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文学史观对中国文学史书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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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佳
摘要：《剑桥中国文学史》呈现出与传统中国文学史显著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叙述体例的革新、经典的解构和重构、对物质文化的重视以及语言风格四个层面。《剑桥中国文学史》是西方“文学文化史”观及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在文学史编撰中的有效实践。“文学文化史”观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写文学史”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即是对西方文学史观的呼应。中国本土文学史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开始从“文学文化史”的视角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进行改革、创新、解构和重构。
关键词：《剑桥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文学文化史;重写文学史;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0）03-0159-07
201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剑桥中国文学史》英文版本。该部文学史由海外知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耶鲁大学孙康宜（Kang-i Sun Chang）教授主编，汇集了对中国文学文化有深入研究的十多位英美学者、教授联合编写，是海外中国文学史类书籍中的集大成之作。该书系统、完整，极富创新精神。2013年，《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译本由北京三联书店推出，引起文学史界专家、学者及学习者极大的研究和阅读兴趣。
一、《剑桥中国文学史》与传统中国文学史的差异
《剑桥中国文学史》与传统中国文学史相比，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叙述体例
中国传统文学史的书写发轫于20世纪初，以林传甲、黄人分别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为标志，其后出现了四次文学史编撰高潮，涌现了数百部各类文学史著作。这些文学史著作大都采取按历史朝代编年分述的叙述方式，如“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唐代文学”等。这种严格按照朝代更迭记叙文学史的方式，人为地切割了文学史发展阶段，很大程度上肢解了文学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使文学史变成了“断代史”。其不合理性在于，文学虽然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部分，但其并未随政治体系的改变而完全断裂。下一时期的文学与上一时期的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朝代初始期的文学往往是上一朝代文学的延续。
《剑桥中国文学史》打破传统中国文学史按朝代纪年的叙事传统，按照文学属性和特质及文化现象的起讫作为文学史阶段划分的基本标准。如《剑桥中国文学史》把两汉、两晋、两宋的文学割裂开来，将其分置于不同的阶段，从而出现了西汉与文学的开端期相连，西晋与东汉相随，东晋至初唐作为一个文学史期的文学年代叙述体例。又如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唐代文学。传统中国文学史往往把唐代作为一个完整的时代记叙唐代文学，有些文学史纪年更详细，再细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文学;《剑桥中国文学史》将“东晋到初唐”划为一个文学历史阶段，而把晚于唐朝政治元年618年的650年作为“文化唐朝”的开端。第四章“文化唐朝”的编写者宇文所安认为，这样分段的理由是，650年之后才出现南北文化大融合，因此，650年之前的唐朝文学不应属于“文化唐朝”的范畴，而应隶属于前朝。这种分类方法显然打破了严格的朝代纪年文学模式，而以文学的特质进行了更合理的划分。
传统中国文学史另一个显著的叙事体例是以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体裁进行文类划分，然后细述各个文类的特征、发展。从形式上看，这样的中国文学史只是互相独立的文类的堆砌，无法展现文类的关联性。《剑桥中国文学史》摈弃了传统中国文学史的文体文类模式，采取编年叙事的范式，保证了文类的完整性和互文性。它以时间顺序贯通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从空间维度进行文类间的平行和影响研究，保证了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互融和承继。
2.经典界定
