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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未知

  摘要 借鉴Hummels和Klenow的三元边际分析框架,采用2000~2016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农产品貿易数据,研究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波动主要来源于出口农产品数量边际变动,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的贡献相对较小;不同时期,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对中国出口东南亚不同国家农产品贸易波动的贡献存在差异;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规模、收入水平、生产效率、地理距离和外部冲击是影响三元边际的重要因素,但不同因素对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大小和方向不尽相同;由此提出了加大新产品引进和开发力度,提高出口农产品附加值,深化区域合作机制等建议。
  关键词 “一带一路”;中国;东南亚;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3.7;F75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9)06-0057-09
  一、引 言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提出已有4年多,在这期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都有了长足而稳定的发展。东南亚地区因其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中国-中南半岛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和“孟中印缅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两大经济走廊,成为了“一带一路”最重要的重心所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备受政界、学界、商界的关注。2013年10月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保持了高频率的互访与会晤,对共建“一带一路”达成了共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合作,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陆续开工,如雅万高铁、中老铁路、中泰铁路、中缅油气管道建设、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6年,中国与东南亚地区贸易总额为4 524.73亿美元,占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的47.8%,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目的地之一,其中中国向东南亚地区出口额达2 561.65亿美元,占总贸易额的44.1%。经贸合作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主要支柱。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3~2016年,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额一直保持在4 400亿美元~4 800亿美元之间,东南亚地区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东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
  东南亚地区因历史文化及宗教信仰等方面与中国有着较为相似之处,其与中国农业优势互补,2016年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农产品贸易总额为380.97亿美元,占总贸易额的8.42%,占比虽不是很大,但增速较快,其中,农产品出口总额205.68亿美元,较之于2000年增长了10.04倍,那么,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农产品贸易额呈爆炸式增长机制是什么?是源于农产品出口种类的扩张?还是出口价格的提升?又或是出口数量的增加?中国对不同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路径有何差异?又有哪些因素影响了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增长?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加深中国对东南亚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路径的认识,进而对推进双边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
  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有关双边或者多边贸易增长的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通过文献梳理可以看出,目前有关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贸易关系(张复宏和张吉国,2009;杨丹萍和江奕,2014;宗会明和郑丽丽,2017)、贸易波动影响因素(贾伟和屈四喜,2012;邵桂兰和胡新,2013;廖泽芳和宁凌,2015;曹伟和林守武,2017)、贸易增长途径(李显戈和孙林,2012;陈俭和陈果果等,2015)等方面,现有文献为我们理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提供了深刻洞见,但缺少微观层面对中国对东南亚农产品出口波动的结构式分解,也没有对每一种波动路径进行深层次分析,进而无法很好地解释中国与东南亚农产品贸易波动的途径。在贸易增长研究方法方面,以往研究贸易增长主要有4种方法:一是利用CMS模型对贸易增长影响因素进行动态分解(章家清、张磊,2012;陈俭、陈果果、丁世豪,2015;陈俭、侯长林、宋艳,2017);二是采用贸易引力模型剖析制约和推动贸易增长的因素(屈四喜,2011;贾伟、屈四喜,2012;廖泽芳、宁凌,2015);三是利用实证测度指数,如产业内贸易指数、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贸易强度指数、HM指数等对贸易产业内贸易、贸易优势、互补性、竞争性、依赖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吕玲丽,2004;张复宏、张吉国,2009;杨丹萍、江奕,2014;郑晶等,2015;宗会明、郑丽丽,2017);四是借助边际分解框架研究贸易增长真正的途径(李显戈、孙林,2012;曹亮等,2014;魏昀妍、樊秀峰,2017)。相比于其他三种方法,边际分解法,特别是三元边际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第一,此方法可将贸易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计算出三者在贸易增长中的贡献度,从而更加直观、有效地厘清贸易增长源泉;第二,从种类、价格和数量变化的角度解读贸易增长途径,可为政府制定更具体的产品出口政策提供依据。
