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白话作品语言研究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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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祖国
中图分类号：H109.3 文献标识码：A
蒲松龄不仅是以《聊斋志异》享誉世界的文言小说大家，而且是白话通俗文学的圣手。他主要于晚年创作的聊斋俚曲十五种（共计40多万字），以戏曲的形式反映社会生活，在中国通俗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此外，他还编写了歌谣体的农村用字汇编《日用俗字》，是历史上同类作品中字数最多的一部，内容丰富，可视为清初农村生活的百科词表。蒲松龄的白话作品，方言性突出，口语性强，是研究清初北方方言，特别是鲁中地区方言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字的珍贵资料。作为蒲松龄作品语言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张树铮《蒲松龄白话作品语言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第1版，下文简称《研究》）一书，首次对蒲松龄白话作品语言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综合研究，填补相关学术空白，诚可谓蒲松龄白话作品语言研究的集大成者。通读过后，可深刻体会到该著作主要具有以下四个显著特色。
第一、内容全面，论述充实，全景式揭示蒲松龄白话作品语言特点
《研究》一书分上下两册，共计150余万字。内容分“蒲松龄白话作品语言本体研究”和“蒲松龄白话词典”两编，对蒲松龄白话作品语言进行了全景式的研究。
“本体研究”部分，第一章《蒲松龄的白话作品及其语言》，除了介绍蒲松龄的白话作品及其语言研究现状之外，重点讨论了蒲氏白话作品语言的异质性和方言性。第二章《蒲松龄白话作品语音研究》，分别讨论了蒲氏白话作品所反映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特点。第三章《蒲松龄白话作品词汇研究》，主要是对前贤的蒲氏词语释义进行修正、补充，并对《汉语大词典》所收蒲松龄词语的基本情况和疏误进行了分析。第四章《蒲松龄白话作品语法研究》，主要对蒲氏白话作品中最有特点的代词、助词和几种句式进行了研究。第五章《蒲松龄白话作品用字及校勘研究》，主要是对《日用俗字》的大量形讹字进行了考证，并讨论了其中的“俗字”和“正字”的一些特点，另外还有对通过语音进行聊斋俚曲和《日用俗字》校勘的方法的归纳。
“蒲松龄白话词典”部分，收录词条（包括歇后语）一万零一百多个。据该书后记，这部分内容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蒲松龄白话作品方言词汇研究”的结题成果，该词典对包括《聊齋俚曲集》《日用俗字》及蒲松龄其他作品中带有方言性、白话性及时代性的全部词语（包括少量文言作品中的方言词）悉数加以解释。该“词典”是目前对蒲氏白话词语（包括熟语）收词最全的释读，即使极少数目前无确切释读的词语也列出用例以备考。该“词典”追求的目标首先是全面，力图反映蒲松龄白话作品词汇的完整面貌。
在蒲松龄白话作品的语言研究中，语音是张树铮教授最先展开研究的一个方面。他曾先后发表数篇重要论文，如：《蒲松龄〈聊斋俚曲集〉用韵研究》（《古汉语研究》2001年第3期）、《蒲松龄〈聊斋俚曲集〉所反映的轻声及其他声调现象》（《中国语文》2003年第3期）、《蒲松龄〈日用俗字〉语音研究》（日本《中国语学研究开篇》2003年第22卷）。在此基础之上，本书对声韵调各个方面结合近些年来的研究作了修订，对学术界有关观点进行了析辨，反映了蒲松龄白话作品语音研究的最新结论。随后他又先后申请了教育部社科后期资助项目“蒲松龄《日用俗字》注”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蒲松龄白话作品方言词汇研究”，对《日用俗字》和《聊斋俚曲集》的词汇和《日用俗字》的用字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有多篇论文（包括语法研究）发表。正是由于经过了将近二十年的学术积累，作者才能够向读者奉献出这样一部厚重的全面研究之作。
第二、方法科学，考证绵密，信而有征
