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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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扬中旭 李承明
入秋以来，物价上涨此起彼伏，再次撩拨人们已然紧绷的通胀神经。通胀之势山雨欲来，复杂成因中，本币超发、热钱涌入、成本驱动、需求拉动，各占几何?多重药方里，紧贷币、管价格、保供给、调权重，孰为轻重?政商学界争辩背后，折射出中国特色的宏调难题：既要防通胀，又要保增长，货币不能太紧，财政不能太松，汇率不能急升，加息不能过频，既要遂行短期目标，又要兼顾长期转型……凡此种种，均令宏调操盘者费尽拿捏工夫，应对腾挪之际，时不免蛇鼠两端，宽严皆误。
此次应对通胀的艰辛复杂局面再次表明，转型中国的宏观调控依然兼有宏观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多重命题，无论战通胀还是保增长，均难毕其功于一役。但无论怎样，转手宏观政策常态化和长期化之道的最终良策必须要以市场为归依，以转型作推手，以法治为辅佑，以改革求突破。
物价上涨，正像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样，不再局限于绿豆、大蒜这样个别的农产品，而是向衣食住行全方位渗透。毋庸置疑的是，通胀已经来到我们身边。
公众和决策层都在对未来经济形势、特别是物价和通胀走势进行预测与判断，一个共识渐显清晰：在内部成本上升和外部量化宽松的合力推动下，高物价正浮出水面，通胀不容回避。从“国16条”的紧急出台，到七部委联合抑制物价上涨的各项措施，及各省市地方的频频出招，一场应对通胀的大考已经开始。
通胀预期突增
与外部环境丕变同样复杂的是，中国内部经济形势亦在今年微妙生变
早在“二次宽松”之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10月下旬在“广交会”上即发出预警：“因美元发行不受控制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正在给中国带来输入性通胀‘冲击’。”
此外，一些不愿具名的学者强调，中国央行最近两年大幅超发的货币，亦直接推动了通胀上行；而由于粮食和食品价格在CPI中所占权重较大，轮番上涨的农产品价格，则构成了本轮通胀最原始的动力。
过去半年来，全球小麦和玉米价格已经涨了57％，大米涨了45％，糖涨了55％，大豆价格涨到了过去16个月以来的最高值。在中国，每吨棉花的单价已从2007年的1.3万元翻倍为2010年10月的2.6万元。
10月21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新涨价因素的影响主要来源于食品价格的上涨和居住价格的上涨。
10月，CPI同比增速达4.4％，创下24个月以来新高。而民众对价格上涨的普遍感受，则又远较4.4％为高。不过，因为缺乏足够的数据统计佐证，此说在学界尚存争议。但从部分深圳市民前往香港采购日用品的现实来看，同样的蔬菜和粮食，香港售价比深圳便宜5％至20％不等。
货币政策推手
美国放松货币，难改其国内通缩格局；新兴经济体收紧货币，难抵日趋上升的通胀压力
继中国央行重启加息之后，澳大利亚央行亦再次宣布加息。加上此前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的加息行动，始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球货币量化宽松政策，正进入逐步收紧的转折期。但美联储宣布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与两年前中国政府仅限于国内的财政刺激手段不同，美联储此举事实上是向全球注入流动性，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新兴经济体却不得不面临更为复杂艰难的流动性泛滥和高通胀挑战。
这虽不意味着“二次宽松”就一定有助于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但却会使跨国公司将继续从中受益，而新兴经济体的输入性通胀在所避免。
通胀成因复杂
远虑近忧叠加效应之下，通胀推手呈令人眼花缭乱之势，而关于成因的激辩，更预示着决策应对手段的选择之难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研究所所长汪同三认为，本轮通胀的幕后推手多元且变量很多，成因略显复杂。
数据显示，尽管成本推进已成推动CPI远期上行的重要推手，但短期供求关系的变化、货币的超发、输入性通胀因素亦非常明显。
大宗农产品价格上涨过程中，缘于供需关系的紧张，而“欠账式成本补偿”亦已成为通胀的长期推手，无论是上一轮通胀，还是新一轮物价上涨，成本拉动之势更显强势。又因本币超发与热钱涌入而更趋加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11月4日指出，中国货币存量已是全球第一，超过10万亿美元，目前M2(广义货币)增速达到19％，与GDP的比重达到200％，创世界纪录。如此多的货币存量，势必会带来潜在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导致资产泡沫、流动性过剩。
