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水平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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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根据可获取数据测算了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承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以来，中国国际贸易的碳排放水平，包括出口贸易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用本国替代法和进口来源国筛选法分别估算了进口贸易的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并基于此得出中国国际贸易净碳排放水平。此外，还计算了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脱钩水平。基于以上测算结果，从总量、结构、强度、脱钩程度四个维度分析了中国国际贸易的碳排放水平演进趋势。
　　关键词： 国际贸易 碳排放总量 碳排放强度 贸易绿色化
　　中国国际贸易的规模和结构是影响中国总体碳排放水平的重要因素。当前国际上关于碳排放的权威数据都是基于中国整体的碳排放水平，其他相关公开研究成果也通常只计算个别年份的国际贸易碳排放水平。为总结我国国际贸易碳排放水平的历史变化趋势，本研究测算了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跨度约25年的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水平。
　　一、研究概述
　　（一）研究背景
　　1.资源环境约束下低碳经济的兴起。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在日内瓦召开，人类第一次提出“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将导致地球升温”的警告，自工业革命以来不断增加的化石能源使用量和由之产生的全球气候变化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 Future-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1]）中首次提出“低碳经济”这一概念。随着全球气候变化、资源能源约束趋紧，人类逐步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化石能源经济模式转向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主的低碳经济模式，低碳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世界各国纷纷把低碳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碳关税、碳足迹、碳标签等贸易壁垒和隐性贸易壁垒的设置，引发了国际贸易条件和贸易格局的变化和调整。
　　2.中国出口型经济推动其成为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通过国际贸易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等方式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分享经济全球化红利。出口型经济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也令中国付出了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的巨大代价。90年代开始的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中国作为世界最主要产业转移承接地，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或高碳产业，中国成为世界碳转移最大场所，并自2005年起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碳排放第一大国。
　　3.碳排放问题使中国在国际贸易及国际气候谈判中面临巨大压力。近年来中国的国际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国际产业中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中国承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也陆续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流动。但现有研究认为，中国依然以生产高碳、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加工品的出口贸易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为主，巨量碳排放和碳泄露并未得到有效遏制。2015年末，中国签署《巴黎协定》，自愿承担减排责任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巴黎协定》取消了“自上而下”统一确定减排责任的机制，将基准减排量的确定权交由各国政府，同时也使规定国家责任、监管各国遵约情况面临更多挑战。如无法履行缔约国减排责任，中国势必在后续气候谈判会议中面临摩擦与争议。而高碳导向的出口型经济，使低碳减排成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在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中必须面对的外部约束，也使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面临巨大压力。
　　（二）研究意义
　　1.新形势下厘清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水平变化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跨国直接投资萎缩、制造业回流等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全球贸易、投资、产业格局面临新一轮重构。此外，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污染防治攻坚战、蓝天保卫战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明确指出中国要“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中国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减排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而现有关于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水平测算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数据老化。绝大多数现有实证研究数据选自2010年以前，而近十年国际贸易条件、贸易结构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基于最新数据的实证研究目前十分缺乏，这直接影响了对于当前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水平及演变趋势的定性和定量判断。因此，应厘清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水平变化趋势，给予国际贸易在中国碳排放问题上的负面言论以有力回击。
