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四郡”撤废事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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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位于鸭绿江上游南岸、作为标示朝鲜王朝北拓成果的“四郡”，在艰难设置后，仅过数年却又迅速撤废。这就是突然发生的“四郡”撤废事件。蒙古瓦剌部对明朝辽东地区突然发动的连续侵扰活动，是其撤废的背景及关键诱因。其撤废除了学界已论的多重原因外，或还可从朝鲜王朝在作为关键诱因的背景刺激作用下，进行边政调整的角度加以考量。
　　[关键词] 朝鲜王朝;四郡;撤废事件;瓦剌;疆土所有权
　　[中图分类号] K31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007（2019）03-0045-08
　　[收稿日期] 2017-01-10
　　[作者简介] 刘阳，男，博士后，现任教于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为明清时期的中朝边界史及中朝关系史。（信阳 464000）
　　！在明清以降的中朝边界史研究中，“四郡六镇”相关问题是尤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其中，关于“四郡”的设置问题，笔者在前期研究中已进行了详述。[1]（50）其为朝鲜王朝开拓鸭绿江上游南岸的重要工程，也是朝鲜王朝鸭绿江江防体系中的四个核心邑城。从朝鲜朝太宗十六年（1416）闾延郡的始设，至世宗二十五年（1443）全部完成终设，其间历经了27年的时间，是朝鲜王庭尤其是世宗时期君臣上下长期的边防探索与苦心经营的杰作，可谓建置不易且功用甚大。但正是这样一个关系到朝鲜王朝在这片所设地域疆土利益的城防群，包括这四个郡连同其附属设施，却在之后的数年内突遭撤废，致使其所在地域也一并被废弃，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四郡”撤废事件。显然，这其中之过程以及个中原因，皆值得深究。不仅如此，“四郡”撤废事件的发生，是最终导致“废四郡”问题产生的源头，也就是关乎朝鲜王朝后续在鸭绿江上游南岸的疆土及疆界维系，故而对其探讨又极为必要。然而，学界对于该事件的研究虽由来已久，却论著不多，更存在不少问题。①比如，对于事件过程的梳理稍显薄弱，对于事件原因的解释或可延伸，某些观点有待商榷。有鉴于此，笔者接下来尝试进行阐述，并求教于方家。
　　一、“四郡”撤废事件的酝酿
　　“四郡”突然撤废，实与蒙古瓦剌部的突然强大及其侵入明朝，尤其是侵扰明辽东地区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元朝虽被明朝取代统治中原的地位，但是其在东北长城以北的势力却并未消失，
　　后来，退居蒙古草原等地，形成了北元割据政权，成为明朝的长久边患。1433年以后，蒙古逐步分裂为鞑靼与瓦剌两部，尤其是瓦剌部，“自（本部前首领）脱欢杀（北元前太师）阿鲁台并吞诸部，势浸强盛，至也先益横，（明之）北边自此多事矣”。[2]（560）
