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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背景特征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孙文晖 段江娇

  摘 要:以深市2015—2017年全部上市公司中的1 853家样本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最优标度(Optimal Scaling)和Ordinal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实证研究并分析现代资本市场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相关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高管的平均学历和外籍高管占比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评价等级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平均年龄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评价等级呈现出十分显著的负相关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高层梯队;高管背景特征;信息披露质量;高管国籍;高管年龄
  中圖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0)09-0122-06
  引言
  在现代资本市场和经济体系中信息披露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安排,在规范现代市场主体的商业行为,深化投资者与资本市场交流联动机制,减轻现代市场信息失真与信息不对称问题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自2007年1月30日起,我国开始实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并且配套执行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与上市公司监管条例。自此,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规范化、法制化、透明化的现代股市运转核心原则得以充分维护和展现。与此同时,也促进了股市公平、公开、安全、高效,进而有效维护了广大投资者利益,捍卫了股东的合法权益。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我国资本市场目前的现状主要表现为各类型、各层次、各产业的上市公司所披露信息的内容、程度以及相应的质量差别较大。这就意味着在促进各上市公司有效进行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同时,必须加大对其强制性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鉴于此,深圳证券交易所为了对各上市公司的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做出有效的监管和优化,致力于督促上市公司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地披露相关信息,并做出必要、全面、综合的相关引导与评价,从而营造出高质量的现代资本商业运营环境。
  在公司进行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作为一个核心主体不仅会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影响公司信息披露的水平,而且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司信息披露的失真比例和内容质量。目前来看,与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与公司绩效和企业战略之间的关系领域,并且大部分偏向于研究独立主体,而缺乏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结果评价等级方面的具体及系统性的研究。本文在前人关于高管背景特征变量选取的基础上加入了高层管理者的国籍,着重探讨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评价等级之间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政策展望与相关建议。
  一、文献综述
  第一,文献回顾。纵向来讲,对于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方面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国内外学术界均起步较晚,且其研究视角和范畴相对比较有限。现行最早可以追溯到的研究成果是Hambrick和Mason在1984年提出的以公司管理者特质为核心的“高层梯队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既定的、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影响下,公司的管理者只能在既定的且有限的管理视野中进行选择性的观察。同时这也印证了公司管理者特质诸如其所对应的商业价值观、感知能力、认知层次等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公司的重大战略经营决策,以及相应的绩效质量与层级。在此基础之上,国内外学者针对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的大量相关研究也逐步展开。概括而言,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研究范畴:一是公司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商营绩效的联动关系研究。二是公司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对其战略抉择与并购变革之间的影响效应。如,杨林、芮明杰(2010)对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的特殊性对企业价值关系和其战略变革进行了全面、完整、系统的理论分析。三是公司高层管理者对其产权性质的异质作用。如,沈维成(2018)实证研究了在国有与私营两种不同产权性质下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相关背景特征与其现金持有之间关系。四是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差异对创新投资与沿革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如,修浩鑫、张文静、张炳发(2018)依据创业板符合筛选条件的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样本,着重阐明了上市公司创新投资与专利研发在高管背景特征因子变动作用下的效益层次。
  第二,文献评述。现行的大多数相关文献中,其着重关注公司信息披露的被动程度以及由此引致的公司未来业绩预告,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嵌套和体现着企业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意识。具体来讲,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缺陷方面的信息披露也成为相关分析与研究的主要切入点(安玉琢等,2019)。傅传锐等(2018)在沪深两市中选取符合相应研究条件的高科技创研公司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影响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水平的相关因素中,高层管理者的年龄呈显著负相关作用,而其学历水平和任期变动则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张复生、马胜男(2016)通过研究发现,高管背景特征对于信息披露内容和行为方式的质量都具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在高管背景特征变量中加入了职业和工作背景。杨世鉴、于礼(2014)相关实证研究分析发现,上市公司关于业绩预期的披露动机之于高层管理者的背景特征有着十分显著的相关关系。池国华、王钰(2018)根据存在内部控制缺陷的特点要求选取相应的上市公司样本进行因子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机会主义行为在其内部控制缺陷过程中的发生概率之于高级会议召开频率、薪酬激励以及受教育水平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
  通过比较已有的相关文献和相应的研究视角,我们可以发现大量的研究主体之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综合评价与影响方面的论述与分析则相对比较稀少,并且研究的着重点在于信息披露考核结果的现状、制度变迁以及评估体系等方面,并没有很充分的延伸性研究。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前人的一些研究成果中,大多关注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信息披露考核结果评价等级与其他独立主体的研究范畴。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则给予了较少的侧重。而本文在选取高管年龄、学历变量的同时,将国籍也作为高管背景特征的替代变量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之上,研究其对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评价等级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这些变量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深度、广度变化中的特殊作用。   第一,学历与信息披露考核评级。学历的高低体现出了高管所接受教育的水平和层次。作为上市公司的核心阶层,高层管理者的综合知识素养和教育密集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该公司的发展前景和未来战略选择。高管的学历水平作为最直接的测度指标,也直观的代表了管理者的专业素养和认知能力。通常情况下,较高的学历水平使得高管具有更广泛的专业阅历和知识储备,提升了高管在工作实务之中的应对能力。高管在接受到更高层次教育的同时,也接受到了新的思维运转模式。并且,高层次的学历水平使得高管更易具有新型的商业思想,也更易对公司相关信息进行披露和公开,在创建良好营商环境的同时对相关资源和信息進行整合和处理,从而引领和探索公司健康透明与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高管的平均学历越高,信息披露的质量越高;高管的平均学历越低,信息披露的质量越低。