蒲松龄白话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清初鲁中方言资料，是研究清代山东方言以及近代汉语的宝贵文献，受到了语言学界的广泛重视。但相对来说，对蒲松龄作品词汇的研究尚显薄弱。目前存在的问题大致表现在：1.对蒲松龄作品词汇的注释和研究还有严重的空缺，《日用俗字》《农桑经》《聊斋志异》等书中的方言词汇需要进行全面梳理，俚曲中的词语解释也不完备;2.已有的词语解释还存在一些问题，包括《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的一些蒲氏作品例证也存在释义有误或字形错讹的现象;3.以往的词语注释多是从文学作品理解的角度所为，缺乏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系统观察分析。虽然蒲松龄作品中的方言词语释读难度很大，但绝非完全不可解。作者在对蒲松龄作品长期的研读中，摸索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具体来说，首先，与现代方言（特别是淄川一带方言）的比较是最基本的一环。例如俚曲中的“拸”字，《研究》第538页指出，《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均据《集韵》“丑豸切”注音chǐ，误。实际上，今方言该字音“多”，为方言字，当释作“用手掌或板状物抽打”，俚曲中还有“拸捘”（即哆嗦）、“拾拸”（即拾掇）等用法。目前虽已有孟庆泰、罗福腾《淄川方言志》（语文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收录词条2400余条，但这对于解释蒲松龄作品中的所有方言词语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需要对淄川及其附近方言进行细致的词汇调查。
其次，对百科性的词条，充分发挥互联网、数据库等的海量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它们来提供解读线索。例如《日用俗字》中有“石马大锅不怕灹”一句，其“石马”一词不见于经典，但网上细心搜索可知，此即为今淄博市博山区石马镇，《研究》第1079-1080页指出，石马历史上以铸制铁犁铧和大酒锅著名。此类当地小地名若非网上搜索，很难想象去找何种书籍中寻找的解。当然，网上信息量大、差讹处也很多，需要披沙拣金，甄辨有用信息，并进行仔细核对。
再次，充分利用蒲松龄作品丰富、语料较多的有利条件，在蒲氏作品中相互参证，这可以说是内证。其中，聊斋俚曲为地方戏曲剧本或说唱脚本，用地道的当地方言写成，共15种;蒲氏杂著中有用浅近文言写成的《农桑经》《家政外编》《历字文》等。语言学价值最大的当属聊斋俚曲和《日用俗字》，《农桑经》《家政外编》虽为文言作品，但书中也有数量可观的方言词语。另外，参考近代汉语中其他白话作品，特别是带有山东方言特点的作品（如《醒世姻缘传》《金瓶梅》等），这也可以说是外证。坚持内证外证相结合，可确保考证更加精准。 最后，注意文本的校勘。蒲氏作品的版本并不算太多，不同版本的差别不大，但其中却有不少错讹之处和异体字，需要加以考证。如《日用俗字》中“早打秫莒莫迟延”中“莒”字“女”旁各本均作“歹”，而各种字书均无此字。《研究》第323页根据蒲氏所依据的《字汇》字形、并参考蒲氏所著《农桑经》，可以确定该字为“莒”字之形讹，今方言称农作物收割时砍去秸秆剩下的根部为“莒”。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特别注重现代方言的参照和比较，从而既能准确定位其语音性质、释读方言词语、破除文字讹误及字形的误导，又能从中反映出三百年来鲁中方言的一些发展变化。《研究》在解释字词时，综合利用了中国传统小学与方言学的多种方法，论证科学，逻辑严密，见解独到。书中对每一个词的解释，都做到了言之有据，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术积淀。
据本书后记第1416页作者所言：“我的家乡寿光距离淄川不过百十公里，中间只隔着一个益都县（今山东省青州市），许多方言词汇是相同的，因此阅读蒲松龄的白话作品感觉格外亲切;并且，从词汇研究的角度来说，方言相近也是一个很大的天然优势。”这种“天然优势”，可以说是张先生的“独门利器”。张先生认为，有些方言词语至今仍在使用，我们可根据现代方言确定其意义;有些方言词语现代已不再使用，则需根据文本环境，并参考其他文献及其他方言来分析其意义;有些词语反映的是古有今无而古书中又缺乏详细记载的事物（如有些古代游戏、古代器物的细部），因为资料匮缺，这部分词语最为难解;还有些词语尽管现代仍在使用，但词义和用法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则既需要参照现代方言，更要根据文意加以推敲。这些均为张先生的经验之谈，值得重视和借鉴。
第三、视野开阔，善于思考，理论创新