　　对于大陆尤其是明辽东地区的状况以及明朝的动向，作为藩属国的朝鲜王朝本身就非常关心，况且这也关系到其国家安危。为了能够随时保持对大陆事态发展的了解，其赴明使臣除了使行的目的之外，还携带了一项隐秘的特殊任务，即刺探情报。1447年六月，通过朝贡使通事金辛的报告，朝鲜王朝始知也先欲发兵东向之事。由此可知，朝鲜王朝一开始之所以关注也先，主要是担忧也先攻击女真产生连锁反应，尤其是对建州女真的触动。但防备女真已是其习以为常之事，所以见此情形仍按照以往的方略备边。然而，至本年十月，解送被掳明人的押送官金有礼在返途中，急速传来了其在辽东所闻：“也先率兵数万，屯黄河上，帝敕谕辽东隄备曰：‘也先将并朝鲜打扰。’”[3]（第5册41）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朝鲜的消息，让朝鲜君臣上下顿时紧张了起来，开始议论并重新考虑平安道备防之策。直到次年初，朝鲜君臣发现这只是虚惊一场，也先并无来攻的可能，才稍稍放松了警惕。只是没过多久，又有消息传来，“也先军击三卫鞑靼，又击老温江、其里未等处野人，野人同力拒战，不利还退”，[3]（第5册62）使得朝鲜君臣再次绷紧了神经。更有甚者，仅一年后，朝鲜君臣得到了也先军直接攻略明辽东辖地的消息，致使朝鲜君臣愈發恐慌，由此正式开始针对平安道的备防进行政策调整，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便是调老将金宗瑞接任平安道都节制使。
　　金宗瑞上任后，通过其提议，朝鲜王朝审时度势，决定暂时全面转移边防重心，从而涉及到了对于边防布局的局部调整。后来，也先军多次进犯明朝，威胁辽东，甚至发生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事变①，正因如此，朝鲜王朝在反复筹划边防布局的过程中，“四郡”撤废之议便随之逐步提上日程。
　　综上可见，蒙古瓦剌部不断的侵扰活动，对朝鲜王朝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成为了“四郡”撤废事件的背景，更成为了导致该事件发生的关键诱因，而关于这一点，下文还将详述。
　　二、闾延府、茂昌郡及虞芮郡的同时撤废
　　朝鲜王朝何时开始计划撤废“四郡”的呢？一些学者将世宗三十年（1448）的慈城郡西解堡[3]（第5册56）及文宗即位年（1450）的泰日堡[3]（第6册257）的相继革罢，共同看作是其欲撤废“四郡”的先兆。[4]（152）事实上，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就在文宗即位当年，其还在继续造筑虞芮郡城。[3]（第6册225）直到该年七月，时任平安道都节制使的金宗瑞突然上奏提出要革除“四郡”地区的小虞芮与上述泰日以及江界满浦这三处要害小堡，[3]（第6册257）由此引起了朝臣不断的激烈讨论，以此为标志，象征着“四郡”的撤废才算正式拉开了序幕。虽然当时文宗综合大臣们的多种意见，定下了留小虞芮堡而革其他两堡的决策，但此后朝鲜朝廷中却形成了主张“撤废论”与“反撤废论”两派。两派实质上正是以金宗瑞为代表的依据时局的变通派，以及以皇甫仁为代表的希望坚守世宗遗策的保守派。而从一定程度上讲，作为世宗子嗣并从小对世宗边防大计耳濡目染的文宗王，显然会更偏向于保守派的意见。
　　直到该年底，当朝鲜君臣第二次收到瓦剌军队可能东进直接危及其国的传闻后，金宗瑞被任命为平安道都体察使而再度赴该道布防，[3]（第6册327），关于“四郡”撤废与否之议才随之逐渐显现出转折之势。 　　文宗元年（1451）正月，经过迅速查边，金宗瑞上奏称：
　　慈城军卒二百八十二，虞芮七十一，闾延一百二十一，茂昌一百六十九，以如此之兵，其能矣，况主将之兵，亦不多乎？若有大党贼变，权撤慈城以上各官，退入江界邑城，并力固守，则抗大敌乎？左道主将，必不能越险隘之路，而及机往救矣，况主将之兵，亦不多乎？若有大党贼变，权撤慈城以上各官，退入江界邑城，并力固守，则谁能扰之？贼必不能弃江界，而逾狄岭矣。[3]（第6册342）