  三元边际是对二元边际的扩展和完善。传统贸易理论认为现有产品扩张是贸易增长的唯一原因,而新贸易理论加入了产品差异的概念,认为在不同消费需求偏好的引导下,只要产品间不是完全替代关系,消费者就可能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从国外购买产品。2003年Melitz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贸易增长的两种模式,即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增长模式,2005年Hummels和Klenow在进一步提出了三元边际分析框架,即将集约边际再次分解为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两个方面,其研究指出,贸易大国大多数(60%)的出口扩张来自于扩展边际的增加,且集约边际的增长主要依靠数量边际的增长来实现,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贸易大国,价格边际贡献极小。而且有研究指出,依靠拓展边际实现的贸易增长更加持久稳定,而长期依靠集约边际增长而实现的贸易增长很难持续,除非是由价格边际导致的集约边际的扩张(Dutt P等,2008)。但还有研究则认为贸易增长主要来自于集约边际(Helpman,2008),同样有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主要印证集约边际而非扩展边际(施炳展,2010;钱学锋和熊平,2010;史本叶和张永亮,2014)。   关于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路径方面,有学者测算了二元边际对我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发现集约边际贡献较高,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總量增长主要是由于集约边际扩张所致(耿献辉等,2014;袁德胜等,2014;鲍晓华和严晓杰,2014;钱涛等,2016)。还有较多学者针对我国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对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高于对不发达国家,集约边际上体现为我国对不发达国家要高于对发达国家(张宇青等,2014),扩展边际对我国对越南农产品出口的拉动作用更为明显(谭晶荣等,2013),我国对马来西亚农产品的出口增长主要是靠集约边际的贡献(李文霞等,2015),我国对欧盟市场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源于扩展边际(杨逢珉等,2015)。还有部分文献基于三元边际视角对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变动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农产品进口增加主要源自数量的迅速增加,同时伴随着进口种类的增加、较高的进口价格(张玉娥和朱晶,2015);中国对中亚多数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是由价格边际的增长引起(杨逢珉和丁建江,2016)。
  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基于三元边际分析相对较少,而且由于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农产品出口增长路径存在差异,虽有部分文献对我国出口东南亚个别国家农产品三元边际进行了分析,但未针对我国出口东南亚地区整体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分析,且缺乏中国对东南亚不同国家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比较。基于此,本文将采用三元边际分析框架,分析我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增长的路径,并借助贸易引力模型,分析我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政策的制订、实施及优化调整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
  三、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分析
  (一)研究方法
  三元边际由Hummels和Klenow(2005)在二元边际的基础上提出,三元边际分析可从产品、国家、企业三个角度进行理解,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农产品层面,所以采用产品角度进行分析,其中,扩展边际指农产品种类增加引起的出口增长,集约边际指原有农产品出口增加引起的出口增长,而集约边际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即价格提高引起的出口增长和数量增长引起的出口增长。具体分解步骤如下: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的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可用式(1)表示: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扩展边际代表出口产品种类丰富度,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越大,说明中国相对全世界而言,对东南亚国家出口的农产品种类越多。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集约边际代表在中国与世界对东南亚国家重合的农产品出口种类中,中国出口所占的比重,农产品出口集约边际越大,说明在重合农产品种类中,中国出口产品在出口目的地所占市场份额越大。
  集约边际可进一步分解为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分解步骤如式(3)~(5):
  以上是从双边层次研究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其不足以体现中国对东南亚总体农产品出口情况,所以按照中国对该地区不同国家的出口权重进行加总,计算多边层次的农产品出口总的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计算公式如下: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借鉴邹嘉龄等(2015)对“一带一路”空间范围的界定,东南亚国家主要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缅甸、东帝汶11国。三元边际分析所使用的数据为UN Comtrade数据库中2000~2016年HS-6分位农产品贸易的数据,主要包括HS分类中的01章~24章、50章~53章(汤碧,2012)。计算过程中所需要的农产品单价通过数据库提供的总价值和净重相除而得,对于可能出现的统计数据缺失问题,本文借鉴祝树金等(2017)的近似替代方式①进行处理,通过整理,共得到150 584个HS-6分位双边农产品贸易数据。
  (三)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特征分析
  1.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农产品贸易概述
  据UN Comtrade数据库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向世界出口农产品的贸易额高达905.10亿美元,其中向东南亚地区出口额为201.68亿美元,2000~2016年间,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49%、16.20%,中国向东南亚农产品出口额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产品总出口额增长速度,且向东南亚地区农产品出口额占农产品总出口额的百分比不断上升,从2000年的8.77%增长至2015年的22.72%(见图1)。从农产品贸易总额来看,2000年之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农产品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在2000~2016年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农产品贸易总额从2000年的33.94亿美元增长到2016年的380.97亿美元,增长了10.22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农产品贸易总额均呈上升趋势,但不同国别贸易增长速度存有差异,其中,中国对东帝汶、越南、泰国、菲律宾、柬埔寨、文莱、缅甸农产品出口的年均增长率均高于15%,分别为31.81%、27.98%、19.73%、18.62%、16.69%、15.67%、15.46%,增长迅速。从贸易差额来看,中国对东南亚农产品贸易逆差顺差交替出现,但总体是从顺差变为逆差,又变为顺差,特别是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实施以来,贸易顺差更加明显,2016年的农产品贸易顺差达到历史最高值(30.39亿美元)。