国城镇化带来了不少矛盾和问题。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理论为中国城镇化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方法。
  关键词:空间生产理论;城镇化;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9)05-0183-0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不断加速,推动着中国城镇化的迅速发展。由于农村的生产效率较城市低,因此大量资本、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转移到了城市,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是,城镇化的迅速发展释放了巨大的资本潜能,一方面带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矛盾:城乡发展不平衡、二元结构难以打破、房地产经济泡沫化严重。针对以上问题,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
  一、 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概述
  (一)马克思的空间生产思想
  从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能读出其诸多关于空间生产的思想,这也为之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打下了重要的基础。马克思认为空间的协调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空间障碍的消除可以大大提高商品的运输速度由此提高资本的增殖速度,以便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资本家致力于不断扩大市场,缩短运输时间,想要利用时间的缩短来消灭空间的障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伴随着空间的不断调整和整合。上述马克思关于空间思想的论述是马克思关于空间思想理论的“雏形”。
  (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一般提到生产,都会想到对实实在在存在着的物质进行生产。但物质生产仅仅是对生产理论的狭义理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在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以及空间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空间的生产”这个概念。“空间的生产”概念的提出,意味着生产不仅可以是对空间中的某一对象进行生产,也可以是对空间本身进行生产。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它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生产的过程,就是改变原有的社会空间关系和状态,并改善或者创造出新的社会空间关系。
  列斐伏尔在研究空间生产理论时将空间生产划分为三个方面:城市、区域和全球的空间生产。这三者不是简单地并列关系,而是一种递进和相容的关系。开始时,工业资本投入到空间生产中并将其作为资本运动的一种方式。但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狭小的城市空间不足以满足庞大的资本运动,因此资本突破了城市的地理界线,在各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进行空间的生产。更进一步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仅满足于城市之间,而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层次——全球层次,进行空间生产体系的构筑。这个资本运动的内在逻辑也印证了经济全球化以及城镇化的不断发展。
  二、 城镇化与“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
  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的本质是社会制度下的人造环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空间的构建和再构建就和机器的制造和改建一样,都是为了提高资本运转的效率以便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城市的发展是为了服务于资本运动、缓解资本积累的矛盾。
  顺应现代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城市在不断扩张,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实际上是资本的城市化,城市空间的不断生产是为了资本的积累以及剥削劳动力。资本的扩张需要人们生产出更多的空间,因此由过去在空间中生产转向了生产空间本身。此时,城市再也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静止的、社会关系的载体或容器,其本身也成为一种生产资料来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
  哈维曾在分析“资本循环”过程的模型中提出了一个三重循环的复杂体系,资本转移并通过城镇化空间生产获取剩余价值的本质也是这样,这个过程并非与工业资本时期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一致。具体来说:第一重循环也就是资本的初级循环,即资本投入到工业部门进行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资本处于自由竞争的环境,边际报酬是不断递减的,也就导致了工业部门的利润率下降,资本出现过度积累的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也就因此发生。为了应对这一危机,资本主义便将资本转而投入到城市的环境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来,由此进入了第二重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空间的生产暂时缓解了资本过度积累带来的危机,另一方面国家的金融机构、信用系统的不断完善以及国家的政策干预也为资本的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的平稳完成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但是,危机的解除只是暂时性的,很快在第二循环的过程中也由于资本的过度积累而使投资机会很快饱和,于是资本开始进入到第三循环,也就是投向教育、科技、卫生和福利事业等。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为了能使资本更大程度的增殖,在空间资本无限积累的本性下,资本在这三次循环中进行有选择、有节奏的投资使得空间生产开始异化,因此带来了空间生产的狭隘性,造成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和陷阱。
  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深化了对空间生产的理解,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的生产的转变,能清楚地分析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发展,也能够充分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的空间重构过程。因此,深刻理解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体系,有助于我们从本质上理解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并能够科学的把握和处理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机遇和难题。
  三、 中国的城镇化与“空间生产”
  (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
  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把握经济发展的机遇,我国进入了“空间崛起”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能有力的解释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为研究我国城镇化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