　　该奏报得到了不少朝臣的支持，尤其文宗对此也给予了初步的认可，但考虑到仍有保守派的反对之声，并未置可否，只答复道：“大臣之议及予之所度如此，议论不一。然遥度，古人所难，若有未便，则更悉陈达。”[3]（第6册344）尽管如此，朝中势头因迫于外部事态的急剧变化而出现了转向，特别是文宗态度的松动，使得“四郡”撤废与否之议的天平开始倾向于变通派一方。随后，该年四月，刑曹参判朴以昌又以“南道赴防之弊”，来请示文宗撤废闾延等地。文宗在得知上述传闻不实且瓦剌军已退后，虽没有最后落实此论，但显然难以保证瓦剌军不会再来，故仍“优纳之”。[3]（第6册379）而到该年八月，更发生了一件让朝鲜君臣们措手不及的事情：李满住等建州女真诸部之人因“畏达达及辽东军马”，已由原住地浑河区域向婆猪江（今辽宁浑江）一带南迁，并将居于兀剌山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附近。[3]（第6册418）也就是说，他再次回到了前番居住的临近鸭绿江上游特别是上述“四郡”的地方。虽说其此时乃至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有袭扰朝鲜边境的意图，但鉴于针对女真的传统观念及之前的“恩怨”，朝鲜朝君臣们对其仍抱以防范之心，从而立刻加紧边备，也使得“四郡”的撤废显得愈发迫切。只是，沒过多久，文宗薨逝，继任者端宗尚幼，此事便落到了端宗时代的诸权臣身上。
　　端宗即位初年（1452），金宗瑞任左议政，与领议政皇甫仁同时作为顾命大臣主政，二人之前对边政虽互有异议，但此刻因共同辅政而相盟，且这时尚无紧迫边情出现。可次年（1453）二月，前方突然第三次传来瓦剌进军朝鲜朝的消息。[3]（第6册567）众臣虽基于先前的经历，推测此次可能亦非实情，但仍受到了不小的震动，从而再一次调兵遣将、预备布防。不过，朝鲜王朝很快便验证了该消息又是虚惊一场，甚至一时来不及在边防整备上筹划“大动作”。然而，以往曾制定的边政调整的大方向，以及累次边情的叠加所形成的持续紧迫的大环境，终于在此次边情匆匆来去过后，融汇产生了由量变转为质变的效果，并最终促成“四郡”陆续、全面撤废的事实。以至于朝鲜王廷内部很快发生的激烈的“癸酉靖难”事变，也没能阻止此趋势。该年十一月，经筵检讨官梁诚之再度打着“南道赴防之弊”的旗帜而提出“保守慈城，先撤三地”的请求，引起了朝鲜朝议政府诸臣的高度重视，但为谨慎起见，还是决定先派遣钦差大臣赴边巡审后再作定夺。于是，在经过一年的内政稳定后，朝鲜王朝特“以云城尉朴从愚为都体察使，南阳君洪达孙为副使，往平安道审定郡县口子因革便否”。[3]（第6册712）。端宗三年（1455）四月，朴从愚回奏，将具体的巡审结果作了汇报。
　　该汇报明确展现了其对于梁诚之所言及的“四郡”地区中的三地如何处理及如何布置的情况，大致涵盖三个层面：一、鉴于的确存在梁诚之提到的“南道赴防之弊”，故而三地的确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三地主邑城及各自所辖所有大小城防工程或行政设施需完全废弃，
　　当地居民也要一并撤离;二、鉴于古龟州（今朝鲜平安北道龟城）拥有重要的地理位置、优越的居住条件以及丰富的耕地，可复立此地的行政机构，以便将三地中的大部分居民迁居此地，其余则迁至江界府;三、鉴于三地撤废，减少了平安道沿边防戍的区域，等于缩短了鸭绿江防线，从而可调整该道江防检查分管区，将两大分管区的原划分点沿江下移。由此可见，该汇报不仅确认了三地不得不撤废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为三地撤废制定了详细的后续保障事宜，尤其使三地之民能有所归属。整个规划层次分明，所道井井有条，从而最后获准实施。
