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国际转移视角下的中美贸易摩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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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中国在世界贸易总量中的排序从1978年的第27位，跃升至2006年的第3位。随着中国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中外贸易摩擦也进入高发期。其中，中美贸易摩擦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影响范围从微观到宏观，从商品到体制政策，涉及金额较大，带来的后果也较为严重。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表现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领域：
　　第一，反倾销。这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传统形式。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5-2006年上半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立案共有61起，占同期中国遭受国外反倾销立案总量的12.2%。其中，采取最终反倾销措施的案件共有51起，占同期中国遭受国外反倾销措施总量的14.4%。
　　第二，知识产权。这也是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老问题。1991-1996年，中美之间曾经发生过三次著名的知识产权争端，并一度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2007年4月9日，美国政府就中国打击盗版不力和限制美国电影、音乐、 图书等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两项问题，向WTO提起申诉。目前，美国政府和企业仍然几乎天天在指责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这成为中美贸易摩擦的焦点之一。
　　第三，人民币升值。自2002年底以来，美国就一直认为人民币汇率严重低估，要求人民币升值。2005年初，美国参议员查尔斯・舒默与林德塞・格拉汉姆提出了一项向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的议案。根据该项议案，若中国不允许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美国将向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但该议案后来不了了之。2007年初，美国众议员蒂姆・莱恩和邓肯・亨特再度推出针对中国的所谓《2007年公平汇率法案》。如果中国被裁定通过操纵汇率间接实施贸易补贴，美国将以立法的方式允许美国企业申请对中国进口商品征税。
　　第四，反补贴。这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发展。过去，美国是不对中国实施反补贴的，理由是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补贴数量难以确定。但2005年7月2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旨在对中国实施反补贴措施的《美国贸易权利执行法案》，为对中国进行反补贴提供了法律依据。2006年11月20 日，美国商务部对原产于中国的铜版纸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2007年2月2日，美国就中国贸易补贴问题正式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指责中国为国内制造商提供补贴以刺激某些行业的出口，明确提到了钢铁、木材产品和信息技术三大行业。2007年3月3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铜版纸征收10.9-20.4%的初步关税。此举改变了美国坚持了23年的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反补贴法的贸易政策。
　　
　　二、中美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
　　
　　从表面看，中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原因是双方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严重。近年来，中美两国间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中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自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后，双方间贸易差额不断扩大。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创最新纪录，达到2325.5亿美元，占美贸易逆差总额的27.8%。按照中国国家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2006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为1442.6亿美元。中方统计少于美方统计，这里的主要分歧在于统计口径和计算方法不同。美国使用的原产地规则把经由香港转口到美国的中国大陆产品也算作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但对经由香港转口到中国大陆的美国产品则不算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内。美国的统计口径是出口按照船边交货价计价，进口按成本、保险费、运费价计价，这样从数据获取方式本身就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低估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即便如此，中美间贸易差额的数字还是十分庞大的，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贸易差额引起美国国内某些利益集团的恐慌，成为美国对中国制造贸易摩擦的口实。
　　但是，我们一旦从国际制造业转移的视角探究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就不难发现中美贸易差额正是产业转移的结果，更进一步说是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的结果。
　　中美贸易摩擦争执的焦点是中国对美出口和美国对华出口两个方面，从中国的出口结构来说，大体可以分为两大板块：第一板块是中国自主产业，以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以纺织、服装、电子电器、贱金属等产品类别为代表。第二板块是外控产业，这一部分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是发达国家通过跨国公司投资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以中国为其全球供应链的生产基地，中国主要是承担其中部分组件和生产环节，这部分产品出口占中国总出口额的60%以上，是构成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部分，但其中利益的大部分为跨国公司所得，中国只得到其中部分加工利益。
