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书院祭祀及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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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兼有藏书、讲学、祭祀三大功能。祭祀是我国古代书院规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书院祭祀主要有释奠和释菜两种仪式，但其祭祀对象又独具自己的特色。书院祭祀的形成有其历史和内在原因。书院祭祀的社会影响和教育功能是多方面的，尤以对生徒的道德影响为最。而今辩证地看，书院祭祀是一种环境熏陶的教育、一种感性的教育、一种榜样的教育，是进行德育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书院；书院祭祀；功能
　　中图分类号：G 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154(2007)01－0094－03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以私人创办为主，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和特色，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官学、科举并称于世。书院之名始于唐代，直至清末时期结束，书院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书院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了古代中国传统的官学和私学，它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教育史上的一系列变化，在传递与发展文化、培育人才与化育人生乃至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并使古代教育得到巨大发展。同样，在中国古代道德教育理论发展史上，书院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书院教育中，各种学派与大师对德育的内容、宗旨、原则、途径和方法提出过许多独到的见解，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教育理论。祭祀被许多学者称为书院的三大功能之一，是书院道德教育非常重要的教育内容，也是对生徒进行德育的重要途径。
　　
　　一、学校、书院祭祀溯源
　　
　　儒家传统教育中，历来十分重视礼仪规范。《礼记・记统》曰：“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生于祭”。意即：礼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礼有五类，其中最重要的是祭礼。以传递儒家学说为主旨的古代学校非常重视祭祀的作用，书院祭祀的前身即是古代学校的释奠与释菜典礼。所谓释奠，是指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典礼。《礼记・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所谓释菜，也是古代学校祭奠先圣先师的礼仪，较释奠礼为轻，一般在学习开学或祭器成时举行。《礼记・文王世子》亦云：“始立学者，既兴器用币，然后释菜。”《学记》也曰：“大学始教：皮弃祭菜，示敬道也。”释奠和释菜自古即含祭祀“先圣先师”的内容，先圣先师是指德行高洁者。学校祭祀的对象从汉代开始，逐步形成以祭祀孔子为主的祭祀群体，而先师则随着时代的变迁，各学校的师承不同而不同。纵观汉至清末各个朝代，我们都可以看到，祭祀是中国古代学校的重要活动，与学校本身相始终。但是学校或书院的祭祀活动不能纯粹地等同于宗教活动，因为它是教育活动之一，有着多方面的教育意义，是进行德育的一种重要途径。
　　
　　二、书院祭祀的对象
　　
　　从宋代开始，书院依据原始的学校释奠和释菜的意义，也开始了祭祀活动，主要也有释奠和释菜两种仪式。但是在祭祀对象上，则不完全类同古代学校拜祭孔子和四圣，逐渐形成自己的特色。南宋以后，孔子及其弟子在书院祭祀中的地位逐渐淡化或下降，而与书院本身密切相关的人物，如本书院所属学派的代表人物、与书院有关的著名学者、为书院发展做过贡献的功臣、历史上与书院本地有关的诤臣先贤等，成了书院的主要祭祀对象。(1)该书院所属学派的代表人物，亦即与该书院学术渊源有关并受到本书院尊崇的学术大师或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南宋和元代的书院多祭祀周敦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等。明代弘治年间，岳麓书院修“崇道祠”，特祀朱熹、张拭两人。明代书院，王守仁学派的祭祀王守仁，陈献章、湛若水学派的祭祀陈献章、湛若水。《明史・陈献章传》云：“若水生平所至，必建书院以祭其师陈献章。”(2)与该书院有关的学者。以白鹿洞书院为例，祭祀李涉、李渤、李善道、朱弼、明起、刘元亨、刘涣、刘恕、黄异、李龄等；白鹭洲书院则祭祀江万里、王阳明、罗伦等。(3)为书院发展作过贡献的功臣，主要是与当地或该书院有关的地方官员。此类地方官员们或造福一方，受到民众赞扬和怀念；或直接关怀过书院建设，为书院发展做出贡献；或本身是儒学大师，关心文教，促进文化的发展。(4)与书院当地有关的诤臣先贤。如岳麓书院有“三闾大夫祠”祭祀屈原，贾大傅祠祭祀贾谊，濂溪祠祭祀周敦颐。白鹿洞书院曾祭祀陶渊明等，一些大型书院还专门开辟“乡贤祠”(如南朝豫章书院)、景贤祠(如积案白鹭洲书院)等专门祭祀乡土先贤。
