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肃慎、挹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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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慎和挹娄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东北民族史中的重要议题。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先秦、秦汉时期有关古肃慎的记载虽多，但实际上中原王朝对其知之甚少，这一时期的文献都未将古肃慎与东北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到了魏晋南北朝耐期，随着中原王朝与东北关系的密切，魏晋史家以“枯矢石磬”为依据，断定古肃慎位于东北的北部。而中原王朝更是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将进贡“梏矢石髻”的挹娄认定为肃慎，导致肃慎与挹娄两个族称并存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献之中。
　　关键词：肃慎　挹娄　梏矢石磐
　　作者沈一民，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地址：哈尔滨市，邮编150080。
　　
　　按照传统古史观的看法，肃慎族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古肃慎，历经魏晋的挹娄、北朝的勿吉、隋唐的棘鞫等几个阶段的发展，最终演变为女真、满洲，整个肃慎族系的发展谱系非常的清晰。但实际上，囿于文献的匮乏和史料之间的歧异，学术界在肃慎、挹娄关系问题上始终未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综合前辈学者的研究，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挹娄为肃慎的一支，丁谦先生首倡此说；挹娄是肃慎的改称，金毓黻先生的《东北通史》开此先河；肃慎、挹娄是两个民族，有关联但也有差别，傅斯年、薛虹等先生皆主此说；肃慎、挹娄毫不相干，前苏联学者多支持这一说法。各个观点针锋相对，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着对先秦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献进行梳理，试图找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肃慎、挹娄并存于史籍的原因，从而解答肃慎、挹娄二者的关系。
　　
　　一、先秦、秦汉时期有关肃慎的记载
　　
　　肃慎，又作息慎、稷慎、肃奋，同音异译。对于古肃慎的记载，散见于先秦、秦汉时期的各种古籍中：“先秦古籍有《尚书》、《逸周书》、《竹书纪年》、《孔子家语》、《国语》、《左传》和《山海经》等，稍后的《大戴礼记》、《淮南子》、《史记》和《汉书》等有关追述先秦史事的记事，也有肃慎与中原来往的介绍。”由于这一时期的文献多有转相抄袭的现象，首先有必要对这些文献进行梳理。按照文献所记内容进行分类，实际上先秦、秦汉时期的众多古籍，对古肃慎的记载有很大的趋同性。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类是古肃慎朝贺。又可以细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古肃慎与中原建立关系，表示臣服。《大戴礼记。少闲》在论及舜时，提到“昔虞舜以天德嗣尧……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此后在述及其他三位古圣王，即夏禹、商汤、周文王时，也作了同样的重复。《汉书・武帝纪》所载元光元年(前134)诏书：“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奋、北发、渠搜、氐服。”这实际上是把古肃慎朝贺作为衡量圣王“德”的一个标志。正是由于这些记载中蕴含了过多的政治理念，池内宏先生以此为据，认为所记内容并不是历史事实，而只是“宣传在中国圣天子出现时，四方夷狄仰慕其德，来朝贡献这一中国人最好的政治理想”。
