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赵凯 曲朦

　　摘 要：基于粮食主产区山东省53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在测算农户家庭经济地位指数的基础上，以化肥和农药的减量施用为例代表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运用逐步回归和偏差校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中介作用检验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并考察了价值感知的中介作用及其在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过程中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经济地位对其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农户价值感知在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中具有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且在两类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中存在差异;在农户化肥减量施用中，农户利己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均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在农药减量施用行为中，农户利己价值观具有正向的中介作用，而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价值感知;化肥减量施用;农药减量施用
　　引 言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施用量远超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优适用量，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1-2]。农户是耕地利用活动中决定化肥农药投入的主体，转变耕作方式以提升耕地地力和降低农业污染主要依靠农户自身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3]。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不断扩大已经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现象。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保护行为不仅表现出直接的显著影响，还通过其他因素对环境保护行为表现出间接影响[4]。同时，行为主体的价值感知是基于其个体经验与外部环境等共同形成的主观感受、认知和判断[5]。根据认知心理学理论，经济主体认知是决定其意愿和行为的基础[6]。由于社会网络以及外部环境中特定因素的差异，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农户个体价值感知和行为结构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7]。学者们普遍预期农户价值认知与其行为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是农户环境行为产生的内在驱动力[8]，但不能据此简单地判断认知与行为之间是否相关或者不相关，而是应该更具体地关注不同类型群体价值认知与行为的关系[9]。基于此，从农户家庭经济地位和价值感知角度出发，基于农户心理因素视角探究其对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对减少农户农药化肥投入冗余、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现有研究，学者们分别从农户个人及家庭特征、认知态度、农业生产条件和外部生产环境等角度出发，探究了影响农户过量施用农药化肥的主要因素[10-11]。农户过量施用化肥农药的主要原因有：一是农户对于化肥农药的科学施用量缺乏一定程度的认知[12];二是经济作物的高利润和农户自身的逐利性使得经济作物面积不断扩大，农药和化肥市场刚性需求不断增加[13];三是在农业劳动力大量向非农领域转移的背景下，农户倾向于增加化肥农药的施用量来替代劳动力生产要素的缺失。在此基础上，与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都被认为是影响农户农药化肥施用行为的关键因素。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文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采用二元变量来度量农户是否采用了施用农药化肥减量化行为，而对其如何实施农药化肥减量化的生产行为研究不足;同时，农户化肥和农药施用生产行为的目标和作用结果不同，内在作用机理会存在差异，但已有研究较少加以严格区分。二是鲜有文献基于农户心理因素，从价值感知视角探讨考察其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為的影响，少有研究价值感知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保护行为之间存在的关键中介作用。基于此，本文在进行理论分析和提出研究假设的基础上，通过测算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以化肥和农药的减量施用为例代表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生产行为，分别研究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化肥和农药的减量施用生产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加入农户价值感知变量，讨论农户价值感知在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中的中介作用及其内在传导机制;并从农户利己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三方面分别研究其在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中的差异。
　　一、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一）概念界定
　　1.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社会学中的概念，反映了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14]。一般而言，针对社会地位的测量包括多个维度，比如个人财富、权利、职业或者声望等，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综合衡量指标[9]。现有研究多从收入、教育、职业三个维度考察社会经济地位，常用于讨论其对居民健康状况、幸福感或政治态度等的影响[15-16]。
　　2.农户价值感知。由于环境价值观本身维度的复杂性，目前学界对价值观的概念界定并没有达成一致[17]。学界关于环境价值观维度的构建最有影响力是Stern在“规范激活”基础上提出价值基础理论[18]，认为环境价值观包括利己、利他和生态价值观三方面价值感知[19]。其中，利己价值观是指农户家庭根据投入产出的效益进行衡量，当相对收益较大时（大于不采取该措施的收益），会采取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利他价值观是农户行为的发生取决于该行为是否会对他人产生一定的收益;生态价值观是农户评价自身行为是否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好处，若该行为对生态产生正向影响，农户就会采取该行为[3]。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非理性人”理论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增高，农户越来越追求“福利最大化”而非“效益最大化”，逐渐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进行转移，这为农户价值认知等主观因素判断对行为的影响提供了解释。根据价值-信念-规范理论，农户环境友好型行为主要受到个体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个体的价值观念与其社会经济地位密不可分，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在价值感知和价值意识以及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农户在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农户的生产行为存在较大的支付差异;二是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导致农户对于环境友好的价值感知会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其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及价值感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作出如下分析：首先，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户，在技术扩散的过程中能够获取更多的信息，对农业新知识的接受程度以及可持续发展观念较高[14]，更易了解到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带来的好处（农业生产长期收益），较强的利己价值观促使其避免土地的短期掠夺性生产行为，从而促进其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其次，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农户，拥有更广的关系网络，具有良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如村干部等）和示范表率作用，更易具有利他价值观，从而促进化肥农药减量施用行为。最后，农户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追求高质量生活和精神享受（如对食品安全和美好环境的要求更高），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和维权意识上显示得更为主动，生态价值观提高，促使化肥农药减量化生产行为的发生[9]。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一：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正向影响农户化肥农药减量施用行为，价值感知存在正向的中介作用。
