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问答”体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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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卢宇宁
摘 要：“问答”体诗话是古代诗话发展到清代出现的新范式。这种新体诗话以“问答”体式突破了传统诗话的理论建构模式，并透露着清代诗学繁荣的重要信息。“问答”体诗话记载的师生诗友间诗学讨论具有诗学沙龙的性质和特色，沙龙式诗学讨论导致了高端诗论的提出。诗歌批评是“问答”体话的重要内容，既重诗人人品又不因人废诗等批评理念及对杜甫“溢美献佞”之诗的批判实践，不但在古代诗歌批评史上具有典范意义，也是当代人所应继承发扬的宝贵诗学财富。
关键词：清代;“问答”体;诗话
中图分类号： I207.22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4-0084-04
诗话作为古代诗学建构的最重要形式，至清代发展到了鼎盛阶段。正如郭绍虞所言：“诗话之作，至清代而登峰造极。不特数量远较前代繁复，而评述之精当亦超越前人。”[1]1清代诗话的繁荣一方面体现为数量的繁复及理论的丰富、深刻，另一方面也体现为诗学新范式的产生，这种新的诗学范式就是“问答体”诗话。清代“问答体”诗话有四部，即王士禛《诗问》、吴乔《答万季野诗问》、徐熊飞《修竹庐谈诗问答》和陈仅的《竹林答问》。虽然数量不多，但此四部诗话以全新的形式出现，提出了大量深刻的诗论观点，使诗话领域出现了新的气象，因而在古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之地位及独特之价值。
一、问答体式与诗论建构模式之创新
“问答”体诗话在诗学史上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对传统诗话理论建构模式的突破。广义的传统诗话始于钟嵘的《诗品》，传统诗话的理论建构模式就是诗论家一人进行诗论阐释，在之后千余年的历史发展中这种模式一直都没有变化。清代“问答”体诗话的出现突破了这种延续千年的诗论建构模式，使诗话不再是诗论家一人诗论观的阐释场，而是师生通过“问答”的形式展开诗论探索。“问答”体式不但标志着新的诗话形式的形成，而且标志着新的诗论建构模式的产生。清代四部“问答”体诗话的书名中有“问”“问答”或“答问”等字眼，清楚地表明师生“问答”是此类诗话理论建构的基本模式。诗论家通过回答学生的问题而表述自己的诗论观点，“问答”过程既是解惑过程，也是诗论观的阐释过程和诗学理论的建构过程。师生“问答”有一问一答、一问三答、多问一答及层层追问等多种形式，不管哪种形式，所建构的诗论都闪烁着集体智慧的火花。如果说传统诗话是诗论家一人智慧的结晶，“问答”体诗话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传统诗话的诗论家一人阐释模式，到“问答”体诗话的集体创建模式，是古代诗话形式的一个重大转折，也是古代诗论建构模式的一个重大创新。
“问答”体诗话不但开创了新的诗论建构模式，而且也保存了清代诗学繁荣的重要信息。清代诗学的繁荣与社会上众多文士的热衷探索密切相关，“问答”体诗话记载了清代文士对诗学孜孜探索的部分情况。虽然只是“部分情况”，但却具有普遍意义。“问答”体诗话都是以学生之“问”和师长之“答”的模式展开。师生的“问答”互动展现了当时探讨诗论的热烈场景，四部诗话中有诗论家六人，有姓名的学生七人，无姓名的学生则不知其数。如吴乔《答万季野诗问》中常有“诸英俊问”“诸君问”等字眼，这表明吴乔是在与众多年轻人讨论诗学问题，并回答“诸英俊”所提出的种种诗学疑难。《修竹庐谈诗问答序》记载了徐熊飞与邵澍、陆坊、邵童溪、邵生榆等人探讨诗论的场面。郭传璞《陈余山先生竹林答问序》记载了他聆听厉鄂、吴仲伦、姚复庄、叶水心及小谱、叔兰、磊杉等人“论诗彻旦”的场景。这些场景表明，诗歌理论是清代文士普遍感兴趣的研究对象，研究诗学既有王士禛、吴乔这样的大诗论家，也有徐熊飞、陈仅这样地位不高的文士，又有众多的青年“英俊”。特别是“诸英俊”对诗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努力学习、刻苦探索并求教于师长，是诗学研究的强大生力军，也是推进清代诗学繁荣的重要力量。清代众多文士、青年“英俊”对诗学的热衷探索、孜孜追求构成了推动诗学繁荣的强大人力资源。据蒋寅《清诗话考》统计，清代诗话数量今存977种之多[2]5。清代之所以出现这么多诗话，与文士研究诗学的普遍性及强大的人力资源不无关系。四部“问答”体诗话真实保存了清代诗论家与“诸英俊”研讨诗论的鲜活场景，这些鲜活场景让我们能够看到清代人对于诗学研究的浓厚兴趣、执著追求和不懈努力，也让我们明白了清代诗学之所以繁荣，原因之一就是众多文士特别是青年“英俊”对诗论的浓厚兴趣及不懈探索。对清代诗学繁荣这一原因的保存，也是“问答”体诗话重要价值的一个方面。