　　第二种是古肃慎贡弓矢。《竹书纪年》载：帝舜二十五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此后的记载较之更为简单。《竹书纪年》载：“(周武王)十五年，肃慎氏来宾。”成王九年(前1090)，“肃慎氏来朝，王使荣伯锡肃慎氏命”。《尚书・序》的记载相差不多：“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息慎之命》。”尽管这些文献都未明言古肃慎所贡为何物，但是由于孔子对“梏矢石磬”的考证，使得它们与贡弓矢之间建立了联系。《国语・鲁语》载：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梏矢贯之，石磬其长足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日：“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梏矢、石磐，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
　　《史记。孔子世家》、《说苑・辨物》、《汉书・五行志》等也对这件事进行了转述。孔子的这段话极为重要，它不仅佐证了西周初年古肃慎朝贺的事实无误，更直接地指出“梏矢石藉”就是古肃慎所献的弓矢。
　　第三种是古肃慎贡大麈。《逸周书・王会》载：“西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这则史料与其他记载多有不同，按照傅朗云、杨呖两位先生的解释：“周天子大会天下群臣，周边少数民族头人按方位入座。肃慎族头人在东座的北方座位上。”
　　第二类是对古肃慎地理方位的记载。这类记载同样也可细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中原王朝作为基点而标注的地理位置。如《大戴礼记・五帝德》中记载孔子回答宰我时，对帝舜的功绩进行了评价，提到“北山戎、发、息慎”。《史记》在追述帝舜时期时也提到：“(虞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北山戎、发、息慎。”《说苑》关于帝舜时期的描述，也使用了这种说法：“北至山戎、肃慎。”《左传・昭公九年》载詹桓伯说：“及武王克商……肃慎、燕、毫，吾北土也。”这些材料只是说古肃慎相对于中原地区，位于北方；都只是一个笼统的地理方位概念，并未对古肃慎的具体位置进行确指。
　　第二种是以古肃慎自身作为基点而标注的地理位置。如《山海经・海外西经》载：“肃慎之国，在白民北。”《山海经・大荒北经》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日不咸，有肃慎氏之国。”由此我们知道古肃慎在白民北，其地有名日不成山的大山。
　　第三种是漫指古肃慎远居海外。上引《大戴礼记・少闲》都是用“海外”或“海之外”说明古肃慎所处的位置。《淮南子》的记载也是如此，“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肃慎民。”《子虚赋》的记载相较而言更为具体一些。司马相如借乌有先生之口提及：“齐东睹有巨海，南有琅邪……邪与肃慎为邻。”借无是公之口说到：“今齐列为东藩，而外私肃慎。”这里以齐国为坐标，指出古肃慎位于山东东部海外，与齐国有所往来。“邪”通斜，但这里并未明言古肃慎是在山东的东北方，抑或是在山东的东南方，仍缺乏明确的指向。只有到了唐朝张守节作《正义》时，才认为“邪谓东北接之”。而他的依据则是“《括地志》云：‘棘韬国，古肃慎也，亦日挹娄，在京东北八千四百里，南去扶余千五百里，东及北各抵大海也。”，这实际上是以唐朝棘辐所处的地理位置来推论“邪”字，是以后世的观念推导前人的想法，根本不足为据。
　　第三类是对古肃慎土产的记载。《山海经・海外西经》指出古肃慎之地出产叫做雄常的树木。“有树名曰雄常，先入伐帝，于此取之”。
　　通过以上的梳理，虽然先秦、秦汉时期有大量的史籍记载了古肃慎的相关情况；但是就所记内容来说，中原王朝对古肃慎的了解非常有限。通过总结，我们大约只能知道古肃慎最早在帝舜时期，至迟在西周成王时期，与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而古肃慎的地理方位则是居于海外，位处中原王朝的北方。古肃慎的特色就是出产“桔矢石智”，并有“雄常”之木。基于如此少的线索，我们根本无法推断出古肃慎的具体位置，建立古肃慎与东北的关系。正是由于文献对古肃慎所记的模糊性，作为态度严谨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都未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古肃 慎详加讨论。