  第二,年龄与信息披露考核评级。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的年龄彰显着高管本人的职业阅历,与此同时也体现着个人的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程度,这也决定了高管年龄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评级。较年轻的高层管理者职业心态更加乐观自信,而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也倾向于选择更加自由与开放的模式。与此同时,也会更倾向披露公司的相关信息,提升公司各项事务的透明度。而相比之下,较为年长高层管理者的思维保守性相对较强,其维持商业经营现状的意愿也更强烈。在进行公司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受限与个人体力与精力损耗,并且更加注重维持公司与个人的声誉和名望,所以不会在促进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评价等级提升的过程中发挥较为明显的积极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高管的平均年龄越小,信息披露的质量越高。高管的平均年龄越大,信息披露的质量越低。
  第三,国籍与信息披露考核评级。国籍作为一个身份标签,不仅代表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渊源和商业倾向,也更印证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历史悠久性愈强,文化厚重感越浓,其根植于人们心中的封建和固化思想的影响也就更加显著。拥有本国国籍的本土高管在公司管理过程之中思想相对比较保守,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并且不善于增加公司相关信息的透明度。而与之相对应的拥有欧洲以及北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籍的高管不易受到封建保守思想的束缚,具有更强的创新和变革精神,并且其接受的开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则熏陶和感染,更加注重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提升和管理的开放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高管团队中欧美籍高管比例越高,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越高;高管团队中欧美籍高管比例越低,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越低。
  三、数据样本与变量构造(研究设计)
  第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5—2017年深市全部上市公司作为初选样本,在此基础之上有选择性的筛选剔除了ST公司及*ST公司样本、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样本、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样本,最后共计得到1 853个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进行研究分析所用到的深市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相应数据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深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评价等级的相应数据来自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官网。
  第二,高管界定。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中还没有对于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形成统一、普遍以及具体化的确认和界定。大体来讲,公司和企业高管团队是指由公司的高层管理者所构成的群体,他们通常在掌握公司核心资源与信息的同时担任着重要职务。具体而言,一般由CEO、CFO、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总经理、副总经理,以及直接或间接向他们负责和汇报工作的高层管理人员共同组成。
  第三,变量定义。首先,被解释变量,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评价等级。深圳证券交易所自2001年以后为了对上市公司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宣布实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制度,并根据其优劣等级依次设定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层次,其分别以A、B、C、D予以表示。其次,解释变量。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并且在分析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前提下结合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本文拟采用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的国籍、年龄、学历(教育水平)作为上市公司高管背景特征的标识变量。最后,控制变量,包括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盈利能力、公司规模(见表1)。
  第四,模型设定。因为本文所采用的被解释变量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评价等级,其以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分别以1分、2分、3分、4分进行赋值,所以该变量是一个有序多分类变量。所以,本文采用了最优标度(最优尺度回归)和Ordinal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具体的回归方程表达式为: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以明确地看出,高管的平均学历为3.289,大体处于大学本科以上水平,整体而言的学历水平相对比较高,高管们大都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因为可以判断其拥有较为完整的理性经营理念。高管的平均年龄为47.476,显示出我国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团队整体来讲年龄较为适中,拥有着一支年轻、有活力、而且极富商业创造力的高管团队。而且从数据的统计中也可以看出高管平均年龄的最大值为67岁,而最小值仅为32岁,表明高管团队兼具了商业阅历丰富和年轻干练的双重特点。高管中的外籍高管占比为0.022,此数据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团队中拥有欧美外国国籍的高管数量十分稀少,仅占高管总数的2.2%,而与之相对应的本国国籍高管则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也体现出当下我国高管团队的多元化程度整体而言处于十分低的层次。
  (二)相关性分析
  在针对本文的相关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与研究之前,我们必须要就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与此同时还应计算出相应的容忍度和VIF(方差膨胀因子)进行判断,以免导致整个模型的估计失真或者精确性降低。在表3的Pearson相关系数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关性,但其相关系数总体来讲均位于0.5之下,各相关系数整体来看都比较小。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计算而得的VIF值最大不超过3。综合以上各指标可以判断出在此模型中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本文的一些理论分析和模型设定在第三部分根据几个相应的解释变量提出了四个相应的理论假设,而本文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表5中第(1)列、第(2)列、第(3)列、第(4)列分别是采用最优标度(Optimal Scaling)方法将shzhenmark对Education、Age、Nationality分别进行回归。第(5)列表示根据Ordinal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将所有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同时加入模型进行回归。从表中数据可以得知,高管平均学历、高管国籍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评价等级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平均年龄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评价等级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高管的平均学历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评价等级具有极其一致的正相关关系。平均学历越高代表着整个高管团队更高层次的专业知识素养与认知能力,同时也能够最直接地体现出相应的商业阅历和高水准的思维模式,更高的学历水平对于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评价等级的提升具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本文的假设1得到验证。
