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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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傍晚，忽接友人电话，告知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因突发脑溢血于当天下午逝世。放下电话，一时竟难以置信。痛惜之余，次日托人发去唁电，并向丁夫人表示慰问。一时间，我俩最后一次通电话、最后一次合影、最后一次相会的情景，一一浮现在眼前。
近年来，丁老师因身体欠佳，北京举行的多次新闻方面的学术活动，难以一一如约而至，但他却一直挂念着新闻教育的动态。如此一来，我俩就形成了一个惯例，不断地打个电话向他通报一下有关情况，有些事情还互相交换一下意见。最后一次通话是在今年8月17日，我告诉他，吴廷俊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出版了，上周开了个首发式，并特意告诉他，书中将他列为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教育界的七位代表人物之一加以介绍。他立即谦虚地回答：“我不够吧……”我说：“你是当之无愧的。”
我俩最后一次合影是去年5月问。当时，我俩应邀担任台湾有关方面主办的第二届“星云真善美新闻传播奖”大陆评审组成员。在上海参加预备会议期间，17日那天有幸光临世博会。我俩凭借年过七旬，不必排队的优惠，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几个外国馆，两人不无遗憾地并肩在“东方之冠”外合影留念。
我俩最后一次相见是去年10月18日。趁到上海参与主持《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年会之便，会前我专程到汶水东路他的新迁之居拜访，并将当年版《中国广播电视年鉴》呈送，又谈及新闻教学研究一些事情。临别之时，互道珍重。
如今翻阅丁老师增予的大作，浏览两人多次参会的合影，不禁回忆起昔日的交往。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因收集、编印民国时期的上海广播史料，多次到上海出差。在沪期间，到复旦大学新闻系请教治学之道、交流办学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功课。丁老师当时担任副系主任，每次都热情接待，悉心指导。几次攀谈中，得知他是1955年毕业于复旦新闻系后留校任教的，巧的是，这一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后转入人民大学新闻系)就读。两人相差4岁，无疑他是我的师辈，但他却以挚友待我。如此，亦师亦友，延续了我俩30年的深厚情谊。
回顾30年来的交往，丁老师给我留下来三点难忘的印象。
第一，作为一位终身从事新闻教育的老教师，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三尺讲台，以红烛精神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他逝世后，曾聆听他讲课的不少新闻学子都深情地回忆了他讲课时对新闻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博闻强记、娓娓道来的生动情景。就我个人来讲，由于南北远隔，未曾聆听过他的讲课，至今引以为憾。但从他对我循循善诱、授之以渔的交谈中也受益良多。80年代初，我就如何收集广播史料向他请教时，他谦虚地回答，这方面我知之甚少，但却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如伺寻访史料的方法和途径。当带我参观复旦新闻系资料室时，他指着书库说，前人的一些新闻学著作中可能有相关资料可以查查。只要花功夫，总会有收获的。根据他的指点，我从任白涛《综合新闻学》和胡道静的著作中发现了珍贵的广播史料。我还依照他的指示，到徐家汇藏书楼，从20年代的《申报》中查到确切的记载，纠正了此前对上海早期广播的某些误传，为后来编选《旧中国的上海广播事业》一书奠定了最初基础。1983年7月，我参与筹备第一次中国广播电视史座谈会，特地邀请他远赴长春参会。在座谈会上，他就新闻史治学的经验和方法作了专题发言，使与会者深受启发，对开展和推动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大有裨益。此后，他将自己主编的《中国新闻史文集》赠我，我也经常向他汇报光电史教学研究的进展情况。
第二，作为终身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学者，他那不懈探索、追求创新的科学态度，令我折服，感佩至深。改革开放之初，他主编的《简明中国新闻史》问世，成为较早出版的新闻学专业教材之一。90年代，他集思广益主持编写了教育部颁发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随后，他又以《大纲》为据，主编出版了普通高校“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中国新闻事业史》，为蓬勃发展的新闻教育提供了一部内容翔实、观点新颖、视野开阔、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教材。在此前后，他一方面作为编委积极参与了方汉奇教授主编的煌煌大作《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部分篇章的撰稿工作，另一方面又指导帮助青年学者黄瑚探讨从新的角度撰写出版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一书。
新世纪之初，在几十年积累的丰富多报刊史料基础上，丁老师又主编出版了《中国新闻图史》一书。2002年9月，他在签名赠书的同时，希望我能“挑挑毛病”。拜读之余，我对这部图文并茂的中国新闻史专著钦佩不已。在电话中我对他说，我只提一条意见，作为一部新闻图史，虽将中国广播电视的产生与发展作为新闻媒体在文字上作了评述，但却没有收入一幅广电方面的图片资料，是个小小的遗憾。你如需要，再版时，我可提供若干广电图片，以供选择使用。他随即说，那还不如你主编一本广电图史呢。事隔不久，新闻图史的责任编辑，南方日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赵煜森同志来京组稿，可能是丁老师与他打过招呼，首次见面，开门见山邀我主编一部广电图史。这即是2008年问世的《中国广播电视图史》的由来。正是因为丁老师的率先垂范，南方日报出版社在此前后又推出了《中国广告图史》、《中国出版图史》和《中国通信图史》等系列传媒图史。在读图时代，为我国新闻传播史园地增添了新的风采。
