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工业革命4.0与“超级权力”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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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长松
【摘要】历史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生产关系。伴随着工业革命4.0的兴起，技术进步被限于资本逻辑之中，资本增殖则被置于技术座架之上，技术权力与资本权力进一步融合生长诞生了“超级权力”。“超级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工业革命4.0的“催化剂”和“膨大剂”，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智能制造产业的普及提供了智力和资本支持;它又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麻醉剂”和“腐蚀剂”，“超级权力”在带来巨量超额垄断利润的同时，也成为资本主义国家“食利主义”和“保守主义”大行其道的经济根源。
【关键词】工业革命4.0 技术权力 资本权力 “超级权力”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0.30.016
在后金融危機时代，各主要工业国都把发展实体经济、重振制造业雄风作为摆脱经济危机困扰、淘汰落后产能和抢占国际先进制造业制高点的基本战略。为此，2012年，基于“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概念，美国政府率先推出了《美国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2013年，基于“工业4.0”（industry 4.0）理念，德国政府推出了《德国工业4.0战略》，英国政府发布了《英国工业2050战略》;接下来，日本和法国政府也相继出台了“机器人新战略”和“未来工业战略”。2015年，作为新兴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也适时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把促进“两化融合”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上述情况表明，第四次工业革命或是工业革命4.0时代已经到来。本文从技术哲学和产业哲学的视角对伴随着工业革命4.0而兴起的“超级权力”进行逻辑分析与历史考察，试图阐明作为技术权力与资本权力融合生长的产物，“超级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工业革命4.0的“催化剂”和“膨大剂”，又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麻醉剂”和“腐蚀剂”。
“超级权力”是技术与资本融合生长的产物
不要说技术权力与资本权力，就是技术与资本本身，也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首先，技术不是从来就有的，技术是伴随着原始人打制的第一块石器、制作的第一枚骨针、钻木取得的第一簇火种而产生的。“技术是实现自然界人工化的手段和方法，人工自然的意义也可以说是技术化自然或技术的意义。”[1]人类之所以要实现技术化生存，是由于人的生理局限使人必须生活在人工自然而不是天然自然之中。换言之，人只有通过技术化生存，才实现了从猿到人的转化，最终形成了人的类本质。其次，资本是在私有制，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确立起统治地位之后才出现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说成是超历史的范畴，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2]不能把资本简单等同于物，也不能把技术简单等同于资本。“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3]最后，技术权力与资本权力都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过程中确立起来的。权力是政治学范畴，是主体意志的集中体现，一般可理解为个人或组织支配他人或他组织的力量。因此，资本（技术）权力就是资本（技术）所有者或使用者能够支配或控制他人的力量。资本和资本权力是直接同一的，即有了资本同时就有了资本权力，就可以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凭借资本权力就可以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4]技术与技术权力不是直接同一的，技术权力是随着资本或资本权力的诞生而出现的，是以专利权的申请、保护和转让为标志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主要是一种改造天然自然和创造人工自然的物质力量，和人与人之间的支配与控制关系无关。“人们对自然的这种支配力，只是构成技术权力的基础或要素，并不等同于所谓的技术权力。只有当对自然事物的这种支配或控制进入社会场景，触及到他人或他组织的利益时，才可能转化为技术权力。”[5]所以，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才有了权力属性，以至于只要我们谈及某种新技术，就想到现实利益。
历史上，技术权力和资本权力一开始是独立运行、各行其道的。但很快二者在对方的身上都嗅到了类似于“荷尔蒙”的气味：资本的“逐利性”发现了技术的“潜利性”，即先进技术可以提高劳动率，不仅可以通过缩短个别劳动时间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而且可以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榨取相对剩余价值;要想把技术的“潜利性”变现则需要大量的R&D（研究与发展）经费支撑，当高技术带来高回报的同时，也具有高风险的特点，这就决定了能够担纲“风投”大任的不可能是普通投资者，只能是大资本家。然而，技术权力与资本权力彼此吸引、互相利用，最终融合生长出“超级权力”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这个过程与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四次工业革命相生相伴、如影随形。表1对历史上四次工业革命进行了比较说明，[6]有助于我们理解“超级权力”的前世今生。
