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科幻电影《流浪地球》的“情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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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流浪地球》打破以往科幻电影的讲述模式与情感逻辑，在常规科技理性背后增添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文要素，对这部现象级影片的人文内核进行剖析，有助于深入理解当代主流价值观与大众深层心理诉求，从而探明电影背后潜藏的“情感结构”。
　　【关键词】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人文内核;“情感结构”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流浪地球》无疑是2019年最引人注目的一部中国电影，票房的巨大成功、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以及影评与学术热议，使该电影成为一种文化现象。不仅如此，该电影的“中国式科幻”还标志着中国科幻电影里程碑式的成功，以至于2019年被称为中国科幻电影的新元年。一部电影的成功，不能仅仅从其内部寻求解释，而应当把电影文本与社会大众的文化经验和审美诉求结合起来，因为电影特别是商业电影，不仅是艺术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因此借助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可以更好地分析与理解《流浪地球》的相关问题。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正是借助文化假设将电影艺术与大众经验相链接，换言之，威廉斯认为契合大众“情感结构”的电影更容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而《流浪地球》引发当代大众的诸多共鸣，其“情感结构”值得深入挖掘。本文从电影中蕴含的鲜明中国元素展开，对电影遴选国人熟悉的审美风格与视觉场景、在视觉体系营造上避开好莱坞经典模式而采用苏联式的重工业美学风格等一系列积极探索进行分析，并思考“中国城市特征、中国自然景观、中国人物形象第一次作为拯救地球的科幻电影视觉的主体”[1]139-144的深层含义。
　　一、《流浪地球》中涵盖的浅层中国元素——有意设置的结果
　　毫无疑问，《流浪地球》中具备中国元素是有意设置的结果，导演曾经说过：“我们在前期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能够与我们中国人产生情感共鸣的文化內容。”[2]90-96可见，该电影制作团队有意进行中国化探索，力图将这部国产科幻电影放置于“讲述中国故事”的话语逻辑框架中。正如导演郭帆所说：“美国人不能理解的部分，恰好就是中国文化最具独特性的部分，而这份独特性就是《流浪地球》所表现的文化内核。”[2]90-96《流浪地球》颠覆传统科幻片中设置外星人、怪物以及战斗场景等彰显与现实差异的诸种常规元素，转而采用聚焦独特中国文化元素的软视角来进行表达。例如北京地下城大年初一的场景刻画，四处悬挂的标语与对联渲染着过年气氛。再如对口味讲究的国人研究出“榴莲味蚯蚓干”、学生们穿着万年不变的运动型校服朗读着朱自清的《春》以及电梯里的“福”字和地面标志性城市建筑等细节设置。至于刘启被叫做“户口”、李一一被叫做“长条”，尽管影片没有给出详细解释，但由于国人同样的文化传统与集体经验，并不会出现理解方面的问题。
　　除去熟悉画面的营造，影片还对当下中国的实际现象与社会问题有所呼应。比如《流浪地球》中的空间站、工程车、行星发动机、地下城和补给站等工业化场景，带给观众一种宏大感、厚重感与奇迹感，这些其实可以看作对当下中国实际现状的艺术表达。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已经表现出过度征兆，但楼盘开发与钢铁锻造等依旧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更有网友戏称当代中国为“基建狂魔”。的确，中国以一种奇迹般的效率制造着高铁、公路、水利工程和高楼大厦等，而这样的大众体验被影片窥探到并加以展现，无疑产生呼应现实的效果。“片中另一个同样意味浓厚的中国元素，则是时间跨度上惊人的史诗感，即人类将以2500年的漫长时间，完成地球的迁徙。这一超长的太空之旅将与推动地球有着同样惊人的想象力。”[3]53-55总之，宏大城市场景与奇迹科幻画面的穿插，史诗般的时间跨度符合国人的历史想象，电影画面既写实地记录了当代中国的实际现状，又带有科幻想象色彩，确实足以引发大众的情感认同。
　　另外，电影以聚焦家庭的叙述方式衬托出整个“地球流浪”的宏大背景，其中刻画最细致的就是男主角刘启与父亲刘培强的中国式父子情。这一伦理观无疑受到部分网友的批评与诘难，典型后现代特色的家庭代际伦理观与末日时代的伦理价值观无疑存在着脱节、违和与矛盾，影片本身的情感逻辑也显得粗糙与断裂，以至于煽情过度、尴尬失真。但根据导演的观点，小说中冷酷、疏离与黑暗的末日伦理价值观不适宜完全搬到荧幕上，换句话说，影片以失真为代价寻求对当代大众的现实经验与情感诉求的弥合，在表现末日危机的故事外壳下，诉诸的是当代社会问题。中国式父子关系以及由之引发的家庭代际伦理问题实际上是当代大众的关注焦点，也体现着大众的共同经验与心理状态，“被忽视是孩子的宿命，被误解是父母的宿命”这句话虽然缺乏科学性，但却引起众多网友共鸣。饰演父亲刘培强的演员吴京也表示由于工作原因常常忽视对儿子的陪伴，种种现象表明这一人物关系的设定尽管有违科学逻辑，却在符合当下国情与国人真实心理方面占据优势。