　　总的来讲，正如元人唐肃对书院祭祀对象的说明：“然先贤之得祠者，或以乡于斯也，或以仕于斯也，或以隐于斯也，或以阐教于斯也。乡于斯者，非有德弗祠；仕于斯者，非有功弗祠：隐于斯者，非道成于己祠；阐教于斯者，非化及于人弗祠。此又立制之详也”。(《丹崖集・皇冈书院无垢先生祠堂记》)可见，书院所祠并非泛泛之辈，而是“有德”、“有功”、“成己”、“化人”之辈，也就是曾为书院立功、立德的先贤先师。
　　
　　三、书院祭祀的形成原因
　　
　　书院祭祀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学校祭祀，而学校祭祀又来自于社会广泛的亲族血缘祭祀。古代中国是根基于小农经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指导的宗法社会，其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尊崇祖先。《礼记・礼运》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因此祭天与祭祖是相通的。祭祀，也就是要直接向祖灵祈求家庭的美满与幸福。
　　对祖先的崇拜，反映在教育观念上，是周孔程朱的思想不能违背；反映在教学原则上是强调师法家法。对祖宗的祭祀，反映在教育活动上，便是祭祀儒学的祖宗――孔子及其一大批圣哲与先儒，同时包括一大批本学派本书院的开山祖师与先师先贤，以及一大批地方的乡宦乡贤。先师、先贤、乡宦、乡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们文化学术的带头人，但是他们并不是同宗同姓，不好在家祭中进行，但是他们又是思想的指导和行为的标准，属于整个社会，因此在学校与书院这种培养下一代的文化机构中进行祭祀则是非常适宜的。
　　另外，书院祭祀不仅仅是简单的顶礼膜拜，也不等同于纯粹的宗教活动，而是一种寓教于中的有效教育途径。正所谓：“抑书院之制，所以有教有祠者，非祠自祠、教白教也。盖教所以成德，以为后学之表，则祠亦为教设明也。”(《丹崖集・皇冈书院无垢先生祠堂记》)“国家遵用旧典，凡天下郡邑皆置庙学，以祀以教。其所在先正，学行德望，可以轨范百世者，又为书院如学制，而专祠之。拟于先师，所以崇德表行而敦化励俗也，其虑至矣。”(周伯琦：《重建宣公书院记》，见民国十四年校补万历：《秀水县志・卷九》)
　　中国古代传统思想和文化是书院祭祀形成的历史原因，而书院祭祀本身功能的体现和发挥则是其一直得以延续并不断得到强化的内在原因。书院祭祀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庞大的祭祀体系与独特的祭祀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四、书院祭祀的功能
　　
　　首先，它从感情上培养对“先圣先儒先贤”德业的崇敬和敬仰，向他们表达思慕之情，向他们所建立的功业表示爱敬之意。宋代理学家把孔孟思想奉为崇高，着眼于心性义理的探求，把道德培养放在书院的首位，书院培养的人，首先是道德方面，情操高雅的贤人。周敦颐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希圣、希贤是他的教育宗旨，他还提出“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通书・志学・第四》)读“圣贤书”，并在虔诚肃穆的气氛中向神灵高踞的“圣贤”顶礼膜拜，理论学习与祭祀有机结合，“圣贤”直观的效果，缩短了士子与“圣贤”的心理差距，从感情上对他们更加敬仰与尊敬。明人彭时有语曰“我朝推崇先生(胡安国)，列诸从祀，城万世之公论。而崇安乃先生乡邑，可无专祀以起后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宗所谓尽心书院而不敢后也。继今学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读其书，一惟其道德言论是式是循，庶几进德修业，卓有成效，然后无负于太守表彰风励之意”。(《重修胡文定公书院记》)