工业革命1.0（industrial revolution 1.0）开创了“蒸汽时代”，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工业革命的序幕。通过工业革命，资产阶级不仅建立起以蒸汽动力技术为核心的机械化生产体系，而且确立起资本家和资本权力在工业社会中的统治地位。所以，“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7]在工业革命之前，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还没有形成一个阶级，资产阶级手中还未掌握国家政权，因此，资本权力或财产权力是很弱小的，根本无法与政治权力或国家权力相抗衡。由于“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政治权力还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等办法来捉弄财产”。[8]但是，工业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君主和地主的统治，资本成功地俘获了政治权力而成为近现代社会权力架构中的主宰者，大肆攫取剩余价值。因此，“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9]工业革命还第一次赋予了技术以权力的属性，使技术不仅体现着生产力，而且表现着生产关系，参与到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中来。“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10]不同于工场手工业生产过程直接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机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要服从于技术和工艺学原理。工业革命1.0接近完成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超级权力”的萌芽。1800年，大厂商马修·博尔顿和大发明家詹姆斯·瓦特联手成立博尔顿—瓦特公司，合伙进行蒸汽机的改进和制造，这也许是历史上资本权力和技术权力（主要是专利权）第一次结合的成功案例。所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果是，“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11] 工业革命2.0（industrial revolution 2.0）开创了“电气时代”，人类走进了以电力生产和消费为主的时代。这一时代横跨被称作“科学世纪”的19世纪下半叶和“技术世纪”的20世纪上半叶，科学技术化和技术产业化的步伐显著加快，出现了科学—技术—产业一体化的趋势。工业革命2.0是资本权力大放异彩、资本逐利性充分显现的时代，就连技术权力也要屈服于资本权力，科学技术已经从科学家、发明家最初的个人喜好变成了资本牟利的工具。从1875年爱迪生建立门罗公园实验室，到1925年贝尔实验室的成功运作，工业实验室已经成为技术服务于资本权力的有效形式，它把市场（M）机制引入到R&D过程中，形成了R&D&M新机制。由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大大缩短了劳动时间，“现实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这一点也由大工业所揭明——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同样也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上”。[12]过去是工人借助于简单工具直接面对劳动对象，而现在是工人通过机器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以流水线大批量生产为产业范式的“福特制”，是这一时期技术从属于资本增殖目的的典型案例。
工业革命3.0（industrial revolution 3.0）开创了“信息时代”，借助电子和信息通讯技术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以“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为标志，科学研究已经从过去的“小科学”进入到“大科学”、技术研发从“低技术”进入到“高技术”时代，其特点就是“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相应地，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开始服务于技术权力，社会权力从以亨利·福特为代表的资本家手中逐渐转移到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等“知本家”手中。“人们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倚重知本而不是物本;逐渐地远离物本，不断地深入知本，从而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13]工业革命3.0开创了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时代，为了给高成长性中小型新兴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创业板市场或二板市场应运而生。目前，美国的NASDAQ（纳斯达克）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创业板市场，包括微软、英特尔、苹果、谷歌等大批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在内，NASDAQ成为资本服务于技术权力，从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成功案例。