　　2.为中国国际贸易在环境污染问题上重新正名。随着中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提升，中国国际贸易与我国碳排放水平显著正相关的关系是否已产生扭转？出口贸易是不是造成我国高碳排放的最主要原因？研究旨在基于最新可获得数据，计算国际贸易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并揭示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演变趋势，为中国国际贸易在中国环境污染问题上重新正名，这也将赋予本研究积极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直接碳排放和隐含碳排放三个维度全方位考察中国国际贸易的碳排放水平，进而探讨我国国际贸易进程中产生碳排放的责任分担问题。目前国际社会划分碳排放责任主要基于两个原则，分别是生产者责任原则和消费者责任原则。生产者责任的雏形最早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污染者付费原则”[2]，造成环境污染的单位和个人，有责任对其污染源和被污染的环境进行治理[3]，根据这一原则，一个区域“应当承担其地域界限之内所排放CO2”的污染责任，当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和《京都议定书》等均按照生产者原则核算一国碳排放量[4]和碳排放责任。然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高速發展，消费品生产地和最终消费地之间分离普遍化，分离程度日趋加深，仍按照生产者责任界定碳排放责任会掩盖国际贸易和国际产业转移下的碳泄露问题，引致发达国家更积极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碳产业。基于此，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净碳出口国对“生产者责任”的公正性提出质疑，并提出了“消费者责任”的观点。消费者责任遵循“谁消费谁负责”的原则，将国家之间的碳排放按照SNA中最终消费的核算原则分配给消费者所属国家[5]，由此将碳排放责任的争论焦点从商品生产国转移到了商品消费国。 　　因此，若单从生产者责任讨论，只需要测算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水平。但基于消费者责任讨论时，由于最终消费地和消费品生产地的分离，一国既有对国外进口的消费品的消费，也有向国外消费品的出口，因此对进出口贸易都要进行测算，进而才能计算一国净碳排放水平，这也是本研究之所以对进出口的碳排放水平都进行测度的原因。此外碳排放的口径还有直接碳、隐含碳之分。所谓“隐含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其的定义是“商品从原料的取得、制造加工、运输，到成为消费者手中所购买的产品这段过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6]，即不仅包括生产环节的直接碳排放，也涵盖了运输等其他环节的间接碳排放。相比之下，“直接碳”只衡量某种产品或服务生产过程中的直接碳排放。
　　二、国际贸易碳排放水平测算方法
　　（一）测算出口贸易直接和隐含碳排放水平
　　其中EXCO2t为第t年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量。研究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分行业数据来自UN Comtrade数据库（1992-1997年）和Trademap数据库（2000年-2015年）。两数据库中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几乎完全相同（差异处于10-8量级）。服务贸易数据从2005年开始统计。此外上述数据库中所得数据均是按照HS分类，研究借鉴并改进张晓平[7]的方法，对HS商品分类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对接。分行业直接碳排放强度与隐含碳排放强度由研究测算得到。测算结果如下（表1）。
　　（二）测算进口贸易碳排放水平
　　理论上测度进口贸易的实际碳排放水平需要根据进口来源国的投入产出表、能源消耗量等数据测算。但由于我国与世界上近百个国家都有贸易往来，获取全部相关数据难度大、耗时长，因此实际计算中普遍采用中国国内各行业碳排放强度进行替代。“本国替代法”所得结果虽为虚拟值，但可以把握我国进口贸易的碳排放趋势，因此仍有一定意义。需要指出的是，陈迎等[8]研究发现，由于中国从发达国家进口产品的附加值较高，“本国替代法”会较大程度地高估我国进口的碳排放水平。为此，本研究除依据“本国替代法”测算进口贸易碳排放水平外，也根据中国主要进口来源国的碳排放强度测算，并对两种方法所得结果进行比较，以求更准确地把握进口贸易的碳排放情况。
　　1.本国替代法。第t年i行业进口贸易的直接碳排放量（）可通过下式计算：
　　 2.进口来源国筛选法。根据中国主要进口来源国的碳排放强度以及分大洲进口金额，估算进口贸易的碳排放水
　　平。我国进口主要来源于亚洲，其次为欧洲和北美洲，三洲进口额合计占比连续22年保持在80%以上，代表性较强。因此，分别用三洲的进口金额乘以该洲主要进口来源国和地区（日本、欧盟、美国）的碳排放强度，估算中国从三大洲进口隐含的碳排放量，再除以三大洲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额的比重，得到中国进口贸易的碳排放量。日本、欧盟、美国的碳排放强度由碳排放总量/GDP总量得到。碳排放总量数据来自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数据库，GDP总量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orld Economic Outlook数据库。测算结果如下（表3）：
　　（三）测算净碳排放水平