　　贯穿整部电影的“带着地球流浪”是影片最具特色的情节表现，值得进一步关注与分析。小说作者刘慈欣表示他没有想过“带着地球流浪”是眷念家园的意思，他的出发点是在科幻故事中进行方案排列，以及对种种方案会带来的后果进行科学想象，所以小说的风格是冷酷刚硬的。但电影改编则无法完全从浩瀚宇宙的维度来展开，而应把人物与情感放大，《流浪地球》从“家”的概念出发，聚焦一个普通中国家庭，刻画个体在全球性生存危机面前的种种体验，这就使影片有了人物与情感，更能与观众达成共鸣。影片在科幻故事构架下表达个人与家庭情感，将原著碎片化的情景改编为体现中国思维的完整故事，对“家”这一概念的深化表达更是体现其创作团队的敏锐洞察，不仅挖掘到中国传统思想中安土重迁的部分，还将之嫁接到现代科幻电影中。这种探索在华语科幻影片市场可以说起到改变潮流与走向的作用，不仅使国人耳目一新，也让外国观众感到新奇。
　　总之，上述“建立在现实视觉经验和视觉审美习惯之上”[1]139-144的中国元素是影片注重本土化元素与当下现实要素的直接表达，但对影片深层文化内涵的挖掘与探索同样不应忽视。 　　二、《流浪地球》中折射的深层文化内涵——对几种现实体验的把握
　　影片涵盖的浅层文化元素需要通过视觉画面来构建，而深层文化内涵需要从大众体验中获得。浅层文化元素折射着当代大众的关注焦点、情感诉求以及更深的文化内涵，因而被整合于更大的意义系统中，与这一意义系统呼应的就是深层文化要素。
　　首先，电影选择刻画的人性与希望等主题颠覆了原著小说的文本设定，比如影片对韩朵朵这一人物角色的塑造，值得进一步分析与探究。海啸中无数双手把一个女婴带到爷爷陈子昂面前，爷爷就收养了她。电影中的一句台词非常感人：“水下的每一个人，都是她的父母。”虽然韩朵朵这个人物故事是原创的，但其创作灵感却是从真实发生的海难故事中提炼出来的。在灾难面前救助婴儿的义举可以说是人类本能，体现着人性至纯至善的部分，所以韩朵朵这一人物形象其实是从人类文明的集体无意识中提炼而来的。“韩朵朵”也是男主母亲的名字，母亲死后爷爷把它给了女孩，这也标志生命与希望的传递。电影着重刻画人物与情感，可见作为商业片的《流浪地球》是对主流价值观的再次确认，但此类电影制作套路却契合着观众经验与情感诉求。
　　其次，作为涉及人类生存的重要话题，自然环境的持续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自然灾害让人们担忧和焦虑，《流浪地球》洞察了这种大众情绪，并在此基础上集中折射出容易引发人们内心阵痛的若干情感记忆点。影片中对海啸、火山喷发等自然灾难以及残酷人类战争的描绘是一笔带过的，但却从一开始就为影片奠定了一种悲壮的末日基调。另外，影片借助视觉呈现方式为人们制造种种可以预见的自然灾害画面，这使得观众心中的情感记忆更容易被唤起。其实人们已然置身于这样的灾难片当中了，雾霾、癌症、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类似的灾难体验并不会让当代大众感到陌生，甚至在网络助力下这种灾难体验还被传递甚至放大。众所周知，现代化过程中人们为经济发展而牺牲健康、环境等行为必将带来严重后果，而《流浪地球》对这一担忧的镜像反映是十分写实的。
　　第三，中国社会近年来发生剧烈变化，比如高科技产品逐渐日常化，人们的科技体验愈加丰富，科幻话题成为新热点，这都是电影《流浪地球》诞生的基础。“在历史的不同时期，类型片的故事、主题、价值观或者影像总是与公众的态度保持一致。”[4]45《流浪地球》立足于大众的真实情绪，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后果进行审视，也对时代巨变下人们自身价值、体验及命运等问题重新思考，从而表达出大众对科技的高速发展以及人与机器的关系等问题的种种担忧，结合现下热议的人工智能与基因编辑，可知这种科技体验与危机意识是契合现实语境与时代脉搏的。
　　最后，国产科幻影片的长期薄弱为该影片赢得了大众的同情与支持，加之文化建设的时代要求，《流浪地球》实际担负了塑造中国形象、传达中国理念的时代任务。影片在刻画怀旧情节时，借助了很多承载国人情感记忆的物品，这些文化符号与国人记忆连接紧密，影片在给予科幻视觉震惊的同时辅以熟悉的文化符号，从而能将观众的情绪与记忆唤醒。尽管当下影片的主要受众还是国人，但中国科幻电影走出国门的前提就是打造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美国人为什么会拍出《变形金刚》？因为美国有汽车文化。一个美国人一生有大量时间都是在车上的，他们对汽车有情感层面的认同。所以我们需要去寻找契合中国人情感与审美的内容，需要寻找到能够勾连起情感认同的契合点。”[2]90-96其实，影片《流浪地球》在颜色上采用偏红色调，服装上倾向工装服风格，已经能够窥见其在整体制作上为契合国人审美而做出的努力与尝试。
　　三、《流浪地球》对“情感结构”的验证——电影内、外部的契合与互动
　　“情感结构”“这一概念也可以看作连接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桥梁”[5]44-48，电影对“情感结构”的验证不仅与文化要素密切相关，其过程更是体现为电影内、外部要素的契合与互动。