　　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异质性农户在化肥和农药的施用方面具有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加农业生产收益，但两者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化肥施用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产量;农药施用则是为了减轻病、虫、草害的影响，降低生产风险。农户过量施用化肥，一方面会对土壤造成损害，削弱作物的生长能力，影响农业的持续产出能力;另一方面，还会导致土壤污染，对地下水的水质产生影响，影响地下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因此，拥有利己价值观和较强生态价值观的农户更倾向于实施化肥的减量施用行为。对于农户过量施用农药，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往往更关注自身身体健康，由于在农药喷洒过程中很容易造成人体的损伤，因此会对农药用量进行严格控制甚至减少施用，可能比化肥减量施用会有更强的利己价值观;另一方面，由于农药具有易扩散的特点，喷洒过量会导致农药大量溢出，对生物体的机体健康、食品安全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相对于化肥减量施用，在农药减量施用行为中农户有较强的生态价值观，会促使农药减量施用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二：价值感知的中介作用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的影响中存在差异。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于课题组对山东省农户的实地调查。山东省是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2018年粮食总产占全国总产量的7.64%，位居全国第三，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实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优化山东省当前耕作制度，维护和提高耕地生产能力，保持粮食持续供给是山东省农业发展需要关注的问题。在调研地点选择上，课题组在综合考虑区域内部农业人口数、经济发展程度、耕地数量、农村区位条件等因素基础上，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评价后，选取了聊城市、邹平县和齐河县3个县市。随后进行随机抽样抽取了13个乡镇，每个乡镇下随机抽取5～8个样本村。最后在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3～5个样本农户。
　　根据研究问题，结合调研地区的特点，本次调研经过了“问卷设计-预调研-问卷修改-实地调研”的程序。问卷的主要内容包括农户家庭人口特征、耕地利用情况、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情况、家庭固定资产、农户非农收入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等。课题组成员于2017年8月中旬赴山东省开展为期25天的调研。调研采取面对面方式开展，同时采用村干部座谈和参与式农户评估（PRA）的形式获取数据。课题组共发放调研问卷620份，收回600份。结合本文研究内容所需变量，剔除空缺值较多、前后答案不一致等无效样本，最终获得有效问卷样本538份，问卷有效率达91.5%（见表1）。
　　（二）變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农户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主要是指有利于农业乃至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产行为，文章以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两种典型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为例进行研究。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14]，本文采用拓展的农户社会经济地位测度指标，选取户主受教育水平、家庭年收入、在村庄是否有决策权、家中是否有人为村干部、家庭关系网络规模、是否认识金融机构或政府机构工作的人等指标来对家庭经济地位综合值进行衡量。
　　3.控制变量。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20-23]，选取农户家庭劳动力特征和决策者特征，包括户主性别、健康程度、耕作经验、技能培训特征等;农户家庭特征，包括兼业程度、劳动力数量等;农户家庭所拥有的土地资源禀赋，包括耕地面积、耕地细碎化程度、耕地质量和地块所处地形等变量;农户所处外部环境特征变量，包括如惠农政策支持力度、政府对耕地保护政策宣传力度、社区关系等作为控制变量。表2列出了变量的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4.中介变量。本文选取的中介变量为价值感知，具体界定为化肥减量施用和农药减量施用的利己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具体指标统计情况见表3。
　　（三）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1.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算。按照本文对农户社会经济地位的界定，同时为了避免选取指标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对社会经济地位6个测算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6个分指标的KMO指数为0.664，Bartlett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为255.538（sig=0.000），表明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首先对代表社会经济地位的6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相应的矩阵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从中提取特征根大于1的3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4.712%，说明提取的3个主成分能较好的对农户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值进行评价和判断。根据提取的公因子和方差贡献率计算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具体公式为：
　　2.实证模型构建。本文选取逐步回归的依次检验方法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检验家庭经济地位对农户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直接影响，以及农户价值感知在此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选择这两种方法的主要原因是：逐步回归法可以考察中介变量在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影响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还是完全中介作用，但不能考察中介变量的显著性;而bootstrap则可以对中介变量的显著性进行检验，避免逐步回归中存在的“遮蔽效应”（存在两条并列的中介路径，其中介效应大致相近，但对因变量的影响存在着相反的作用）。文章的基准模型建立如下： 　　式中，Y表示农户的化肥农药减量施用行为，X表示农户的社会经济地位，采用计算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表示，Mi表示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的价值感知变量，α、β、γ分别为待估计系数，ε表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本文首先利用逐步回归法检验了农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价值感知和其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的直接作用和价值感知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在逐步回归的基础上，利用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验证了中介变量的显著性。逐步回归具体结果见表4和表5，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6和表7。
