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僭主政治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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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公元前七到六世纪，伴随着殖民扩张、工商业的发展和贵族统治的内外交困等因素，古希腊地区兴起一种特殊的政权形式，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僭主政治，存续了大概百年左右时间。由于民主观念逐渐成熟以及希波战争的影响，僭主政权如昙花一现，旋而纷纷退出历史舞台。僭主政权的产生、兴起和衰亡是当时一系列社会因素整合和作用的结果，是必然和偶然的共存和互动。
　　关键词；古希腊；僭主；殖民；贵族；城邦
　　文章编号：978-7-80712-402-3(2011)06-107-04
　　一、僭主政治因势而兴
　　僭主主要存在于公元前七到六世纪的古希腊地区，此时的希腊正是旧政制日趋瓦解，新政制尚未建立的时刻。僭主首先诞生于古希腊的雅典。历史上的僭主，并非如亚里士多德在怀有极重的个人感情的《政治学》中所诋毁的“最为恶劣的”政治形式。它的希腊原文为“Tyrannos”，转为拉丁字为“Tyrant”。“‘Tyrarlrlos’这个称号是个新奇的，外来的，他确实并不表达什么侮辱的意思，这个称号上之于诸神(Zens Tyrarlnos，有‘至尊的宇宙’的意思)，在希罗(Hero)的Ionic中，它似乎和巴西琉斯这个词完全是同意的。”[2]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享誉全球的《全球通史》中也指出：“僭主一词就是指那些没有合法权力而进行统治的人，但是，这一名称不带有任何道德谴责的含义，实际上，僭主通常是支持平民反对特权阶级的，而且常常加速了民主政治的到来，尽管并非总是如此。”
　　(一)殖民扩张与工商业的发展
　　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经济条件的变化中去寻找。”殖民运动及其推动下的工商业的极大发展，是传统土地贵族衰落进而导致贵族专政垮台的深层社会背景。
　　在古希腊，陆上交通不便。镶嵌于海上的一群岛屿和港湾则为希腊创造了优良的海上通道。“在希腊，少有城市的领土不接触大海。人们正是从海洋获得另一类收成。”到了公元前七世纪左右，希腊海外殖民的成果已经很显著，威廉・弗格森在《希腊帝国主义》里记载，“雅典海军活动的范围以及他的政治和商业兴趣所及，远达帝国疆界之外，他们包括诸如西西里，埃及、腓尼基和黑海等地区，人口超过两千万，如果我们把统治，臣服以及外部因素考虑进来，同时考虑到它的船只，命令，或者解答及其权威达到的外部边缘，雅典帝国活动的规模，可以与近代的英国等量齐观。”虽然此时雅典的海军冠绝其他各邦，但还不足以概括作为大范围的整个希腊的实力。殖民运动激活了希腊的工商业，使之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促成、孕育了钱币和农业商品化，两者相合，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钱币的出现是一场很大的革命。”钱币可以不像土地那样经过宗教的程序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它可以无障碍的到达平民的手里。“希腊人率先用硬币作交换媒介，硬币日渐广泛的使用也有效地促进了所有这些经济活动。”伴随着希腊诸城邦海外殖民的极大扩展，越来越多的等低级的人开始尝试从海外寻找机会，力图摆脱土地的禁锢和贵族的压迫，学习耕耘之外的其他职业，比如工匠，水手和商人，而在他们之间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富人，形成了新兴的212商业新贵。“宗教曾在土地上打下印记，但却无力控制金钱。”钱币的出现使得土地不再是唯一的(最起码是最主要的)财富象征。然而，旧的统治秩序仍把他们排除在政权之外时，久而久之，他们越发的对自己政治上的受冷落感到不满，甚至愤慨。所以，当我们注意到早期希腊僭主大多出身于新兴的工商业主或与之有密切的联系时，我们便不会认为这只是历史上一场偶合的运动，事物本身已经被证明是某种结果的必然前因。
　　海外殖民使希腊本土的劳动力锐减，客观上加重了农奴的负担，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意识。而农业的商品化，对山地和边区的小土地所有者，也不啻为一场空前的灾难，“农业商品化不仅意味着获利，也意味着负债，尤其对小土地所有者来说，从前贵族收租是以收取部分农作物的形式进行的，所以好景不好时，只好大家一道勒紧裤腰带，而现在，外国市场，货币经济和新的奢侈品相结合，使小农们受到了各种伤害，如市场不得不抵押物品，丧失赎取权，甚至失去人身自由。”
　　所有这一切都预兆着，贵族的专政已经不那么稳妥，人民急需一场革命，但反抗贵族的斗争却没有旋即形成，似乎，对革命的群众来说，动力仍显不足。
　　(二)贵族统治的弱化和交困