　　第二板块中还有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亚洲四小龙为规避与美国、欧盟的贸易摩擦而纷纷把它们与欧美贸易摩擦较大的产品组装工序转移到中国大陆，也将其与欧美的贸易摩擦转化成了欧美与中国大陆的贸易摩擦。从统计数据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从1998年后逐年扩大，而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则以贸易逆差为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美国、欧盟、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转移到中国，以中国为加工基地，产品输往其他国家市场，其中相当部分进入了美国市场，这部分出口在中国对美出口总额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等于是把欧、日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过去与美国的贸易摩擦转换成为中美贸易摩擦。有关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扩大和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对美贸易顺差的下降是同步发生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料表明，90%的中国输美产品只是取代了原先东亚和东南亚对美国的出口。
　　有资料表明，如果扣除跨国公司的关联交易，美国贸易逆差将下降三分之二，对华逆差下降30%，扣除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因素，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73%，如果再扣除加工贸易部分，这个数字将减少91%。可见，产业国际转移是中美贸易差额的主要原因。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只是将产品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转移出去，高端部分则留在国内，并对高科技产品出口进行限制，而这正是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如美国对输出中国的产品以敏感产品为名列入出口限制清单的就有许多高技术产品、武器和战略物资等。这无疑也是形成中美贸易差额的部分原因。
　　
　　三、中美贸易摩擦所隐含的产业利益格局
　　
　　贸易摩擦发生的前提是发起争端一方认为贸易关系中的利益分配向对方不合理倾斜，从而提出调整利益分配关系的要求。中美贸易摩擦中，往往美方是争端发起方，就是说美国认为对华贸易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向中国的不合理倾斜，也就是说中国占了便宜，自己吃了亏。从笼统的数字来看似乎不无道理，如据我国海关统计，2006年中美贸易额2626.8亿美元，同比增长24.1%。其中，我国对美出口额为2034.7亿美元，同比增长24.9%；自美进口额为592.1亿美元，同比增长21.5%。但如果我们把问题放在产业国际转移的大背景下分析，结论就绝非如此简单。在美国向中国的出口中，基本是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利益主体是美国民族产业链中的企业、雇员和各流通环节；而在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中，有中国内资企业、外资企业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的订单生产等，利益主体不仅仅是中方，还包括了大量外国跨国公司和经销商。2006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中，2/3是包括美资在内的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其利益所得大多归外商。显然，其中的利益主体是外资企业，而非中国民族产业。

　　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其贸易效应对二者是不相同的：对发达国家产生了出口替代效应，而对发展中东道国则产生了出口创造效应。如美国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使有些原本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如汽车）改为在中国本地生产，这部分出口减少甚至消失了；而返销美国的产品则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因为此前中国是没有这部分出口的。这种差别性贸易效应背后的实质利益格局是向美国产业倾斜的，我们可以从下面的例子得到一个直观印象。据美国《华盛顿日报》报道，无线鼠标是美国罗技公司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得到10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得到14美元，另外16美元属于零部件供应商，这些公司很多也是美国跨国公司，如生产鼠标芯片的美国摩托罗拉公司的中国天津工厂，生产焊剂的美国布通公司的云南工厂。罗技在美国加州弗莱蒙特的营销公司的450名员工的薪水比其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许多，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这3美元中还包括了工人工资、电力、运输和其他经常开支。从贸易的角度看，如果罗技没有到中国投资而是在美国本土设厂生产，罗技鼠标会通过国际贸易渠道进入中国（和其他国家市场），有一个26美元/只的美国对华出口（40美元中扣减14美元的终端市场销售费用）。当罗技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后，这个26美元的出口消失了（贸易替代效应）；但在其返销美国时，它产生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创造效应），额度大约是26美元/只。就本例作一推理，它对贸易关系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假设这是两国间唯一的贸易项目，而且假设成本和价格不变，那么在产业转移前中美贸易关系是美方有26美元的顺差，待到产业转移后，就变成了美方26美元的逆差，在产业转移前后体现在双边贸易中的数值变化从负26变成了正26，量差是52美元，这是中美贸易差额变化的真实原因，美国企业显然是受利益驱动来到中国投资的。罗技公司的10美元净利润以及因成本下降、竞争力提升而获得的市场份额扩大的利益，摩托罗拉公司等美资配件企业的利润等都是美方产业的获益。
　　产业国际转移使得国际贸易所显示的数据和国家间实际产业利益分割发生背离，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背后隐藏了美国企业及关联产业的巨额隐性收益。在过去产业国际转移还没有成为普遍现象的时代，国际贸易顺差往往意味着该国的产业利益增加；但在生产高度国际化和产业国际转移加速的今天，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国际生产的承载主体，即便在东道国没有任何作为的情况下，仅仅跨国公司进行的公司内生产和经营环节的重新配置就会为其所投资的东道国制造出贸易差额，是顺差还是逆差和东道国自身关系不大，很大程度在于跨国公司的资源调配方式和流向。