经过三次工业革命，技术与资本也经历了彼此相对独立、技术从属于资本、资本服务于技术三个阶段，技术权力和资本权力相互渗透、融合生长。但这种生长始终是外部发育，资本和技术都没有放弃各自独立权，资本家和知本家各司其职。真正意义上的“超级权力”产生于高技术与巨资本在大企业内部的高度融合，诞生于工业革命4.0（industrial revolution 4.0）建立起的“智能化社会”。“工业革命4.0的本质就是以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产业范式为基础，以智能技术（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工业机器人等）为主导产业技术建立新的产业范式，通过虚拟网络—实体物理融合系统（Cyber Physics System，CPS）将资源、信息、实体以及生产者和用户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创造出智能化的新型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14]工业革命4.0开创了一个“万物互联”（Internet of Everything，IoE）时代，在彻底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实现人—机—网互联互通的同时，也彻底解决高科技企业融资难和高技术成果转化难等问题，实现技术—资本—市场的互联互通。“在这场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变革中，各大科技巨头是主力军，无论是国外的Google、微软还是国内的BAT，在人工智能的研发、应用上都遥遥领先，继续成为执牛耳者。这些科技巨擘无一例外也都是资本巨头，而资本与技术的进一步结合无疑会形成新的‘超级权力’。”[15]“超级权力”的诞生势必对工业革命4.0的走向和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超级权力”是工业革命4.0的“催化剂”和“膨大剂”
除了历史的因素，技术权力和资本权力能够融合生长为“超级权力”，还有内在机理。这就是技术与资本都具有自然（生产力）属性和社会（生产关系）属性二重性。任何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技术都有二重性。所谓技术的自然属性是指在运用技术变天然自然为人工自然的过程中，无论是作为劳动手段、劳动资料还是工艺流程，技术都必须要遵循自然规律。技术的自然属性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了构成技术的根本要素是自然科学。所谓技术的社会属性，是指人们在运用技术变革自然界的过程中，要严格地受到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任何技术的产生，都要依赖于社会需要的推动;任何技术目的的实现，也要受制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社会条件。技术的社会属性反映了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技术的发展方向、规模和速度都要受到社会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的影响。技术与资本有着天然的联系，“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16]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主要是发挥其使用价值的功能，成为创造人工自然的必要手段，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竞相采用科学技术的目的主要是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增殖。技术从表现人的类本质蜕变为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帮凶，已经成为少数大资本家压榨工人，甚至挤压中小资本家利润空间的武器。
所谓资本的社会属性就是资本的本质属性，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总是通过大量货币和各种人工物（机器、厂房、设备、工具……）表现出来的，“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17]然而，资本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它必须固定在某种人工物上，这是资本的自然属性，即资本的技术构成。马克思把生产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c）与可变资本（v），“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18]资本家对利润或剩余价值的追逐，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c：v）实现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19]为此，资本家总是需要不断提升技術装备水平，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技术与资本都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不仅展现了改造自然的生产力，而且展现了改造社会的生产关系，二者呈现出高度的同构性。因此，“超级权力”之所以可能，既是基于技术的资本逻辑，即技术进步以价值增殖为目的;也是基于资本的技术逻辑，即价值增殖以技术进步为手段。而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是工业革命3.0以来愈演愈烈的技术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技术化。如果说技术资本化是指技术发明和创新是以资本增殖为目的，按照获取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需要而调节自身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了技术的社会属性;那么，资本技术化就是资本按照技术发展的规律布局和运转，以更多更快地获取利润或剩余价值，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了资本的自然属性。“进入现代信息社会，技术与资本开始深度结合。一方面，技术日趋资本化。技术创新成果通过进入市场而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科学与技术一体化，因技术创新与科学创新一样需要设备和实验室等方面的投入，这些离不开资本的支撑。”[20]资本权力在与技术创新结合的过程中如虎添翼，而技术权力在沦为资本获利工具的过程中如鱼得水;技术在为资本牟利的同时，资本也在支撑技术不断发展。技术权力与资本权力深度结合、水乳交融，最终形成高技术—巨资本“超级权力”，并且催生了工业革命4.0。
