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整体视野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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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整体变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制度和现代社会生产变革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保证，与现代制度、现代生产构成了一个整体。反过来，在这个文化整体中，只要有部分发生变化，其他部分也难以为继。“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在苏俄的影响下，文化思想界和政治革命家对制度文化、思想文化认识上发生改变，整体文化变革出现裂痕，最终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危机的出现直至失败。
　　关键词：人的现代化；五四新文化；文化整体；巴黎和会；苏俄革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9)03-102-04
　　
　　尽管人们将文化大体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但是它们在每一种文化系统中都是整体性的，相互影响制约，互为支持依存；因此文化的变革也应该是整体性的，否则只能导致整个文化变革的失败或变质。作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重要的文化变革之一，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次思想文化变革，是现代中国整体文化变革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变革的必然的历史要求，同时它也是现代社会制度和生产的根本保证，它与现代制度、现代生产构成了一个整体。然而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在苏俄革命的影响下，这一文化整体出现了裂痕，最终导致了新文化运动的危机乃至失败。
　　
　　一、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背景
　　
　　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开端并非始自辛亥革命，因此新文化运动也并非五四时期才有，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批批的近代知识分子如魏源、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严复、张之洞、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就积极地致力于现代文化变革运动，甚至在维新运动前后出现了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批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妇女解放、宣扬自由平等人权等思想潮流，并且在现实生活中提出戒缠足、禁鸦片、讲文明、重卫生、讲简捷、重效率、剪发辫、易服装、反跪拜、重女权等等新风尚新主张。因此戊戌变法也被誉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1]263。但遗憾的是这次新文化运动并未从根本上撼动中国文化的根基，也未形成有规模的文化潮流，最终只能随着戊戌政变失败而衰落。究其原因，并非由于这些现代思想落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由于近代知识分子一会儿将变革的目光聚焦在器物文化变革（洋务运动）上，一会儿又盯在制度文化变革上，始终没有将思想文化变革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因此只能导致所有变革的失败，也就是说晚清中国的这次新文化运动缺乏五四时期才有的文化整体变革的环境。
　　在本质上来说文化是一个整体，因此在转型时只能实行全面变革，否则其结局只能是失败或者不伦不类或者图有其名，这是因为文化整体的各个部分是相互影响相互牵制的。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发生，并能够短时间内形成一股巨大的思想新潮，取得较大成就，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社会文化整体变革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机的结果；同时辛亥革命后出现的一系列制度危机也使思想文化变革显得尤为迫切。
　　首先，辛亥革命的胜利为整体文化变革提供了制度文化上的保障。
　　中华民国的建立不仅摧毁了皇帝制度，否定了君主立宪，而且还初步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度、国会制度、责任内阁制度和政党政治，已经初步形成了现代政治运作的模式和程序。同时这些政治制度建设又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就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被法学界认为是20世纪具有现代意义的优秀宪法。它从宪政原则出发，规定了法制原则、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制衡原则等诸多基本法则，“这些规定反映了辛亥革命的积极成果，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家所主张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精神，其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中国人民由过去的封建时代只知道忠孝的臣民变成了参与国事的公民。拥有法定的权利和义务，使人改变了过去的依附和半依附状态，开始真正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强调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第一次被提上了历史日程。”[2]
　　尽管宪法出台了，政府建立了，但是人的素质并没有变，在封建奴隶道德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官员，在运作宪政体系过程中是很难确保不违背现代理念的，一般民众对现代政治也缺少必要的了解和认识。《阿Q正传》《风波》等作品中所描述的革命后情形：“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就是很好的佐证。而主导国家政治生活的袁世凯或北洋政府等，不仅没有推进国民素质现代化的改造，反而极力倡导读经尊孔，甚至立孔教为国教，欲使全民永远做封建道德的奴隶和奴才，更是构成了对现代民主制度的反动。
　　其次，现代制度文化的形成，对现代物质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一战前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工业化程度相较于晚清时期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人们往往将此简单地归因于一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欧洲战场而无暇顾及中国等殖民地的掠夺和压迫，而忽视了辛亥革命胜利后确立的政治制度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积极促进作用。如果只是减少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和盘剥而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一战前后中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获得如此快速发展的，只要人们回顾一下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海战期间处在同样境况之下的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差异，就能明白这一道理。
　　在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近代洋务运动尽管未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命运，但在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现代物质文化形成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就早已有了很大改变，自然经济开始崩溃，工业化生产已经扎根成长，农作物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阶级阶层结构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以资本牟利的民族资产阶级、以学绅（知识阶层）和绅商（义利兼顾的开明绅士）为主体的新的精英阶层[3]152、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阶级，在数量上都有了一定规模。但由于缺乏制度上的保障，其发展是相当缓慢的。只有到了民国初年，现代经济的发展才获得了制度上的合法性，因而民初（1912－1920）中国的工业化生产在一战前后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4]355~356
　　目睹了近代中国变革失败的五四知识分子，在共和国的大厦将倾之时，终于认识到整体文化变革的重要性，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变革，必须有思想文化变革上的支持。正是从这个意义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次“文化补课运动”。[5]同时，现实生活中人们思想的落后和袁世凯、张勋复辟闹剧的出现，更使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要维护现代制度的健全和现代生活的发展，就必须在思想领域进行一场旨在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体系变革。“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6]207“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接踵应运而生就毫不足怪了。[6]159
　　
　　二、个人主义与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观念
　　
　　在民国建立的背景下，五四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性，因此急切地向全体国民发出这样的呼告：“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应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6]148鲁迅也认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7]31这就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问题――改造国民性，以及改造国民性的具体途径：一是对戕害人性压抑人格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道德文化展开激烈的批判，为人的现代化扫清道路；一是大力张扬以人权平等自由为理念的现代个人主义，塑造独立负责的新型人格。说到底，所谓改造国民性就是要建立起适应现代生活的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实现人的现代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观念 。
　　随着整体文化变革裂痕的出现，新文化运动所依恃环境已经出现了危机，最终在北洋政府灭亡中式微了，陷入了分崩离析的状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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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4］果鸿孝.中华近世通鉴•经济专卷[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
　　［5］李新宇.什么是新文化运动[J].社会科学战线， 2004(3).
　　［6］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M ].北京:三联书店，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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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周作人.《蒙氏教育法》序[J].语丝，1927-10-22(154).
　　［10］胡适.胡适作品集（6）[M].台北: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
　　［11胡适.胡适作品集（2）[M].台北: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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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王章维等.“五四”与中国现代化[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14］李大钊.公理战胜强权[J].每周评论，1919(7).
　　［15］杜亚泉.杜亚泉文选[M]（田建业等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6］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张品兴主编）第五册[M].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2.
　　［17］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责任编辑：莲 郊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May Fourth and Its Fate in the Sight of Cultural Mainfold
　　ZHU Xian-zhen
　　（School of Literatur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China）
　　Abstract：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May Fourth, which bends itself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human being,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ntegrative culture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It is the inevitable request and ultimate guarantee of the changing of modern regime and producing. They form an integer of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else hardly continues if the some part of the culture changes. After China was defeated in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n 1919, the group of the culture and thought shifted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about regime and ideology with the influence from Russia, which broke down the culture mainfold and brought on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failing.
　　Keywords：modernization of human being; New Culture Movement of May Fourth; culture mainfold; Paris Peace Conference in 1919; revolutionary of Soviet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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