从不同国家来看,越南、泰国、马老西亚、印度尼西亚均是我国在东南亚地区主要的农产品贸易合作伙伴,虽然每个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总额都在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同,且在与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中排名稍有变化。2000年处于中国对东南亚农产品出口贸易前5位的分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2016年处于农产品出口贸易前3位的分别为越南、泰国、菲律宾,其中对越南农产品出口额占比高达28.32%,而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分别降为第4位和第5位。从贸易市场分布来看,中国与越南、泰国、菲律宾的农产品贸易额占据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农产品贸易额的63.50%左右,而中国与老挝、东帝汶的农产品贸易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份额来看,都非常小,2016年占比仅有0.1%左右,说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农产品贸易市场较为集中。从贸易结构来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主要出口肉鱼、棉花、水果蔬菜及其制品等农产品,2016年出口额分别为2 787.74百万美元、4 774.35百万美元、7 585.02百万美元,其中水果蔬菜及其制品的占比最高(36.88%),年均增长率高达22.41%,较之于2000年增加了24.42倍,增长较为明显。   2.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分析
  (1)多边层次分析。图2展示了2000~2016年多邊层次上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分析结果。从扩展边际来看,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一直保持在0.92~0.99左右的高位,由此说明中国出口东南亚地区的农产品种类丰富,几乎涵盖了该地区进口农产品的所有种类。扩展边际的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8年之前的相对平稳发展阶段;2008~2012年的小幅下降阶段,主要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2012年后的波动上升阶段,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落实。从集约边际来看,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农产品出口集约边际波动幅度较大,总体也可分为三个阶段:2000~2007年的快速下降又波动上升的阶段;2007~2013年的频繁波动阶段,基本呈现“W”型变化趋势,此时期最大降幅达到了25.29%;2013年后的平稳发展阶段,此时期的集约边际稍有减少,但降幅不大。结合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可以看出,2009年后扩展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但都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发生前的水平,究其原因,可能是在后危机时代,我国的外部出口市场仍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农产品出口受阻。值得一提的是,样本期间集约边际数值均大于0.65,由此说明我国不仅对东南亚农产品出口种类较为丰富,且市场份额也较大,但很明显,集约边际的变动幅度要远大于扩展边际的变化幅度,因此,可以说在2000~2016年间我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变动主要依靠农产品集约边际变动而实现。
  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基本和集约边际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而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呈现出先平稳波动后缓慢上升的趋势。2000~2007年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呈现快速下降又波动增长的趋势,而价格边际变化不大,所以此时期内农产品出口波动主要通过数量边际来实现;而进入2008年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数量边际出现了“断崖式”下降,并进入了持续波动的阶段,与此同时价格边际呈缓慢上升趋势,所以此时期农产品出口份额下降主要受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下降的影响,而农产品出口价格的上升则缓解了农产品出口份额的下降。在样本期间,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均大于1,这表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的出口价格高于世界平均价格。总体上看,研究期间多边层次上,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农产品出口波动主要来源于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的变化,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贡献相对较小(见图2)。
  (2)双边层次分析。上述是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农产品整体情况进行的分析,其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对东南亚各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特征,所以,本部分将继续对中国向东南亚国家出口农产品的三元边际进行分析,鉴于统计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选取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作为双边层次研究对象,进行下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分析结果如表1、图3和图4所示。
  从扩展边际来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不同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除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外,中国对其他五国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较为稳定且处于高位,基本保持在0.7~0.9左右,而且大多数国家均处于小幅增长趋势,而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总体处于下降趋势,2016年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28.49%,所研究的七国之中,中国对越南的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变化较大,表现出先上升后稳定、再下降最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从集约边际来看,其集约边际数值均处在0.4以下,说明中国在这些国家农产品出口种类虽然较多,但市场份额不大;从变化趋势看,中国对东南亚地区不同国家的农产品出口集约边际表现出从趋同到趋异的变化趋势,差异不断扩大,但总体均呈现增长趋势,其中中国对柬埔寨农产品出口集约边际增长幅度最大,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77%(见图3)。
