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骑射体育教育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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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骑射体育教育为核心，辽朝体育教育构建起捺钵骑射教育、风俗骑射教育、马球骑射教育三位一体式的体育教育模式。这种体育教育模式涵盖辽朝境内诸民族、阶层和年龄段人群，呈现出普遍性特征。通过骑射体育教育，统治者维系并发扬了契丹人的尚武精神，对辽朝人精神面貌的塑造产生深远影响。伴随辽朝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骑射体育教育形成一种军事文化和精神文化，成为其社会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关键词：辽朝;骑射;体育教育;尚武
“体育”是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要任务的教育。辽代体育活动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包括马球、射箭、角抵、舞蹈等多种形式。在辽朝诸种体育形式中又多以骑射教育为核心展开，且仅有骑射教育真正实现了全民普及，并对辽朝人的精神面貌及辽代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基于此，本文将辽朝特色的体育教育称为“骑射体育教育”，并试述其概况和内涵。
一、多情景下的辽朝骑射体育教育
《辽史》卷59《食货志上》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给日用，糗粮刍茭，道在是矣。以是制胜，所向无前。”[1]1025（卷68）《游幸表》记载，“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1]1147对于游牧民族契丹族而言，畜牧射猎与汉族农耕同样重要，是维持其生存的基本技能。因此，骑射教育便成为辽代体育教育中最为重要的项目。
辽朝构建以骑射教育为核心的体育教育大致分为三个层面：
其一，捺钵中的骑射教育。关于捺钵与骑射的关系，契丹人尝言：“国俗君臣尚猎，故有四时捺钵”[2]506，这里的“尚猎”正是以骑射为主，也就是说辽朝四时捺钵制度的存在正是源于契丹君臣的“尚猎”习俗。辽代文献中也频频出现辽朝皇帝在捺钵地游猎的记载，比如，春捺钵期间，“晨出暮归，从事弋猎”[1]424，夏捺钵“暇日游猎”[1]424，秋捺钵“入山射鹿及虎”[1]425。而据《辽史》卷32《营卫志中》记载：“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1]423实际上，是特殊的经济类型造就了辽朝的捺钵制度。辽朝统治者力图通过捺钵射猎活动保持其游牧传统，即毕沅所言“辽主岁时射猎，以示不忘本俗”[3]454。
此外，捺钵是辽朝政治中心之所在，统治者通过捺钵将骑射教育与习武练兵相结合，将骑射教育上升至保持军事战斗力的高度。故《辽史》卷4《太宗纪下》记载辽太宗曾言：“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1]52更有冬捺钵同时出现“校猎讲武”[1]425。故而，无论是捺钵的骑射活动还是日常的骑射活动均不可简单地视为游猎娱乐活动，其深层次的内涵是将骑射作为一种体育教育，借以对辽朝士兵进行常规训练。最能体现契丹人将射猎教育与练兵相结合的莫过于“围猎”，宋人姜夔《契丹歌》云“平沙软草天鹅肥，胡儿千骑晓打围。”[4]12契丹千人围猎，颇具集体出战的既视感，将骑兵战术与骑射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二，习俗中的骑射教育。辽朝瑟瑟仪、再生仪等仪式、祭祀活动中的“射柳”，最能体现辽朝将骑射体育教育与社会习俗相结合的特点。