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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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蓬勃，从来不是一时所为，不是公众制造出来的。不要以为我们是文化制造大国，不能以为我们正在实现大国文化崛起。回顾2006年文化的度过，瞻望2007年文化的行进，我们期待文化的挺拔勃兴。
　　
　　狭义的恶搞是一种反文化
　　
　　2006年倏忽间就过去了，朋友在一本新书序言里的一句话给我印象深刻：“似乎就是几个人恶搞了一把，一年就过去了。”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恶搞，渐入高潮。
　　胡戈在2006年初恶搞了一把《无极》，没成想竟然就开启了“恶搞年”。从电影《无极》那“一个馒头的故事”，到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一堆馒头的故事”，所映照的“恶搞年”倒很完整。从大片到名人到文化经典，都成了恶搞对象。有些名人则在博客里相互恶搞。相信下一版《现代汉语词典》一定会收入“恶搞”这一新词。
　　其实，我们不能将一切搞笑都看成是恶搞。有的所谓恶搞，其实是善搞，是讽刺幽默、批评批判，可惜搞得不错的善搞太过稀少。恶搞的无边际发展，就弄成了搞恶。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恶搞，将《红楼梦》搞成了“林妹妹穿三点式、宝姐姐陷入婚外恋”的现代版；对红色经典的恶搞，《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成了做明星梦、希望走穴挣大钱的富家子弟。
　　网络不是流水线，但网络确是集装箱，体积巨大，容量无比，恶搞成了网络文化制造，甚至从制造变成了竞赛，长势如雨后蘑菇。更夸张的是，网络恶搞的文化制造很快就下载到了现实生活中，商业恶搞开始大行其道：雷锋上了安全套包装盒、屈原成了猪饲料品牌代言人、姚明牌卫生巾也出笼了……文化制造变成了商业制造。文化为商业服务本来也不坏，问题是没心没肺的文化商业化，是对民族人文精神的蚕食和摧毁。
　　在一种扭曲的环境中，文化必然以扭曲的形态出现。恶搞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心理、文化心态的表现。恶搞与善搞之间如果没有相对清晰的边界，那是可怕的。善搞与恶搞的区别是：善搞是草根们话语权利的体现，它同样可以带有娱乐至死的黑色幽默，与恶搞不同，恶搞不仅是侵害真善美，而且是对他人合法权利的赤裸裸的损害。
　　在我看来，狭义的恶搞就是一种反文化。冀望将善搞从如今笼里笼统的恶搞概念里独立出来，分水岭就是是否侵害他人的权利。在文化共同体中，人人都是平等的，谁也没有侵害他人权利的权利。或许，我们不必夸大恶搞对人文精神方面的损害程度，如若在现实层面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则需要让法律来调整、由法庭来辨是非。重要的是，我们并不需要法庭之外的“文化裁判所”。
　　龙应台曾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对别人的态度。”美国《时代》周刊2006的年度人物是互联网上的“你”――网民。冀望聪明的网民在2007年多一点善搞而少一点恶搞，去解构、去批判、去讽刺假丑恶，而不是拿真善美寻开心。这，就是一种文化责任。
　　
　　比“文艺复兴”更重要的是“文化复兴”
　　
　　这是一个没能出现文化大师的时代。如今在我们的文化制造领域，已经不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大抵是“山中无猴子，蛤蟆称大王”了。
　　学者许纪霖比较了张艺谋、陈凯歌和李安三位华人导演，分析说，他们三人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横扫欧洲影坛，而目前只有李安笑傲江湖。“高手之间的较量，比的是背后的文化底蕴”，关公不能翻跟斗，因为他是儒雅的，关公之像，“没有瞪着眼睛拿刀乱砍的，他一定是在读《春秋》”。相比于李安，张艺谋、陈凯歌确实太没文化，若让他俩来导演“关公”，那保不准又要搞出一个或一堆“馒头”来。
　　如果说没有文化大师还不可怕，那么没有文化是很可怕的。歌德曾说：“在文化水准最低的地方，你随处可见强烈残暴的仇恨行为。”尽管这是歌德两个世纪前所说的，今天依然基本如此，你看看新闻里多少灭门案件、动不动连杀十来人的凶案，就知一二。而不少影视剧组在拍摄过程中，恣意践踏自然、毁坏文物，则更是典型的搞文化的人没文化。
　　文化是文明的寄托，没文化何谈有文明。文化的面积与沙漠的面积成反比，文化的深度与大海的深度成正比。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曾把文明比作杀戮之河的两岸，在两岸“人们建筑房屋、温暖做爱、抚养孩童、写诗歌咏、雕刻铜像――文明的故事即发生在河两岸的事迹”。
　　岁末年初，又有一轮“中国如何能够文艺复兴”的热烈讨论。新人文运动是否即将到来?这个似乎也没必要深究，就像季羡林老先生提出“21世纪东方文化将再领风骚”的观点，有人反对，他则高挂免战牌，其态度就是“不争论”。
　　相比文艺复兴的概念，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场文化复兴，当然，也可以把文艺复兴理解为文化复兴与观念创新。文化复兴的本质在康复与创新两个关节点上。今天，面对我们缺大师、没文化的现实，面对既有“外伤”、又有“内伤”的文化，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文化康复，在康复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发展与兴盛。康复就是修复好“内外伤”，它不能是锯箭行动――只将露在外头的箭干锯下就完事，康复之后才能求得重生或新生、求得创新与振兴。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必然要求走创新之路，创新之路也就是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的必由之路。然而，复制容易创新难。如果说胡戈那第一回以善搞为本质的恶搞算是一个创新的话，随后跟风的一切恶搞，都是复制。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被称为“《雷雨》加大型团体操”，那故事是从话剧《雷雨》里偷来的，这也是复制而非创新。
