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龙、唐昊：大学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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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守志业
　　《同舟共进》：大学是许多高三学子既期待又感到陌生的地方，许多高三学子在进入大学后往往感到难以适应。两位当年求学时的心情和状态是怎样的，现在的发展符合当年的规划吗？
　　陈金龙：我是1981年上大学，当时全国的招生规模是27万，包括中专、大专，所以当时能上大学很不容易。我上的是湖南师范大学。当时想，只要能考上，跳出农村，甚至是只要能吃上“国家粮”，就是最大的幸运。当年最迫切的心情就是要改变身份，从农村走出去。那时要改变命运只能靠读书。说实在的，我考大学时还是懵懵懂懂的，当时各方面的信息很少，可选择的空间也不大，对于后来的发展应该说没有太多规划。师范院校可选的专业也不多，我学文科，无非就是历史、中文、地理、政治几个专业，所以最后就选择了政治教育专业。到了大三，要面临选择——是考研还是毕业。当时毕业还是包分配的，大家都会有单位，但我选择了考研。我想，考研对以后的发展会好一些。1985年我考研时，全国招收研究生的学校和专业也不是太多，我还是选择留在湖南师大继续深造。
　　我觉得人生实际上是很难规划的，人的发展有很多偶然因素。我研究生毕业后就留在湖南师大。我觉得根据自己的性格，还是适合当老师，当时能分配到机关，但我没去。这些年来我就经历了两个单位，从1987年毕业到1994年在湖南师大工作了7年，然后1994年从湖南师大来到华南师大，至今25年。我觉得自己现在和当年的自我期望基本是吻合的，当大学老师相对比较自由，可以更主动设计自己的发展。
　　唐昊：我在选择大学时有非常明确的专业选择方向，因为我从高中开始就对政治还有政治理论特别感兴趣，所以我在所申请的大学里全都报了国际政治专业，要么就是政治学或政治教育，最后进入了东北师范大学的政治教育系。东北师大是一所老牌大学，学术氛围很浓，特别是在政治、历史、文学等文科领域。因此，无论是从个人的成长，性格的成熟还是学术功底的积淀来说，这段求学过程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感到以学术为志业是我的追求。马克斯·韦伯说，搞政治和搞学术是两条不同的人生道路。当时我也做了这样的比较和选择，最终觉得还是做学术比较适合自己的性格，所以就去读了本校的政治学研究生。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择，那个年代研究生还非常稀少。我把从事的工作按照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个是职业，你把它当作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第二个是事业，你真正想在这里有所作为、干出一番事业;第三是志业，志业是值得用一生去追求和守护的志向。我在读研期间确立了今后要以政治学研究作为终生的学术追求，一直坚持至今。
　　《同舟共进》：众所周知，学术的道路漫长且艰难。作为学术研究者，两位最深刻的研究心得是什么？
　　陳金龙：有三点。第一是坚守，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做事情还得要有毅力，有毅力才能坚持下来。我1985年开始进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研究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但到现在还默默地耕耘和努力，没有放弃。我之所以在这个领域有一点影响力，坚守是最大原因。第二是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老师不能仅是知识的接受者，而应该是知识的创造者。要论接受知识，学生有很多途径，但老师要高于学生，那就要有创造力。在高校，我不太主张老师只搞教学，还是要做研究。做研究不能老是跟在别人后面，要真正站在学术前沿，引领学术发展，要把学问做好，得到大家认可，那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研究领域、研究方向，要有自己的阵地。有的人喜欢“打游击”，什么都能做，结果什么也做不好。所以这些年我还是尽量开拓研究领域，包括1990年代对中共宗教政策的研究，后来博士论文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教关系的研究，以及近年对中共纪念活动史的研究，应该说都有一定开拓性。第三是从事马克思理论研究要有一种现实关怀，要关照现实，对现实保持关注度和敏感度，最好能把现实和研究领域相结合，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才会获得创新。