据《辽史》卷49《礼志一》记载：“瑟瑟仪：若旱，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亲王、宰执以次各一射。中柳者质志柳者冠服，不中者以冠服质之。不胜者进饮于胜者，然后各归其冠服。”[1]929还规定了奖惩制度，即不中者需要向中者敬酒，并递交冠服，兼具娱乐性质。《金史》卷35《礼志八》中的记载更加详细：“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球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5]881-882由此可知，射柳以射断柳枝记号处并用手接住、骑马驰去者为优胜。射断柳枝记号处但是未能接住者为次等。不中记号处，或未射断，或不中柳枝者为负。想要在射柳中获得优胜，必须具备精准娴熟的箭法与高超的骑术，是辽朝骑射体育教育成果的体现。且“射柳”被金朝继承，也可证明这一习俗在辽朝的流行程度。
《辽史》卷53《礼志六》记载：“三月三日为上巳，国俗，刻木为兔，分朋走马射之。先中者胜，负朋下马列跪进酒，胜朋马上饮之。国语谓是日为‘陶里桦’。‘陶里’，兔也;‘桦’，射也。”[1]974与瑟瑟仪相同，在射兔的过程中，强调了胜负之分，不中者敬中者酒。“九月重九日，天子率群臣部族射虎，少者为负，罚重九宴。射毕，择高地卓帐，赐蕃、汉臣僚饮菊花酒。兔肝为臡，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禬禳。国语谓是日为‘必里迟离’，九月九日也。”[1]975辽朝将骑射教育融入到节庆风俗之中，寓教于乐，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在辽朝上下形成重视骑射教育的良好风尚。
其三，马球中的骑射教育。马球在辽代亦可称为“击鞠”，辽代击鞠的具体内容不见《辽史》记载，由《金史》卷35《礼志八》记载：“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已而击球，各乘所常习马，持鞠杖。杖长数尺，其端如偃月。分其众为两队，共争击一球。先于球场南立双桓，置板，下开一孔为门，而加网为囊，能夺得鞠击入网囊者为胜。或曰：‘两端对立二门，互相排击，各以出门为胜。’球状小如拳，以轻韧木枵其中而朱之。皆所以习跷捷也。”[5]882参与击鞠者必须是在马上完成整个运动过程，故想要在击鞠比赛中获得胜利，需要同时具备高超的马术和娴熟的击球水准。正是由于马球与骑射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辽朝精于马球者又常常精于骑射。如萧撒八“善球马、弛射”[1]1467，萧乐音奴“善骑射击鞠”[1]1542等。辽朝皇帝亦身体力行，如圣宗对击鞠迷恋到“击鞠无度”[1]1410的地步。北宋使者张安道出使辽朝时，见到“戎主（辽圣宗）在廷下打球，安道见其缨绂诸物鲜明有异，知其为戎主也。不敢显言，但再三咨其艺之精耳。”[6]9 在辽朝皇帝的带动下，击鞠活动风靡辽朝。一方面，辽朝许多府州军城中皆设有击鞠球场。如南京析津府球场位于皇城南侧，永平馆以西[1]562。东京地区虽无明确记载设有球场，但《辽史·萧孝忠传》载萧孝忠曾言：“东京最为重镇，无从禽之地，若非球马，何以习武？”[1]1417通过辽朝东京存有马球活动，知其地当设有马球场。本地区的马球代替畋猎活动，成为辽朝在本地区练兵习武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辽朝人自幼便开始练习马球。1972年在今辽宁朝阳二十家子乡前窗户村发现的一座辽墓中出土一条鎏金银质戏童大带。在两方带銙和铊尾上都铸有童子玩球杖和球的图案。球杖长约三尺，其端如偃月，球大小如拳[7]23。对照马球图，可知此童子所玩的正是打马球的器具[8]2234—2235。出于以上种种，马球在辽朝成了风行一时的体育项目，作为辽朝骑射体育教育的重要一环，促进了辽朝骑射体育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骑射教育作为辽朝体育教育的核心，统治者将其置于四时捺钵、风俗习惯、娱乐活动之中进行，提升了参与者的身体素质和骑射技能，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持其游牧民族的风俗习惯和骑兵军事战斗力的作用。