  本文的一大创新之处就是在解释变量之中引入了高管国籍变量,它度量的是欧美等发达国家高层管理者在整个公司高管团队中所占的比例。北美及欧洲等众多地区相比我国有着更加完备的金融秩序和资本市场,在信息披露领域的发展也是其领先着国内市场的层次。引入较多的外籍高管可以通过人才效应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从而为本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注入活力。由表5所显示的数据可以得知,高管国籍变量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评级成正相关关系,并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因此,本文的假设3得到有效验证。
  高管平均年龄越小,代表着其拥有着更多的精力、活力和商业勇气,以及更加灵活、干练的经营思维方式。并且年轻高管拥有较为强烈的风险倾向,不甘于维持现状,善于创新和开拓进取。在进行商业运作与经营的过程之中也表现得更加勇敢和自信,这也会促使公司的信息披露表现出高质量和精准性。因此,本文的理论假设2得到验证。
  而在控制变量方面,表5显示上市公司的产权性质、盈利能力、以及公司规模对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信息披露考核结果评价等级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公司的产权性质越偏向于国有,则本公司的信息披露的内容、质量和等级也就越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一方面可以为企业带来大量的合法合规利润,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企业自有资本不断升值,进而提升其资金扩张的广度与深度。它不仅代表着本公司的总负债和总资产规模,同时也体现着收益额的多少和高低程度。公司盈利能力的不断增强,也愈加彰显了公司旺盛的活力与生命力,其发展也显得更为强劲,这对公司各项事务和相关信息的业务透明有着很大的正向影响,从而也提升了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评级;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其拥有的各类核心信息就也广泛,所掌握的各类重要资源也就越多,公司也更易于多渠道、多方式地接受现代化的经营和管理理念,在综合运用各方面资源和优势的条件下,进一步优化其对于公司各项业务及流程的管理和营运,如此也会促进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进而提高相应的信息披露考核结果评价等级。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并购重组、上市年龄、股票收益率、外资股东规模、公司成长性等,并且进行了重新回归,其结论基本保持不变。二是改变本文解释变量的计量方式:将高管平均年龄和平均学历变量按照其所属层级重新进行定义和赋值,即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龄为25岁及以下赋值1,26~35岁赋值2,36~45岁赋值3,46~55岁赋值4,56岁及以上赋值为5;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学历为大专以下赋值为1,大专及以上—本科赋值为2,本科及以上赋值为3。将这两个采用了新型计量方式的变量放入模型之中进行检验,其结果与表5基本一致,其结论基本保持不变。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研究结论。本文基于2015—2017年符合条件的1 853家深市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最优标度(Optimal Scaling)和Ordinal 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并分析研究了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于其信息披露考核结果评价等级的相关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学历和高管国籍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结果等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而高管年龄和高管性别则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核結果评价等级具有反向作用,但是高管性别的作用并不显著。本文突破了以往研究仅局限于公司高层管理者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孤立范畴局面,高管国籍变量的加入丰富了现有研究框架。研究结果也表明,外籍高管的加入以及数量的增多对公司信息披露考评结果的提升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第二,政策建议。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且结合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在此提出几点对应的政策展望与相关建议:一是企业应该选聘出具有更高层次学历、认知能力、风险承担意识的高层管理者,这不仅能够最大程度地提升上市公司高层管理者团队的业务开拓与商业营运能力,而且对于公司相关信息披露的综合评价以及质量提升也有着极大的良性推动作用。二是公司应该对于本公司高管的年龄结构进行合理分配,在维持一定数量老成持重的较高年龄高管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为公司高管团队注入相当数量年轻、富有创新精神、善于开拓进取的高层管理者,使得公司高管团队兼具商业阅历丰富和年轻干练的双重特点。三是要引进和聘任具有丰富商业阅历的外籍高管,以融合其先进的商业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以促进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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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aking 1853 sample enterprises of all listed companies in shenzhen city from 2015 to 2017 as research objects,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d and analyzed the effect of the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of top managers in modern capital market on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quality of listed companies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optimal scaling and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ver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of senior executiv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foreign senior executives and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ssessment results of listed companies.The average age of senior executive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evaluation level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ssessment results of listed companies.On this basis,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some constructive policy outlook and Suggestions.
  Key words:High-level echelon;executive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information disclosure;executives nationality;executive age
  [責任编辑 刘兆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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