  从价格边际来看,除泰国外,中国对东南亚多数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呈现增长趋势,且增长幅度较大,其中对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越南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与2000年相比均增长了55%以上。除菲律宾外,中国对东南亚多数国家的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均大于1,说明对这些国家而言,中国对其出口农产品价格均高于世界平均价格,其中对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农产品出口价格在2000~2016年间均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变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价格优势不断显现。从数量边际可知,除菲律宾和柬埔寨外,其他国家的数量边际都保持在0.05~0.15左右,且略有减少,而柬埔寨增长趋势较为明显,增长了2.28倍(见图4)。
  表1给出了中国对东南亚主要国家农产品三元边际的贡献率,可以看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波动主要源于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但针对中国出口东南亚不同国家农产品贸易波动的推动力存有差异。在样本期间,对柬埔寨而言,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三者都是我国对柬埔寨农产品出口贸易增加的推动力,但数量边际占主导地位。对印度尼西亚而言,由于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所占市场份额呈现减小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种类和数量的紧缩主导了出口所占市场份额的减少,出口价格则仍保持增加,虽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但不及出口种类和数量下降的幅度。对马来西亚而言,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出口价格边际均有一定程度提高,但均不及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的下降,从而使得出口所占市场份额下降。对菲律宾而言,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有略微的减少,但出现了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齐增,对中国在菲律宾农产品出口所占市场份额的提升起到了较大的推动。对新加坡和越南而言,两者贸易波动途径较为一致,其中,价格边际保持着最高的贡献率,与此同时,出口种类也不断丰富,对我国在新加坡和越南的农产品市场份额增加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而数量边际减小则对贸易增长起到了阻碍作用。对泰国而言,中国对其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保持最高的贡献率,农产品种类的增长也有部分贡献,但价格边际对贸易增长的作用为负,说明中国对泰国的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为“以量取胜”。   四、三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设定及变量说明
  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被认为是最早使用贸易引力模型研究国际贸易的两位学者,并通过分析发现双边贸易流量与两国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地理距离成反比,后来经过Anderson(1979)、 Helpman和 Krugman(1985)、 Deandorf(1998)等学者的完善和拓展,形成了现在通用的模型形式,被广泛用于分析贸易结构和贸易流量,结合研究出口边际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及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经济规模和收入水平均反映东南亚各国农产品消费需求能力。其中,经济规模越大,潜在的进口需求越大,根据经典贸易引力模型中贸易流量与GDP成正比,预计经济规模与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成正相关,但进口数量越多,农产品定价会有一定程度的降低,所以,经济规模与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成负相关。另外,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对农产品需求的种类、数量就越大,也更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商品。所以预计收入水平与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价格边际、数量边际均成正相关,此数据用人均GDP表示。生产效率反映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效率,本文主要采用农业人均农业增加值表示,生产效率越大,代表出口能力越强,预计生产效率与农产品出口拓展边际和数量边际作用为正相关,与价格边际作用为负相关,以上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地理距离代表固定贸易成本,反映双边贸易运输成本,两国距离越远,运输成本越高,预计地理距离与农产品出口拓展边际和数量边际作用为负相关,与价格边际作用为正相关,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贸易便利化代表可变贸易成本,其值越大,代表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贸易成本越低,所以预计贸易便利化指数与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均成负相关,与价格边际成正相关,数据来源于《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传统基金会每年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由于样本范围为2000~2016年,2008年发生了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从整体或者分国别的三元边际分析已经看出,其对三元边际影响较大,所以本文引入了外部冲击变量,处理办法为,当年份为2008年时,赋值为1,其他年份为0,根据上文分析,预计外部冲击对农产品出口拓展边际、价格边际、数量边际均为负向影响。
  在模型估计方面,由于方程中加入了虚拟变量,无法进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而混合模型又不能准确地反映个体变截距现象(邵桂兰、胡新,2013),因此,本文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二)计算结果分析
  表2给出了三元边际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变量对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不尽相同。表2第一列给出了各变量对中国出口东南亚各国农产品扩展边际的影响,可以看出经济规模、生产效率和地理距离对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经济规模、生产效率对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经济规模和生产效率每增加1%会使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分别增加0.026 4%和 0.037 0%;而地理距离对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地理距离每增加1%可使扩展边际降低0.034 7%。第二列给出了各变量对中国出口东南亚各国农产品价格边际的影响,可以看出经济规模、收入水平、地理距离和外部冲击对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其中,经济规模与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即经济规模每增加1%可使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减少0.184 9%;收入水平、地理距离与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即收入水平和地理距离每增加1%可使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分别增加0.223 6%和1.050 7%;外部冲击对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金融危机的发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变小。