作者善于反思，富有创新精神，对一些重要的理论热点问题亦提出了自己的新见。比如，语料的性质问题，随着汉语史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近年来逐渐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俞理明、谭代龙《共时材料中的历时分析——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看汉语词汇的发展》（《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汪维辉、胡波《汉语史研究中的语料使用问题——兼论系词“是”发展成熟的时代》（《中国语文》2013年第4期）等都对语料的性质问题作了富有價值的研究。
关于语言成分的异质性问题。近代汉语白话语料的语言性质并不单纯，同时期或相近时期的不同作品往往有不同的语言特点，就说明了时间并非不同白话语料差别的唯一原因。同一共时平面下的不同语料，甚至同一作者的同一部语料中，都存在着语言性质的差异。对于“共时平面下的不同语言性质”，《研究》第13-18页认为，有口语与书面语、方言与共同语两大类。其中，口语又分方言口语和共同语口语两类，书面语又分书面文言与书面白话两类，所以细分为四类。关于“异质成分的不同语域分布”，《研究》第18-22页指出，影响不同语言性质语言成分的语域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叙述语言与人物对白;2.不同人物;3.韵文与散文;4.不同场合。对于“异质性的表现形式”，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都有体现。《研究》第22-26页指出，语音方面，主要是白读与文读、方言读音与外地读音的差异;词汇方面，主要是方言词语、书面文言语词、书面白话语词;语音法方面，主要是方言语法、文言语法、书面白话通用语法三种。
《研究》以全面和准确为基本目标，力图反映蒲松龄白话作品语言的完整面貌。蒲松龄白话作品的语言研究，虽已有不少语音、词汇、语法的有关成果，但若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实则难度极大。首先，如何确定蒲松龄作品中词语的方言性？一种方言词汇中既有其独特的方言成分，也有与其他方言以及通语相同的成分，在书面上还有一些存古的成分，具体到某个词语究竟属于哪种成分，需要有确定的标准，也需要作细致的辨析工作，在这方面，该书做了最大的努力与尝试。
关于作品方言性的理解和判断方言性的标准问题。蒲松龄白话作品语言语言性质并不单一，从语言研究角度来说，最有价值的还是其中的方言成分。《研究》第28页认为：“我们看一部作品的方言性，主要应该观察它是否具有不同于其他方言的一些特点以及总体特点上的纯粹性程度。所谓‘纯粹性程度’，主要是指其中是否也夹杂了本方言并不具备而其他方言才具有的特点。”同时，《研究》第28-31页还指出，考察作品的方言性时也必须把时间因素考虑在内，还应该进一步参照其他资料来确定其方言性质，比如周边方言，同时期或时代相近时期、地域相距不远的作者的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和非文学作品）。另外，在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中，语料的方言性也有不同的表现特点：语音的方言性是最为明显的;词汇的方言性也是比较突出的;方言在语法上大同小异，古今变化不算剧烈。
由于同一部白话作品中兼有标准文言、浅近文言、通用白话、其他方言和本地方言，这就使得语料中兼有时代性与地域性的内部差异。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对同一部作品中不同性质的语言成分进行辨析，以更准确地还原语言真相。书中以上内容，可以说是对汉语史语料性质问题的有益探索，是全书的一大亮点。《研究》的有关论述，不仅对于近代汉语研究，乃至整个汉语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第四、全面搜集，精心释读，以词典的形式完整展示蒲松龄白话作品词汇面貌
由于本文作者的研究兴趣，这里要特别谈一下对书中《蒲松龄白话词典》的看法。
相较于语音特点需要通过种种方法来加以钩玄析微、语法特点需要归纳和比较，蒲松龄白话作品中大量的带有方言性和时代性的词汇是一目了然的，其词汇的丰富性自不待言。而蒲松龄白话作品比近代汉语中一般白话作品的词汇更为丰富和珍贵的是，他的《日用俗字》虽篇幅短小，但其中多有方言词、农村生活用词、百科词语，几乎是封建社会农村的百科词条表，牵扯到各种专门知识，而其中的很多词语是很难出现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的。因此，如果我们说蒲松龄白话词汇的丰富性、反映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全面性是近代汉语白话语料之最，也是毫不夸张的。因此，为了全面、完整地展示蒲松龄作品为我们所保留下来的这些宝贵的词汇资料，本书采用了词典的形式来汇集和释读蒲氏白话作品中所有应该收入的词语。 