多重应对手段
在总量型和数量型的货币政策之外，则是对应成本推进型通胀的治理措施，包括协商工资适度上涨、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及必要时限制部分商品价格过快上涨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两位委员李稻葵和夏斌，以及央行研究局局长张建华均释放出了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信号。
存款准备金四度上调，央行在时隔34个月首度加息，均在相当程度上对冲了流动性过剩。
汪同三建议控制财政支出，减少赤字――2009年中央财政赤字为7500亿元，2010年为8500亿元，均创历史新高。
但更多学者主张积极财政暂不大动，从而在货币政策转向稳健后，可以继续此前4万亿元投资等中长期项目的后续资金投入，且已经启动的医疗、教育、社保等领域改革，以及战线更长的城市化进程和相应基础设施建设，均需要巨量的财政持续投入。
在总量型和数量型的货币政策之外，则是对应成本推进型通胀的治理措施。相关专家曹远征建议工资适度上涨，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曹远征和汪同三等人还建议，在价格非理性上涨，对经济社会秩序，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冲击较大之时，除了不可或缺的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亦可在特殊时期启动非常化的行政管理手段――限制部分商品价格过快上涨。
通胀低估争议
一方面是支持适度提升通胀容忍度的声音，一方面是对此的质疑，争论的一个焦点在于官方公布的CPI是否低估了真实的通胀
10月中旬，厉以宁公开称，考虑到GDP增速、M2增速和CPI增速之间的关系(通常，M2增速等于GDP增速加上CPI增速)，应将通胀目标上调至4.5％，否则，按照低通胀指标进行宏观调控，会带来诸多其他问题。
曹远征提出，在生活水平上升，恩格尔系数下降的背景下，食品类权重占比CPI三分之一的格局亦需调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刘向东指出，首先目前官方公布的CPI可能低估了真实的通胀，一是国内物价受政府管制政策影响，常常价格传导不顺，比如某些商品出现批零价格倒挂现象，这些都难以反映到最终产品与服务价格中；二是CPI“一揽子商品”构成中，食品所占比重较大，而能源、居住等方面所占比重较小，这已经不能真实反映通胀状况，存在低估通胀的可能。
此外，刘向东同时指出，自从今年2月CPI达到2.7％超过一年期存款利率(2.25％)后，实际存款利率已连续八个月为负，负利率格局进一步形成。如果硬加抬高通胀警戒线，将会造成更高的通胀预期，致使货币政策陷入严重困境，更难消除负利率带来的影响。
倒逼经济转型
防范和应对新一轮物价上涨，要以推进中国经济由外贸、投资为主，逐步转向内需，特别是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为主。但这一转型过程，很可能要伴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被适度放缓
摩根士丹利亚洲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王庆为此认为，增长减速不是会否发生的问题，而是如何发生的问题。目前中国经济正面临日本经济40年前和韩国经济20年前的拐点。拐点之后，增长减速，通胀加速，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三个重要经济比率：消费占GDP比重、服务业占GDP比重、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会迅速上升。
相对于针对管理通胀预期、应对恶性通胀的种种举措，研究者和决策者更深层的分析与建议，则集中于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的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
此外，多位官学两界人士亦指出，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理顺价格传导机制，增加民间投资渠道，向国内资金开放金融与实体市场，引导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等结构性改革亦不容延宕。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战通胀不容回避，但出路与选择却还有很多，关键要看利益相关者的权衡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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