  为了更清晰的理顺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到1990年。在这段时间,我国工业化刚刚起步,因此主要是依靠工业来推动小城镇的发展,这一时期城镇化伴随着工业化迅速发展。第二阶段是1990年至今,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主要是土地、住房商品化和市场化改革的过程。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为了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资本主义将危机向非资本主义区域输出,与此同时知识资本也由“西”向“东”不断转移。在上述背景下,中国承接了不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产业以及中低端制造业,并凭借我国人口、资源等优势,加速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了城镇化的发展,使我国迅速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并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可以说,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的本质,就是承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转移,并将资本、土地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过程。其次,我国是全球化发展体系中后发的国家,经济、产业结构等的内在特点都需要我们重新确立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因此,土地流转、空间的拓展、空间实践等空间生产运动应运而生。此外,我国的生产和消费在结构和方式上也有了极大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空前繁荣,商品在量与质上都有着空前的提升,我国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升级,而空间消费逐步渗透到居民的消费理念中。空间的生产不仅能够扩大内需,其在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方面也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空间的生产备受重视,他是我国实现新的经济红利的重要动力源泉。   (二)我国城镇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迅速发展,但通过回顾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一些经济、社会等问题也与之相随相伴。
  在“工业推动小城镇发展”阶段,出于国家资本积累的需要,资本从效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投向效率较高的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因此被不断压缩。与如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城镇化的发展并没有缓解农业“内卷化”的生产方式,农产品的生产、流通、消费和分配并没能完全进入市场,没有能够发挥市场的活力,仅仅是为了政府资本积累的要求进行运转。可以说,农业部门的存在很大意义上是为了服务于工业部门的积累和国家的汲取。由此,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有据可循,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选择进入城镇工作。然而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他们的身份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导致我国很多地区都出现“半城镇化”这一特殊阶段。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另一个阶段,即空间迅速发展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如此迅速主要是由于各种空间构成要素(例如土地、建筑等)不断商品化。国内外的过剩资本在中国的城市中不断集聚,大量的资本由前述的初级循环转向次级循环,大量资本投入到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中,促进了城市的扩张,然而也带来了投机的盛行。中国的投机主要发生在房地产行业,房地产行业的利润率急剧提高,吸收了大量的过剩资本,而金融资本的虚拟化导致虚拟经济逐渐与实体经济脱节,经济运行泡沫化的趋势日趋严重。因此,城镇化过程中对住房有着“刚需”的居民成为这些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和间接受害者。资本在房地产业的不断积聚,导致“新城”“造城”运动的不断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城市空间过度扩张,空间生产过度膨胀,出现了“泡沫化”趋势,也导致了一系列城镇化的危机和矛盾。
  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资本的过度积累,但是在这中间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控制和调节的角色,政府对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生产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特有的户籍政策是中央政府为了对劳动力流动进行宏观控制而推出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通过提高城镇化率来提高本地的竞争力,城镇的发展成为真正的经济聚集地。各地方政府通过让利减税、降低土地出让金等吸引投资,同时,企业和个人出于投资收益最大化的考虑将资金投入收益率最高的房地产中。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包括空间、资本和政府共同参与的交织作用下,表现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政府在GDP与财政收入等的政绩压力下,盲目地将空间本身作为资本积累和增殖的生产对象,忽视了空间生产对社会秩序的消极影响,因此导致空间无序蔓延、空间正义缺失和空间承载不足等问题。
  四、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城镇化在资本全球性流动这一外部因素和空间、资本、政府这三重内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符合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研究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资本主义的城市化实际上是利用空间这一生产要素,将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暂时缓解,此时空间的交换价值大于其使用价值,而政府发挥的作用较小,主要还是服务于私有资本。与之不同的是,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城镇化的发展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镇化道路,要致力于充分发挥空间的使用价值,而政府在这中间要承担起调节和控制的重要作用,要以人为本,将工作重心放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上来。
  我国要走新型城镇化的道路,在这个关键阶段,需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与城镇化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过程进行合理扬弃,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资本循环的重构、空间使用价值的回归、空间增殖利益的共享以及空间公平和正义的实现等方面入手,建立一套激励相容的包括城市规划、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财政税收、土地、住房和户籍等在内的政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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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马雪莹,女,江苏徐州人,南京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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