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微弱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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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耿占春
不止是我一个人产生过这样的想法：离开自己现在的生活，去乡村，最好是山村小学教一段书。我们怎么啦?难道我现在不也在教书吗?为什么觉得教大学就没有去教乡村小学有意义?是的，在大学、在城市、拿着不算低的工资报酬，比在乡村、山区小学从生活上说要好，但它惟独缺少有德行的生活或者只是它的“象征物”。大学里的生活似乎不再缺少什么，可是缺少道德象征物：人文学科中的精髓，在大学管理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双重支配下的教学生涯中恰恰是最稀缺之物。在最好的情形下，人文知识在替代那不在场的象征物。或者更糟：是在遮蔽它。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古典的和现代的各种经典著作的引文，就像在我们所写的文章里的情形。“引文”已经支配了内心生活：过多的引文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饶舌，而却再也不会按照任何一种简单的道理去生活。正是这样，我们才渴望以一种拥有精神生活象征物的方式成为不是自己的自己。
对象征或象征物的热爱不仅是诗人的习性。每个人都渴望在社会和历史中攫取这些象征物。因为只有这些象征物才能像护身符一样保佑我们，只有某些象征才能使人们获得不朽感。某些象征物就是通向永恒之门的硬币。我们渴望通过拥有或者接近象征，来拥有或接近永恒性。日常实践使我们趋向于利益，更深刻的实践使我们趋向于象征。没有象征或某些象征物，不朽性就没有任何可见的徽记。但在现代社会，在一个即使没有完全合理化、理性化、至少也已经世俗化的世界上，或者坦白地说在一个利益驱动的世界上，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是越来越稀缺了。受苦受难的生活的象征意义在减少，甚至已经演变为受苦的固有意义的反面；享乐的生活所拥有的意义资源无论怎样被消费社会所吹嘘，也仍然是贫乏的。享乐的生活只有极其可怜的象征意义。同过去时代里受苦经验所具有的精神方面的象征意义不同，享乐性的生活方式最多具有社会身份区分性的作用，某些特殊的生活场所和奢侈品只是其社会身份的象征符号，而并不具有深刻的精神意义，不会使一个人转向精神生活的内在立场及其历程。享乐的生活为人所羡慕却无疑不会为人所敬慕。受苦的生活已经如同瘟疫使人惟恐避之不及。
在崇高的象征物已经剩余不多的时代，小学仍然是一个象征物。小学，我们对它的伪装的热爱是对象征物的真实热爱。尤其是山区小学，言下之意是贫困地区的小学，和贫困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在今天仍然可能成为一种象征，具有社会伦理或文化价值上的象征意义。而生活的意义就来自于这样的象征作用。是我们所拥有的象征赋予人的生活以最终意义。它是最终决定对我们的个人生活进行叙事的要素。如果没有这个象征物，一个人的生活叙事就几乎没有一个意义的结构。还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中没有找到这个象征，他还有可能把死亡最终变成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这是非自然死亡所具有的象征主义的剩余价值，在意义的匮乏中一些人会扑向它。这个象征物最终将要重新组织一个人的生活传记，使它意义丰富或贫乏。象征的存在使所有的叙述都指向它，暧昧的象征承担着脆弱的个人传记的叙事结构。象征在今天的生活中是那样一些事物或现象，在一切事物都几乎已经变成了交换价值的时候，某些事物仍然具有残余的象征价值。在一切事物都只是功利主义的对象和个人选择之时，某些东西仍然能够成为共同体的情感凝结点，在交换价值之外成为共同体承认的主观价值。在目前的社会里，正是由于共同体的象征价值的稀缺，宣传媒体会利用一些偶发性的事件制造出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使他成为宣传媒介中的“三日英雄”，然而人们心里清楚，这是一些脆弱的、临时的象征物，他最多是借机宣泄了某些情感而已。在经济个人化的社会里，凝聚在这些脆弱的象征物之上的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很快就会挥发。经济个人化和交换价值瓦解了共同体的精神价值，它已经重新组织了世界，按照交换价值的原则而非按照象征交换的原则。
