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宕”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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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延宕”始终是解读莎士比亚笔下经典形象哈姆雷特的一个重要环扣。“延宕”是身处“边缘情景”中的哈姆雷特的一种人生睿智,承载了哈姆雷特对复杂人性的深刻反思和深层追问,对人生价值的痛苦追寻和正确取舍。这一形象因“延宕”更具深层意味,并呈现出别样的美丽。
　　关键词:莎士比亚 哈姆雷特 “延宕” 美丽
　　
　　提到莎士比亚笔下的经典形象哈姆雷特,总离不开论及其“延宕”问题。而且,人们对哈姆雷特“延宕”的解释也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认为哈姆雷特的“延宕”意味着哈姆雷特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显示了他优柔寡断、犹豫不决的性格特征;或认为哈姆雷特的“延宕”说明了当时以克劳狄斯为代表的恶势力过于强大;或认为哈姆雷特的“延宕”与其潜意识中的“恋母”情节有关;或受黑格尔观点的影响,认为“哈姆雷特所犹豫的不是应该做什么,而是应该怎么样去做”[1],故而更多地去探讨哈姆雷特应该怎样做的问题。
　　其实既然哈姆雷特的“延宕”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能否换种思路,不再去追究其“延宕”的原因,而去关注其“延宕”中所透出的深层意味。
　　笔者认为,“延宕”是身处“边缘情景”中的哈姆雷特的一种人生睿智,承载了哈姆雷特对复杂人性的深层叩问,对人生价值的痛苦追寻以及正确取舍。哈姆雷特形象因“延宕”而呈现出别样的美丽。
　　
　　一
　　
　　“边缘情景”是存在主义描述人存在的一种特殊状态,由德国存在主义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提出,美国当代宗教社会学家彼得・贝格尔在其论著《神圣的帷幕》中也论及:“边缘情景”指的是“由于某种严重的变故……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出现断裂,个人置身于日常的生存秩序之外”[2];“在这种状态下,个人丧失的不仅是情感方面令人满意的关系,在经验方面也迷失了方向。在极端的情况下,他失去了对实在和身份的意识。他陷入了失范状态,因为他变得没有自己的世界了……”[3]
　　透过《哈姆雷特》剧情,我们看到,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曾一度生活在诗意葱茏、温馨和谐的世界:丹麦王子的身份让他高贵而幸福;德国威登堡大学人文主义新思想的熏陶,让他坚信一切并充满希望。在他眼里,“负载万物的大地”,是“一座美好的框架”;“覆盖人生的苍穹”,是“一顶壮丽的帐幕”;父亲是十全十美的君王,是理想的化身;母亲是圣母般纯洁的女性,是爱的象征;他相信理想会实现,相信爱情的忠贞纯洁,相信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美好,他由衷地赞美“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4]此时的哈姆雷特与周围建构的是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哈姆雷特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注目的中心……”[5]他深得人们的信赖与认可,扮演着王子、王位继承者、情人、朋友的诗意角色。
　　但伴随老王的突然离世、以及因此发生的一系列人事纠葛变化,哈姆雷特被突然间抛向了“边缘情景”:老王暴死、叔父篡位、母亲改嫁、文武百官趋炎附势、情人奥菲莉娅被人利用、同学朋友背离疏远……就像剧中人物罗森克兰兹所说:“君主的薨逝不仅是个人的死亡”,它犹如“巨轮轰然崩裂,把近旁的东西卷入死亡的漩涡”[6]。哈姆雷特因此遭遇了“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之间的对话关系”的“断裂”,他不再是王子、王位继承者、情人、朋友的诗意角色,他被“置身于日常的生存秩序之外”,亲情、爱情、友情等等一切人间真情至爱都化为乌有。他一度生活的诗意葱茏、温馨和谐的世界荡然无存,个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他陷入了“边缘情景”。
　　
　　二
　　
　　“边缘情景”的遭遇确实让哈姆雷特一度处于“失范状态”,以至于感到世界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人世间的一切”变得“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甚至觉得“碎了吧,我的心”。[7]同时,伴随老王鬼魂的显灵、“戏中戏”的试探、新王克劳狄斯的做贼心虚等一系列情节的展开,都透出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息:克劳狄斯就是杀父凶手!而且哈姆雷特也不止一次有轻而易举杀死新王的机会,但哈姆雷特都将一次次良机放弃,他仿佛就是一个优柔寡断、忧郁延宕的王子。
　　但细品情节,我们就会发现,“延宕”恰好体现了“边缘情景”中的哈姆雷特的一种人生睿智和美丽。
　　我们常抒情性地描述人生如画,人生如歌,但画面要讲求疏密有致,音乐得注意张驰有度,人生亦然,哈姆雷特的“延宕”亦然。这令人想起了“垓下之围”中的项羽,彼时的项羽已不再是叱咤风云“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而是身陷囹圄、四面楚歌的败将。当他不得不凄然“别姬”,率“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欲“直夜溃围南出”时,汉军追杀而至,杀得只剩百余人马跟随;继而又“迷失道”,向“田父”问路,田父却故意哄骗项羽“往左走”,结果“乃陷大泽中,以故汉将追之”。这时,项羽军只有“二十八骑”了,项羽也明白局势,“自度不得脱”,但不认输不服气的项羽仍豪气不减地向部下宣言,“愿为诸军快战”,“为诸军溃围、斩将、刈旗”,项羽也果然所向披靡,勇不可挡,甚至仅仅是“嗔目而叱之”,就令对方将领“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所幸,当项羽欲东渡乌江时,乌江亭长及时相助,并好言相劝,“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矣”,然而,项羽却慨然拒绝,并面对追随而至的汉将拔剑自刎,主动送上自己的首级。[8]