二、诗学沙龙与经典诗论之创建
“问答”体诗话是师生诗友间探讨诗学问题的真实记录，这种讨论具有诗学沙龙的性质和特色。“沙龙”原指法国上层人物住宅的豪华会客厅，巴黎的名人贵妇常把客厅变成社交场所，谈论文艺，盛行于19世纪，后来人们把文人雅士聚谈的场所泛称为沙龙。“问答体”诗话展现的诗学讨论场景具有“沙龙”的性质和特点，显著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参与者都有高深的诗学修养。王士禛、吴乔都是知名诗论家，张笃庆、张实居、徐熊飞、陈仅虽声名不如王、吴，但对诗道诗理之精通毫不逊色于王、吴。提问的“诸英俊”虽然都是学生晚辈，但所提的问题都是高水平的诗学难题，足以表明他们的诗学修养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二是聚集场所高雅超俗。王士禛《诗问》及吴乔《答万季野诗问》没有记载诗学讨论的场所，徐熊飞《修竹庐谈诗问答》及陈仅《竹林答问》则明确记载了他们都是在竹林下论诗。《修竹庐谈诗问答序》云：“乙丑夏，下第南归，借榻邵子羽修竹庐，与邵童溪、陆野桥昕夕相对。庭前圆桂一丛，幽竹数挺，暇辄论诗其下，命邵生榆载笔录之，凡若干则。”[3]257《竹林答问自序》云：“余宰紫阳，寝室后有隙地十许弓，俯临城堞，揖神峰山而进之几席之间，西有修竹数十竿，萧森离立，朝霏夕霭，远近相交，公馀退食，抱膝于绿荫罨霭中，犹子诗香侍焉。因问余作诗之法。余曰……诗香于时，亦若悠然有会心者，退而纪所问答若干条于编。”[4]287两篇序明确地记载了他们是在“绿荫罨霭”的幽竹林中“论诗其下”的。以幽静的竹林作为诗学讨论场所，虽然毫无巴黎贵妇人客厅的豪华，但却显示了徐陈二人高雅超俗的君子情怀。三是聚谈讨论的话题都是高雅纯粹的诗学理论。四部“问答”体诗话的内容都是纯粹的论诗话语，没有丝毫“以資闲谈”的成分。无论是“诸英俊”的提问、追问，还是诸位师长的谆谆解说、细心阐释，都是紧紧围绕纯粹的诗论展开。高雅不俗的诗论话题彰显了诗学沙龙的性质和本色。 “沙龙”式诗论问答的必然结果，就是高端诗论的提出和创建。所谓“高端诗论”，是指高水平的诗学观点，其理论具有创新性、经典性。如吴乔《答万季野诗问补遗》提出“诗中须有人”之论，就是一个创新性、经典性诗学命题：
问曰：先生每言诗中须有人，乃得成诗。此说前贤未有，何自而来？
答曰：禅者问答之语，其中必有人，不知禅者不觉耳。余以此知诗中亦有人也。人之境遇有穷通，而心之哀乐生焉。夫子言诗，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诗而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如刘长卿之“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数行泪，白首一穷鳞”。王铎为都统诗曰：“再登上渐明主，九合诸侯愧昔贤。”有情有境，有人在其中也。子美《黑白鹰》，曹唐《病马》亦然。鱼玄机《咏物》云：“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黄巢《咏菊》曰：“堪殿百花为总领，自然天赐赭黄袍。”荡妇、反贼诗，亦有人在其中。故读渊明、康乐、太白、子美集，皆可想见其心术行己，境遇学问。刘伯温、杨孟载之集亦然。惟弘、嘉诗派浓红重绿，陈言剿句，万篇一律，万人一人，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谓之诗家异物，非过也。[5]226
诗论史上虽早已有“诗言志”“诗缘情”“诗达意”等经典命题，但“诗中须有人”则是“前贤未有”的创新性观点。这一观点虽然与“言志”“缘情”“达意”诸论一脉相承，但吴乔的这一命题强调人之境遇穷通，并提出“有境有情，则自有人在其中”等，把诗人的穷通遭遇及诗歌的情境交融与“诗中有人”联系起来，这样，吴乔就赋予了这一命题极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远超“前贤”之论，堪称经典。特别是吴乔要求诗应“有境有情”，与王国维的“意境”说具有相通性。之后陈仅在吴乔的理论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拓展，提出“诗中当有我在”之论：“诗中当有我在，即一题画，必移我以入画，方有妙题;一咏物，必因物以见我，方有佳咏。小者且然，况其大乎？”[4]325“作诗当取诗于我，不当求诗于题。”[4]329二人的诗论虽只差一字，但理论内涵却发生了重大变化。“诗中须有人在”强调“人”是诗歌表现的核心，但这个“人”可以是诗人，也可以是另一个不相干的人，与诗人的情感关系不大。“诗中当有我在”强调“我”的中心地位，要求诗歌创作应以“我”的情感抒发为本，即便诗写他人，也应有“我”的感受、态度等，比较而言，陈仅之论更符合古代诗歌的抒情性质和特点。吴、陈的观点看似简单平淡，实则内涵丰腴，是古代诗学史上的高端理论，意义重大深远。