　　净碳排放原是生物学的概念，反映一定时间内特定区域的生态系统的生物碳吸收输入与碳排放输出的收支状况[9]，后被用以衡量进出口贸易的净碳排放，即“净碳排放量=进口贸易碳排放量-出口贸易碳排放量”。若结果为正，说明进口贸易的碳排放量高于出口贸易的碳排放量，即一国通过进口，将本该在本国生产所引致的碳排放转移给了其他国家，发达国家往往出现这种情况。反之，进口贸易中碳排放量小于出口贸易中碳排放量，表明该国虽在本国生产过程中排放了大量碳，但最终产品和服务却被国外消费者享用，常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测度进口贸易碳排放用了两种方法，因此净碳排放量也依据两种方法测算，并作比较。考虑到“进口来源国筛选法”不存在直接碳和隐含碳之分，假定直接碳和隐含碳排放量均等于测算所得进口贸易的碳排放量。测算结果如下（表4）：
　　（四）脱钩指标的构建与测算
　　1.脱钩指标的构建。脱钩原是物理学概念，后被OECD用来形容阻断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或者二者变化不同步[10]。根据弹性变化程度的不同，脱钩分为相对脱钩和绝对脱钩，其中相对脱钩指表征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相关指标变化方向一致，但二者变化不同步。而绝对脱钩指表征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相关指标变化方向相反。研究计算了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总量对出口贸易额的弹性系数：
　　其中△CO2/CO2表示出口貿易直接碳排放量变动的百分比，△EX/EX表示出口贸易额变动的百分比。同理也可得到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强度对出口贸易额的弹性系数：
　　其中△Wt/Wt表示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强度变动的百分比。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对出口贸易额的弹性系数，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对出口贸易额的弹性系数计算方法与之类似。进一步根据脱钩弹性系数的正负和大小，可将脱钩模型分为不同的状态。研究借鉴并改进Tapio的脱钩模型[11]（表5）。
　　 三、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水平变化趋势分析
　　（一）关于碳排放总量的分析
　　1.中国出口贸易产生的碳排放总量及其占中国碳排放总量比重均呈先升后降趋势。在二十余年时间跨度中（图1），从总量来看，中国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总量波动较小，1992年约为0.8亿t，2012年达到历史峰值约2.5亿t;而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变化较为剧烈：1992-2002十年间逐渐缓慢上升，而2002-2007年间则呈急剧上升趋势，并在2007年达到历史峰值约28.2亿t，这与中国加入WTO后出口导向型经济形成有关。受经济危机影响，2012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降至约22亿t，并在其后数年基本维持在这一水平。从占比来看，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总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比重也较小，基本维持在2%-4%区间内;而隐含碳排放总量占比则较高且波动较大，1992年占比约14%，至2007年攀升至46%，几乎占据中国碳排放总量的半壁江山，之后占比回落到四分之一上下。 　　2.中国进口贸易碳排放总量通常被严重高估。从研究采用本国替代法和进口来源国筛选法两种测算方法的计算结果来看，目前普遍采用的本国替代法计算得到的中国进口贸易碳排放总量，是应用进口来源国筛选法计算值的4-10倍（图2）。换言之，本国替代法严重高估了我国进口贸易的碳排放水平，原因在于采用我国各行业碳排放强度“替代”进口来源国各行业碳排放强度时，隐含着“中国和进口来源国技术水平、能源利用效率相同”的假设。但中国主要进口来源国中发达国家占比大、产品附加值更高、碳排放强度更低，因此会出现严重高估的结论。
　　3.中国国际贸易净碳排放总量（碳转移）绝对值被低估。由于净碳排放总量为进口贸易碳排放总量与出口贸易碳排放总量之差，进口贸易碳排放总量被严重高估，也意味着中国国际贸易净碳排放总量（碳转移）的绝对值被严重低估，尤其是隐含净碳排放总量，本国替代法测算的隐含碳的净碳排放总量最大值出现在2007年（-4.66亿t），同期“依据进口来源国筛选法”测算的净碳排放总量虽也达到了最大值（-25.48亿t），但前者只是后者的18.3%，差距明显。换言之，传统的本国替代法严重低估了发达国家向中国碳转移的程度。从消费者责任角度，中国应承担更少的减排和治理责任。这更符合中国实际国际贸易碳排放情况，也更符合巴黎气候大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二）关于碳排放结构的分析
　　1.从直接碳视角看，出口贸易高碳行业集中在化学工业、纺织业及能源相关行业（图3）。具体来说，化学工业、纺织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量总计占中国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总量的60%-75%。其中，纺织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和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业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量占比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其他行业波动较大，这与出口贸易结构变化有关。
　　2.从隐含碳的视角看，出口贸易高碳行业逐步从纺织相关行业转向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机械工业（图4）。20世纪90年代纺织相关行业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水平在各行业中名列前茅，1992年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排放量分别为24.81亿t、23.17亿t，占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分别为24.95%、7.17%。但到了2015年，纺织相关行业隐含碳排放量虽较1992年有所上升，但占比大幅度下滑，2015年纺织业、服装皮革羽绒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隐含碳排放占比分别只有7.38%、2.19%。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机械工业出口隐含碳排放水平上升。1992年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机械工业隐含碳排放量分别为42.23亿t、0.16亿t，占比分别为13.07%、5.01%，而2015年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机械工业隐含碳排放量分别为69.95亿t、3.55亿t，占比分别为30.94%、15.69%。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机械工业已经取代纺织相关行业成为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水平最高的行业。