　　尽管中原王朝对古肃慎知之甚少，但古肃慎却屡屡出现在文献中，这是因为孔子的论述彰显了古肃慎的地佗。孔子把“肃慎来服”作为衡量舜、禹、商、周功业的一个标志，正如林沤先生所言：“商周之际北方的肃慎族，因为和‘圣人’孔夫子的传说发生关系而著称于史。”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肃慎的记载
　　
　　以上文献所记的内容，大都下限至汉武帝时期。此后直至三国时期，肃慎的活动不再见诸史书。对于这个问题，传统史家用“虽秦汉之盛，莫之致也”的方式来解释。正是由于文献的阙如，导致东汉时期对肃慎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原有的认识层面上。孙星衍注《尚书・序》时，引马融的说法：“息慎，北夷也。”《史记集解》注解“息慎”时，引郑玄的说法：“息慎，或谓之肃慎，东北夷。”高诱也只是说：“肃慎在北方，远也。”三位东汉通儒对肃慎的认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进一步深化。但是从三国时期开始，中原王朝对肃慎的认识出现了飞跃式的发展。不仅文献中出现了大量有关肃慎的记载，也正是在魏晋时期，肃慎与东北之间的联系最终得到确立。
　　其一，魏晋时期对经书等传统文献作注诸家，不约而同地把肃慎和东北联系在一起。而这些正是我们认为古肃慎位于东北的依据。三国吴韦昭注《国语》时曰：“肃慎，东北夷之国，去扶夷千里。”西晋杜预注《左传・昭公九年》时，指出：“肃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里。”西晋晋灼在注解元光元年诏书“海外肃慎”一语时，更是直接指出肃慎与挹娄之间的关系：肃慎，“《东夷传》今挹娄地是也，在夫余之东北千余里大海之滨”。《汉书》中，在解释“梏矢石磬”时，西晋臣瓒的注解为：“肃慎，东北夷。”东晋郭璞注解《山海经・大荒北经》时也指出：“今肃慎国去辽东三千余里。”魏晋时期的这五位学者，除晋灼沿用郑玄古注外，其他人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肃慎的地理位置在东北的北部。这种对肃慎地理位置的认识不仅远远超过了先秦、秦汉时期文献的所记内容，也超过了东汉作注诸家。西晋孔晁在对《逸周书》作注时，更是武断地认为“稷慎，肃慎也”，却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魏晋时期，时人对肃慎的了解日深，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判断。
　　其二，三国以降，史书中不仅重新出现了关于肃慎的记载，而且记录下大量肃慎朝贡中原王朝的史实。按照出现的时间顺序排列，最早见于记载的是魏明帝时期，青龙四年(236)五月，“丁巳，肃慎氏献桔矢”。此后肃慎人贡不绝如缕。魏景元三年(262)四月，肃慎再次朝贡。“肃慎来献梏矢、石磬、弓甲、貂皮等，天子命归于大将军府。”《三国志》的记载更为详细：“辽东郡言肃慎国遣使重译入贡，献其国弓三十张，长三尺五寸，桔矢长一尺八寸，石磐三百枚，皮骨铁杂铠二十领，貂皮四百枚。”两相补充，可以看到肃慎这一次人贡，仅到达辽东郡，并未入都。但是字斟句酌的陈寿却不惜用大量的篇幅予以记载。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差。进入西晋时期，肃慎再次朝贡。咸宁五年(279)十二月，“肃慎来献桔矢石磬”。
　　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不已，但是这并未阻隔肃慎与东晋、南朝的通贡，相关记载仍时有出现。元帝司马睿时，太兴二年(319)“八月，肃慎献桔矢石磬”。“成帝时，肃慎国遣使来献。”南朝宋孝武帝时期，大明三年(459)“十一月己巳，高丽国遣使献方物。肃慎国重译献梏矢、石磬”。同书《符瑞志下》载：“孝武帝大明三年十一月己巳，肃慎氏献桔矢石磬，高丽国译而至。”同书《高句骊传》载：“大明三年，又献肃慎氏桔矢石磬。”一件事情却在《宋书》中有三处记载，可见沈约对肃慎朝贡的重视程度。更值得玩味的是，高旬丽国王高涟于“大明二年，又献肃慎氏槽矢石磬”。高句丽自身并不出产“桔矢石磬”，却进献了“桔矢石籍”。这似乎说明高旬丽是在刘宋政权希望他们进献“梏矢石磐”的情况下才会有这一举动的。