第三，作为资深的新闻教育家和新闻史学者，他积极参与有关学术组织的活动，为推进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和扩大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影响力做了不懈的努力。
90年代以来，丁老师除在复旦大学任多种学术型职务外，还在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和中国记协等多个民间社团中担任相关职务，这方面我俩有共同之处，在频繁的学术活动中，都可以看到彼此的身影。在几次交谈中，我们都深深感到10年来新闻学本科教育发展迅猛，学生人数增长很快，但新闻学师资的数量和水平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求；另一方面，新闻事业包括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等规模扩大，急需新闻业务能力强又有相应其他专业知识的高层次交叉型人才。所有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主要原因之一是新闻学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缓慢。自1978年开展新闻研究生教育以来，截止到1997年全国只有新闻学博士点两个，10多年没有增加一个新闻学博士点，新闻学硕士点也发展缓慢，尚不足20个，而且招生人数较少。由此进一步探讨，我俩共同感到这与新闻学在人文社科领域重点学科地位不高和影响力不强有密切关系。丁老师当年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但上百个委员中，新闻学方面只有他一个人。我们俩还谈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设有学科评议组，但几百个评议组成员中，新闻学方面也只有人民大学的方汉奇教授一人。在学位委员会1990年颁布的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新闻学只是文学门类中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的二级学科，其学科地位等同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汉语等。开放之初引进的与新闻学关系密切的传播学在上述目录中竟无一席之地。这与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以及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蓬勃发展的形势极不适应。为此，丁老师和我谈起，他多次在教育部咨委会开会时呼吁增加新闻学方面的专家名额，借以提高新闻学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受他的推动和启发，1996年6月间，我也书面致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将新闻学学科列入一级学科的提议。在此前后，方老师在学科评议组内部也多次极力提倡新闻学应与中国语言文学并列为文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在多方面的努力推动下，1997年颁布的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终于将新闻学提升为一级学科，定名为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组建，首届新闻传播学学科评议成立，方老师、丁老师和我为评议组首届成员，方老师为召集人。《中华新闻报》1999年1月18日头版头条对此予以报道，并称“这对促进整个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有里程碑的意义”。
新闻传播学首届学科评议组1998年组成，2003年换届，前后5年中，在方老师的主持下，我们三人参与了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点的评审工作，同心协力做了几件对新世纪新闻传播学的建设和发展有意义的事情，一是讨论、审定了新闻传播学及其二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简介，内容包括学科发展概况、与相邻学科的联系、培养目标和业务范围等；二是首次审批了新设的传播学博士点两个，增批了新闻学博士点三个；三是首次审批了新设的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点四个。至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和武汉大学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增设了新闻学博士点，清华大学增设了传播学博士点。与此同时，新闻学、传播学的硕士点大幅增加，覆盖面几乎遍及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新世纪新闻传播的学科建设和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这对丁老师来说，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无疑是极大的安慰。
怀念丁老师文章草成，但思念之情绵绵，晨醒之际，凑成一联，再表哀思：
沪上相识，三十年切磋，亦师亦友深获点拨之益；
学界有缘，十余载相谋，同心同德共促学科大业。
斯人已逝，业绩长存。为继承和弘扬丁老师终身奉献新闻教育事业的精神，我郑重建议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将2005年问世的《丁淦林文集》增定为《丁淦林纪念文集》出版，补入他在新世纪以来发表之作和此前佚文以及相关回忆文章等。期望明年丁老师80诞辰之际问世，以惠及后辈，泽被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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