四部“问答”体诗话中的高端诗论很多，如王士禛回答诗歌创作中“学力与性情”的关系云：“学力深，始能见性情。”[6]4徐熊飞批评“造作”之诗而提出了诗歌“化境”，云：“自然而出，无关造作，此化境也。化境多从无心得之。”[3]264这一阐释对于后人研究诗歌“化境”提供了重要线索。类似这样的诗学观点不胜枚举，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此处不一一展开述论。
三、不因人废诗的诗学批评原则
诗歌批评是“问答”体诗话的重要内容。王士禛、吴乔、徐熊飞、陈仅等既是重要的诗论家，也是杰出的诗歌批评家，虽徐熊飞的诗论不甚有名，但也是备受赞誉，蒋寅就高度赞扬徐熊飞论诗“持论圆通。主性情而不遗规格，重法度而不忘神明，主学古而力求变化。其论唐宋以后诗家，有高屋建瓴之势;论国初诸家，亦鞭辟入里，见识卓荦。”[2]459他们在回答学生们的各类问题时，不可避免地涉及诗歌批评，既有对历代诗歌、诗人、诗派、诗风的批评，又有对当下诗歌状况的批评。高质量的诗歌批评离不开高水平批评理论的支撑，重人品而又“不因人废诗”就是“问答”体诗话关于诗歌批评的一个高水平理论，也是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吴乔、徐熊飞、陈仅等人在展开诗歌批评时，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了这种批评原则。
既重诗人人品，又重诗歌工拙，不因人废诗，是徐熊飞提出的诗歌批评原则。在《修竹庐谈诗问答》第七则，邵子雨、陆坊等人对人品与诗歌工拙相矛盾的现象迷惑不解，请教徐熊飞，徐氏作了精彩回答。
问：古来大奸大慝，尽有可传之诗。若忠臣义士、老师宿儒，或辞不达意，甚有流为笑柄者，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审是，则诗主性情之说谬欤？
答：佥壬小人，其诗非无可传者，以其当时为诗时，能冥搜力索，用志不纷耳。《钤山堂》《咏怀堂》二集，较胜于定山、白沙两先生，一则刻意求工，一则信口而出故也。然以五言、七言定人之邪正喜恶，往往不验。宋之问、陈子昂之流，人品卑不足道，其诗何尝不独步一时哉！盖诗者，性情所寄托，非心术所见端也。性情同而心术异，故贤者不必皆工，工者不必皆贤。宋人诗论，动以王荆公为坚僻，为执拗，皆隔膜之谈耳。即诗而论，未见荆公之奸慝也。[4]261
邵、陆等人所问大奸或有可传之诗而忠臣义士之诗或为笑柄的现象在古代并不少见，徐氏以精辟之言列举典型之例进行回答解惑，对其中原因作了精彩阐释。他首先认可了“佥壬小人”有可传之诗这种现象，原因在于“为诗”需要“冥搜力索，用志不纷”，诗歌形式层面的成功离不开诗人的“冥搜力索，用志不纷”，苦思冥想反复锤炼，“佥壬小人”的“可传”之诗就是通过“冥搜力索”而创作出的形式层面成功的作品。然后例举例证，严嵩的《钤山堂集》及阮大成的《咏怀堂集》“较胜于”庄昶、陈献章的诗，因为严、阮的诗没有庄、陈诗歌的“刻意求工”“信口而出”，严、阮虽人品恶臭而其诗却形式上乘，庄、陈虽忠臣义士而其诗却难惬人意。所以，诗歌批评若“以五言、七言定人之邪正喜恶”，往往就会出现“不验”的矛盾现象。“人品卑”者，或有“独步一时”的作品，其深层原因在于，诗虽然是“性情所寄托，非心术所见端”，但又与“心术”相关。此“心术”既包括玩弄权术之术，亦包括“为诗”所需要的诗法运用之术。诗出自人心，又离不开“术”的运用。在徐氏看来，“性情”与“心术”都会参与到“为诗”过程中，人品高尊的贤者若诗法运用之术差，其诗拙而难工;人品卑下如严、阮者，诗法运用之术高强，其诗工而不拙。所以，徐氏得出了“贤者不必皆工，工者不必皆贤”的结论。既然如此，诗歌批评就应既重人品，又重工拙，因人废诗不可取。诗歌批评不是单纯的人品批评，不能只看人品这一个因素，诗歌文本才是批评的核心。徐氏对“人品卑”而诗工的作品給予肯定，体现了他以作品文本为核心的批评理念。与徐氏同时的潘德舆单纯以人品评诗，对陈子昂、王安石的诗持以否定态度，比较而言，就不如徐氏通达圆脱。 “贤者不必皆工”的情况，不但会出现在庄昶、陈白沙这些人物身上，甚至也会出现在杜甫这样的巨人身上。对“贤者”不工的诗歌，陈仅、吴乔展开了尖锐批评。如《竹林答问》第一四十则就批评了“杜诗中误用之典甚多”的现象，吴乔则点名批评了杜甫的“溢美献佞”诗，他在《答万季野诗问补遗》中回答“诸英俊”有关当时诗风的问题时，有一段著名论述。
问：诗在今日，以何者为急务？
答曰：有有词无意之诗，二百年来，习以成风，全不觉悟。……诗乃心声，非关人事。如空谷幽，不求赏识，乃足为诗。……自唐以诗取士，遂关人事。故省试诗有肤壳语，士子又有行卷、又有投赠，溢美献佞之诗，自此多矣。美刺为兴观之本，溢美献佞，尚可谓之诗乎？子美于哥舒翰，先美后刺，后人嫌之。如李颀之“秦地立春传太史，漢宫题柱忆仙郎”，已宛然明之应酬诗矣。诗之泛滥，实始于唐人。[4]221-222
