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APEC合作的经济收益分析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路宇立 宫占奎

　　APEC区域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对外经济活动和收益。参与APEC合作二十年来，中国通过履行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承诺、不断深化国内市场经济改革，实现了“取”与“舍”的平衡，取得了合作的丰厚回报。以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为基础，中国参与APEC合作的经济收益主要包括贸易收益、投资收益、规模经济收益、经济增长收益等。
　　
　　一、贸易收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主要包括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净福利效应取决于二者的差额。但是，APEC是一个开放性的区域组织，对非成员坚持非歧视性，也就不会产生贸易的转移，在此主要关注贸易创造收益。
　　目前，APEC贸易自由化进展较为显著，平均关税水平已经从建立前1988年的15.4%降到2008年的6.95%，降幅过半，2008年5个发达成员的平均关税为3.47%，发展中成员的平均关税也降到了8.08%的较低水平。其中，零关税的比例已经比较大，如日本占40.8%，澳大利亚占47.6%，美国占37.1%。此外，各成员也从1997年开始根据各自的单边行动计划（IAP）有计划地对非关税壁垒进行削减。通过关税、非关税、服务等领域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APEC各成员进一步确定在该地区的分工地位，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从中国对APEC区域的显示比较优势指数（RCA）来看，我国商品在APEC地区的竞争力逐步增强。在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的十大类贸易商品中，我国的食品和活劳动（0）、饲料和烟草（1）、矿物燃料和润滑油及相关原料（3）、机械和运输设备（7）等四类商品在APEC区域的RCA指数不仅大于1，还呈现不断增大的趋势。随着中国商品比较优势的进一步发挥和贸易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APEC地区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最快的区域，我国与APEC成员进出口贸易份额总体保持在70%左右，中国与APEC的贸易增长对中国全球贸易的高速增长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59.89%的出口和60.46%的进口来自于APEC其他成员经济体，中国外经贸增长对APEC地区的依赖性较强，贸易依存度从2001年的25%左右稳步增加到2007年的40.2%，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和2009年该指数分别降至35.12%和27.9%，但从2010年上半年的外贸形势看，短期的下滑并不影响依存度整体走强的趋势，APEC已经成为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外部环境和要素流入渠道，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有助于中国获得更多的贸易创造收益。
　　此外，中国参与APEC合作的贸易收益还体现在贸易国别（地区）结构的改善方面。近年来，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泰国、越南等经济体在中国与APEC进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分别从1998年的0.47%、1.94%、0.38%、0.92%、1.67%、0.57%逐渐增加至2009年的1.33%、3.42%、1.22%、2.25%、2.88%、1.11%，这些成员均为发展中经济体。而同期，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占比从26.29%逐渐回落到17.24%，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的平均贸易占比分别维持在22.96%、2.05%、2.92%、0.31%的水平，尚未呈现明显的增长或减少趋势。从中国与各APEC成员贸易年均增长率来看，与美国、日本、加拿大、新西兰等发达成员的贸易年均增长率均低于发展中成员，这有助于我国贸易国别（地区）结构的进一步改善。可以看出，中国与APEC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南南合作有所加强，较好地平衡了中国在APEC地区的贸易地理分布，贸易方向过度集中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局面有所改观，这有利于中国充分利用APEC资源，避免过度依赖某一国家、某一地区所带来的风险。
　　
　　二、投资收益
　　
　　自加入APEC以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提高投资政策的自由化水平和透明度，鼓励FDI与产业政策相协调，逐渐放松了对FDI的地域、所有权及经营范围等限制。为引导外资流向金融服务、保险、物流、电信、交通等新开放部门，中国发布了40多项新法律和法规，在中央和地方均建立了针对外国投资者的争端解决中心以改善投资环境。这些政策和措施引起APEC区内投资布局的不断调整，有利于其他APEC成员的企业和私人以及APEC区外的直接投资源源不断地涌向中国。数据显示，1998年至2008年，中国从全球引进的直接投资总计为6307.60亿美元，来自APEC成员的为4289.65亿美元，占68%，APEC地区是中国引进外资的主要来源。同期，中国FDI的六个主要来源经济体分别是香港、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省，其FDI金额及各自在我国引进的FDI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香港，2285.7亿美元，占53.28%；日本，467.03亿美元，占10.89%；美国，419.82亿美元，占9.79%；韩国，360.53亿美元，占8.40%；新加坡，288.51亿美元，占6.73%；台湾省，260.8亿美元，占6.08%。可见，APEC的投资自由化有力地推动了APEC发达经济体和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华直接投资。
　　利用“区域业绩指数”来衡量中国在APEC地区吸引外资的能力并与其他成员进行比较分析。如表1所示，1998年至2009年，我国在APEC地区的投资业绩指数一直高于1，FDI流入量占比高于GDP总量的占比，这表明我国吸收FDI的竞争力较强，不仅高于APEC的平均水平，和美国、日本等发达成员相比也处于较高水平，这与中国日趋改善的投资环境引起的APEC区内投资创造、投资转移及区外的投资转移不无关联。