　　肃慎不仅与南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北方的各王朝也时有联系。后赵时期，肃慎向石勒进献过“梏矢石磬”。史载：“时，高句丽、肃慎致其桔矢。”前秦时期，肃慎也曾人贡。当苻坚鼎盛之时，“肃慎贡梏矢”。此后，北齐天保五年(554)“秋七月戊子，肃慎遣使朝贡”。这是肃慎进献“桔矢石奢”的最后一次，从此以肃慎为名的这个古民族消失不见。
　　其三，除大量肃慎朝贡的记载外，更为重要的是，在曹魏时期，中原王朝的军队第一次深入东北的北部地区，到达了肃慎的居住地区。从东汉末年公孙度父子割据辽东，到曹操大力经营东北，中原王朝与东北地区的关系日益紧密，东北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也日益得到中原王朝的认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曹魏在征讨高句丽时，首次派中原军队进入了肃慎地界。《三国志》载：毋丘俭“正始六年复征之(高句丽)，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余里，至肃慎氏南界。”《三国志・东夷传序》亦载：“过沃沮，践肃慎之庭，东临大海。”这次出兵改写了中原与肃慎的关系。以往都是(古)肃慎向中原王朝朝贡，属于单向交流；而这次出兵则是中原王朝主动接触(古)肃慎，使二者的关系变为双向的交流。
　　众所周知，此时史书已经出现了有关挹娄的记载，那么为什么肃慎还会频现于文献之中呢?这实际上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古)肃慎重新确认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诸多关于肃慎朝贺的记载，肃慎的出现都无一例外地与“桔矢石籍”联系在一起。之所以会出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对肃慎的重新确认，完全是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此时中国正处于政局动荡、割据政权林立的时期，各个政权在无法取得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时，为了论证自己政权的正统性，都极力推崇古帝王的“德”。正如王乐文先生所言：“历代帝王均把‘肃慎来贡’作为衡量文治武功，体现威德及于四海的重要指标，十分重视来进贡的‘肃慎’族。”所以陈寿才会在《三国志・东夷传序》中写道：“自虞暨周，西戎有白环之献，东夷有肃慎之贡，皆旷世而至。”而此时“栝矢石磬”的重新出现正好迎合了这一需要。所以我们才会看到魏晋南北朝时人不厌其烦地提及肃慎朝贡之事。司马昭为了体现曹魏的强势，在给孙吴的文书中称：“自兹以降，九野清泰，东夷献其乐器，肃慎贡其梏矢，旷世不羁，应化而至，巍巍荡荡，想所具闻也。”钟会在《檄蜀文》中也宣称：曹魏“布政垂惠而万邦协和，施德百蛮而肃慎致贡”。无一例外地把肃慎朝贡作为彰显曹魏强大的依据。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挹娄的记载
　　
　　魏晋时期，除了有大量关于肃慎的记载外，还出现了挹娄的记载。正史中以《三国志》对挹娄的记载最早，也最为详尽，《后汉书》的记载“多抄录陈寿的《三国志》，全文基本一致，仅句子顺序略有改动”。除此之外，其他文献也时有记述挹娄之语。“《广志》日：挹娄国城(域)寒，人多穴居也。”“《广志》曰：貂出扶余、挹娄。”《广志》，是一部博物志书，旧题西晋郭义恭撰，最近学者指出其成书年代当在北魏中、前期。此时挹娄已被勿吉所代替，而《广志》仍用挹娄这一族称，这无疑表明了挹娄确实存在于魏晋时期的东北。
　　挹娄与古肃慎之间的关系，魏晋史家也有明确的答案。对二者关系的论述始于魏文帝时鱼豢所写的《魏略》：“挹娄一名肃慎氏。”已失传的三国吴谢承撰的《后汉书》，也有“挹娄，即 古肃慎氏之国也”之语。前引晋灼注解《汉书》的说法和《三国志》也是如此。而他们论证二者关系的依据仍是“梏矢石磬”。傅斯年先生早已指出：“挹娄之为肃慎者，今日殊不能知史家果何所凭借而作是语，或以其用石矢巨弓，出自东北远方，而‘稽古，以定此名，亦未可定。”@求诸史书，也足以证明这一观点。《三国志》在描写挹娄时，开篇并未直接指出挹娄与古肃慎有关系。直至叙述到“桔矢石智”时才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桔，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之肃慎氏之国也。”可见《三国志》的判定标准就是“梏矢石奢”。东晋郭璞在注释《山海经・大荒北经》时也是通过“桔矢石磬”建立起二者的联系。“晋太兴三年(320)平州刺史崔毖遣别驾高会，使来献肃慎氏之弓矢，箭镞有似铜骨作者。问云，转与海内国，通得用此。今名之为挹娄国，出好貂、赤玉。”正是由于挹娄同样使用“梏矢石磐”，所以魏晋史家才会建立起古肃慎与挹娄之间的承袭关系。