　　3.服务贸易的低碳发展进一步推动出口贸易绿色化。近年来服务贸易出口额的快速增长以及服务贸易自身隐含碳排放强度的降低进一步推动了出口贸易绿色化。相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隐含碳排放强度更低，表明服务贸易蓬勃发展对于降低出口贸易总体的碳排放强度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服务贸易出口额和占比的进一步上升。1990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仅57.48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8.47%，而2017年服务贸易出口额已猛增至2 263.89亿美元，增长近40倍。此外，服务行业自身隐含碳排放强度也有所降低，例如批发零售业、货物运输及仓储邮政业隐含碳排放强度分别由2012年的0.29kg/美元、0.62降低kg/美元至2015的0.24kg/美元、0.53kg/美元。表明出口贸易绿色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三）关于碳排放强度的分析
　　1.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从中国出口贸易碳排放强度看，直接碳排放强度呈缓慢下降趋势，隐含碳排放强度从长期来看也呈下降趋势（图5），只是在2002-2007年间有缓慢上升，此时间段中国刚加入WTO，出口额尤其是初级加工品出口大量增加，导致了整体碳排放强度的上升。
　　2.中国出口贸易曾一度促进了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但其作用在不断收窄。从直接碳排放强度来看，中国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强度一直远低于中国總体碳排放强度;从隐含碳排放强度来看，2007年之前也一直低于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图5）。这说明，2007年以前，中国出口贸易实际上对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下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二者差距在不断收缩，也说明出口贸易对中国低碳发展的贡献也在不断收窄。2007年后，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与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趋于接近，甚至一度超出，如2015年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0.91kg/美元）略高于中国平均碳排放强度（0.82kg/美元）。这说明出口行业结构已经滞后于中国整体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节能减排的步伐。
　　（四）关于脱钩水平的分析
　　1.出口贸易碳排放总量对出口贸易值已实现脱钩。从直接碳排放来看（图6），出口贸易的直接碳排放量对出口额已基本从相对脱钩转向绝对脱钩，并于2012-2015年已经实现了绝对强脱钩，说明近几年出口贸易额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出口贸易直接碳排放量（绝对值）的减少，表明近年来减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从隐含碳排放的角度分析，也逐步由相对弱脱钩转向相对强脱钩。
　　2.出口贸易碳排放强度对出口贸易值基本实现绝对脱钩。从碳排放强度角度看脱钩程度更为显著（图7）。除了2002-2005年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强度对出口额处于相对强脱钩外，其他年份不论直接碳排放强度，还是隐含碳排放强度，均与出口额实现绝对强脱钩，这意味着中国在发展出口贸易的进程中，每产出一单位美元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在显著下降。 　　四、结论与讨论
　　研究表明，自1992年以来，中国国际贸易碳排放强度一直呈下降趋势，并曾经一度远低于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但两者的差距在不断收窄，近些年出现重合。这隐含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一是因为国际贸易碳排放强度曾经远低于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也就意味着中国出口贸易曾经对促进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的下降起到积极作用，即中国国际贸易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推动了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向更低水平推移;二是国际贸易碳排放强度曲线和中国总体碳排放强度曲线差距不断收窄，意味着中国国际贸易对中国低碳发展的贡献作用在不断收窄;三是因为两条曲线在近年来已经基本重合，意味着中国已经到达了需要在国际贸易领域设立碳规制的临界点，换言之，如果现在还不考虑在我国国际贸易领域设立碳壁垒，那么国际贸易很有可能在未来对中国低碳发展产生阻滞作用。而具体如何在国际贸易领域设置碳规制以进一步推动中国低碳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系美国能源基金会“中国低碳发展转型战略及路径”子课题“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和产业转移对我国低碳发展的影响及对策”（项目编号：G-1810-28699）研究成果〕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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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曦，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周鹏，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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