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修辞视角下防疫标识语的劝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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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国上下打响了疫情防控阻击战。利用标识语宣传防疫要求，使公众了解并重视疫情从而配合防疫工作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从修辞学的视角看待网络上引发热议的众多防疫标识语，剖析其内在劝说机制，对全面认识其社会职能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修辞学;劝说;疫情防控;标识语;新型冠状病毒
　　标识语也叫公示语，凡在公共场合张贴或印刷的旨在为一般公众或特殊群体提供宣传和服务的语言标牌或标语都可归于标识语范畴。它是一种通过有效的言语手段来影响受众行为的艺术，有鲜明的目的性。因此，可以认为标识语的首要功能是劝说。劝说的第一步是告知，即使受众注意并了解标识语内容，但最终目的是让受众在获取信息之后能有所行动。想要达到说服的目的，必须运用恰当的劝说方式。对劝说方式的研究，自古就是西方修辞学的核心内容。标识语一般篇幅有限，故有必要借助特定的修辞手段，才能使简短的内容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劝说功能。
　　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正在肆虐，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为了更好的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加大公众对疫情的重视程度，规范疫情期间的社会管理，各地都充分利用标识语进行防疫宣传。其中一些由于突出的语言特色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从修辞的视角对这些标语的劝说性进行分析，对于推动公共标识语的创新和完善，从而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防疫标语中的修辞劝说机制
　　亚里士多德将修辞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到可能的劝说方式的能力”。劝说中所运用的各种方式反映在修辞上就是指影響受众的各种感染力，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逻辑诉诸（logos）、人格诉诸（ethos）和情感诉诸（pathos）”三种模式。三者配合使用，修辞就可能达到最佳的效果。防疫标识语在特殊时期，承担了劝说公众自发配合防疫工作的社会职能，故恰当地利用修辞的劝说机制是非常必要的。从这一机制来看网络上引起热议的防疫标识语，可以发现其中很多都能巧妙地运用修辞手法，展示了积极健康的劝说力量。
　　（一）逻辑诉诸
　　当代修辞理论家认为，修辞就是如何对行动提供充足理由的艺术。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从正面呈现逻辑，从反面指出危害，使受众接受劝说。在网络上可搜集到的八十余条防疫标语中，经过筛选比较可以发现，运用这一模式的占比最大，具体操作可见以下示例：
　　（1）宅在家就是最大的健康，不出门就是最大的贡献
　　（2）疫情期间莫乱跑，传染肺炎不得了
　　（3）东家走西家窜，染上病毒不好办
　　这三例防疫标语形式上简短精悍，内容上一目了然，是典型的从正面讲道理进行规劝。且分别运用了对仗和押韵等手法，使标语朗朗上口，便于记忆，很容易通过影响受众心理达到劝说的目的。不过，也有一些反其道而行之，如：
　　（4）不带口罩你试试，试试就逝世。
　　（5）口罩你不带，病毒把你爱
　　（6）省小钱不戴口罩，花大钱卧床治病
　　（7）口罩还是呼吸机，您老看着二选一
　　（8）宅家，躺沙发享受;乱跑，躺ICU抢救
　　这几例明显是通过从反面说明危害，从而使受众意识到防疫要求的重要性。例4使用了谐音手法，强调不戴口罩的危险，虽略有夸张但非常醒目。例（5）通过拟人手法突显病毒的传播性之强，实现了直白又不失委婉的告诫。例（6）、例（7）和例（8）则是运用了对比的手法，通过比较听取劝告与否的两种结果，看似交给受众自己抉择，实则早已从逻辑上完成了利弊的权衡，使受众无法不接纳这种劝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较有创意的标语，用隐晦的逻辑推理和巧妙的修辞手段激起受众的注意力，从而达到潜移默化的劝说。如：
　　（9）今年过年不串门，来串门的是敌人，敌人来了不开门
　　（10）现在请吃的饭都是鸿门宴
　　（11）西安没有雷神山、火神山、钟南山，不听话、胡乱跑，西安有—凤栖山！
　　这几例标语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很强的前后逻辑，需要进一步解读才能发现其妙用之处。这三例旨在劝说公众主动居家，以免扩大传染，故分别隐晦的指出了外出的危害。例（9）将“串门”的人称为“敌人”，是用夸张的手法来劝阻特殊时期的互相走访;例（10）化用“鸿门宴”典故，暗指“出门赴宴，性命攸关”，从而劝说公众疫情期间不宜聚集;例（11）中的“雷神山、火神山、钟南山”在公众心中是“安全感”的象征，而不熟悉西安的人很难想到，这句话中的凤栖山实际上指的是西安的一座墓园。该标语是西安某村所宣，它综合运用了象征，借代，对比等手法，将因果逻辑暗藏其中，对于劝说本地人有一目了然的效果。
　　上述标识语，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反面入手，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表达，都是利用话语之间的逻辑性“晓之以理”，去告诫人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最终实现其劝说功能。
　　（二）人格诉诸
　　人格一般解释为修辞者的良好性格及其可信度。[6]西方修辞学理论基础的第一要素就是修辞者的可信度和人格威信，我国思想家孔子所言“修辞立其诚”，指的也是修辞者应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这一劝说模式主要通过修辞者本人的良好道德和修辞话语的可信性两方面来进行。商业广告便常如此，利用代言人的良好形象实现对观众购买行为的劝说。防疫标识语中对人格形象的呈现一般可转化为标语内容所蕴含的道德约束力。如：