　　由此可见，魏晋史家不论是对肃慎的再确认，还是对挹娄与肃慎关系的判定，都是依据其民族所出产的“桔矢石磬”而做出的结论。但同样的衡量标准却导致两个民族名称的出现，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对这一问题合理的解释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肃慎和挹娄实际上指的是同一个民族。
　　后赵石虎时期的一则记载可以佐证这一说法。《晋书》载：“至成帝时，(肃慎)通贡于石季龙，四年方达。季龙问之，答日‘每候牛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国所在，故来’云。”《晋书》的这则记载实际上是抄录的前人著作。陆翔《邺中记》载：“肃慎在邺之东北，去邺五万里。遣使四年乃达。献石梏磬矢。问使者缘何来此，答云：‘牛马西南向眠三年，则知大国所在，故来耳。，恒以此为候也。”孙盛《晋阳秋》也记载了这件事。“(肃慎)成帝时又通贡于石季龙，日：‘每候牛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大国所在，故来。”三则文献都明确写明后赵石虎时期的这次入贡是肃慎所为。而同一时期，《资治通鉴》也有挹娄朝贡后赵的记载。咸康六年(340)，“会挹娄国献梏矢石磬于赵”。在石虎统治的16年时间里，肃慎、挹娄同时向后赵贡献了“梏矢石磬”。
　　按照史书的记载，挹娄从曹魏时期开始逐渐强大，成为东北地区一个重要的民族。不仅“夫余数伐之……卒不能服也”，挹娄周边的民族也经常饱受其侵扰。“其国便乘船寇盗，邻国患之。”但是如此强大的挹娄，除《资治通鉴》的这则记载外，史书再未提及挹娄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联系。而魏晋南北朝的肃慎，除了进贡“桔矢石署”外，却没有任何关于其民族生活情况的描述。这种巨大的反差是极为不合理的现象。而这次重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契机。两个系统记载的“梏矢石奢”实际上是指同一件事，也就是挹娄进贡“桔矢石磬”。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中原王朝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把进贡“梏矢石督”的东北少数民族认定为肃慎，而将挹娄进贡“措矢石奢”改为肃慎进贡“措矢石奢”，“俨然是战国后期所造作的圣天子受命瑞象说的再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史书上所言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肃慎朝贡，实际上就是挹娄所为。只不过中原王朝为了彰显自己的国力强盛，擅自将挹娄改称为肃慎。而《资治通鉴》通过引用原始文献保留了当时情况的原始面貌。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三国志》有《挹娄传》却在其他部分仍称肃慎。
　　综上所述，以现有的先秦、秦汉文献进行分析，当时中原王朝对古肃慎的认识是相当浅薄而模糊的，古肃慎与东北地区也没有直接或者必然的联系。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王朝与东北关系的日益密切，魏晋史家以“桔矢石梧”为依据，将古肃慎与东北民族联系在一起，对之进行了重新确认。但我们并不能以魏晋史家的看法，简单地把这一时期的肃慎和古肃慎划上等号。这一时期所出现的肃慎实际上就是挹娄，肃慎一词是中原王朝强行给挹娄所加的族称，是中原王朝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强行将挹娄进贡“楮矢石著”说成是肃慎进贡“桔矢石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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