　　此外，参与APEC合作不仅有助于高质量资本流入我国，也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到其他APEC成员体内投资。由于地缘方面的因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目标地主要集中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在这些地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选APEC成员，如中国香港，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印尼，新加坡等。2008年，中国主要直接投资目的地和投资额分别是香港，386.4亿美元；澳大利亚，18.92亿美元；新加坡，15.5亿美元；美国，4.62亿美元；俄罗斯，3.95亿美元；印尼，1.74亿美元。由于中国在制造业生产能力上呈现结构性过剩，通过对外投资可以把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制造业向产业结构较中国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转移，为产业结构调整腾出空间，减少其他贸易伙伴对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针对性，有助于减少贸易摩擦，进一步改善贸易环境。
　　
　　三、规模经济收益
　　
　　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过程中获取动态利益，是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的重要经验之一，我国良好的经济发展状况就是最好的例证。其中，规模经济收益是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获得的一项重要的动态收益。Balassa认为一体化能够给成员方带来重大的内部和外部经济利益。内部经济利益即内部规模经济，它主要来源于成员方对外贸易的增加及由此引致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成本的降低；外部经济利益（外部规模经济）则来自整个国民经济或一体化组织内的经济发展。通过实现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可以提高竞争水平、鼓励投资、激励技术变革、影响经济增长率。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市场规模和企业规模不断扩大，规模经济状况有所改观，但产业集中度低，主要产业的企业规模仍然偏小，生产要素配置还较为分散，没有形成有效的规模经济。APEC经济合作的加强为我国突破有效规模经济的瓶颈约束提供了一个可行途径。一方面，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都在APEC地区，APEC合作的推进把全球市场内部化为区域市场，有效降低了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也降低了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有利于我国和其他成员实现优势互补，在更大范围进行国际分工，从而为我国现代化工业扩大生产，实现规模经济提供了可能。如2006年，APEC提出将实施第二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TFAP 2），计划在5年内将APEC地区交易成本再降低5%，进一步推动区内贸易发展，这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实现内部规模经济。另一方面，APEC合作加强了成员间商品、劳务、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APEC区内各行业相互促进，有助于我国企业充分利用外部经济利益，扩大生产规模和提高生产专业化程度。以具有明显规模经济效应的钢铁行业为例，2002和2003年中国前10位钢铁企业产业集中度分别为42%和37%，2008年上升至42.6%，而美国、日本和欧盟前4位钢铁企业产业集中度均超过60%。尽管我国和发达国家相比产业集中度还偏低，但APEC地区不断完善的市场环境有助于钢铁等行业提高效率和竞争力，通过市场化的企业行为实现联合、兼并和资产重组，向集团化方向发展。

　　
　　四、经济增长收益
　　
　　在APEC合作中，贸易和FDI是体现型技术溢出的两个主要渠道，然后通过R&D部门的调整，新的技术变革产生并引起新的经济增长。从贸易渠道来看，向APEC地区出口越多，我国高生产率企业和部门所占比重就越大，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水平就越高。与出口相比，进口贸易是一种更直接的技术溢出渠道，我国可以直接分享美国、日本等发达贸易伙伴研发投入的成果。加入APEC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较为稳定。1991年，TFP增长率为1.61%，而1998年和2007年该指标分别达到了2%和2.79%，这与我国在APEC地区进出口贸易的较快增长不无关系。从投资渠道来看，APEC合作引致的FDI不仅为我国补充了短缺的资金、管理经验、技术、设备和营销渠道，而且利用了我国丰富的劳动力，增加了税收和出口，增强了国内市场竞争，它是一个长期的收益来源，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此外，APEC经济技术合作也为我国技术变革从而经济增长提供了一条关键渠道。APEC区内经济技术合作并没有采用“金融资源单向流动”的方式，而是采取ECOTECH机制，各成员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以最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如思想、技术、人才、资本等投入合作，依靠市场机制提高合作效率。APEC在人力资源开发、产业科学和技术、中小企业、经济基础设施、能源、交通运输、电信、旅游、贸易和投资数据、贸易促进、海洋资源保护、渔业和农业技术合作等领域的技术合作不仅解决了我国具体部门的技术问题、促进技术转移的信息建设和环境建设、提高了我国的创新能力，而且有助于维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自加入APEC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APEC成员，1991年至2009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为10.28%，远高于APEC地区的平均增长率4.04%，加入之初的1992年和1993年更是高达14.2%和13.9%。虽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增长率有所下滑，从2007年13%的较高增长率降至2008年的9.6%和2009年的8.7%，但这并不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趋势。
　　就我国而言，贸易、投资、规模经济、经济增长等静态和动态经济收益的获得直接受制于APEC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而APEC各成员方能否一致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取决于各成员对自身各项收益的衡量和认同以及最终的政治决策。对于APEC未来的合作和中国经济利益的获得的估计应该是比较乐观，中国需要积极适应APEC并致力于推动APEC合作不断改革和发展。今后，我国应进一步发展同亚太各经济体的友好合作关系，建立起联系和信任机制，合作创造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最大限度的利用APEC合作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
　　
　　注释：
　　① 《推进APEC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基于中国视角的分析》，载于《亚太经济发展报告》（2009年），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6582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