“乡村小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矛盾概念的组合，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它都不缺少充分的自然一文化象征内涵。“乡村小学”或“山村小学”是自然与文化完美结合的象征，是历史与自然的结合，在那里，一个人可能既进入历史叙述又在融入“纯洁的自然”之中。无论是晏阳初、维特根斯坦的传记，还是革命时期的电影都赋予乡村小学以充足的象征意味。相对于城市而言的乡村意味着自然和自然质朴的环境，即使它的贫困也不像城市里的贫困那样令人羞辱，因为这是自然经济。相对于经济社会，乡村、尤其是“遥远的”山村具有抚慰心灵的象征功用；小学则是启蒙和教育的根本，在欠发达地区或国度里具有希望和拯救的意义。而对意义疲惫的个人来说山村小学则是退隐与拯救行为的结合。它的意象里隐含着这样多的象征意义。在这样想象它的时候几乎是浪漫。因为我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既得到了安逸的生活又得到只有付出代价才能得到的德行象征物。
可是，有许多人，比如甘肃的某个县至今仍有600多名代课教师每月只有40到80元钱，他们在那些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和孩子们厮守在一起。这是你向往的生活方式吗?当然不。一个人生活在他出生的地方，读了中学或中师在自己的故乡教书，没有什么象征，也几乎不是什么德行：德行意味着你可以有别的选择而你选择了目前的困苦生活。原本的乡村教师是被剥夺，但还不是主动的“奉献”与“牺牲”，因此与人们心中的德性无关。只有被剥夺变成了自觉自愿的，才会有德行实践。圣贤与奴隶的区别只是动机上的而已。没有象征意义的快乐不会使人快乐得太久太甚，没有象征物的苦难，无论奴隶还是圣贤也都不会乐于承担。当然，圣贤所承受的苦难总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相反，一个人承受了没有象征意义的苦难也决不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圣贤。既不是人伟大，也不是苦难本身，而是其中的象征意义。人不会为了受苦而受苦，他是为了在那样的生活中寻求微弱的象征意义。
可是如果一个已经世俗如我辈的人真的去了乡村小学，怀抱着对微弱的象征意义的寻求的意愿，那是我们自己需要被拯救，而不是那里的孩子们更需要拯救。一个人心底里不能不清楚：即使那里的孩子们学习得好，也无非是有一天能够过上你自己在今天有时已经深深厌倦的生活，而你给予他们的教育，无非是使他们有能力感受到你今天感受的这些性质的焦虑，或者使他们成为一个知识即财富的崇拜者。真正需要被拯救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身。但如果你去了那里，你却获得了一个微弱的拯救者的形象。但只有你自己知道你需要被拯救。是乡村教育，是乡村的孩子们拯救了你。你在那里拥有了“自然”与“历史”的某些象征。还拥有了“孩子”的象征意义：天真、纯洁。而这是你在如今的生活环境里所不拥有的。你借助孩子们接近了它。比之乡村与孩子给予你自己的这些精神的剩余物，你能够给予他们的知识几乎是赝品。如果你真的去了那里，你也应该让人知道你是一个被拯救者，而不是相反。否则你就成了一个欺世盗名
者。历史中已经有太多的被拯救者伪装成拯救者，甚至把这些转换成道德资本或权力资本。
可是我们如此愿意(或作为自我安慰)想象自己生活的这种可能的选择，不是恰恰因为我们目前的生存现状缺少德性吗。缺少象征是因为现在的生活使你体会不到意义，而意义的缺少实则是德性的匮乏。除了摆脱利益驱动的行为常规，我们的生活再也没有满足意义感的资源了?符合现实理性或者符合利益需求的生活越来越陷于另外一种更加可怕的贫乏：象征和意义的贫乏。这是内心生活所需要的食粮。当然这样的匮乏感在那些孩子们看来是不真实的，在贫苦的人们看来更是一种奢侈。那些在历史中一度被当作象征物被人加以攫取的事物对自身的象征意义浑然不觉。就像历史中那些利用了人类苦难的革命家们，某些边缘群体的苦难被赋予了泪水与烈焰的革命象征意义，就像在更遥远的世代曾经被宗教赋予天堂与地狱的象征意义，革命家和宗教界利用了那些苦难中的充足的象征资源，为自身的行为攫取了充足的道德象征资本，甚至利用这些苦难的巨大象征意义攫取了社会权力，然而他们都没有十分关心人们继续遭受的苦难本身，他们甚至加剧和制造了大规模的人类苦难，以象征主义的名义。