　　古希腊各邦在殖民开拓的过程中孕育和发展了民主和平等的观念(显然是粗糙的，不成熟的)，这在感情上对：贵族专政的打击是致命的，王权之后，继承而得的政治优越性越发的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随之而来的工商业规模的扩大，刺激了传统的贵族集团对财富的贪欲，加紧了对农奴的剥削，而对奢侈品和艺术品的衷仪和孜孜追求，正在不可避免把他们自身引向堕落的深渊。与此同时，城邦所处的大环境又是不容乐观的，军事变革，战乱频仍，起义不断，进一步削弱了贵族的统治，加深了统治的危机。
　　公元前七世纪时，军事上的变革大大加强了，往昔在战场上起决定作用的贵族骑兵已经不能作为城邦所绝对信任的军事力量，逐渐的，其优势被穿戴铠甲的步兵所取代，贵族专政得以维系所倚靠的力量突然显得单薄起来。“这一新事物不仅瓦解了贵族政治权力的军事基础，而且提高了那些独立的，能为进入方阵而装备自己的农民和工匠的地位，加强了他们的影响。”“公元前八到六世纪这段时间，各邦都处在大移民所造成的经济环境之中，各邦都处在强大的外敌威胁之下。”而濒临吕底亚王国和波斯的小亚细亚城邦更是首当其冲，而对于“古代希腊的僭主政治之风也是从小亚细亚传来的”的结论使我们不会只把它简单的意会为一种偶然。米利都的斯拉绪布卢和塞莫斯的波利克拉底就分别在抵抗吕底亚和波斯的战争中表现了个人非凡的军事才能而赢得下层民众的推崇和尊敬。
　　“古希腊大多数城邦都是通过母城邦分裂繁殖而产生的移民城邦。”由于城邦的“分裂繁殖”，母邦和子邦也容易造成紧张的关系，城邦之间的战争不断，也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贵族统治。尽管子邦的居民大多仍采用母邦的制度和宗教习俗，但他们的经济实力一般都在母邦之上，他们不愿受母邦的控制。“因而，希腊殖民扩张的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独立的城邦，而不是一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因为宗教，贸易等原因，母邦和子邦之间的战争是常有的事。比如科林斯的僭主居普赛洛斯(Cypselus)，公：元前664年，科林斯与殖民地科西拉发生海战，战争的结果使其丧失对科西拉的控制权，致使巴基斯家族威望大降，居普赛洛斯便趁机武力推翻了巴基斯(Baechiads)家族残暴严酷的统治，在阿哥斯僭主斐冬的支持之下，建立了僭主政权。
　　在煽动家的鼓惑下，希腊各地底层民众群起而应之，掀起了反对贵族专政的浪潮，而作为斗争策划者和领导者的蛊惑家们，在革命之后，审视周遭，纷 悦诚服的程度，在感情上，即便是最英明的僭主，也不为人所接受，“愿上帝把朝政还给我们，我们宁肯不要一个僭主者的勤奋。”
　　究其原因，便是城邦的民主特质。从公元前七世纪起，也就是古希腊工商业和海外殖民迅速发展时起，民主化的历程已经开始了。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殖民，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发展和扩大，使希腊地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组织遭到了破坏。工商业奴隶主为了保证贸易的货源和一定程度的消费市场，竭力保证自由小农和手工业者的独立存在，这样。因为经济的关系。两者建立的联盟。而且，商业贸易中的对等交换更是激发了民主和平等的意识，正是这些理性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才能对专制产生本能的厌恶，无论是贵族的专政还是僭主的专政。民主的思想在希腊能够孕育并成熟起来，所倚靠的就是城邦政治这一得天独厚的政治和经济地理环境。众所周知，遍布古希腊各地的城邦，规模都不大，一般城邦以一个城市或城堡为中心，包括附近数公里以内的若干村落。“典型的城邦领土在50-100平方公里之间，公民人数在625-1250人之间。总人口一般在数千人，达到数万人的并不多。”所以希腊各邦是典型的小国寡民，在这样的区域内，城邦居民不可避免的会彼此熟悉，了解彼此的政见，周知城邦的政治，主动或被动的而参与其中，而不会象同时期的巴比伦，在帝国入侵后三天内，也才只有一部分人知道境内发生了这样的大事。所以，城邦的居民对政治的热情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在饭后茶余总喜欢谈论政治，城邦的决策也多是在露天广场的集会演讲，可以好不夸张的说，城邦的政治是全民参与的政治。所以才如此狭小的区域。实行专制的统治，注定是不会长久的，即使他们统治的手段何其高明，一旦不能在大范围内满足人民的普遍的利益要求或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很容易达成统一的反抗意见，僭主就此而被推翻“僭主政治却是一种注定不可能被修正或软化的力量。它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僭主者个性的印记，而这种个性，因为它反对所有先存的利益，必然处于一种持久的挑战和敌对状态之中。”总的来说，小国寡民的国家状态是民主的天然的试炼场，它不可避免的让全体公民参与到了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如果说当初僭主的建立源于公民自觉的尾随，那么现在则是“自省的”反抗，他们知道民主政体的建立就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如果说僭主的建立源于一种“尚未成熟的平民意志时”(即使这种说法是值得推敲的)。那么，僭主政治的覆亡正是由于这种已经成熟的平民意志，即对民主政体的“垂涎”和坚守――这便是希腊心灵所向的窗口!
