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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中医“脾主思藏意”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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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从理论考识、临床分析、实验研究三个方面对中医“脾主思藏意”命题的现代研究进行综述,展现了目前针对“脾主思藏意”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总结了当前的研究现状,并基于文献分析提出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关键词】脾:意:思伤脾:回顾:展望
  中医脾主思藏意的命题早在《内经》中即己得以确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日:“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在志为思,思伤脾……”,《素问·宣明五气》:“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灵枢·本神》也说:“肝藏血,血舍魂,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内经》以降,代有记载。如《难经·二十四难》谓:“五脏有七神,各何所藏耶……脾藏意与智……”,《难经·三十四难》:“脾主思,故藏意与智”。《三因方》:“脾主意与思,意者,记所往事,思则兼心之所为也”。严用和《济生方》:“夫健忘者,常常喜忘是也。盖脾主意与思,心亦主思,思虑过度,意舍不精,神宫不守,使人健忘,治之之法当理脾,使神志清宁,思得之矣”,张景岳《类经》:“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脾藏意,神志未定,意能通之,故为谏议之官。虑周万事,皆由乎意,故智周出焉。若意有所着,思有所伤,劳倦过度,则脾神散失矣。”
  近代,情志理论作为中医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中医脾主思藏意的研究亦越来越多。近30年来,随着神经内分泌学科在国内的发展,脑肠肽的发现并用于说明传统中医关于大脑与消化道之间的关系,实验研究异军突起,并取得了各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下从三方面分别论述:
  (1)理论考识;
  (2)临床分析;
  (3)实验研究。
  1理论考识
  近人蒋力生从文字学、内经原文、史实比较三方面对思的含义作出考证,认为“思”并不具有认知范畴的“思考”之义,而应当作为情感范畴的“悲哀忧愁伤怨”等义来理解。欧阳五庆等人从脾胃的结构、功能及现代研究等几方面对脾在志为思作出论证。齐向华、滕晶等人数篇文章对思的含义作出考释,主要主张认知范畴的思考之义,并对病因之思与病证之思作出辨析。纪立金等人以脾主思藏意立论,从而阐述中医脾与脑、情志与脾胃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孙海燕阁从《内经》出发,对认知范畴“因志存变之思”与情感范畴“由脾所主之思”两方面阐述“思”的情志生理、病理。谢静涛等则从《内经》中挖掘总结“脾藏意主思”的内涵与外延,对其心理、生理、病理进行综合论述。李荣华等通过营与血、营与脑髓关系的探讨,解释“脾藏营,营舍意”的内涵,认为营血的功能乃是支撑“脾在志为思”、“脾藏意”理论的实质。庞铁良文字学、中医基础理论及现代心理学等几个角度论述了忧与思的关系,认为两者是同一种情绪状态。刘来彪等简要论述了心、脾与心理活动之间的关系,认为思不仅属于七情的范畴,同时还具有调节、稳定诸情绪,保持正常生理情感活动的作用。王玉贤等则提出思不仅伤脾,思亦伤心,并从中医基础理论、现代肠胃生理学、病理生理学等几方面进行论证。
  2临床分析
  将“脾主思藏意”理论运用于临床中,主要见于情志病方面。近30年来,研究者普遍注重情志病与脾胃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吴朝栋以脾胃学说、升降学说为基础,认为脾胃化生气血是调节神志活动平衡的前提,脾胃升降相因是调节神志活动平衡的重要方式,调治脾胃是治疗神志疾病的重要手段。傅义等认为《金匮要略》开辨治情志病之先河,并举其以调理脾胃法治疗梅核气、脏躁二证为证。韩海燕等观察到情志因素与儿童脾胃病亦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巩艳春提出用调理情志的方法来治疗恶心、呕吐、泄泻等胃肠道疾病。唐学游认为思志过度导致脾气郁结,从而引发各种疾病,治疗上应注重精神调摄,加强调理脾胃气机。施毅从临床角度对脾主思藏意的临床意义作出概述。崔世麟结合脾胃理论、脑髓学说以及神经精神科的实验成果,以系列验案论证“理脾法”亦为中医脑病的治疗方法之一。齐向华等从《临证指南医案》中发掘出17种与“思”相关病证,而从《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则统计出32种,并对其病种、病因、病机、治法等作出探讨。近年来,李保良等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思伤脾”状态下中医的证候特征、发生率进行统计,总结出4种类型16种“思伤脾”证候。