　　如果只有文化制造而没有文化创造、文化创新，就没有文化复兴。文化复兴是广义的，它要求跨国家、跨时代、跨文化，作为人文精神，文化如果不能跨文化就不成其文化。文化复兴更不是复古，也不是“中华文化的复兴”，它必须具有世界眼光。
　　
　　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需抛弃没有文化的文化
　　
　　“没有文化的文化是可怕的。”这是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说过的一句有分量的话。在2006年初，在第三届文化讲坛上，韩美林进行了一次有意思的演讲，那讲稿就是一篇不错的随笔。他开篇就讲到：在21世纪的经济浪潮中，在这样一个大的转型时期，我们的民族要更重视“文化”这两个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
　　韩美林直言不讳：“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我们进一步理解：没文化的文化，实质是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只是一个文化躯壳而已。文化如果总是钱权说了算，始终停留在制造层面，而不能提升为创造，那么，我们很可能就是一直在制造没有文化的文化。文化制造如何兴盛也只停留于文化产业，只融于经济范畴，成为所谓的新增长点；而只有文化创造，才有文化精神和人文精魂；文化制造造就的是工匠，文化创造才有望造就大师。
　　文化制造是可以软件化操作的，能够大量复制拷贝。仅仅从文化发展产业来说发展文化产业，就文化体 制改革来说文化体制改革，那注定会导致文化物化、体制硬化。在一个只有文化制造的国度，文化衍生产品如何之丰富，也不能说明其有文化。说我们如今没文化，除了恶搞搞不出真文化，就是因为文化制造造不出真文化。比较典型的是帝王剧的文化制造，尽管制造的量很大，看的人也很多，它其实属于没文化之列，所以，有识之士就发出了“扫皇比扫黄还重要”的声音。
　　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我国已经成为经济上的制造大国，而缺改革少开放的文化思想领域，至今还是个文化制造弱国。经济要真正强大，就需变制造大国为创造大国；而文化的真正强盛，则需从文化制造小国跨栏般跳过文化制造大国，而直接走向文化创造大国。
　　以上是宏观与中观层面的情况，在个人的微观层面，同样有着文化制造和文化创造之别。听过大师马三立相声中的“意识流”，其实也是讽刺文化制造的：“我写，我写小说，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作家艺术家如果商业意识过于发达、过于灵敏，使劲于文化制造，成功的可能仅仅是商业，艺术则不好意思，恐怕只能免谈了。今天“有钱了”先买一幢别墅住，与那“先买一棉帽子戴”也没啥区别。
　　什么是文化创造，其实一点也不难理解，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披阅十载就是典例。如今在互联网的热闹之外，我们很需要有“局外人”、有“沉默的极少数”、有“麦田的守望者”、有“上帝唇边的长笛”、有“百年孤独”，做不到百年孤独那么一二十年的孤独也好，心无旁骛地专心静心于文化艺术的创作。要从文化制造提升到文化创造，就须坚决抛弃没有文化的文化，也只有坚决抛弃没有文化的文化，才能实现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的升华。
　　
　　中国文化的康复与发展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
　　
　　罗曼・罗兰说：“少数人独占的文化架子已经破碎了；今天我们必须接受最广义的人文主义，拥抱全世界所有的精神力量。”罗曼・罗兰的话说得真好啊!今天，我们更应该接受最广义的人文主义、拥抱全人类所有的精神力量，为我们文化的康复、发展、兴盛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最广义的人文主义，就是一种普世价值，民主、自由、公平、公正、和谐、宽容等等，都是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这些普世价值是人道的、人性的，它是广义文化的崇高境界。要抵达这样的高境界，需要文化人不懈奋斗，奋力去拆除压制创新、限制创造的社会因素。都说文化人要心肠软、骨头硬，可惜现在大抵是倒过来了，反成了骨头软、心肠硬。
　　文化是一个国家重要的软实力。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其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是必然的趋势，而作为软实力的文化，其发展方向则需要“由上级主管向个人自主转变”。
　　文艺的繁荣、文化的勃兴、大师的辈出，都不是靠管理给管出来的。权大管出来的文化、钱多造出来的文化，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可遗憾的是，如今我们一些文化官员其实很没文化。
　　要想重建文化自信，宽松宽容的制度环境是不可或缺的。早在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上，邓小平曾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980年10月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作――“赵丹遗言”，那是真挚心声的流露，更是真理常识的揭示，千言万语都在标题的10个字上――《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如今韩美林也深有感触：“用‘没有文化’来干涉艺术，很可怕。”
　　诗曰：“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佞幸覆乾坤。”雨果则云：“亲善产生幸福，文明带来和谐。”亲善、文明、幸福、和谐，这样的关键词，构成了文化复兴的良好制度环境，我们要努力抓住，不可轻言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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