二、辽朝骑射体育教育的普遍性
辽朝骑射教育在体育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渗透至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之中，成为具有普遍性的体育教育活动。
辽朝历代皇帝在骑射教育方面皆以身作则。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关弓三百斤”[1]1，“雄健勇武，有胆略。好骑射，铁厚一寸，射而洞之”[9]1。辽太祖以下，太宗“雄杰有大志，精于騎射”[9]13，世宗“善骑射”[1]71，圣宗“精射法”[1]115，兴宗“善骑射”[1]239，就连被称为“菩萨皇帝”的辽道宗也有“一日射鹿三十”[1]1636的记录。据此可推知，骑射应该是辽朝皇帝必须学习的教育内容之一。耶律义先提出“国家三父房最为贵族，凡天下风化之所自出。”[1]783认为皇族中的习俗是民间大众习俗的风向标。辽朝历代皇帝皆精于骑射，在皇室中营造起了重视以骑射为中心的体育教育之风，起到了表率作用。
在契丹大臣中，精于骑射者不可胜计。《辽史》《契丹国志》以及辽朝墓志中“善骑射”者如：萧蒲奴“涉猎经史，习骑射。既冠，意气豪迈”[1]1469;萧阿鲁带“少习骑射，晓兵法”[1]1521;耶律大石“善骑射”[1]401;耶律喜隐“雄伟善骑射”[1]1338;耶律敖卢斡“驰马善射”[1]1341;萧阿古只“长骁勇善射，临敌敢前，每射甲楯辄洞贯”[1]1349;耶律敌剌“善骑射，颇好礼文”[1]1355;耶律磨鲁古“有智识，善射”[1]1428;耶律题子“善射”[1]1447;萧拔剌“多智，善骑射”[1]1474;萧排押“多智略，能骑射”[1]1475;耶律信先“善骑射”[1]1495;萧夺剌“体貌丰伟，骑射绝人”[1]1505;耶律古昱“有膂力，工驰射”[1]1507;耶律化哥“善骑射”[1]1519;耶律斡腊“趫捷有力，善骑射”[1]1520;耶律阿思“以善射，掌猎事”[1]1544;萧兀纳“魁伟简重，善骑射”[1]1555;萧延思“少习武艺，有材力，能左右持射”[9]177;萧孝穆“机悟有才艺，驰马立射五的，时人莫能及”[9]179;耶律羽之“书、算、射、御之艺，无不该通”[10]3;耶律宗愿“射法得神，贯将军之石虎”[10]149;耶律和鲁斡“六艺皆善，射则无虚”[10]272;耶律隆庆“长善骑射，骁捷如风”[9]173等等。从历史书写的角度审视，无论是史籍还是碑刻资料中的记载，对于辽朝大臣来说，骑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对一个人进行赞美和表彰之时首先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除了辽朝大臣自身对“善骑射”的追求外，他们也通过骑射受到统治者的赏识。据《辽史》卷89《耶律蒲鲁传》记载，辽兴宗时，耶律蒲鲁“应诏赋诗，立成以进。帝嘉赏，顾左右曰：‘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鲁奏曰：‘臣自蒙义方，兼习骑射，在流辈中亦可周旋。’帝未之信。会从猎，三矢中三兔，帝奇之”[1]1487。耶律蒲鲁自幼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时接受骑射教育，文武并重，但详细解读史料，可知其更多的是因为精于骑射而受到辽兴宗的赏识。
宋人欧阳修在《奉使契丹道五言长韵》写道：“儿童能走马，妇女也腰弓。”[11]202欧阳氏的记载说明契丹儿童和女性皆通骑射。
契丹儿童长于骑射正是契丹人自幼接受骑射教育的反映。对此，辽代碑刻资料亦可证实。辽圣宗开泰四年（1015）《耶律元宁墓志》记载耶律元宁“知诗知礼，如珪如璋，习射有功，怀略无忒”[10]58;辽道宗大康七年（1081）《萧勃特本墓志》记载“故郎君名勃特本，骁勇雄捷，便于骑射，弱冠有成人之誉”[10]172;天祚帝乾统九年（1109）《萧孝资墓志》记载萧孝资成年前“好多艺，善骑射”[10]265。这些皆为契丹人自幼接受骑射教育的例证。