　　唐昊：我的兴趣比较广泛，喜欢以问题引领，而不一定局限在某个特定领域，可能在很多交叉领域产生问题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像国际政治经济学、历史政治学、公益慈善研究，都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甚至会亲身参与实践，去解决现实问题。不过，即便以问题引领，试图回答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必须要去深耕某一领域。我同意陈老师所说的，无论是做交叉研究，还是做某个领域的研究，深耕是必须的，要以这个领域的知识体系为根基。如果每个领域都浅尝辄止，就像陈老师说的“打游击战”，那么即使是交叉领域的问题，也不可能深入研究下去。
　　《同舟共进》：两位以过来人和老师的身份，对于新生该如何适应大学生活和学习有何建议？
　　唐昊：我觉得现在是大学去适应新生，因为新生代表着社会的新鲜血液和力量。现在的新生不像我们上学时的年代。那时很多人都是从一个很封闭的教育环境甚至是很封闭的乡村或小城市来到大城市的大学里，中间有一个身份转化过程;同时，所生活和经历的环境也会一下子从封闭状态转换到五光十色、眼花缭乱的世界，所以是需要去适应的。但现在的新生在上大学之前经历的东西可能就已经很多了，他所掌握的信息，对世界的认知，包括对于大学的认知，还有对自己的认知，可能都不是我们那时所能比拟的。因此，适应大学生活应该不是一个问题。反而是他们进来后会做一个比较，用自己心目中的大学标准对照真实的大学面貌，他们会看出很多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学要适应新一代大学生的需求。
　　实际上，整个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40年里都在发生变化，都在进行改革。大学教育与其他领域相比，虽然也在变，但幅度其实是比较小的。因此，大学要理解自身和社会之间的差距，理解自身有什么是该变的，什么是不该变的，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包括在师生关系、教学内涵及教学方式等做更多变革性探索，才能跟上时代，跟上学生。
　　陈金龙：我觉得新生要适应大学生活，首先要明确大学究竟是什么，来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学生要认清大学是一个涵养知识的地方，主要任务还是学习，如果不好好学习，而是忙着学习之外的其他事情，本末倒置，将来一定会后悔。第二，大学是一个修炼品德的地方。学生在这里还要提升品格或者说道德修养、精神境界，这是很重要的。不要进了大学就变成了“佛系青年”，年轻人要有活力，要积极进取。第三，大学还是一个提升能力的地方，比如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甚至社会交往能力、协调能力等。第四，大学是学生走向社会的起点。学生从这里开始学习步入社会、走向社会，大学阶段就要开始了解社会，慢慢去适应社会，通过社会实践、实习的机会，学会如何融入社会。 　　在大学四年期间，学生首先还是要静下心来读书。在高考以前，学习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功利性，而大学阶段读书相对来说自由一点，功利性不那么强，是学习的最好时间。所以应该把这四年充分利用起来，读一些自己专业的书，读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读一些修身养性的书，把文化素养、专业素养提升起来。理科的同学也是如此。理科生要做实验，动手能力要强，基本的理论知识更要有储备，因为做研究创新不能不以基础理论做根基;也不要急于写东西或发表文章，要在积淀的基础上创新。即便大学能把学生带到科技前沿，倘若学生没有足够深的功底，还是走不了太远。
　　唐昊：我补充一点，在扎实的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上，大学生尤其要有一种思维能力提升的意识，这应该是学生要培养的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这种思维能力的训练需要学生对很多习以为常的现象、说法提出独立思考后的问题，然后以问题为引领，在试图回答问题的过程中积累知识体系。同时，在与他人讨论问题的过程中，从不同视角接近最真实的答案，这样相互激发、脑力激荡的过程会促进认知能力的提升。
　　认清自己才做选择
　　《同舟共进》：不少大学生在临近毕业的关口总是感到迷茫，毕业生应该如何安排发展路径？
　　陈金龙：我觉得有条件且日后想在更好平台上发展，还是鼓励考研。现在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这种趋势个人无法改变，很多单位的就业门槛是研究生，本科就进不了这个门，对以后的发展有很大限制，所以我主张只要有能力，家庭条件许可，还是多读三年书。我认为，现在本科教学质量和以前相比还是有些欠缺。原来都是精英教育，一所大学，像当年我读湖南师大时，一届本科生就招千余人，老师围着这些学生转，研究生就更少了。现在老师投在学生身上的精力是不够的，相对来讲，学生的质量、老师的投入都有所下降。