工业革命4.0的发生，绝对不仅仅是技术和产业内在规律自发的结果，同时也是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社会建构的结果，“超级权力”发挥了“催化”作用。工业革命4.0的目标就是建设智能化社会，工业革命4.0的任务就是建立“智能工厂”和实现智能制造，而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就是人工智能（AI）。与工业革命3.0的核心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不尽相同，人工智能不仅“烧脑”，而且“烧钱”，这就意味着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执牛耳者都是拥有科技巨头、优秀科研人员和巨量资本支持的“超级权力”。根据大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发布的《中国研发经费报告（2018）》披露，2016年，进入全球企业R&D经费前20强的都是“超级权力”的代表。除了排名第一的大众汽车（136.72亿欧元）以外，分列第二至第七的谷歌（128.64亿欧元）、微软（123.68亿欧元）、三星（121.55亿欧元）、英特尔（120.86亿欧元）、华为（103.63亿欧元）、苹果（95.29亿欧元）等企业都是人工智能研发领域的领头羊，也是实现智能革命的排头兵。中国企业当年R&D经费总额为12144亿元，占中国R&D经费总额的78%;仅华为一家的R&D经费就高达825.68亿元，占中国企业R&D经费的7%，这个数字超过中国全部境外上市企业的R&D经费总和;2016年，华为的营收为5216亿元，研发占营收比重也达到15.8%。上述指标不仅促使华为成了唯一入选全球企业R&D经费20强的国内企业，而且在这些巨量资本的投入下，华为无论是芯片业务、基础设施业务，还是终端业务都捷报频传，挺立于全球5G时代的潮头。由此可见，“超级权力”真正实现了技术与资本、创意与试验、样品与产品的良性循环，建立了一种“自催化”机制并推动着工业革命4.0深入发展。“超级权力”对应用研究领域的技术创新效果尤其明显，近年来，我国高铁站和飞机场各种人脸识别系统的快速普及、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自动程度的显著提高、手机支付对传统支付方式的全方位替代等，都是“超级权力”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运作的结果。
智能制造的核心技术是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绝不仅限于智能制造，在“超级权力”的“膨化”作用下，工业革命4.0将智能触角伸到了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众所周知，中国互联网的三大“超级权力”BAT也是中国人工智能研发的三巨头。百度控制着中国近80%的搜索市场，每天的访问量约为33亿次，被稱为中国的“谷歌”;阿里巴巴是亚马逊、易趣和PayPal的复合体，占中国电子商务总额的80%;而腾讯经常被用来同脸书（Facebook）进行对比，凭借微信和QQ在中国的社交网络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正是凭借“超级权力”的巨大辐射力，百度在2013年就建立了自己的深度机器学习实验室，成为世界上首批在人工智能领域从事研发的公司之一。百度在机器学习，图像、声音识别以及无人地面交通方面先期投入超过29亿美元，在北京和美国硅谷开设了8个实验室，有近2000人从事人工智能项目研发。腾讯拥有一个由25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研发团队，也建立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实验室。他们以大量的数据为研究基础，这些数据是腾讯自己从数以亿计的顾客那里获取的，现正就内容开发、在线游戏、社交和云服务方面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案。作为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公司，阿里云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大量的工作，推出了具有行为识别、流量预测和情绪分析功能的全新平台Alicloud ET。除了BAT以外，其他大型电子产品制造商，如小米、华为和海尔都在积极地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不仅为建立全新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巨大的资源，而且还打开了全新的市场。正是在这些“超级权力”的运作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中心之一，不仅拥有大型技术公司和巨量资本，而且产品直接服务于各类发达的工业领域和日常生活，正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警惕“超级权力”这把“双刃剑”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资本既具有积累财富的一面，也具有积累贫困的一面;技术和产业既能创造人工自然以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又能打破生态平衡威胁人类的生存发展。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带来上述好处的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社会风险，包括会导致未来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导致人类对机器产生“类人”的依赖感，最终将对人类存在性（主体性）造成巨大威胁。因此，“人工智能技术的‘利人性’是技术自主性的彰显。但也正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类人性’特点，使达到自主化奇点的技术可能出现‘反人性’倾向”。