  从病种来看,抑郁症的研究开展得最早且最全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王洪图等人率先报道数例以调理脾胃气机法治疗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神志异常患者的验案,随后易崇勤等亦报道了基于《内经》“脾藏营,营舍意”理论,以健脾养营法治疗情志郁闷症的验案。李喜枝采用健脾与益气作为切入点,采用柴芍六君汤加减治疗十余例产后抑郁症患者,取得较满意的效果。日本的尾崎哲对年龄在六十岁以上,诊断为重度抑郁症的十余例患者用小建中汤治疗,最终结果表明该方对抑郁情绪有效,并于服药一二周内出现效果。同样是日本的浅见隆康用六君子汤治疗各种程度抑郁症,发现六君子汤能有效改善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和消化系统症状。日本中田辉夫用加味归脾汤治疗轻度抑郁症患者三十余例,发现加味归脾汤对轻度抑郁症有较好疗效,且副作用轻微。褚蔚从临床上把抑郁症分为脾胃气郁证、脾虚失神证,脾胃气郁证宜理脾助运开郁,用越鞠丸治疗;脾虚失神证宜健脾养血安神,用归脾汤,同样取得滿意疗效。赵建民等通过对大量抑郁证患者的临床观察,总结了治疗抑郁证当“立足于脾胃,兼顾心肝”,并据脾胃受伤程度将郁证分为初期、中期、后期。
  其他疾病方面,赵怀琮等发现从脾胃着手辨治失眠颇有良效,并从阳虚热痞、气阴两亏等几方面介绍了自己的临证心得,麦方永等通过对照研究,发现在“思伤脾”指导下以针刺法治疗考前紧张综合征,不仅取穴少,且疗效明显。
  3实验研究
  1897年,美国消化生理学家Cannon在一次关于胃的运动功能实验中观察到,其实情绪对胃存在很大影响,因而首次提出大脑与胃运动相关。近三十年来,国内神经内分泌学科发现,生物活性肽类在神经系统和消化道中存在着双重分布的现象,因而提出脑肠肽的概念。这一理论事实上与中医传统理论情志学说,以及五脏六腑相为表里的理论是一致的。高贤均等甚至认为,胃-肠-胰内分泌系统,通过脑肠肽影响脑肠轴,很可能是胃肠系统与大脑的高级神经活动有关的一种物质基础。这就为解释“脾主思藏意”的现代机制提供了部分佐证和线索,成为其最主要的切入点。   最近三十年的研究还发现,肠胃的运动事实上还有大量种类的脑肠肽存在,其从外周和中枢神经调节着肠胃的运动。来自于脑干的神经元有着大量的轴突末梢,可以密集地反应到对胃肠运动起着控制作用的初级交感和副交感中枢神经上。同时,某一些肽类物质与单胺类物质能够同时存在于同一个神经元中,这就说明中枢神经系统与胃肠活动之间有调节作用,而且这种调节作用是复杂的。崔世麟观察到脾虚患者的cAMP水平偏低,脑中五羟色胺(5-HT)含量亦不足,临床表现为情感低落、思维迟滞、活动减少,或伴焦虑。应用三环类抗抑郁剂丙咪嗪等后,能够提高脑中5-HT含量及cAMP水平,改善情绪,脾虚症状也得以纠正。孙菊水研究表明,在焦虑性障碍中的人群中,其容易患胃肠道疾病的比例高于一般人群。其机制极有可能跟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有关,这种紊乱是由焦虑引起的,从而则出现胃肠道功能异常。冯五金等发现,一种分泌胃肠道激素的细胞,能广泛分布于全身各处,在神经系统以及各种内分泌腺体中都能见到这种细胞的存在。因此,胃肠道激素的生理作用与神经系统和消化道内分泌系统均相关,三者之间相互协调,共同参与消化器官的运动、分泌和吸收活动。如此等等,均表明胃肠道与大脑之间确实存在着相互影响的物质基础。至少己发现有近七十种脑肠肽存在于大脑的某一部件中,这些脑肠肽的存在,则表明了神经系统和胃肠道消化系统之间,存在著广泛的联系性。
  4结论
  总体来看,历经30余年的发展,尤其是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报道了第一例脾虚证动物模型以来,“脾主思藏意”相关理论经历了从简单理论考识及部分医家临床经验总结到利用现代医学技术从分子水平深入研究病证结合机制的跨越。逐渐形成了部分核心地区及核心作者。如北京中医药大学钱会南、翟双庆、王洪图及吴海霞、沈丽波等,自90年代起致力于对“脾主思藏意”理论、临床经验以及理论机制与干预的实验研究,国家科技成果鉴定“国内领先”。另福建中医药大学纪立金及于晓艳、邓月娥、白正勇等,基于“脾藏意,主思”进行了系列研究,包括自拟方、临床方证验证、实验研究等诸方面。山东中医药大学齐向华及滕晶、康秀丽等则主要致力于对“脾主思藏意”的理论考证及古代医案挖掘整理研究。等等。
  根据近30年的现代研究发现,“脾主思藏意”理论确实有其合理性并有很大的实际应用价值,但目前仍存在着许多令人困惑和亟待解决的问题。理论考识方面来看,思、意内涵不明,概念不清,研究者多集中在“认知范畴”、“情感范畴”两者之间的争论与调和上,而未对其概念作出全面的考证以明晰其确切内涵。临床方面,以调理脾胃法治疗情志类疾病,包括抑郁、失眠、考前紧张综合症等,以及治疗脑科疾病,如老年痴呆症、帕金森病等较多,而以调理情志法治疗脾胃病者则较为少见。表明对两者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和临床运用尚不足。此外,“脾主思藏意”相关病证的古代医案研究方面则乏善可陈,有待于深入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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