　　至于出不出国，我觉得因人而异，因专业而异。有些理工科专业，国内确实和国外有较大距离，若能联系到比较好的学校，那当然可以出去;但国内有些A+学科的国际排名也不差;还有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得更加慎重，像研究中国历史、中国语言文字，最好的平台就在国内。所以不要盲目地出国，表面上看，的确在国外拿到学位了，但那个学校的水平实际还不如国内，这就没有必要出去。另外，我觉得学成后还是得回国。我感到很可惜的是，现在国内一流大学培养的部分学生，出国后回来的很少。这对国家来说是人才流失，最好的人才给了别人，国与国竞争时就很吃亏。所以鼓励大家出国时要有导向，就是对国家要有自信，对我们的学术学科也要有自信。我覺得和原来相比，中国的国际地位、综合能力有很大的提高。
　　至于在选择专业领域时，当然还是尽量往前沿走，但有时也不要盲目凑热闹，一些冷门专业未必不好。比如大家都觉得考古专业很冷门，学的人也少，但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恰恰不错。第二，选专业要根据自己的能力，在原来的基础上选择。再者，还要考虑国家发展的需要。现在很多学生出国都选择学商科、学经济，过于集中，学成后也未必有利于发展。
　　唐昊：我觉得，学生在做是否读研，是否工作，找什么工作，是否出国等这类决定之前，首先要非常清楚地认识自己。实际上，所有选择都应该在对自己有了非常准确深刻的认知基础上，包括自己的能力体系、兴趣爱好、性格趋向等，再结合外部条件去做选择。很多学生在毕业时感到迷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认不清自己。你在这四年里，有没有形成一种结构性的能力，有没有特别擅长的方面，如果有，那么该如何选择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在这四年里，你有没有通过大量阅读，对某个领域培养了浓厚的兴趣，如果有，那么在是否考研乃至考什么专业上，都会非常清楚;在这四年中，你的外语水平提升得如何，对国外有没有一定认知，国外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这些都会成为是否出国的重要考量依据。之所以认不清自己，是因为内在没有积累起真正的内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要别人给你答案，不如自问，自己究竟积累了什么，回答清楚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就回答清楚了将来要走什么路。
　　如果单纯从选择的角度看，我倒是建议本科阶段出国。因为国外的本科教育是比国内的要强一些。但在研究生教育阶段，国内外好的大学所应用的教学方式其实都差不多，导师水平的差距也不是那么大。刚才陈老师也提到了，本科教育和之前相比其实还是有些欠缺，生均教育质量，生均所能得到的教育资源和老师的关注程度，可能都没有以前高。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在学校里其实没有什么学业压力，很多精力在读书之外消耗掉了。而国外的本科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像国内20年前的本科教育——学生所承受的压力非常大。
　　我在国外教过本科，每门课都要给学生布置大量的Presentation、论文以及大量作业。比如下个月我要让学生讨论伊拉克战争是否正义，就会让他们去读美国国会有关这个问题的辩论记录——有100多万字。学生要读下来才能做Presentation，去维护某个议员的观点，做分析，然后展示给同学们，接受质询。类似这样的课，一个学生一学期顶多选四门，能选五门课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每门课都学得非常透彻、深入。因为为了这门课，他要阅读大量文献，写大量东西，进行研究性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即使学生上大学的第一天一无所知，但这样四年下来，他已经成了一个知识体系非常丰富的学生，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很多课是他自己选的，他会积累起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所必备的知识。
　　我的老师在我上学时说过，要成为一个学者至少要读两亿字，但我看美国本科学生四年至少能读到七八千万字，已经成了半个学者。所以，如果有交换留学的机会，本科生可以到国外去体验一下他们的教育模式。至于研究生教育，如果出国，我建议主要学的不是知识积累，而是思维方法，学习人家怎么研究问题，怎么提问，怎么容纳不同观点，做文件检索时怎么做批判性梳理。这种研究性思维的养成是研究能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大学生要有情怀