以词典的形式全面展示研究成果，相比于专著或论文而言，在学界并不为多。众所周知，编写词典是一个极为艰辛的工作，以专书或专人词典为例，已出版的《诗经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吕氏春秋词典》（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郑玄辞典》（语文出版社2004年版），每一部辞书皆作者积数年乃至数十年之功而作。编写专书或专人词典，前提是把作品中每一个字词的形、音、义都要搞清楚，这一下就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另外，如果说在专著或论文中，有些自己不懂的地方可以有意回避，但在词典编纂中这就躲不过去了，无疑对编纂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特别是蒲松龄白话作品中有大量的方言词和旧时农村生产生活的词语，要想全部予以釋读，难度更是非常之高。张先生可谓迎难而上，其中甘苦，编写过词典的人更能理解。
本书的词典部分，收词10100多条，收词的基本标准是白话性、方言性、时代性，收词的优先目标是全面，收录单位为词语而非词素，词目的确定以字形为标准。词义的解释，以蒲氏语料为范围，仅且全部收列有用例的义项。鉴于蒲松龄白话作品中多有通假字、形讹字、生僻字、方言字，作者心细如发，详加辨别，都做了妥善处理。从本书上编第三章关于词语释义问题的讨论，我们便可以看出作者用了多少心力。
作者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书中有极少数词条目前还不能确定其准确含义，注明为“不详”，但都列出了原作中的用例，并尽可能提供其意义类别或大致意思的信息。这种做法，看起来与一般的词典不同，其实颇类于《汉语大字典》，《汉语大字典》中有不少字头仅有字形而意义不明，但也收入而说明意义不详。即如《汉语大词典》的释义中，于不能肯定之处亦说明“不详”（如“十三行”的释义：相传十三行名称起于明代，意义不详。）“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这正是严谨之举。并且，本词典收入这些词语的好处是：一方面能够反映蒲松龄白话词汇的全貌，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素材。试想，如果仅仅因为意义不详而失收，则研究者如何利用？难道非得让他们再去重新翻阅蒲氏作品不成？因此，这恰恰是本词典的特别用心之处。
总的来说，《蒲松龄白话词典》穷尽式地反映了蒲松龄白话词汇的全貌，词义的释读在前修基础上更为精准。它不仅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现代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以及《汉语大词典》等词典的修订提供了参考，也为蒲松龄白话作品的阅读和文学、史学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此外要提到的是，本书写作虽花费多年，但作者并没有降低其学术追求，书中及时追踪并吸收学界最新成果，徐复岭《〈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聊斋俚曲集〉语言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版）、蒲松龄纪念馆整理本《聊斋俚曲集》（齐鲁书社2018年版）等重要文献的有关结论都在本书中有所体现。
《研究》对蒲松龄白话作品进行了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的全方位研究，分析特点，探索规律，释疑解惑，全面勾画了蒲松龄时期鲁中地区的方言面貌，深入挖掘了蒲松龄白话作品的语言学价值，为近代汉语史和北方方言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研究》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成果，立论高远，体例新颖，卓见迭出，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越前人，洵为蒲松龄白话作品语言研究之集大成者。
（责任编辑：李汉举）
收稿日期：2019-01-21
作者简介：刘祖国（1981- ），男，山东临清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史、训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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