第三列给出了各变量对中国出口东南亚各国农产品数量边际的影响,可以看出经济规模、生产效率、地理距离和外部冲击都是显著的。其中,经济规模、生产效率对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有正向影响,即经济规模和生产效率每增加1%可使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分别增加0.152 5%和0.083 1%;地理距离对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具有负向影响,即地理距离每增加1%可使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减少0.519 1%;外部冲击对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金融危机的发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变小。
  总体而言,经济规模、收入水平、生产效率、地理距离和外部冲击是影响中国向东南亚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重要因素,但不同因素对扩展边际、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大小和方向不尽相同。经济规模对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影响都非常显著,其中,对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随着东南亚各國经济规模的扩大,其对进口农产品种类和数量的需求也会增加,与此同时,对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起到负向影响,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产品进口数量的增加,使得农产品定价降低;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程度的提升,使得消费者消费档次也随之提高,“中国制造”的“低价低质”不再满足消费结构变化,所以会对农产品出口价格产生一定冲击。收入水平对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随着东南亚各国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更有能力承担更高价格的农产品。地理距离会显著增加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扩张,但同时减少了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扩张,由此我们可以得到,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进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国家间稳定政治经贸关系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运输方式相比以往更加多样和便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增加农产品出口数量。生产效率的提升可以显著增加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而外部冲击降低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和数量边际,所以合理控制和优化这些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农产品出口市场份额。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借助三元边际分析框架,利用UNComtrade数据库2000~2016年中国对东南亚11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数据,研究了中国对东南亚农产品出口三元边际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农产品出口贸易波动主要来源于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的变化,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价格边际贡献相对较小,说明大多数农产品种类已实现出口,出口种类扩大空间有限;从不同国家来看,中国对东南亚不同国家的贸易波动成因存在差异,其中,中国对柬埔寨、菲律宾和泰国农产品出口份额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农产品数量增加,中国对新加坡和越南农产品出口份额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农产品种类扩张,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农产品出口份额下降主要由出口农产品种类缩小造成,中国对马来西亚出口份额农产品下降主要由出口数量下降造成;通过构建贸易引力模型发现,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与经济规模、生产效率成正相关,与地理距离成负相关,农产品出口价格边际与经济规模、外部冲击成负相关,与收入水平、地理距离成正相关,而农产品出口数量边际与经济规模、生产效率成正相关、与地理距离和外部冲击成负相关。政府可根据贸易增长途径以及三元边际对各影响因素表现出来的不同反应,出台相关指导意见,促进出口贸易增长,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加大新产品引进和开发力度,增强农产品供给能力。为进一步丰富我国对外农产品出口种类,实现中国对东南亚地区农产品出口扩展边际的增长,应在保持我国原有出口产品种类的同时,引进新品种,并加大科研研发,开发新的产品,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促进农产品出口增长。第二,提高农产品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为满足消费者日益提升的农产品消费档次,应积极推进产学研合作,鼓励和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快农产品生产转型升级,实现农产品沿着集约边际增长,促进农产品出口,力求数量和价格齐增。第三,加快双边多层次交流,深化区域合作机制。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优惠政策,减少贸易壁垒,加强双边政治、文化交流,积极推进经济走廊的建设。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陆路与海运的联通工作,通过缩短贸易距离降低农产品出口的运输成本,减少地理距离对农产品出口的阻碍作用。
  收稿日期:2018-12-25
  网络出版网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90128.1059.002.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9-01-29  13:13:34
  基金项目:农业部和财政部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项目(CARS-39-22)。
  作者简介:丁存振(1988-),男,山东聊城人,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肖海峰(1964-),男,内蒙古武川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产品市场与政策。
  [注 释]① 在部分国家某些年份的某类出口农产品缺少产品净重时,用世界平均价格代替该国当年出口该农产品的单价,然后用其出口总价值除以该单价,估算出它的出口净重,由于本文数据量15多万条,且这种情况较少,所以在统计意义上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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