　　世祖元年（1455）七月，随着龟城郡在古龟州之地的设立，[3]（第7册71）以及针对迁居民户所采取的一系列安抚、复苏措施的实施，[3]（第7册72、74、76、79）以上汇报得以落实，这意味着三地撤废最终完成。
　　三、慈城郡的最后撤废
　　闾延、茂昌、虞芮三地撤废后，“四郡”中所剩的最后一邑慈城郡，就成为了朝鲜王朝在鸭绿江南岸、平安道东北部边防的最前沿。世祖元年十一月，仍是梁诚之，作为平安道敬差官在审查了上述三地后，奏称：
　　闾延、茂昌、虞芮等邑列于江边，今罢三邑，慈城一郡独当贼冲。万一野人自茂昌竹田岘而至上奉浦，自豆加乙献岘而至下奉浦，自闾延新路岘而至金昌洞，自虞芮新路洞而至昏夜洞，自小甫里而至虛空桥，则慈城之民岂不殆哉？今于上、下奉浦、金昌、昏夜洞新设木柵，然皆权管赴防，戍御诸事未免踈阔。虽未能尽除万户，虛空桥、金昌洞、上奉浦等处姑置万户，以固边鄙。[3]（第7册95）
　　从中可见，梁诚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慈城郡当下独处一隅，且与所罢三邑相接处防备已空虚的危险性。虽说缘于外部数年间最大也是最主要的瓦剌边警至此已基本解除，但已移居近地的建州女真诸部落，让朝鲜君臣总是心有余悸。因此，他们又要考虑如何防御女真之事，何况此时整个鸭绿江防线因三地的撤废已出现漏洞，以至于梁诚之才不得不为慈城郡能否独当一面的“命运”担忧。
　　以上梁诚之清晰地描述了慈城郡可能遭遇女真来袭的路径及要地，比如西边位于鸭绿江岸边的虚空桥，北边的昏夜洞、金昌洞，东边上、下奉浦等。通过梁诚之的描述，也可以推测出慈城郡独存于“四郡”中的边防限界，即大致在今朝鲜慈城江流域附近。围绕这个限界，西、北、东三面朝女真方向上的这几个要地的防御皆需兼顾。梁诚之为确保万无一失提出的在这些要地设万户的建议，只是一时未被采纳实施而已。这可能是由于受到刚刚撤废三地的氛围影响，但其实更为重要的却是防戍慈城境地的军士数量有限。关于此，正如与梁诚之恰在同一日上奏的时任平安道都节制使李允孙所汇报的那样： 　　慈城上奉浦、下奉浦两堡，本以南道兵防戍，今照兵曹受教关文，除南道兵，用本邑兵防戍。臣亲审两堡，乃贼路要冲，当时只设木栅而无城堡，況本邑兵本少，不可分戍，请南道兵仍旧防戍。且慈城境内如虛空桥口子、池宁贵口子及池宁贵洞源里堡防戍处多，本邑则军器粮饷所在，而无军可守，诚为不可。臣意以为，虛空桥口子距邑城不远，请将所管军民并移入邑城，依金昌、昏夜两里例，只置烟台候望。[3]（第7册95）
　　李允孙在此指出了慈城郡可防之处多，而该郡原有兵力不足，无奈之下，像上、下奉浦这样的要地就只有再派南道军马赴防。显然，这与之前的三地撤废的原因是矛盾的。同时，还是鉴于慈城郡兵力不足，要收缩防御，李允孙提议要弱化像虚空桥这样的要地防御力，汇合于本郡郡城进行集中防御。对于李允孙的奏议，朝鲜议政府众臣们并不完全认同，他们同意适当增派南军赴防，但却认为虚空桥等地也尤为重要，绝不能消极对待。[3]（第7册95）由此，因要地较多兵力却不足导致的以何处为关键防范点的问题，开始困扰朝鲜君臣们。
　　针对如此棘手的问题，直到朝鲜朝世祖四年（1458）六月，时任平安道都节制使具致宽才更为奏请。具致宽认为，慈城郡东部的上、下奉浦两堡，距江遥远、山川阻隔，女真不易来袭，因而皆不重要，但位于郡城西部、沿鸭绿江南岸上下所设的虚空桥、池宁贵两堡却相当重要，因此务须首要防范这两处，再者就是郡城。应该说，这份较为详实的奏报，体现了慈城郡当时的防御实情，也印证了上述议政府众臣们的看法，故而顺利获准实施。可总的来看，不得不说这仍是朝鲜王朝面对慈城郡兵力匮乏的无奈之举。