　　《史记・项羽本纪》的这段描述,留给后人荡气回肠的震撼的同时,也留给人们为英雄末路扼腕叹息:曾不可一世的英雄就在自己的一意孤行中,将不幸推向更大的不幸,以至于一切都付于“苍烟落照”。假使“边缘情景”中的项羽在“田父绐曰”的时候,在“乌江亭长倚船待”的时候,在和汉军“持短兵相接”等等时候停一停、想一想,情形会如何?结果会怎样呢?毕竟,人首先得活着,生命才会有所附丽。相比较,哈姆雷特的“延宕”却让他越来越明白,“真正的伟大不是轻举妄动”[9],从而避开了简单鲁莽,而更多地“辨别是非,察择贤愚”[10];更好地审时度势,以试探钳制对方;更多地思考明晰身上的重任所在以及行动策略。这正是人生的一种睿智和美丽。
　　
　　三
　　
　　 “延宕”承载了“边缘情景”中的哈姆雷特对复杂人性的深刻反思和深层追问,对人生价值的痛苦追寻和正确取舍,从而使这一形象更具人性的洞察力和说服力。
　　当哈姆雷特从“边缘情景”的身份、角度出发,从容冷静地观照现实,反思人性时,他首先看到了人心的不古:老王尸骨未寒,新王就将“殡葬的挽歌和结婚的笙乐同时并奏”[11];圣母般纯洁的母亲竟然“连送葬时所穿的那双鞋子还没有破旧”就爬上了克劳狄斯的新床,无异于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12];昔日的同学朋友竟想把自己“从最低音试到最高音”……总之,人人“涂脂抹粉”,“烟视媚行,淫声浪气”[13],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是什么让人间真爱走向虚无,人性价值走向断裂?“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类在本体意义上为什么会如此丑恶,竟会导致社会如此混乱。
　　哈姆雷特继而痛感人生的虚妄,这在“墓地”一场戏中尤为突出。请看这段对白:
　　哈姆雷特:你是在给什么人挖坟?是个男人吗?
　　掘墓人:不是男人,先生。
　　哈姆雷特:那么是个女人?
　　掘墓人:也不是女人。
　　哈姆雷特: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那么谁葬在这里面?
　　掘墓人:先生,他本来是一个女人,可是上帝让他的灵魂得到安息,她已经死了……
　　是啊,面对死亡,人从前的一切就都化为乌有,无所谓男女贫富美丑,变得什么都不是了。作品还戏谑地写到,生前蹦蹦跳跳,发笑唱歌,随口编造笑话的“人”,现在不过是骷髅一具,“给人家当木块一般抛着玩”,“亚历山大高贵的尸体,不就是塞在酒桶口上的泥土?”[14]
　　既然如此,“像我这样的家伙,匍匐于天地之间,有什么用处呢?”[15]面对痛苦和痛苦的反思,哈姆雷特发出了千古一问,“生存还是毁灭”,究竟是“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剑,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16]在经历了生与死的痛苦思索后,哈姆雷特最后坚信:活着的自己是“有理由、有决心、有力量、有方法,可以动手干我所要干的事”的[17],并坚定“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18]。
　　可见,处于“边缘情景”中的哈姆雷特在经历了幻灭、沮丧、反思这一痛苦的自我救赎之后,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重任并非仅仅是把自己局限在替父报仇的复仇框架内,以牙还牙地杀死杀父凶手克劳狄斯,而是在于“重整乾坤”。从中显示了哈姆雷特对更高价值的追求,显示了哈姆雷特“铭刻于心的,不是个人(与家庭)的怨仇,而是由‘此’(个人与家庭的不幸)及‘彼’的对于‘时代’危机的体认,以及自我对于‘时代’、‘历史’的使命的自觉”[19]。他让我们看到处于“边缘情景”中的孤独个体,如何忍辱负重,正确抉择,勇于担当,如何让生命个体的精神灵魂拥有永恒价值的维度。
　　“延宕”伴随着哈姆雷特,并始终是解读哈姆雷特形象的一个重要环扣。《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谈到,“哈姆雷特著名的踌躇”“正是莎士比亚关于哈姆雷特的构想中最关键最独特的地方”[20]。正是这个“最关键最独特”的“著名的踌躇”,让我们透视到身处“边缘情景”中的哈姆雷特的一种人生睿智,透视到哈姆雷特对复杂人性的深层叩问,对人生价值的痛苦追寻以及正确取舍。哈姆雷特形象因“延宕”而更具深层意味,并呈现出别样的美丽。
　　
　　注释:
　　[1][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11页。
　　[2][3][美]彼得・贝格尔著,高师宁译:《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第28页。
　　[4][5][6][7][9][10][11][12][13][14][15][16][17][18][英]莎士比亚著,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第66页,第49页,第14-15页,第101页,第69页,第11页,第15页,第66页,第122-126页,第65页,第63页,第101页,第33页。
　　[8]于菲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80-287页。
　　[19]钱理群著:《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20]《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607页。
　　(王建华 云南大理学院文学院 67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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