　　《同舟共进》：主流的观点认为，大学教育应该以通识为本，专识为末。请问两位，大学教育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大学教育应该培养出怎样的人？ 　　陈金龙：大学的最高目标当然是培养一流人才。首先要有知识，知识是能力的基础。第二要有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批评能力等，没有能力，死读书，也不行。第三要有情怀，要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有一种关怀和情怀。第四要有担当，年轻人没有担当，国家和民族就没有希望，没有未来，自己也很难有好的前途。现在很多学生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欠缺，采取回避的态度。
　　唐昊：我同意陈老师的说法，特别是责任担当这一块。20多年前，大學没有扩招前，大学生普遍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当时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享有更多社会资源。相应地，他们也觉得应该对社会负有更多责任，本身有一种精英意识，所以会有精英的社会责任担当。现在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弱化了，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大学教育已从精英教育变成了平民教育。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原来的方式去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效果不一定好。我认为，如果要激发当下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要从他们作为一个公民这样的角度来切入会更好一些。
　　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他也是应该去承担责任，包括对家庭的责任，对自己成长的责任，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今天社会上的许多问题，包括像食品安全、环境保护、个人成长、社会公正等，都需要普通人参与。一个普通人只有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面对和帮助解决社会问题，才能被称之为公民。而也是在此过程中，会慢慢培养出一种责任感，你会感到，社会上的事和我是有关系的，我需要去做点什么。美国精英阶层常常会让自己的小孩去做志愿服务、社会服务。在做这种服务时，比如在为贫困人群服务的过程中，小孩子天生有同情心，自然就激发出社会责任感。在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我们要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就应该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去。
　　谈到通识教育，过去十年，华师的通识教育体系我都有参与设计。我认为，通识教育应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样对学生的培养才会起到作用。通识教育是相对于专业教育而言的，现代社会分工体系越来越密，人们的分工越来越细，这意味着大学教育的专业也越分越细。在这种情况下，人可能在某个狭窄的知识领域终生进行着片面性的成长，而通识教育就是强调打破专业区隔，以问题为导向，回应困扰人生的那些根本性、终极性的问题，建构一个人在现代社会的通用知识体系。这对于现代公民的养成是非常重要的。这十年来，我一直非常重视通识教育，华师的通识教育已进行了三波改革，现在初步构建了以七大板块为主体的新的通识教育体系，包括文化传承、文艺修养、社会研究、科学思维、道德推演、多元文化和创新创业。它基本包含了人文学、社会学、自然学科的知识领域，更加强调三者之间的知识关联。对于学生来讲，这能建构出一个比较完整的现代社会知识体系。若再加上学生在某个领域专深的知识钻研，就能使知识立体化。这是我们希望培养的人才——既是专才，也是通才，既把握专业知识技能，同时又能提出和回答根本性、终极性的问题。
　　《同舟共进》：思想政治相关的课程贯穿大学四年的学习。一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能感到这些课程比较枯燥、晦涩。对于这一现象，老师在备课和教学过程中是如何应对的？
　　陈金龙：思想政治理论课占的分量比较大，现在大概占了1/10的学分，贯穿大学四年，一系列的课程对于学生的成长确实很重要。现在的学生是比较感性，知道很多东西，但未必清楚深层次的内涵，所以我上课时还是主张把道理讲清楚，不管生不生动，学生喜不喜欢，我首先让他们理解和接受。思政课还是要坚持以内容为王。第二，要针对学生的思想困惑来解释问题，看他们关心什么，想了解什么，进而进行解答。第三，要结合历史和现实来讲道理。完全空对空进行理论推演，学生也不感兴趣，所以要有一些历史乃至现实的案例来说明。现在教学的手段和方式很多，图片、影视材料也可以放到思政课堂上，呈现方式、表达方式可以多元化。