　　然而，就在朝鲜王朝以为数不多之兵来重点防控虚空桥等地之时，一件尤为严重的事情发生了。世祖五年（1459）正月，奉命巡边而被派为平安、黄海两道都体察使的申叔舟回还后奏称：
　　平安道慈城郡人物鲜少，而分戍邑城及池宁贵、虛空桥三处，因病气每当入保，转相传染，多致殒命。江界境内自上土至瓦洞、满浦，田多陈荒，地广人稀。请革慈城而移其民于上土、满浦、瓦洞，其前此徙居人移置龟城镇，并依新徙例复户免税。[3]（第7册309）
　　原来，慈城地区有传染病传播，已历经数年了。早在上述梁诚之任平安道敬差官时就已发现这个问题，并曾上奏“慈城郡厉气大炽，转染不息”，[3]（第7册95）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而此刻申叔舟发此议，显然是鉴于病情愈发加剧了。之所以造成如此情形，在于朝鲜王朝集中兵力防控虚空桥等地，兵民聚集，从而致使疾病更便于传染。结果，也正因如此，慈城郡竟被申叔舟奏请撤废，且得到了世祖王的批准执行。同时，还将其民分别迁至临近的满浦等江界辖地以及上述新置的龟城郡。而此移民迁居事宜的完成，也就意味着慈城郡撤废的最后完成。综上所述，慈城郡在以上三地撤废后，一开始就面临着孤立地处于“四郡”的防御险地且兵力缺乏的问题，势难独存，最终在一场传染病的意外冲击下被撤废。而其撤废，标志着整个“四郡”之地至此被全部废弃。
　　四、“四郡”撤废的另一种原因阐释
　　诚如上述，“四郡”撤废事件作为承接“四郡”设置与“废四郡”问题尤为关键的事件，不但其发生的经过需要了解，为何会突然发生的缘由，更值得一探究竟。
　　在这个问题上，学界的研究者们其实很早便有所关注，但不是很多。而在既有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本文之前提及的韩国学者李仁荣先生所作《废四郡问题管见》一文，该文在日本学者濑野马熊先生的《朝鲜废四郡考》一文论述的基础上，指出了“四郡”撤废之内、外因。概况起来，李仁荣先生认为内因包括：1.“四郡”防戍，尤其是长年的南道赴防困难;2.由于年年筑城劳役，民力困乏，加之天灾及流行病，平安道疲敝已极;3.朝鲜朝世祖王因“癸酉靖难”上台，要求优先进行“内治”，故而没有再保持世宗王那样积极的边防态度。而外因则主要在于蒙古瓦剌部不断进攻明朝，女真也趁机侵扰明辽东边境，其余波影响到了朝鲜王朝。正是这些原因的共同作用，致使朝鲜君臣要急速撤郡。[5]（57～86）
　　从李仁荣先生所分析的这些原因中可见其用功之深入。但细品起来，这些原因却有主次轻重之分。比如说，世祖王上台伊始边防态度的改变就非主要原因，因为“四郡”特别是其中更为偏远的三地撤废的趋势已然形成，不可阻挡，这些在上文已述。但像南道赴防，却是相当重要的因素，上文也曾多次提到这种“南道赴防之弊”的问题。而尤其重要的是蒙古瓦剌部攻擾的影响，这在上文的阐述中已有所体现，而李仁荣先生也用了不少的篇幅予以说明。只是，本文下面所论，包括上文所述，皆不是为了仅仅重复阐释这种外部诱因，而是在这种诱因的刺激作用下从一种新的角度进行探讨。这就是朝鲜王朝边防策略发生变化的问题。上文也曾立意并多次提到朝鲜王朝所进行的边政调整之事，但单纯就该事件原因的专门考察而言，仍需详加补充。关于此，首先就涉及到了“四郡”的地理状况及其对朝鲜王朝在整个平安道沿边布防所产生的影响。