[21]再比如，工业革命4.0在创造新的岗位和工作的同时，却以更快的速度消灭岗位和工作，蓝领工人继续被边缘化，结构性失业难以避免;“私人定制”的个性化商品和服务在给消费者带来便利和满足的同时，仍然难以摆脱商品拜物教的控制，消费过后陷入更深的虚无和焦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使人们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延长，但移动互联网（4G/5G）技术也模糊了工作和休息的界限，使本该属于劳动者的休息时间和空间受到工作挤压。所以，“只要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资本积累逻辑下诞生的类似工业4.0这样的技术新进步并不能让全世界的劳动者获得真正的解放。工业4.0时代仍然是少数拥有‘技术权力’和‘资本权力’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场”。[22]自从工业革命1.0以来，全球性的技术鸿沟就开始产生，以后的历次工业革命也都成为鸿沟加深的“帮凶”，因此，工业革命4.0未必能带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而“超级权力”对于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也未必都是助推器，我们要特别警惕“超级权力”对技术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 “超级权力”的消极作用来自于“垄断”。在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之下，必然引起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垄断，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进入20世纪，随着生产集中和垄断的发展，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融合生长出了金融资本;在金融资本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不仅能够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甚至能够控制国家政权的垄断资本家（集团）——金融寡头。金融寡头控制了大量的社会财富，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实际上的统治者。“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并且享有实际垄断权的金融资本，由于创办企业、发行有价证券、办理公债等而获得大量的、愈来愈多的利润，巩固了金融寡头的统治，替垄断者向整个社会征收贡赋。”[23]进入21世纪，金融资本迫切需要在具有垄断性质的高技术中找到新的获利能力，而高技术的研发也日益依赖金融寡头提供的风险投资。所以，“超级权力”也是生产集中、资本集中和知识集中、技术集中的结果，高技术大企业凭借“超级权力”能够获得更高的超额垄断利润，从前的金融寡头则进一步转变成集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技术资本于一身的“超级寡头”。“超级寡头”不仅控制了产业、市场、银行等物质生产（服务）部门，而且控制了大学、科研机构等知识生产（服务）部门，进而控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行政与司法部门。早在1890年，美国国会就已经通过了《谢尔曼法》，美国因此成为世界上较早执行反垄断政策的国家之一。众所周知，实行反垄断政策的目的就是要对市场垄断、企业兼并和短期价格协定等行为实行严格限制，从而保护消费者权益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但近些年来，在实施反垄断法的具体操作中，美国政府更多地考虑到维护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不仅对美国企业兼并（如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的合并）采取容忍的态度，而且对那些分割市场、操纵价格的垄断行为（如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和高通公司的手机芯片的垄断定价）也不予追究。最为典型的就是世纪之交轰动全球的反托拉斯案——微软垄断案。“2001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作出裁决，驳回地方法院法官在前一年6月作出的将微软一分为二的判决，但维持有关微软违反反垄断法行为的判决;2002年11月，美国司法部和微软达成协议，联邦法院迅速批准了这一解决方案。”[24]从微软垄断案的判决可以看出，随着工业革命4.0时代的到来，美国的反垄断政策也要为“超级权力”和“超级寡头”服务，目的是进一步维护美国的整体国际科技竞争力。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表面上打的是“贸易战”“资本战”，即美国坚持认为对华贸易逆差，在双边经贸交往中“吃了亏”，并对华采取单边加征关税措施。实际上，美国将“华为”及其70个关联企业列入美方“实体清单”，禁止“华为”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从美国企业获得元器件和相关技术，表明这还是一场“高技术战”。美国不仅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也是典型的技术帝国主义，即资本权力通过技术权力巩固自己的垄断地位进而实行技术殖民统治。美国要想继续维持自己在高科技领域全球霸主地位，势必将“超级权力”的垄断功能发挥到极致。
