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光远：我是实践派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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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那些衣着光鲜的同行不同，来自甘肃平凉的马光远朴实谦和，不掩自信，他形容自己，小时候就属于那种既聪明又淘气的孩子，“和别人不太一样”。
　　这个“不一样”，贯穿了马光远此后的人生道路。1991年考上人民大学经济系，硕士读了法律专业研究生，后来又考上成思危先生的金融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毕业。现在，马光远是律师兼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实践色彩非常强的经济学家。
　　企业收购兼并方向的律师身份使马光远在扮演经济学家角色时不必为稻粱谋，而且他远离开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工作岗位走上学术道路之后，也从不曾脱离过企业。
　　马光远作为经济学家的理想是，通过大量实际观察和思考，能够在公共政策方面，为中国的制度建设的改进，做出长期的努力。
　　而这一两年来，在各种重要的经济事件中，我们都可以听到马光远的声音。他尽量使其“不太一样”。
　　
　　“4万亿”走着走着不对了
　　
　　记者：对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你怎么评价?
　　马光远：这次政府的应对措施，短期目的性太强。中国经济本身一直是带着病在高速前进，一直存在着结构问题，一个是投资过重，第二个是进出口比例太大，不管有没有金融危机，这个结构问题都要解决。但现在我们为了保增长，等于是调结构这个任务就没了。
　　我经常讲，要放弃“保8”，一旦大家保8，我们现在行政、考核体系，都会围着这个转。除了财政，矛头就指向银行，最后就是银行的呆坏账巨额增加，这个现在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几年以后可能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记者：为什么我们的实际操作，成为过去习惯思维的放大?
　　马光远：“4万亿”刚提出的时候，我评价是很高的，它当时规划得非常好，我们缺的几大块儿，民生的，保障房、医疗、包括社保等等一系列在内，当时的目的确实是一个结构性调整计划，而不是一个经济刺激计划。后来走着走着不对了，我认为“国十条”，如果落到实处，真的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二次革命。
　　记者：你觉得政府为什么会走偏?
　　马光远：我觉得中央分析得很清楚，但是它做的肯定是走偏了。就是因为政策总是着眼于短期目标。
　　
　　中国经济学家对现实没话语权
　　
　　记者：你认为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经济学家?
　　马光远：我觉得应该从两个方面衡量，第一个当然是你从前沿方面，有一定的建设；第二个是关注中国的实际问题，而且能开出不错的药方。
　　我们现在的经济学家是什么都懂，到哪个山上都敢唱什么歌。我觉得经济学家首先是一个专家，就是说他关注的领域应该是特定的。我们不否认有天才，但毕竟是少数。
　　现在大家为什么对经济学界，持嘲讽和不信任态度，市场美誉度很低，我觉得关键还不是一个水平问题，而是一个利益问题，观点能否保持中立性。这其实是一个道德问题。
　　记者：你自己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马光远：我们这么多年的改革，是经济学家成长的一个很好的土壤，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家都没中国的经济学家幸运，因为我们有这么大的经济体，你可以不断地开药方、做实验。
　　但我们没做出东西来。大家习惯认为，我们在经济学理论上与国外相比差距更大一点，但实际上我们理论并不弱，我们的问题是，遇到实际问题没有解决办法。
　　记者：你不觉得这一点很奇怪吗，中国经济的转轨在世界上是独一无=的，可是中国经济学家在实践上又比较弱?
　　马光远：是奇怪，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已经没有话语权了。话语权已经转移了，一件事情出来以后，我们习惯性会去看看国外的经济学家怎么说。
　　为什么转移了?是自己让出来的。第一个，我们理论上基本抛开中国的实际问题，全盘复制国外，亦步亦趋；第二个，在实践中，我们自己又开不出药方，我们不是好郎中，现在都是洋郎中在开。
　　记者：你走的这条路，被目前主流的学术体系认可可能还需要多花时间。
　　马光远：我觉得这个不重要。经济学密切联系实践，这个是未来的趋势。
　　我希望能够为中国的制度减负，降低我们的制度成本，给大家的减负做一些事。有很多人觉得，这方面都是些细节性的东西，但我觉得，中国的制度改进不可能一下子完美到什么程度，必须要有长期的打算，一下子推进没有可能，只能一点一滴地去改进。
　　
　　马光远
　　1972年生于甘肃。北京律师，中国民主建国会经济委员会委员，并在中科院虚拟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多家公共研究机构从事资本市场、公共政策和公司治理等领域的研究。
　　马光远不愿意做一个书斋学者，而希望在“法律和经济之间”接触并熟悉中国公共政策和企业生存的真实生态。这一两年来，在各种重要的经济事件中，我们都可以听到马光远的声音。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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