　　其次，祭祀可以加快偏野落后地区更风尚、文明开化的进程。在落后地区举建书院，祭祀先师先贤，是用当时理学教育百姓，以促进其文明开化的有效方式。揭侯斯(1274―1344)说：“治民之道，使民知礼仪而己。使民知礼仪，先示其所尚而己。明其学以教导民，民始益知人之所以为贵，儒之所以为重，而复知所以养生而送死。”(《揭溪斯全集・送刘以德赴化州政序》)边远地区，社会情况复杂，人们相互之间往往为土地和生存空间而展开激烈的争夺，政府对这些地区难以进行有效的管辖。因此，尽快地用儒家文明对他们进行教化，以“礼”来规范人们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利益，以便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显得非常紧迫。而举建书院，在教化民众方面确实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举建书院，祭祀儒门，其教化功能则更为多样。一方面它使儒学到达那些“蛮夷”部落，化育其蛮暴之气；另一方面，它还能使各民族对儒学产生认同心理，形成相同的价值观，从而达到融洽民族感情，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更为移风易俗，民族融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再次，书院祭祀还可以传承、标榜学派的学术传统。书院祭祀本学派的先师先儒对于学术流派的形成与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祖一而宗分”各书院祭祀的先贤宗师并不相同，白鹿洞书院是程朱学派的讲坛，象山书院则主陆学，北方的理学则主要是在赵复远播之后，由许衡加以发扬光大的，因此北方许多书院祭祀许衡许文公。正如史料所载“古之释奠于先师者，必本其学之所自出而各自祭之，非其师弗学也，非其学弗祭也。”(《黄文献公文集・卷六・送东川书院陈山长序》)书院是具有学派性的，书院祭祀对象是一种学派的标志。书院祭祀本门先儒，既是学派门户的产物，又是学派流传的手段。书院学子朝夕生活在有着浓郁学派气息的氛围里，目睹本门学派的遗容塑像(或画像)，读他们的著作，体会他们的教导，自然容易产生同门学友的认同感，产生对本门学派的依恋和自豪。这种学派的认同心理，是学术派别的一种向心力、凝聚力。而学派认同的加剧，除了联络了感情外，对学派本身的发展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又次，书院祭祀又是一种榜样教育。书院祭祀时，怀着对“先圣先儒先贤”们的崇仰之情，拜读着对祭祀对象的丰功伟绩表彰的祭文，生徒们“闻乎其声音；瞻前忽后，若有见乎其议刑。思其居处，思其嗜好，思其言语，雨露之沾濡，著蒿之升隆，观感而化之者，莫斯之为近也”，“彼知舜之当祀，必知舜之当法”(《雪楼集・卷十二・历山书院记》)。祭祀对象作为学习榜样对生徒的激励作用可能会影响到其一生。《宋史・文天祥传》就曾记载：“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义、胡拴像，皆溢‘忠’，即欣然慕之，曰：不俎豆其间，非丈夫也。”祭祀活动的激励功能，可见一斑，文天祥日后彪炳史册的壮举，很大程度上正是书院祭祀长期熏陶的结果。同时，将书院的功臣等放在礼拜之列，宣讲了他们的事迹，会使生徒感到建院办学之艰难，进而想到认真学习，切磋求真以不负先辈育人养士之“盛心”。这种典型模范的教育方式在今天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最后，书院祭祀又是一种乡土教育，讲究乡土情谊，联络地方感情。众多的乡里书院、家族书院的祭祀，拉近了士子们与乡绅乡贤的距离，他们不是高不可攀的圣人，而是自己家乡的模范人物，在这种对共同的先辈的顶礼膜拜的过程中，士子们的家族感情、乡土情谊进一步加固了。书院祭祀并不是孤立的，它又和祭祀神社、祭祀祖坟交织在一起，人们从小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熏陶成长，增进了对家乡人文历史的了解，增强了乡土自尊与自豪。中国人在感情上对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眷恋，怀恋家园，这种怀恋的养成是从小受教育熏陶的结果，这种感情的升华是对祖国的热爱与报效。
　　
　　五、结语
　　
　　祭祀是古代学校与书院的头等重要的活动，是与学校本身相始终的。书院祭祀随着近代教育的出现及书院的衰落和废止而逐步消亡了，人们更多地是把它当作封建社会的垃圾扔到一边，不屑一顾甚至批判有加。然而，辩证地来看，书院祭祀是一种环境熏陶的教育、一种感性的教育、一种榜样的教育，是进行德育的有效途径。如果我们留心国外当今的教育，却发现有的教育活动与我国历史上的书院祭祀十分相像。如英国、法国、日本非常重视纪念馆的教育功能，对学生而言，参观纪念馆是必不可少的教育活动，感官和思想的多维冲撞将达到更好的教育效果。日本有的学校甚至于把历任校长的照片悬于大堂，以唤起学生的思考，凝聚人们的精神。这一切都足以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在高呼改革教育体制，学习国外先进教育教学理念的同时，对本国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把握和运用又有几分?当前学校道德教育的困惑和失力能否从古代传统教育中得到启发?如何在现代文明中，发扬民族的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认同意识?如何在学校德育中采取有效的教学方式，充分营造、利用环境条件，减少学生道德失范，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给予充分重视的问题。
　　(责任编辑　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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