　　唐昊：我觉得把课上好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有专业支撑，专业基础打得好，自然而然就会有东西出来。老师要相信学生来到学校是想要学东西的，老师如果没有专业基础作为背景，就提供不了这些东西。当老师的专业基础非常深厚，就能告诉学生一些他们闻所未闻的知识，让学生从多元角度去思考问题，从而得出新鲜的结论，那么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爱听这门课，会感受到这不是知识灌输类的课程，在这个课程中能真正有所收获，而且会和老师形成思维上的真实互动。
　　教育将迎来全新模式
　　《同舟共进》：两位老师在校园深耕多年，早已桃李满天下。听说一些学生都比较“怕”陈老师，因为陈老师比较严厉。可否与读者分享一些与学生交往的经历？
　　陈金龙：其实我内心对学生还是很关心的。在华师教书，我最大的困惑是好学生可遇不可求。多年前我去清华大学，感慨清华大学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能把最好的学生招到门下，聚天下英才而教之，老师指导学生做研究，可能一点就通了，学生有时甚至反过来促使老师提高水平。我见到学生时为什么比较严格，就是因为对他们的现状不是太满意。我也常会把学生召集起来，要他们汇报自己的最新进展，很多学生没什么进展，还老找客观原因，那我就不高兴了。学生们说每年教师节聚一次，我觉得也可以，但不是简单地吃吃饭。我会把所有已毕业的、在校的学生都召集起来，一是让他们之间相互认识，二是让他们自我汇报这一年的进展。如果有困难，能帮他们解决的，我都想办法解决。同时督促和激励他们，让他们有所作为，不能混日子。学生毕业了，经常敲打一下，对他们的成长会有帮助。
　　唐昊：我觉得和学生交往感受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那时我们的年龄虽然有差距，但不是很大，也算是准同代人。那时学生的综合素质还比较高，特别喜欢提出问题，然后讨论，求知欲非常强。那段时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带的辩论队。那时，学生要打辩论赛，团委、学生处就提供场地给我们集训，我和学生每天探讨各种辩题。我把1990年代末国际大专辩论会的两位最佳辩手，西安交大的郭宇宽和中山大学的王世军请来给大家讲辩论，还请了校内优秀的专业老师来辅导，把有经验的师兄师姐请来做他们的对辩。每次集训几乎都要探讨到深夜。这段时间，学生和我亦师亦友，感受特别好。也是我带队的那几年，辩论队的成绩不错，2009年取得过全省冠军。十年后还有队员说，这是华师辩论史上最为货真价实的冠军。对了，直到去年，辩论队很多老队员在接受采访时都还记得我这个教练，不约而同给我发微信。因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以及对于真理的渴求，让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同舟共进》：近年来，教育的形式不断推陈出新，一些线上课堂走红，请问两位如何看待“网红课”？
　　陈金龙：“网红课”比较适合一些内容相对成熟固定的课程。比如历史的或纯知识性的课程，做成线上课程或慕课，传播面广，大家学习也方便，甚至还给老师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舞台，这是可以的。但思政课如果做成“网红课”，就会遇到较大困难，因为很多内容在不断变化，一些提法在不断创新，可能课还没做好，一些提法又变了。所以我不太主张思政课做成网课。说实在，要做线上课程，老师要投入的精力很多，投入的经费也多，但做了之后马上又过时，这就值得慎重考虑了。
　　唐昊：对，我跟陈老师的感受一样。我的专业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但国际政治形势瞬息万变，今天的分析可能下周就有点过时了。我也开了网课，但开的是思维方法方面的课程，告诉大家如何进行批判性思考，如何进行创意性思维、系统性思维等，这些是不会过时的。在制作慕课过程中，我有很多感受，对于在线教育有了全新的认识。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方式到现在为止已不能承担很多教育目标，或不能实现很多教育目标，而随着5G和其他方面技术的成熟，线上教育迎来了越来越大的发展契机。我相信未来还会有非常多的教育产品被开发出来，而它所取得的效果不仅是对传统教育的补充，甚至能改变现代人的学习方式。目前的线上教育产品还处在一个粗糙的阶段，优质内容尚未呈现。无论技术发展到什么程度，对教育来讲，最重要的始终还是内容，所以我现在所做的就是探索线上教育产品、线上教育内容的开发。我想，在技术加持、社会结构变化、年轻人需求变化，以及吸取知识方式变化的情况下，未来的教育一定是一个全新的模式。我心目中的教育，是一种可以作为志业的存在。而在新的时代，我坚信教育的未来将是那么美好，而我想站到最新的模式前面，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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