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官变成“带货”主播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女生们，注意了！”说着，夏婕在镜头前翻出了手里那件大衣领口处的吊牌。
　　那是一件标价600元左右的明黄色仿羊羔绒大衣，在夏婕的直播间里起拍价仅为1元。“大家看一看，还有吊牌哦，我们的衣服都是全新的！”
　　与绝大多数妆容艳丽、穿着时尚的主播不同，夏婕只化了淡妆，穿黑色法官制服、戴红色领带，左胸前还别了一个小法徽。她是南京市秦淮区法院执行局局长，一名员额法官，她所在的直播间正是秦淮法院的司法拍卖现场。
　　自2017年起，各地各级法院开始尝试互联网司法拍卖。迄今为止，全国已有淘宝网、京东网、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公拍网等7家平台提供司法网拍服务。
　　“带货”从来不是直播司法拍卖的唯一目的。曾经那些线下司法拍卖中的切肤之痛——拍卖机构佣金高昂、串标围标时有发生、法院内部廉政风险等，都在互联网拍卖、直播拍卖中渐渐绝迹。
　　貂皮、别墅、大金链子
　　2019年12月21日，秦淮法院执行大厅的角落里，一块深蓝色的“背景布”上打上了红色“拍卖”“直播”字样。这本是一块电子屏，往常用来显示法院通知或“老赖”信息。
　　为了直播拍卖，会议室里的桌子被搬到电子屏前，桌子前不到两米的地方立了三脚架、照相机，旁边则是专业的补光灯。
　　除了夏婕，这场直播还有两名主播：从直播公司请来的专业主播橘子、秦淮法院网拍负责人费月锦。3个人分工明确，橘子负责活跃气氛、把控流程，夏婕和费月锦负责讲述拍品背景和相关法律知识。
　　与普通带货直播不同，要想成为司法拍卖直播的买家，竞拍者必须事先缴纳拍品起拍价5%～20%的保证金。这次直播，秦淮法院卖的是4款共500件女士外套，每件起拍价1元，保证金0.2元。
　　还没顾得上具体展示，费月锦就介绍起了这批衣服的来源。它们源于一起买卖合同纠纷——南京某服裝公司欠了一家加工企业的钱，因为服装公司名下已没
　　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所以经加工企业申请、秦淮法院判决，这批衣服的拍卖所得将被用来偿还欠款。
　　“开始我们也想过是不是可以把这批衣服打包出售，但除了服装公司，很少有人会一次性购买几百件一模一样的衣服，所以法院最后决定把衣服以单件的形式放到网上直播拍卖。”费月锦说，他们想尝试一下，看看市场效果。
　　对于二手空调、服装这类价值不高的动产，法院执行过程中无需经过专业评估机构估价，法官们可以按经验自行制定起拍价。依据南京中院的相关规定，此类拍品按照价值分为千元以下、千元至万元两档，对应的起拍价分别为1元、100元。“这就是为什么一件标价600元的大衣，我们的起拍价只有1元。”费月锦说。
　　夏婕在镜头前展示衣服的同时，竞价已经开始。75分钟内，数十名买家对这件衣服出价29次，最终以38元的价格成交。其余的几百件大衣，也在一个多小时的直播后全部拍出。
　　与秦淮法院批量化拍卖服装相比，许多法院的拍品平日里难得一见。比如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法院拍卖过极具地方特色的貂皮大衣;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拍卖过上千棵还长在土里的林木所有权;贵州省仁怀市法院拍卖过黑社会头目刘某的涉案资产，除了金戒指、金项链，还有一根重约一斤的足金坠链，仅链条就有小手指粗细，下面坠着一块半只手掌大小的观音吊坠，起拍价15万元。
　　2019年12月6日，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法院直播拍卖了一套房产，介绍资料里包括一条长
　　约一分钟的视频。视频从房屋进门处开始拍摄，不仅可以看到屋内的法院封条，还能看见每个房间的布局、装修情况，就连水晶吊灯和窗外景色都有专门镜头。
　　高佣金引发的廉政风险
　　52岁的费月锦在法院系统工作了十余年，从2017年起负责与司法拍卖相关的工作。在费月锦的印象里，2014年以前的实践中，司法拍卖多由法院委托专业拍卖机构进行，并向后者支付成交额0.5%～5%不等的佣金。那时候，司法拍卖全在线下进行，竞拍者要先到银行缴纳保证金，再到拍卖现场举牌竞价，法官反而无需出现在拍卖现场。