　　贸易利益分析中还应该考虑产业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中国高额贸易顺差反映了产业国际转移以中国为重要目的地的发展势头，而这种加工厂式的产业转移固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它对数字值的贡献大于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作用。超低的价格、超低的加工利润、偏低的环保标准、对资源的高依赖度，无疑造成中国产业利益的缺失。
　　因此，中美贸易摩擦折射出现行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缺陷和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依据国际贸易规则进行的核算并没有真正反映实际国际利益分配关系，发展中国家很难维护自己的利益，形成自己的话语权，更多的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话语霸权，更多的是它们利益的强调和维护。如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将贸易顺差完全视为中国的得利，认为顺差太大意味着中国获得了不公正的好处，所以应该设法减少顺差，那就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多买生产于美国的产品。对从美国向中国的商品流动强调贸易自由化原则，要求进一步开放市场，而不提这种流动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但对从中国向美国的商品流动则不提贸易自由化原则，而是强调其对美国就业机会的损害。只提倡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的自由化，如商品、资本要素，而不提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的自由化，如劳动力要素。只提商品贸易差额，不提服务贸易差额，美国虽然在商品贸易方面有逆差，但在服务贸易方面则有巨大的顺差，自1976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和最大的服务贸易顺差国，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就有大量顺差，如教育、金融、会计、物流等。这些完全是美国基于自身利益的主张。
　　
　　四、结论及相关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是由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较大而且呈加速扩大之势造成的,实际上是产业国际转移背景下的国家间利益博弈,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低端制造业，跨国公司进行生产和经营环节的重新配置的结果，获得更多利益的是发达国家的产业，折射出的是国际贸易体系规则的缺陷和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
　　面对日益频繁的中美贸易摩擦，笔者提出相关建议：
　　（一）提高我国自主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关键。全面落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战略，充分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加快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为推动我国的产业技术进步与竞争力提升服务。
　　（二）有效承接产业国际转移。
　　充分利用市场优势和竞争机制，促使外商转让关键和核心技术，鼓励其在我国设立更多的研发机构，着力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高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我国，更好地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三）着力提高我国出口企业和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促进出口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研发活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产品出口，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稳定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份额，提高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支持汽车及零部件、船舶、飞机、铁路装备、通信产品等大型和成套设备的出口。
　　（四）优先鼓励内资企业开展加工贸易。
　　推动加工贸易产业链沿结构优化升级方向，向上游研发设计、核心部件产业推进，向下游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延伸，尽快提高我国产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五）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府支持体系，明确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
　　政府的所有政策和措施都应该以维护各出口企业公平竞争为前提，否则政府的支持措施就可能成为国外反倾销的把柄。政府应建立国际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从物流、金融、保险、法律援助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引导。
　　（六）建立相关产业的预警机制。
　　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利用各种手段和技术，对一些产品的进出口情况进行跟踪，特别是那些数量激增和价格变化大的产品。政府部门认真学习世贸组织的规则，做好对企业的服务，出口企业应与我国有关政府部门保持紧密的沟通，实现政府与企业间的良性互动。
　　（七）实施“走出去”战略，改变中国原产地身份。
　　根据“非市场经济条款”，反倾销“适用于涉及原产于中国的进口产品”，我国出口企业可采用并购等方式扩大海外直接投资，或者与世界大的跨国公司实行技术联盟和合作，改变中国原产地身份。
　　（八）坚持“合作共赢”原则，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摩擦。
　　对于贸易摩擦，双方都应冷静处理，通过协商谈判解决。探索中美新的合作方式，促进经贸、金融和科技合作。
　　（九）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我国出口贸易的地区主要集中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这种过分集中的市场结构削弱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灵活性和竞争力。应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逐步实现市场结构多元化,提高外贸抵抗外来风险的能力。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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