“超级权力”的消极作用来自于“保守”。在获得垄断利润的同时，势必引起保守、停滞和腐朽，这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了进一步提高金融资本的盈利能力，一方面，在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推动下，以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垄断资本开始“脱实向虚”，通过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巧取豪夺，资本权力以惊人的速度膨胀着，而实体经济所占比例和资本利润率双双下降;另一方面，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社会生产和生活也日益数字化和虚拟化，同时握有数字技术和巨量资本的“超级寡头”打造了各种各样的数字平台。这些数字平台借助最初的资本投入，免费吸引厂家、商家和用户使用，也免费获得了本属商业机密和私人范畴的大量数据，实现了“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旦完成了“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即实现了平台对用户的目标锁定和用户对平台的路径依赖，“超级寡头”便马上从“烧钱模式”转向盈利模式，开始下一轮的资本扩张。“在今天的世界资本市场上，叱咤风云的不再是那些从事实体生产的产业资本家，甚至金融资本也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而Google、苹果、Facebook、Twitter、微软等更重视数字资本的公司成为这个世界潮流的主导，而他们占据的就是处在数字资本主义金字塔尖上的一般数据。”[25]因此，“数字资本主义”成了今天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数字资本”是继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之后的新型资本权力，工业革命4.0时代的“超级权力”就是数字技术和数字资本的合体。当虚拟经济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数字资本取代了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不劳而获”或“少劳多得”势必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分配原则。“超级寡头”对广大民众的剥削被完全隐蔽在非物质劳动即数字劳动背后，“超级寡头”不需要为数字劳动支付任何报酬，数字劳动成为垄断资本主义一种新的剥削形态。“金融资本对其他一切形式的资本的优势，意味着食利者和金融寡头占统治地位，意味着少数拥有金融‘实力’的国家处于和其余一切国家不同的特殊地位。”[26]假如我们把“金融”替换成“数字”，列宁在100多年前作出的上述论断仍然成立。不可否认，在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舞台上，美国依旧是握有“超级权力”最多的超级大国，凭借强大的资本和技术实力处于特殊的国际地位。但是，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日益走向保守主义、孤立主义和逆全球化的道路。历史上的四次工业革命推动人类生产方式从手工业生产到机器大工业生產再到智能化生产，引起全球社会分工，形成全球商品、金融和技术市场，使世界各国经济紧密相连。美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凭借手中的“超级权力”，美国占据全球价值链顶端，通过出口技术含量高的商品获得超额垄断利润，通过进口大量质优价廉的商品维持较低的通胀率。本届美国政府频频挑起贸易摩擦，甚至在外交、科技、军事诸多领域大兴保守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深刻暴露出其深陷“丛林法则”难以自拔。最根本的错误，就在于只想享受“超级权力”带来的收益，不想承担维持“超级权力”运行的成本。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马克思产业哲学思想及其新时代价值研究”和江南大学基本科研计划重大项目培育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018SJZDI007、JUSRP1804ZD）
注释
[1]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3页。
[2][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3、724、130页。
[5]王伯鲁：《技术权力问题解析》，《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年第6期，第42页。
[6][14]万长松、张茜萌：《产业进化论视野中的工业革命4.0》，《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6、15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30页。
[9][10][11][12][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188、188、196、356～357页。
[13]曾国屏：《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产业哲学》，《哲学研究》，2006年第8期，第7页。
[15]刘伟：《智能时代的“超级权力”诞生》，《国家治理》，2019年第1期，第23页。
[17][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2、23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07页。
[20]王治东，曹思：《资本逻辑视阈下的技术与正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年第2期，第63页。
[21]王治东：《人工智能风险性刍议》，《哲学分析》，2017年第5期，第36页。
[22]王淑芳：《工业4.0：技术资本对人的惩罚还是救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6年第2期，第146页。
[23][26]《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2、148页。
[24]傅钧文：《当代美国竞争优势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7期，第71頁。
[25]蓝江：《一般数据、虚体、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主义的三重逻辑》，《哲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32～33页。
责 编/肖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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