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周易》引入中国史学史课堂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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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靳玲
[摘 要] 中国史学史课是培养学生历史思维的重要课程，而《周易》与中国史学关系密切，尤其影响了中国传统史学家的思维方式。将《周易》引入课堂教学并与传统史学相结合，有助于学生明晰史家的思想，理解中国民族史学理论，提高文化自信，树立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感、责任感。
[关键词] 《周易》;中国史学史;教学
为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8年9月25日，教育部、国家语委研究制定了《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要求将经典引入课堂教学，目标是到2025年使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少年更加热爱经典，具有自觉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具有高度的语言自信和文化自信。作为“群经之首万道之源”的《周易》与中国史学关系密切，尤其影响了中国传统史学家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史学史上，历代大史学家大多对《周易》有精深了解”[1]，中国史学后来的发展也深受《周易》及各个时代易学的影响，所以将《周易》引入中国史学史课堂教学十分必要，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并促进学生对中国史学史课程的学习。
一、《周易》通变思维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周易》的“通变思维不但是《周易》的核心思维，也是对古代史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历史思维方式。”[2]《周易·系辞上》指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一直达到“远则不御”的程度，而人事也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在《易传》作者看来，事物发展需要变通，只有变通才能长久。《周易·系辞下》将这一思想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周易》变通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影响深远，很多史学家以变通为指导来认识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兴衰变动，并以此来解释历史。《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
史墨面对赵简子的提问，以通变的观点对人类社会“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做出解释，并依《周易》卦象解释了君臣易位的合理性。《史记》更以历史学的形式表现了《周易》的通变思维。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编纂主旨到纪传体通史的创立都体现了司马迁的通变思维。司马迁也在通变思想指导下考察社会运动，提出了“见盛观衰”“承敝易变”“物盛则衰”的观点。《史记·殷本纪》记载了殷商兴起、衰落、复兴、复衰、复兴、衰、益衰、亡等阶段，把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变动过程进行分析。
《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著作，都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普遍继承了司马迁史学的通变精神。唐代刘知几著《史通》，以“变易、不易、简易”之道展开史学批评，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宋代欧阳修做《易·童子问》，将《易》的通变思维上升到天理的高度，并将这种通变思维运用在《新唐书》《新五代史》的评人论事之中。其他史家，如宋代的郑樵、司马光，清代的王夫之、章学诚均具有明显的通变思想。
二、《周易》进化思想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周易》作者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提出了朴素的进化思想，认为在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风俗和文化上，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
《周易·序卦传》描述了人类社会的初期发展过程，“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按照今天的理论可以看出，《周易》的作者已经认识到阶级出现之后才形成了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易传·系辞下》描绘的原始社会由渔猎发展到农耕进而产生简单的商品交换，清楚地向人们展现了两次社会大分工的状况。另外也描述了社會风俗、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发展，表现出了一种朴素的进化思想。
《周易》朴素的进化思想对中国古代史学家的影响很大。《史记》卷首《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之世，部落互相攻战，生产落后;他治民、播谷而统一天下后，亲自观测太阳的运动推算时令，草创制度;颛顼、帝喾传承发展黄帝之治。当尧之世，历法、生产、治政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尧经过了长期的考验，禅让于贤能的舜;当舜之时，建立礼仪制度，各种事业得以发展。所以，司马迁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表明了从黄帝到虞舜时代历史的持续发展。《五帝本纪》对五帝历史相承并发展的生动描绘，鲜明地表达了司马迁进化的历史观念。
司马迁之后的史学家如杜佑、司马光、王夫之秉承《周易》的进化论观点，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见解，丰富了中华民族史学理论宝库。
三、《周易》忧患意识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周易》产生于商周社会动荡之际，百姓民不聊生，所以《周易》全书饱含忧患意识。《周易·系辞下》指出：“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卦爻辞时常提醒人们要居安思危，时刻保持警惕之心，只有具有危机忧患意识，才能带来平安，反之亦然。这是万物具有的普遍法则，也是《易经》“辞危”的原因所在。《周易》的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一种人文精神[3]。
《周易》的忧患意识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巨大。中国很多优秀的史学家都关心社会现实，关注民族命运，具有突出的忧患意识。《左传》里多处出现“居安思危”，并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记载，用以说明必须随时保持警戒之心。司马迁著《史记》，即使身处盛世，也能居安思危。在《平准书》中揭露汉武帝时代的种种社会问题，正是司马迁忧患意识的集中表现。宋代史家司马光殚精竭虑主持编纂《资治通鉴》，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对北宋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有深深的忧虑，终以“资治”为主旨，以皇帝为第一读者进行创作。明清之际的史学家王夫之等，也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感，在自己的作品中倾注了对时代的深深忧虑。
四、《周易》人力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周易》在神意观的大前提下，也有人力观的思想因素，强调历史兴衰变动中人事所起的作用。《易传·系辞下》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易传·文言》中也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表明个人的祸福取决于自身的行事。在国家兴亡问题上，《周易》特别告诫君主注意用人，国家混乱局面的形成都是因为用人不当。而且《周易》不仅看重英雄人物，也认识到普通民众的力量，如在歌颂汤武革命伟业的同时一再声明汤武所为“应乎人”。
中国古代史家一般都继承了《周易》的人力观思想，作为考察历史兴衰的基本原则。司马迁叙述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转折时，都着重写人谋，突出人力的作用，尤其强调人的德性对事情结果的重要作用，而对天命产生怀疑。司马迁在《项羽本纪赞》中明确地批驳了项羽引“天亡我”的论断，在《伯夷列传》中指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欺人之说。司马迁还着重从人事着眼分析历史兴衰，如《史记·高祖本纪》以汉高祖为线索写汉兴的过程，突出的却是张良的“谋”、萧何的“事”与韩信的“战”所发挥的作用。
唐代魏征主修《隋书》突出强调人力的作用，以大量事实证明了“吉凶由人”的道理。刘知几也将人力观作为历史评论的准则。宋代以来至明清时期，这种人力观一脉相承，逐渐发展壮大，成为植根于中国史学的思想基础之一。
《周易》对史学的影响莫过于它的思维方式，而且影响后世各代史家。将经典引入教学使学生不仅清楚《周易》所蕴含的理论思维，也能更深刻地认识各代史家的思想，不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学生不仅可以深入理解中华民族史学的理论，也有利于自身理论水平的提高。不仅使学生“腹有诗书气自华”，也能提高文化自信，具有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感、责任感。
参考文献
[1]吴怀祺.《周易》与民族历史思维[J].河北学刊，2006，（06）：105.
[2]汪高鑫.《周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精神[J].史学史研究，2015，（2）：3.
[3]汪高鑫.《周易》与传统史学的历史思维[J].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2012，（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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