　　（一）逐步回归分析
　　1.社会经济地位、价值感知与化肥减量施用的逐步回归检验结果。根据模型4回归结果可知，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户越倾向于进行化肥减量施用行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以对此做出解释：当农户满足了基本物质需求后，才会关注诸如粮食安全和美好环境的高层次的安全和精神需求。
　　根据模型1和5的回归结果，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的利己价值观呈显著正向影响，将两者同时作为自变量代入回归方程中，兩者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利己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化肥减量施用的影响过程中存在正向的中介作用，该中介作用是部分中介作用。根据模型2和6的结果，利他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化肥减量施用的影响过程中并不存在中介作用（见表4）。模型3中，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态价值观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将两者同时放入模型7中，生态价值观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因此无法判断生态价值观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可利用bootstrap方法进行检验。
　　2.社会经济地位、价值感知与农药减量施用的逐步回归检验结果。从模型11得知，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对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农户越倾向于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根据模型8的回归结果，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农药减量施用的利己价值观呈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将社会经济地位和农户利己价值观引入模型12，两变量影响系数依然显著，表明农药施用的价值感知存在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同理，分别根据模型9和13以及模型10和1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药减量施用的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农药减量施用的影响过程中均存在正向中介效应，且为部分中介效应。反映了农户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对农药减量施用的利己价值、利他价值和生态价值会有更深的体会，进行农药减量施用的概率也会越高。
　　根据表4和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正向影响农户化肥和农药减量施用行为，价值感知在此影响过程中存在正向的部分中介作用。自此假设一得证。
　　（二）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本文利用bootstrap方法检验中介效应显著性。根据bootstrap方法“置信区间不包含零”的假设，即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同为正值（或负值）时，表明中介作用存在显著的正向（或负向）影响;当区间下限为负值，区间上限为正值，此时中介作用不显著。
　　从表6可以看出，在社会经济地位利己价值观化肥减量施用影响路径中，中介效应为0.076，置信区间为[0.312，0.470]，在9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利己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化肥减量施用的影响过程中起到显著的正向中介效应。社会经济地位生态价值观化肥减量施用影响路径的置信区间违背了“置信区间不含零”的假设，说明生态价值观的并不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可能的原因是化肥过量施用造成的土壤污染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因此化肥过量导致的环境污染往往被忽略，因此农户在化肥施用时不易产生较强的生态价值观。表6的结论也验证了表4中逐步回归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由表7的中介作用检验结果可以得知，3条影响路径置信区间下限均大于0，说明农户对农药减量施用的利己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在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其农药减量施用行为的过程中均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中介作用。
　　从表8可以看出，对于农户化肥减量施用和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利己价值观在高社会经济地位农户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农户间都具有显著影响作用，但对高社会经济地位农户影响更大;利他价值观仅对高社会经济地位农户的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表现出影响，这也符合之前的结论，即利他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地位与农户农药减量施用行为间存在中介作用;生态价值观在两类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间也存在影响上的差异，这也说明不同社会经济农户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差异，有相当部分来源于农户价值感知差异，表8的回归结果在另一角度佐证了前文中的结论。
　　四、研究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538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以化肥减量施用和农药减量施用两类典型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为例，运用逐步回归法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社会经济地位、农户行为价值感知和化肥农药减量施用行为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主要结论为：
　　1.农户社会经济地位对其化肥农药减量施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户价值感知在社会经济地位和这两类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农户社会经济地位提高会促使农户有更高的可能性产生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且不同社会经济农户的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差异，有相当部分来源于农户价值感知差异，说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会增加农户利己、利他和生态价值认知，促使环境友好型生产行为发生。
　　2.价值感知的中介作用在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户化肥减量施用和农药减量施用的影响中存在差异：农户利己价值观、利他价值观和生态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农药减量施用行为过程中均发挥正向的中介作用;农户利己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化肥减量施用行为过程中发挥正向的中介作用。随着农户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农户会有更高的利己和利他的安全意识以及生态意识，以促使农药减量施用的产生，而化肥减量施用行为的发生主要随农户对于长期收益价值认知的感知加深而得以增加。 　　根据本文研究结论得出如下启示和建议：首先，通过加强农户职业培训，促进农户职业分化，拓宽收入渠道;通过学习、培训等途径，有计划地开展教育培训和知识普及工作，提高公众参与能力，发展社会网络;优化融资环境，激励农村银行对农户融资给予充分支持，满足其融资需求等方式提升农户社会经济地位。
　　其次，加强耕地保护政策和环境价值观的宣传工作。鼓励当地政府建立科技推广站和试验站，采用面对面的宣传和推广方式，提高当地耕地保护和生态文明政策的宣传效率，使农户充分了解保护性耕作措施带来的好处;通过资金投入和政策激励，鼓励新型媒体大力向农村宣传生态文明理念。
　　最后，加强示范引导，通过评“先进”、评“文明”的活动树立环境友好型模范，发挥典型模范的辐射带动作用，使其不断产生倍增的社会效应;将生态文明理念与农民较为重视的增收渠道、政府政策法规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等内容有机结合，在农户农业生产行为活动的过程中，加强环境价值观的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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