　　众所周知，鸭绿江从江源段南下流出至今朝鲜惠山一带后，先是流向西北，再急转直下流向西南。“四郡”地区正位于江流的这个“大拐弯”处。这意味着该地是朝鲜半岛西北部最北、最偏远的地方。该地最东部的茂昌郡城距离当时的咸吉道即后来的咸境道“三甲”地区，及其最西部的慈城郡城距离平安道江界府，各有约百余公里的距离。
　　先前就是由于甲山府离该地过远而无法有效兼管，才不得不另设闾延郡且将其划归平安道管辖。可这样一来，该地又成了平安道的“难题”，让平安道一样不好掌控。尤其是在“四郡”全部设立后，较远的闾延乃至更远的茂昌，条件苦寒、边患不断，朝鲜民众大都不愿来居，即使徙民实边却逃还众多，同时也更让南道赴防军苦不堪言。此外，还需注意的是，该地除了东、西、北三面环鸭绿江，其南面则尽为高山峻岭，最为著名的就是狼林山脉（即上述朝鲜君臣所言之狄逾岭山脉），及其向东北方与西北方延伸至鸭绿江南岸的支脉。显然，对于朝鲜王朝而言，整个“四郡”地区所展现出来的总的地理形势就是：东西不靠、自成一区。 　　然而，“四郡”地区毕竟是朝鲜王朝历经太宗与世宗两代艰难得来的“北进”成果，也是朝鲜王朝在鸭绿江南岸所建立的完备的江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全线沿江布防，就不得不在此不断设城筑堡。如此一来，就给朝鲜王朝增加了大量务必防控的要害地，从而加重了其防御负担。再加上平安道沿鸭绿江中、下游之地形，形成了总体较为笔直、漫长的防御线，易让朝鲜王朝对于该道东、西之防御顾此失彼、难以兼顾。因此，尽管朝鲜王朝将平安道的主将本营设于宁边府，却还要在江界府与朔州府建立如上所述的江防分管区，以便于查边、巡视以及紧急情况下的救援。但即便如此，因有了“四郡”，朝鲜王朝仍觉边防“吃力”，尤其是江界府很难做到对于平安道辖下包含“四郡”的鸭绿江中上游南岸边防及时、有效的掌控。针对这些状况，早在世宗时期，就有大臣提议。提议以咸吉道沿图们江呈“几”字形防御的形势，与平安道作比较，清晰地展现了平安道边防的天然“缺陷”。为此，该议还请求将平安道一分为二，以利于防御，只是当时因朝中意见不统一，从而未能实施。不过，由于这种天然“缺陷”，朝鲜王朝从那时起竟艰难地维持了下来，甚至不惜大建行城。这种局面直到世宗末期连续在外部爆发蒙古瓦剌部攻扰之事，才得以改变。
　　如上所述，第一次瓦剌欲危及朝鲜的消息传来后，金宗瑞临危受命而任平安道都节制使，其巡边后奏称：
　　自古中国有变，则其害终及于我国，保民之所、御敌之备，诚不可缓也，岂以民劳而不举哉！然事有先后缓急之序，当务其先且急者，然后事易成而功易就，此诚深思熟虑，以图永久之时也。中国号为我国善守城。唐太宗举天下之兵攻安市城，卒不能拔，辽圣宗亦以大众来袭龟州城，累月不克，乃因内间而获利。然则人民入保大城小堡，高坚修筑，休养士卒，训练武艺，多畜粮饷，此固先且急者也……自义州至满浦皆大党贼路……皆汲汲修筑，不可少缓。[3]（第5册160）
　　由此奏可知，金宗瑞认为面对瓦剌这样的巨大威胁，应当学习古人之策，首先要考虑的是集中精力建造一些利于民众入保防御的大城小堡，尤其是边地可能便于瓦剌来攻的重要地点，而其他一时能缓建的建筑或不紧急的防御地段，则可以暂时放一放。这也就是说，为了适应当时形势，要改变之前全线沿江防御的思路，开展有目的的重点防御布局。这就是上文所谓边政调整的开端。显而易见，“四郡”此时已被排除到新布局之外，而此新布局也就成为了“四郡”终将被“舍弃”的最初信号。
　　对于金宗瑞此奏，当时议政府却考虑到平安道朔州沿江以上的许多小堡“非大敌行兵之路，只为农民仅避鼠窃而设”，[3]（第5册160），不久在沿边防御因迫于时势而终于将平安道分为左、右道后，又进一步指出：