　　“过去，每个省的法院系统都有一个拍卖机构名单，各法院通过摇号随机选取拍卖机构。”费月锦说，司法拍卖的拍品中，不乏单价过百万的收藏品和价值上亿的不动产，一场拍卖下来，佣金非常可观。
　　在宁波市中级法院执行裁决处处长金首看来，对拍卖公司而言，司法拍卖是一个挣钱的好机会。“这么多拍卖公司，你给这家做还是给那家做？虽说是摇号选取，但实际情况很难确定。所以有利益，它就会来围猎执行局法官或者其他负责拍卖的工作人员，进而发生一些不廉洁的事。”金首说。
　　据人民法院出版社《全国法院决战执行难工作全景报告》：在实行司法网拍前，全国法院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中，近70%集中在民事执行领域，其中又有约70%发生在资产处置特别是司法拍卖环节。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湖南省高级法院原院长吴振汉、重庆市高级法院原副院长张弢等人，均曾涉及违规司法拍卖行为。
　　除了廉政风险，线下司法拍卖还可能存在程序不够透明等问题。
　　2012年左右，金首还是宁波市鄞州区法院的执行局局长。一次，鄞州法院要变卖一批机器，没想到却有竞拍者打来举报电话，称到指定银行柜台缴纳竞拍保证金时受到阻挠。有时，一场拍卖十余人报名，但现场只有两三人竞价。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竞拍人围标、串标。
　　“此外，传统拍卖还有一个问题跟它的地域性相关。”金首说，在线下拍卖时代，普通人想要了解司法拍卖相关的信息，只能到法院来了解。法院会提前在门口贴一个拍卖公告，“最多再在本地报纸的角落里登一下”。金首表示，这样会导致司法拍卖的传播面比较窄，溢价率和成交率都不高，“相当于竞买的人少，价格上不去，经常卖不掉。”
　　金首曾经就职的鄞州法院是最早“触网”的法院之一。为了规避线下司法拍卖可能导致的各种问题，从2012年起，该院便开始了司法网拍的尝试。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始起草，并于2016年发布。发布会上，最高法院执行局局长孟祥表示，在互联网+作为国家战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法院的司法拍卖改革应当顺应信息化发展趋势，鼓励优先通过网络拍卖的方式处置财产。
　　直播不是万能的
　　但对于法院而言，司法拍卖中的一些痼疾，依然无法靠直播解决。比如在线下拍卖时代就存在的问题——拍品瑕疵担保责任。
　　在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桂看来，拍卖标的物存在瑕疵的情况下，法院是否需要承担责任，首先要看拍卖前法院是否如实公开了标的物已知的瑕疵。“法院是有责任鉴定拍品真伪的，因为司法拍卖是一种司法行为。但现在的问题是，法院有没有能力做鉴定。”谭秋桂说。
　　据多家媒体报道，2019年12月，南京某法院的司法变卖中，买受人以11.2万元的价格买下了一款包，后经多家机构鉴定，这是一只仿冒的爱马仕铂金包。但在该法院的拍卖公告中，这只包的市场评估价格为20万元，11.2万元为变卖价，包的品牌未被提及。
　　谭秋桂认为，从拍卖公告的内容看，法院把它当成了真爱马仕。“这就属于法院公开的信息有误，没有真实反映包的品质。所以法院应当为此负责。”对此，当事法院回应称，将主动联系买受人，结合其异议申请及相关证据，按规定予以审查处理。
　　西南政法大学比较民事诉讼法研究中心副主任谷佳杰认为，一般情况下，法院只要在拍卖公告中尽到了正常、合理、规范、充分的义务，就不必承担瑕疵担保责任。不过在直播拍卖时代，法院、法官从幕后走到台前，竞拍者更会对公权力产生天然的信任。这种情况下，一旦拍品后续出现瑕疵，那么受损的就是法官、甚至法院的形象和信誉。“不良影响可能会被放大。”谷佳杰说。
　　虽然去年年底以来，各家法院的直播拍卖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否要将其常态化、常规化，似乎谁都没有答案。
　　（摘自《新京报》    本文作者：李桂 曹一凡）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7/view-153513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