　　（12）国家有难，咱不添乱;坐在家里，就是贡献
　　（13）控制疫情，咱不出门;待在家里，安逸无穷
　　（14）你不聚，我不聚，人人齐把病毒拒
　　这几例标语中出现的“咱”“你、我”等字眼，就是通过先展示宣传者自身的正面形象，再唤起受众的共鸣，依靠集体主义和公共道德来实现行为的约束。除此之外，通过树立威信增强标识语的可信度也是一种典型的人格诉诸方式，如： 　　（15）在家时间长不长？比比当年张学良
　　（16）戴口罩争当模范，无防护出门可耻
　　（17）神仙也要带口罩，疫情不是开玩笑
　　例（15）为了对居家行为进行肯定，借用了张学良将军的正面形象，做出了良好示范，增强了宣传内容的可信性;例（16）也是通过发挥“模范”的引领作用，使人们认可戴口罩是正确的行为;例（17）则是利用“神仙”强调疫情的严峻，树立起标语内容的威信，提升公众的安全意识。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格威信在劝说中起支配作用。人格诉诸这一劝说模式主要建立在修辞者自身的形象之上，因此更常见于演讲等双向交际活动中。虽然标识语属于单向交际，但通过以上几例可以发现，只要灵活运用，这一模式也可以帮助标识语担起劝说公众的职能。
　　（三）情感诉诸
　　修辞学上的情感因素可以理解为一种激发受众心理反应的力量，类似于汉语中的“感召力”。情感诉诸的核心就是“激发受众的情感，使他们产生同情心，注意和接受修辞者的观点、提议，进而采取行动。”白居易所言“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也是同样的道理。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防疫标语中投入情感因素无疑能在很大程度上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这对于劝说公众配合防疫工作是非常有利的。如：
　　（18）带病回村，不孝子孙
　　（19）疫区返乡不报告，害家害人不人道
　　（20）管住嘴、捆住腿、莫让亲人徒伤悲
　　（21）儿女如何算孝顺？看住爸妈不出门！
　　亲情是人类最重要的情感之一，重视亲情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这几例标识语以亲情为突破点，通过侧面渲染亲人的感受，来强化受众对疫情形势的正确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人们可接受性。除亲情之外，友情也是社会交往中不可忽视的情感因素。“四海之内皆兄弟”便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友情的典型诠释，足以彰显国人对友情的看重。疫情期间正值春节假期，也是每年走亲访友的高峰期。因此，如何利用标识语更“人性化”地劝说公众暂停互相走访，成为了防疫宣传工作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以下示例便是很好的解决方案：
　　（22）少出门，多居家，网络拜年乐大家
　　（23）亲戚不走，明年还有;朋友不聚，明年再叙
　　（24）今年过年不拜年，宅在家里最安全，待到春暖花开时，再来山里聚一聚！
　　这几句标语虽用词不算华丽，但字里行间感情真挚，令人读来不仅内心舒适，乐于接受，而且能受到鼓舞，增添信心，对防疫工作的展开有很大帮助。另外，还有一些防疫标语虽未从内容上渲染情感的作用，但在形式上也达到了情感参与的效果。如：
　　（25）乖，标出门！
　　这是成都某小区内所挂防疫标识语，一个“乖”字，拉近了防疫工作人员与业主之间的情感距离，“标出门”是“不要出门”的谐音，这种用法源自网络语言，多见于亲近的人之间，如此一来宣传者与受众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亲密的情感关系，劝说便更易使人接受。另外还有辽宁某县的宣传口号：
　　“让戴口罩你就戴，你是防疫小可爱;勤洗小手多喝水，你是听话小宝贝。”
　　这句标语虽是以口语形式在街道宣讲，但与例25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并且宣传效果明显，不仅短时间内成为网络热搜，更有众多网民留言表示认同。
　　由于篇幅有限，标识语常会使用简洁明快的语言造成情感冲击力，所以情感诉诸的劝说模式正是标识语之所长。所谓“动之以情”，在防疫标识语中融入情感因素，有利于受众对信息在最短的时间内保持注意，在最长的时间内保持记忆，最终完成对其进行劝说的目的。
　　三、结语
　　防疫标识语作为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宣传工具，应讲究方式方法，做到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修辞学中“逻辑诉诸”“人格诉诸”和“情感诉诸”三种模式对于提升标识语的劝说性各有所长，但三者并不是互相割裂、互相对立的。运用逻辑和人格因素并不意味着修辞者可以“高高在上”，而使用情感来刺激受众的反应也不代表可以牺牲“逻辑”和“人格”。在搜集到的标语中有少数便是过度求新，用嘲讽之类的语气来引起劝说对象的羞耻感和恐惧感，实际上从修辞的角度看是不提倡的。“对说服对象的了解和尊重是说服取得成功的要诀。若要取得良好的说服效果，就不可忽视说服者与对象之间平等、融洽的交流，这才有可能使客方心悦诚服。”正如前文所列举的防疫标识语所示，它们在侧重某一劝说模式的同时也没有失去与另外两者的平衡，使宣传之“理”与关切之“情”交相辉映，情理交融，合情合理，便于受众顺应与接纳。这样的防疫标识语不仅增添了人文性，更提升了劝说性，推进了防疫工作的顺利展开，也为其他领域标识语的创作带来了灵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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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Connor U. Contrastive Rhetoric—Cross-Cultural Aspects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64
　　[5] 龚文痒.标语的传播功能[J].新闻界，2006（02）：31-32.
　　作者简介：钱婷婷（1990.10- ），女，河北沧州人，汉族，河北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跨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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