至于契丹女性的骑射，不仅表现在普通女性之中，在贵族女性中更为流行。如果说普通契丹女性的骑射是为了适应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那么契丹贵族女性精于骑射，则完全体现出了骑射作为一种重要体育教育的姿态。辽道宗时，秦晋国妃“性不好音律，不修容饰，颇习骑射。尝在猎围，料其能中则发，发即应弦而倒。”[12]341其骑射技术可见一斑。而辽朝诸后所接受的骑射教育在关键时刻对国家安全和政局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故有元代史臣在《辽史·后妃传》“论”中写道：“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如应天之奋击室韦，承天之御戎澶渊，仁懿之亲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1]1329辽朝女性中涌现出大批精于骑射的代表，道宗母仁懿皇后除“亲破重元”外，还有射熊、获虎的壮举[1]300—301。可见骑射教育是辽朝契丹女性教育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甚至在契丹女性中成为一种风尚。另，契丹女性擅长骑马射箭，也是辽朝体育教育不同于中原王朝的最大特点，即辽朝体育教育实现了男女平等，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皆可以接受以骑射体育教育为核心的体育教育。 需要提及的是，不仅契丹人，辽代汉人、渤海人和奚人同样精于骑射。辽代汉人中涌现出一批精于骑射的著名人物。据《契丹国志》卷22《州县载记》记载，南京“人多兹艺，秀者学读书，次则习骑射，耐劳苦。”[9]242辽南京为汉人居住地，并且从史料记载来看，汉人中亦多有文化知识与骑射习武兼习者。如辽圣宗统和三年（985）《韩匡嗣墓志》记载韩匡嗣“善骑射而敦诗书，尊德义而重然诺。”[10]23辽兴宗重熙十五年（1046）《刘日泳墓志》记载刘日泳“善骑射而精诗书，尊德义而明礼乐。”[12]243受契丹人影响，汉人在重文的同时亦兼习骑射，并将“善骑射”放在最首要的位置。另有韩瑜“骑射而成性”[12]94，耿知新“生而聪惠，善骑射”[12]185，韩橁“尤工骑射，洞晓韬钤”[12]204，韓璪“善骑射”[12]449，韩德威“性刚介，善驰射”[1]1423，陈昭衮“工译鞮，勇而善射”[1]1418，刘珂“少善射，以材能称”[9]178，刘柬“魁伟善骑射，材力绝人”[10]237。其中，陈昭衮更是有徒手杀虎救驾的壮举。据《辽史》卷81《陈昭衮传》记载，“开泰五年秋，大猎，帝射虎，以马驰太速，矢不及发。虎怒，奋势将犯跸。左右辟易，昭衮舍马，捉虎两耳骑之。虎骇，且逸。上命卫士追射，昭衮大呼止之。虎虽轶山，昭衮终不堕地。伺便，拔佩刀杀之。”由《辽史》记载可知，云州人陈昭衮的武艺高超[1]1418.此外，渤海人高模翰“有膂力，善骑射，好谈兵”[1]1377;奚人回离保“善骑射，趫捷而勇”[1]1666等，是渤海人、奚人长于骑射的典型案例。
以上看来，辽朝骑射教育的影响力上至帝后、王公贵族，下至臣民，遍及不同阶层和民族。在骑射教育影响下培养出来的人才多受到辽朝统治者的赏识。这类受到赏识的人才或以“善射”著称，或文武兼备，背后所映射的是统治者对于军事人才的特殊重视。
三、骑射体育教育中的尚武精神
辽朝骑射体育教育的多情景和普遍性皆表现出此项教育具有较为浓重的军事色彩。其直接目的表现为保持军队，尤其是骑兵的战斗力。上升至军事文化层面，辽朝骑射体育教育的目的是维系和发扬契丹族所秉承的尚武精神。
辽朝很早便意识到维系契丹本民族尚武精神的必要性。辽朝建国之初，太祖耶律阿保机曾言：“吾能汉语，然绝口不道于部人，惧其效汉而怯弱也。”[13]1006辽太祖认为汉化会使契丹人趋于怯懦，削弱其固有的尚武精神。此后辽朝诸帝亦基本上秉持开国之初的尚武理念，统治者重视骑射体育教育即是这一理念的有力证明。故有辽太宗亲释：“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1]52以此为骑射体育教育正名，推进尚武在精神层面的影响力。