传统中国文学史在对某一时期的文学进行记述时，通常采用经典作家、经典作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阐释。这样的文学史呈现的是重要作家与重要作品的独舞，“主流”之外的“小众”作家、作品没有机会登上这个舞台。《剑桥中国文学史》纠正了中国本土文学史只关注重要作家和作品的偏颇，给予非主流文类、作家、作品更多的关注，并且对传统中国文学史界定的一些经典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构。
关于经典的解构和再构，最显著的例子是《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中国传统“四大名著”的解读。以《水浒传》为例，传统中国文学史，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99），从思想、艺术以及政治等多个方面阐述了《水浒传》的影响与价值。但《剑桥中国文学史》只简要介绍了《水浒传》在英雄观上的创新，并未对其艺术成就和社会功能加以阐述。“从经典价值的角度上看，《水浒传》在我国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崇高权威和价值，无疑在《剑桥中国文学史》中被大大消解了。”①
《剑桥中国文学史》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消解还表现在其对女性文学的关注方面。《剑桥中国文学史》关注女性，重视女性文学，彰显女性主義，反抗男性霸权。一般能够进入传统中国文学史的女性文学家多为大家耳熟能详、认可度较高的女性，如李清照、丁玲、王安忆等。《剑桥中国文学史》并未对这些在中国本土著名的女性作家进行大幅描述，而是挖掘出更多被历史和学界忽略的“不知名”“小众”女性文学家及其文学作品，并用更大的篇幅对她们进行详细介绍，甚至在第二章专门论述了青楼文化与女性文学的关系。这种挖掘和关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文学经典”，全面反映了女性文学的成就;并且与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文学和文学家抗衡，为女性和女性文学争得一席之地。
3.物质文化
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物质密切相关。虽然物质不是文学的必备条件，但缺少了物质做载体，文学的流传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刀刻文字出现之前，文学停留在口头文学的层面，人们通过口口相传，以讲故事的形式传播文学作品。口头传播的文学不能保证故事源本在多人相传后依然保持原貌，有时甚至出现情节或结局与故事源本完全相左的情况。这种没有物质做载体的文学发展缓慢，不易保存和流传。文学的物质载体出现后，文学发展速度加快，刻在石头或骨头上的文字为人们提供了阅读固定文本的机会，也使得文学可以流传后世。但这种物质载体不方便携带的缺陷也限制了文学的快速流通和发展。手抄本出现后，文学阅读更加便捷，文学以更加快捷的速度传播，加快了文学发展的步伐。但手抄本的缺陷同样存在，手抄过程中的笔误会改变文学的原貌，造成谬传，甚至手抄者因个人好恶而故意改变或删减原有文本的情况亦时有发生。印刷技术的发展和印刷业的繁荣给文学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不仅宫廷而且普通民众亦有机会第一时间阅读到新鲜的文学文本，文本流传的速度大增，文本的稳定性得到保障，文学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由此可见，文学的发展离不开物质，文学史类书籍只有厘清了文学与物质文化的关系，才能更明晰深刻地阐释文学发展的脉络。 传统中国文学史并不关注文学与物质的关系，关注更多的是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其中提到的文化多是政治、精神文化，在关涉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时，多指文学与政治文化、精神文化的关系，鲜有对文学与物质文化关系的阐述。而《剑桥中国文学史》清楚地认识到了物质对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注重文本的物质载体，重视文学与物质文化的关系。手抄本文化、印刷文化等在该书中均被置以较重要的地位，占据大段篇幅。例如，上卷第一章在论述早期中国文学时，论述了甲骨文及青铜器铭文对商周文学发展的影响;第三章中阐述了手抄本文化对陶渊明诗歌传播的功能。而下卷的明清文学也论证了手抄本文化对《红楼梦》后世流传的影响，印刷文化对《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本流传的助推功效，以及印刷文化如何推动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化在民间的流传。
4.语言风格
文学史的叙述对象总体上包括文学家及文学产品，他们在被文学史类书籍编撰者叙述时均“不在场域”。文学史的叙述对象“不在场域”，“他者”的描述有时就未免显得疏离，甚至产生理解偏差。因为“他者”叙述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不能客观、全面地揭示被叙述对象的意图、观念、感受。对于文学史阅读者来讲，与被叙述对象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或者身份地位上的差异，也容易造成阅读的偏差或情感上的疏远。怎么解决读者和阅读对象的时空、政治、情感距离，拉近他们的心理距离，文字无疑是最有效、最便捷的桥梁和手段。此时，文学史行文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