　　国家于江边择要害，筑城置兵，令大城小堡自相为援。然内地空虛，而又无关防之处，脱有彼贼大举入寇，江边各镇苟不能御，而径至腹裏，则势成破竹，谁能阻遏？此乃已验于古，而为今之所当虞也，宁不预图？[3]（第6册267）
　　不难看出，议政府是在金宗瑞所提议的新布局的基础上，进行了政策的重新解释，即不是布防沿江地区，而是布防江南内地的一些关键地点。为此，朝鲜王朝开始在平安道西部乃至黄海道计划加固一些重要的城池、关隘，如安州、棘城、慈悲岭等，而这些地方都是其基于历史经驗认为有必要设防之处。既如此，自然就顾不上“四郡”，而“四郡”大规模撤废之议也就随之衍生。
　　就在以上重新规划后的新布局陆续开展执行后，又很快传来了第二次瓦剌威胁朝鲜的消息。这时，金宗瑞作为平安道都体察使再次巡边后，不仅完全认同了上述议政府的考量，还制定了足可弥补议政府正实施的计划且更加详备的紧急应对方案。
　　应对方案中，在涉及到“四郡”如何处理的事宜上，有“权撤兵民”之议。
　　由此可见，突发的瓦剌威胁，刺激朝鲜王朝不得不在仓促中采取马上行之有效的措施，此即临时加强关键点防御的新布局方案。该方案通过朝鲜君臣们反复的提请与审议，历经了一个有别于以往一贯的江防策略的新思路的形成、改善乃至再印证的变化过程，并配合进行了相应布防计划的实施。这就给“四郡”地区造就了一个不得不跟随新思路变化，以至于撤废的大环境。
　　与此同时，“四郡”地区之所以成为撤废的对象，又与上述地理形势密不可分。正所谓，该地如同“鸡肋”，弃之可惜，防之不易。为了一并防护该地，朝鲜王朝也进行过如上平安道分道的尝试，但紧迫的外部危机使其仍觉不足，所以才更要执行新思路。显而易见，在新思路的指导下，该地不但非需紧急防控的关键点，甚至会成为朝鲜王朝在当前局势下的一种“拖累”，所以如上金宗瑞一开始就没有提到它，以后的布防计划就更不会包含它。反倒是，金宗瑞为此所提出的“权撤兵民”之议，展现出了一种针对该地的“退守”观念。而如此观念的产生其实由来已久。早在世宗十年（1428），在当时“四郡”之地仅有闾延郡的情况下，时任平安道都体察使的黄喜在审查完平安道内地城防后，就曾提出闾延乃至江界“则本是极边，四无救授之兵，脱有大事则当举邑逾岭，退保熙川城”[3]（第3册154）的想法，还得到了世宗王的认同。或许，正是这种根植于朝鲜君臣脑海中的“退守”观念，使得“四郡”撤废在当前时局的压迫下变为可能，成为基于当时时局的无奈选择。
　　总之，当上述有着如此地理形势的“四郡”地区，被放置于临时的防御新思路的大环境之中，并在这种大环境的“督促”下，其撤废便就此发展成为一种趋势。尽管此后针对其撤废存在着变通派与保守派的论争，也只是撤废过程中的慎重考量。因此，再加上“南道赴防之弊”等其他因素的作用，当第三次瓦剌攻朝的消息传来后，便以三地的先行撤废使之成为了现实，进而又使得最后慈城郡的撤废也终将不可避免了。
　　五、余论：“四郡”撤废后原有地域的疆土所有权辨析
　　通过以上考察“四郡”撤废事件的原因及经过可见，该事件的发生虽有其必然性的一面，但从总体上讲，的确更存在着较大的偶然性。而无论怎样，“四郡”终究都已撤废了。既如此，那么其结果如何呢？这就涉及到了其撤废后原有地域的疆土归属。 　　关于这个问题，学界目前尚存争议。比如，最早对该问题作出评判的是日本学者濑野氏，他认为，“四郡”既已撤废，原地域就在朝鲜王朝的疆域之外，直到朝鲜朝后期议定复设为止;也就是说，在此期间，朝鲜王朝完全放弃了该地
　　的疆土所有权。[6]（30）应该说，这种评判大体符合历史事实。但对此，李仁荣先生却予以坚决反对，他认为“四郡”撤废只是军事防御线的撤退，或者是法制层面上的官制废止，而“四郡”民众撤离或许也只是抛弃了一部分经济权力。[5]（84～85）该观点后来得到了韩国学者们的支持，像方东仁与车永杰先生便在肯定李仁荣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四郡”地区虽被空地化，却一直都被看作军事地域而进行管辖的观点。[4]（159）