古代“溢美献佞”的应酬诗满纸阿谀奉承，令人厌恶，吴乔认为这种诗的泛滥“始于唐人”，唐代士子的行卷、投赠诗开了应酬诗的坏头，并尖锐地批评杜甫的这种诗歌使“后人嫌之”。“溢美”之作的目的在于谋取名利，以诗作为谋利沽名的手段，背离了“诗乃心声，非关人事”的本质，当然让“后人嫌之”。吴乔并不因为杜甫“诗圣”的神圣光环而袒护遮掩其“献佞”之丑，而是大胆批判。这体现了吴乔大批评家尖锐的批评眼光，也体现了大胆的批评精神和客观务实的批评态度。这种批评告诉求教于他的青年“英俊”们，诗歌批评应实事求是，即便是像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也不是每首诗都好。杜诗固然光芒万丈，古今鲜有人批判，但对“贤者”诗中的“不工”迁就，不是可取的批评态度。吴乔针对杜诗中“后人嫌之”的个别作品部分内容展开批判，合情合理，也是“不因人废诗”的一种表现。这种极有价值的批判，堪称经典，在诗歌批评史上具有典范意义。这也启发后人，评诗不能仅看其人其名，而应着眼于诗歌文本，实事求是。“问答”体诗话提出的这些批评原则在今天仍有切实的应用价值，是当代人所应继承发扬的宝贵诗学财富。
参考文献：
[1]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蒋寅.清诗话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清〕徐熊飞.修竹庐谈诗问答[M]//程千帆主编，周维德笺注.诗问四种.济南：齐鲁书社，1985.
[4]〔清〕陈仅.竹林答问[M]//程千帆主编，周维德笺注.诗问四种.济南：齐鲁书社，1985.
[5]〔清〕吴乔.答万季野诗问补遗[M]//程千帆主编，周维德笺注.诗问四种.济南：齐鲁书社，1985.
[6]〔清〕王士禛.诗问[M]//程千帆主编，周维德笺注.诗问四种.济南：齐鲁书社，1985.
On the “Q&A” Style Poetry in the Qing Dynasty
LU Yun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The “Q&A” style poetry is a new paradigm appeared in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poetry. This new-style poetry has broken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mode of traditional poetry in a “Q&A” style， and revealed important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sperity of poetic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poetry discussion between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ich was recorded in the “Q&A” poems， has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etic sal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Sharonic poetics l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high-end poetry. The poetry critic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Q&A” style poetry because it emphasizes not only the poet’s character， but also their workmanship. It is supposed to gain the canonical meaning in the criticism history of ancient poetry， and it is also a valuable poetic wealth that contemporary people should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by its concept of “Yin Ren Fei Shi” and the criticism of Du Fu’s poems with a style of “Yi Mei Xian Ning”.
Key words：Qing Dynasty; the “Q&A” style; poetry
编辑：邹蕊
收稿日期：2019-11-01
基金项目：江苏师范大学校级项目“论清代‘问答体’诗话”（2018YXJ508）
作者简介：卢宇宁（1995-），女，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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