两部中国古代文学史著作，一部语言晦涩、难以理解，一部行文流畅、通俗易懂，它们给读者造成的阅读体验无疑是迥异的。语言通晓流畅的文学史更易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愉悦读者的阅读心理，有助于提高读者的欣赏理解能力;学术性太强、语言过于艰涩、意义过于隐蔽的文学史往往使读者望而却步，敬而远之，最终人为疏远或流失了现有或潜在的阅读者，使文学史变成“象牙塔”或“殿堂”里的专有产品。显然，这不利于文学史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文学及文化的发展。
传统中国文学史，无论是集体编写还是个人编著，其用途和走向多用作高校教材，受众为汉语言文学、比较文学或英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或用作专业参考书服务专业学者。以此为受众和编写目标的传统中国文学史，学术性便成了其最核心的目标和追求。因此这类文学史著作行文严肃庄重，书面语居多，出于权威性考虑，极少使用“可能”“大概”“也许”之类模棱两可的话语，反思较少，史料较多，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其“实证性”和“历史性”，不易引起质疑或产生分歧。
作为对中国文学文化感兴趣的汉学研究专家，《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撰者们编写该书的初衷是，使英语国家读者有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学的机会，在普通大众中普及中国文学知识，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力。他们在编写之初即明确其面对的“主要对象是受过教育的普通英文读者”②。因此，编撰者们放弃了艰涩难懂、严肃古板的语言体系，更加注重可读性及趣味性，采用轻松、活泼、幽默、口语化的语言风格，以说故事的形式表达文学史上的各种现象，深入浅出，雅俗共赏，以吸引读者，博得读者喜欢。③如宇文所安在“文化唐朝”一章，用讲故事的口吻，对“文化唐朝”的文学文化娓娓道来，在轻松、诙谐的气氛中拉近了读者与叙述对象及编写者的距离;商伟在“文人的时代及其终结”章节以玩笑的方式调侃明清文学及“四大经典”，使人在不知不觉中轻松接受编者所要传递的知识和表达的思想。
二、《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观与学术思想
《剑桥中国文学史》呈现出与传统中国文学史的差异及独特性质，并非偶然。这是西方文学史观在文学史书写中的体现，是西方学术思想长期浸润的结果。
1.“文学文化史”的文学史观
《剑桥中国文学史》采用“文学文化史”的文学史观对文学进行叙事。“文学文化史”思想并非该书独创，在此之前，它在西方学术界已流行将近30年，该书只是西方“文学文化史”观在中国文学史编撰方面的有效实践。《剑桥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宇文所安曾言，“该书文学史观念的形成源于‘历史主义研究和考证’与‘文学理论领域的新发展’的有效结合”④。这种“文学文化史”思想受新历史主义及文化研究学派影响颇深。近百年来，西方学术世界的史学经历三次重大转向：从传统史学到新史学，再到新文化史学。⑤20世纪60年代传统史学受到新史学的挑战，80年代新史学又被新文化史学取代，“1989年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主编的论文集《新文化史》的出版，揭橥了新文化史研究典范的正式形成”⑥。此后，“文化转向”出现在各类研究中，包括文学、历史甚至社会、经济等领域。
具体到文学史自身的发展，20世纪60至70年代，结构主义盛行，其时的文学史关注的是文本内容分析以及文本与读者的互动关系阐释。之后，学界的研究出现明显的变化，学者们意识到必须从文化的大视域中来阐述文本的意义，于是文学研究的问题就变得多层面、多角度，从文本内部走向文本外部，实现了“外向化”。文学史编写者及阅读者都不再只满足于文本的“内部”，他们更关注文本产生的根源和接受状况，以及同一时期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逐渐地，“文学史”变得越来越像“文学文化史”。
在传统意义上，文学史被解读为“文学的历史”，出发点和着眼点均在“历史”。而实际上，文学史关注的应是“文学”而非“历史”，“历史”是“文学”发生、发展的社会语境，“历史的文学”才是对文学史的正确释读。既然文学的社会语境是“历史”视域的，那它就很宽泛地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文学离不开文化，它在文化中产生和嬗变，受文化影响和制约，同时也丰富着文化的内容。
《剑桥中国文学史》的编著者长期浸淫于海外中国文学研究及西方学术思想之中，自然会受到“文学文化史”观念的影响。他们在撰写文学史时，贯彻这种文学史观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把文学放在文化的连贯语境中加以阐释，而非人为地进行时代分割。在上文有关《剑桥中国文学史》的叙述体例特征的相关论述中，对宇文所安撰寫的“文化唐朝”部分进行的时期划分已作了介绍。而事实上，该书的大部分章节均以大文化背景进行文学叙事分段，并且各段以文化背景为纽带联系紧密，毫无突兀和断代之感。北宋部分的编写者艾朗诺在访谈中曾经表示，宇文所安把唐朝以后的五代以及宋朝开始的几十年均归类于唐代，他完全认可和同意，“因为宋代最初的五六十年，事实上还是之前文学的一个延续。所以，我写宋代文学史，并不是从北宋初年开始的，而是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也就是从欧阳修、范仲淹他们写起”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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