　　(三)统治的内变与希波战争
　　在推翻贵族专政后，希腊各地并不是齐一的推行僭主政治，暴动领导人的个人智识决定了之后政权的走向，有的成了立法者，独判官，有的则直接过渡到了民主政制，有的也就成了僭主。从根本上说，僭主政权是有违民意的，它也是依附于僭主个人超高的个人威望和威权基础上的，所以，根基并不牢靠，这也就注定了它的短暂性，但同时基于一种“不成熟的平民意志”，他们总能存续至少一代的时间。然而，公元前五世纪后，发展中的政治情势则给僭主政权带来了集体性的挑战。首先，僭主政权在第二代后随着威权的消损，父子相承的家天下的专制局面日趋难以支撑和维系，而且僭主政权没有有效的执行和监督机构，是典型的个人专制，僭主统治的唯一基础就是个人的感情，“他的(活动方向)是怎么样也无法预先知道的，他的(好坏)只能取决于碰巧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人的性格。”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他们自身又极易走向堕落，这便催化和加剧了民众的不满甚至反抗情绪，引起了人民更彻底的反感，人民在城邦如此狭小的区域内，很容易达成反抗的共识。再者，经过一系列的变法和革新，使得民主风气大开，民主的政权形式已具雏形，特别是雅典，先后经过德拉古、梭伦、庇西特拉图，到克里斯提尼时，标志着雅典民主制度的最终确立，在此过程中，通过长时间的立法和教育，城邦居民的公民意识被普遍唤醒。作为群体的公民就象头笨重的大象，当他好不容易往前跨一步时，再让其后退一步则要付出更大的困难，所以，历史的车轮总是这样运转着，虽然挪移的缓慢，但总能前进。
　　在西方希腊地区，由于少受外地的侵扰，僭主的衰亡多源于以上多列的一种“自然的内变”，即自身的势衰和希波战争后在雅典等邦影响下民主力量的崛起是其覆亡的决定性诱因，而东方希腊则不同。对僭主政权进行毁灭性打击的还是希波战争。西方历史学家把希波战争当成民主和专政的较量，这种评判是恰当的。经过希波战争后，在民主的雅典的领导下的希腊战胜了强大的波斯，雅典的民主已是各国的典范，所以，各城邦，无论是贵族阶级还是平民阶级都不甘于僭主一人的专制，各城邦便有诚心接纳雅典城邦制度的愿望，从另一方面来讲・作为民主典范的雅典，凭借着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实力在希波战争后确立了在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依靠战后的余威，针对希腊本土各邦则不遗余力的推行自己的制度和政策，影响和决定了希腊各邦僭主政治的垮台和民主政权的建立，同时，雅典利用自己战胜国的优势，对原波斯支持下的小亚细亚各僭主政权进行了整改，使其先后建立了民主的政权。值得提及的是，在反对专制的僭主上，作为希腊地区另一有持续影响力的城邦――斯巴达虽然实行的是贵族寡头制，但在反对僭主上和雅典是一致的，科林斯等邦的僭主政治，在斯巴达的干涉下被推翻，建成了主权在民的政体。所以，在雅典和斯巴达的推动下，以希波战争为契机，古希腊地区各邦的民主政体得以最终的确立起来了。
　　僭主政治作为古希腊地区政权的一种特殊模式，特别是政权建设前期，曾经对古希腊历史的发展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但因其本质上是有悖于民主递进的规律和古希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的，而且，僭主统治的后期愈发的残暴和专制・激起了普遍的抱怨和策反，内外交困，不免生变，总共存续了百年左右的时间即被历史所沉迹，成为历史长河中已故的一段。
　　(责任编辑：刘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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