　　毫无疑问，科幻电影的兴起与国家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有直接关联。纵观中国建国以来的科幻电影发展史，20世纪60年代拍摄出第一部本土科幻电影《小太阳》，接着香港科幻片《生死搏斗》在大陆上映。80年代有《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在这之后科幻片短暂消失。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错位》登上屏幕，中国科幻电影又出现一个小高潮，紧接着《大气层消失》《魔表》等陆续出现，这次短暂热闹持续到90年代初。新世纪以来有《危险智能》《长江七号》等。客观来看，“虽然中国科幻电影不至于完全绝迹，但与当下国内火热的电影市场与活跃的创作氛围相比，科幻电影着实是一位缺席者，而且是蕴含巨大电影市场的重要缺席者”[6]116-118。科幻小说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意味着人们的科技体验不断增多，并且除了科幻小说的文本基础，拍摄科幻电影还需要发达科技实力的支撑，因而《流浪地球》可以说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在电影领域的直接表现。《纽约时报》评论说，“中国电影也加入了‘太空竞争’行列”，这一句足以窥见。
　　电影的本土化探索与文化自信相链接，在中国科幻电影领域内科技发展与文化自信形成一股合力。“科幻电影就不仅仅意味着电影传播和电影欣赏本身，而逐渐成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象征。尤其在‘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号召与愿景之下，如果始终在科幻电影的全球化创作与输出中缺席，那么在未来的激烈竞争中，国产电影的全球竞争力势必会丧失大量机会。”[7]4-7好莱坞电影长期占据强势文化地位并对第三世界文化造成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流浪地球》能够整个采用中国思维来完成，科幻特效水平的整体提升加上采用中国剧本与中国故事，这无疑给影片赋予了里程碑意义。影片以集体团结、共同努力的精神代替以往好莱坞电影的“超级英雄”模式，与传统欧美科幻片相比展现独特的中国式思维。比如“带着家园流浪”这一情节让许多外国观众难以理解，其根本原因是中西方地理文化類型的差异。作为农耕文明的中国，民众与家园、土地的关系是稳定的，而西方在海洋文明与贸易文明之上形成注重个人、民主与自由的文化特质，所以中国观众对眷恋故土、集体团结的情感并不陌生，但西方人却难以理解。 　　影片最重要的意義在于，国产科幻电影第一次与世界科幻电影站在一个维度，这不仅是电影的新发展，也契合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需要。影片中展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融通中外的新概念，也是中国思维与中国智慧在应对国际性问题时给出的答案。“这一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联合政府’，人类也不再分种族与国别，而是在联合政府的统一集权的指挥下开展自救。”[8]陈曙光也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筹划人类命运的唯一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属于交互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缘于对现存共同体秩序的批判性反思，缘于民族国家对自身地位、身份和前途命运的重新体认，也是中国对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而给出的‘中国方案’。”[9]可以窥见，电影借助“联合政府”所表达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不仅是中国思维与中国智慧的一次展现与尝试，也意味着影片内的艺术表达与影片外的现实要素实际达成了某种契合。
　　结 语
　　本文探讨的关键在于，“情感结构”尽管复杂而流变，归根结底是来自人们的共同经验，因而从电影的文化要素入手有助于挖掘电影的本土化与当代化因子，也有利于厘清电影内、外部的互证与共鸣关系，从而更好地把握电影中潜藏的“情感结构”。《流浪地球》以独具特色的中国元素为切口，艺术化地呈现了许多当代国人的共同体验，不仅打破了传统叙述模式，也成为彰显中国力量与中国形象的文化符号。近代以来我国文化溯源能力被打断，跨文化交流能力有待提升，这一背景下诞生的《流浪地球》尝试构建了本土化的科幻话语表达模式，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电影《流浪地球》这一创新性的表达方式发展了“情感结构”理论，通过对“中国元素”的把握来打造观众喜欢的本土要素与文化亲切感，既折射出当代中国的实际现状，也折射出话语权力争夺的内容，既是对文化自信的验证，又是促进文化自信的推手。当然，“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10]“从某种意义上说，情感结构便是一个时期的文化，是一般组织所有因素的独特而鲜活的结果”[11]。电影《流浪地球》正是触摸到当代国人的真实情感体验与时代文化因子，从而构建出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文内核，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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