至辽兴宗重熙年间，耶律庶箴之子蒲鲁“举进士第。主文以国制无契丹试进士之条，闻于上，以庶箴擅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1]1487辽兴宗对于蒲鲁参加科举的行为震怒，表明契丹人不被允许参加辽朝举办的科举取仕。在辽兴宗的潜意识中，契丹人应具有尚武精神，将习武放在首位。因而他认为擅长文学之人，一定不善于武事，即其所言：“文才如此，必不能武事。”[1]1487在统治者眼中参与骑射体育者必须具备尚武精神，表现勇敢，否则就要受到处罚。重煕十年（1041）九月，“石硬砦太保郭三避虎不射”时，被辽兴宗直接免去官职[1]258。其原因即是太保郭三在可以通过骑射解决问题的情况下，未表现出应有的勇武精神。两相比较，蒲鲁参加代表“怯弱”的科举和郭三“避虎不射”，本质上都是因表现出缺乏尚武精神而受到处罚。相反，对于在“较射”中发挥出色的官员，辽朝皇帝会加以赏赐[1]86，以示对其善射的肯定。
尽管辽朝统治者努力通过骑射体育教育的方式维系和发扬契丹人的尚武精神，但是受诸种因素影响，此精神受到了冲击。
辽圣宗统和二十二年（1004）后，辽结束了与北宋的连年征战，与北宋达成“澶渊之盟”。辽朝获得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再连年用兵。加之自圣宗时起，辽朝掀起了佞佛之风，佛教中的“慈悲”“果报”等观念在辽朝更是盛行一时，进一步削弱了辽朝人的勇武精神。辽道宗甚至曾于咸雍八年（1072）因为“以战多杀人，饭僧南京、中京。”[1]311不但不以因武力取得的军事胜利骄傲，反而产生愧疚心理。佛教对契丹人尚武精神的侵蚀，宋朝人亦存有一些认识，宋真宗认为“戎羯之人，崇尚释教，亦中国之利。”[14]1643其中提到的“戎羯”即是对契丹人的蔑称。又，苏辙曾于大康五年（1089）出使辽朝，回国后提出“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蠧，而中朝之利也。”[15]940辽人佞佛能称为“中国之利”“中朝之利”的原因就在于佛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辽人的尚武精神。或许正是由于削弱因素的存在，辽朝统治者才更加重视对于尚武精神的维系。
澶渊之盟以后，相对稳定的内外环境和崇尚佛教的社会氛围是削弱辽人勇武精神的主要因素。而这些因素又促使以骑射为中心的体育教育成为培养和延续契丹人尚武精神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可以说，骑射教育在辽圣宗之后，对于激发和维系契丹人的尚武精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语
综上所述，辽朝体育教育围绕骑射教育展开，构建起捺钵骑射教育、风俗骑射教育、马球骑射教育三位一体式的骑射体育教育模式。骑射体育教育的展开，体现出在整个辽朝始终追求运动、健美、刚劲的审美情趣和审美观念。辽朝骑射体育教育涵盖辽朝境内各民族、各年龄段人群，呈现出普遍性特征，有效促进了辽人的军事训练，维系并发扬了契丹人的尚武精神，对辽朝人的精神面貌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凡此种种，辽朝通过骑射体育教育保证了充足的军事力量，寓兵于民，真正做到“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1]410。
总而言之，以骑射教育为核心的辽朝体育教育源于游牧民族生产方式和军事行动，在其建立政权以后又成为其民族特性和保持战斗力的引导力量。骑射体育教育渗透至契丹人，乃至整个辽朝，形成一种军事文化和精神文化，促进了诸民族文化的交融与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伴随着辽朝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骑射体育教育成为其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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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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