他们急切赋予某些苦难的生活以象征意义不是为了改变它，而是利用其中的象征价值和意义资源，其中隐含着权力合法性的道德根基。他们完成了道德象征资本向社会权力的有效的转换，而后再次抛弃了受苦的人群。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所谓合理的生活在合理化的同时已经抽空了生活的意义：维持生计，较好的维持着生计似乎也不是一个知识人(或念过一点书的人比如著名的堂吉诃德)的生活理想。但是，在现有的社会生活环境和职业方式中，除了它所提供的维持生计的报酬外，再也找不到可以满足生活意义感的任何东西。这样一些人的普遍体验是：生计已经不成问题，然而生活的意义感成为更加难以满足的问题。虽然还有写作，对其他人还有颜料、摄像机、越野车等等可以涂鸦的方式，可是德性、意义、思想，甚至连文化也不是只是些写在纸上的东西。当文化的东西只存在于纸页上，当文化只成为谋生的职业，当各种型号的理想主义都成了靠消费或旅行来实践的“生活在别处”，岂不是文化的灭顶之灾。
然而，想象力或者可以成为一种自我安慰的生活的退路(相反，说是进取也罢)，不是一再地延缓行为，推迟行动?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公主，叙事虚构延缓了判决。对德性生活的想象力――不是德行本身而是它的象征物的想象――再地推迟了实践德性的行为。
甚至真正的难题还不止如此。德性实践不仅仅只是满足这样的道德想象力，去获得一种象征物。在一个较为自由的社会里，他可以有许多作为的方式，可是在统治权力关闭了社会政治空间的社会里，去和贫困的人们生活(暂时性的)在一起，甚至只是想象它就成为一些人在内心赎罪的一种方式。不，这也还不是事实：事实是，一个不自由的社会里一个人实践德性生活的可能性和机会都更多而不是相反。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去实践它?比如去调查矿难，或者环境污染所产生的“污染难民”，去珠三角调查平均每年内三万个断指人，他们甚至拿不到什么赔偿，还有――像薇依或巴枯宁那样和矿工们生活在一起?但我们只能这样想一想，就此打住，把可能的行动延搁下去，或者永久地悬置，行动会带来真正的戏剧，而这幕行动的戏剧对自己注定了要失败，不仅如此，甚至这样的失败只是对行动者个人而言够上悲剧的料，而在这个没正经的时代里，真正的悲剧会变味，会被人以喜剧的形式讲述，任何悲剧事件只要往人物的鼻子上抹一点白色就可以把他丑角化。对于行动者来说，悲剧令人胆怯，而喜剧化更令人不安。再说，一个人不会那样容易地就成为社会历史的某种文化象征，成为象征意味着要付出代价。事实上我们是那么害怕成为象征物。因此，生活的戏剧性让位于想象力所体现的诗意。秘密是，这是最小的德行，因为，在一个权力与资本、甚至还被合法的与不合法的暴力所支配的世界里，这会是一个人获得德性的象征而付出最小代价的方式。这种方式近乎浪漫，去接近山水、自然和孩子们，乡村和想象的淳朴世界。充其量是自我安慰：在没有德性的社会里勉强给自己一点点象征性的东西：它看似不是很像德性?甚至这些，乡村小学这个象征，不也只是一个想象中的安慰之地?
即使这个最小的德行也不那么容易去实行，尤其当这样做还只是一个人内心寻求微弱的象征意义的行为，还没有成为社会普遍公认的象征时，在这个意义上，那些曾经在贫苦的乡村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的人仍然从内心赢得我的尊敬，而不是象征逻辑中的讽刺。有德行的生活似乎天然倾向于某种禁欲主义。而在一个日益为满足人的各种欲望而存在、为它创造各种满足形式的时代里，禁欲主义实践也是困难的，它意味着对快乐的感官生活的放弃，放弃你生活中有限的快乐。伟大的弥补是存在的，那就是当一个人获得那些象征意义时，不是快乐而是幸福。
我个人而言，也许一个我有时会忘却的秘密是：书斋里的安宁生活比有德行的生活还拥有更持久的魅力。其他的想象力不过是消除内疚的愿望而已。在冥想的生活和行动的生活之间，我的精神生活前辈已经为我做过了“宿命论”的选择。也许我一直想给予沉思生活一种德性的意义，而不是只把德行实践给予行动的世界。而这样做是企图寻求更为微弱的象征。在最微弱的象征意义上，沉思生活也有一点点德性：毕竟它也要求一个人放弃更多的感官愉悦，文本的快乐具有另外一副禁欲主义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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