　　其实，针对韩国学者的观点，并结合濑野氏所述，或许还可如下将该事件置于更高的层面以及更长的历史时段加以衡量，也可见事实之分晓：
　　一方面，在古代，王朝的疆域是随着征服与扩张活动的开展，而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并非如近现代的边界那样非此即彼、固定不变。即使像朝鲜王朝逐渐将两江变为中朝界河，也是在不断开拓的前提下实现的，只是在边界形成的过程中开始具备了一定的前近代特征。基于此，朝鲜王朝可以通过开拓“四郡”地区，将其收归囊中，也可以通过撤废“四郡”，放弃占有此地。即，若像两江以南的其他沿江之地那样，以实际占据或管辖为标准来看的话，该地先不说属于谁，至少朝鲜王朝的撤废等于放弃了这种权利。
　　另一方面，从后来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女真人不断涌入该地，甚至将该地作为其居地，逐渐占据该地，即拥有了实际所有权，而女真又大都是明朝的卫所官员，也就意味着该地这时在一定程度上便成为了明朝的属地。这就好比，朝鲜王朝之前可以通过强占女真地域达到两江，那么女真也可以反过来再占领。只不过，如上所述，
　　为了保持该地的“独有权限”，朝鲜王朝随后才要一再对该地进行维护，乃至采取了驱逐女真的“恢复”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朝鲜王朝的后世君臣们始终未放弃再次拥有该地的想法，对该地一直存续着这种“自视属地”的特殊情怀。也正是凭借着这种情怀，尽管女真长期占据着该地，但朝鲜王朝依然等待时机，直至达成其“恢复”的夙愿为止，所以最终并无损于其疆域，也没有改变中朝疆界。
　　诚然，当“四郡”在预备撤废之时，上述金宗瑞、朴以昌、梁诚之等众臣，屡屡有“我虽弃之，彼不得来处，则亦非弃祖宗旧疆”[3]（第6册379）这样的言辞，但如上所述，这也只是他们一时的理想心愿而已。而事实上，在女真进入撤废后的“四郡”之前，该地尚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权利“真空”;可一旦女真进入，尤其是来该地之后，朝鲜君臣们倘若维护不成，就只能无可奈何。结果，正是在如此过程中，因“四郡”撤废，从而产生了遗留数百年的“废四郡”问题。
　　参考文献：
　　[1] 刘阳：《朝鲜王朝慈城、茂昌、虞芮三郡设置考》《东疆学刊》，2016年第4期。
　　[2] 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 [韩]《朝鲜王朝实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70年。
　　[4] [韓]方东仁、车永杰：《四郡六镇的开拓》《韩国史》22，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95年。
　　[5] [韩]李仁荣：《韩国满洲关系史的研究》，首尔：乙酉文化社，1954年。
　　[6] [日]濑野马熊：《朝鲜废四郡考》《东洋学报》（13卷1、3、4号），1923～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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