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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及其父兄与贵州龙里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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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明代后期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徐渭的籍贯,公认的说法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但也有人说他是贵州龙里卫人。这种说法的歧异,是由明代卫所军户的“双籍”问题造成的。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尽管徐渭远祖谪戍龙里,但其近世祖辈都生活在山阴,徐渭及其两位兄长也都在山阴出生和成长。只是由于在浙江参加乡试不利,徐渭的父亲和仲兄才利用祖先的卫籍,远赴贵州龙里卫居住并参加该省乡试。明代军户具有“双籍”,而法令并未严格限制原籍与卫籍之间的转换,这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漏洞,即军户家庭可以利用“双籍”选择参试地点。
  [关键词]徐渭;龙里卫;卫籍;双籍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K825.72=48[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4917(2019)02-0050-05
  一、问题的提出
  徐渭(1521—1593年)是明代后期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其公认的籍贯,是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但文献中也有另外的说法。如康熙《贵州通志》云:“徐渭,字文长,龙里人,诗文字画妙绝当世。后归籍山阴。……父鏓,龙里乡举。兄淮,岁贡。”[1]道光《贵阳府志》云:“徐渭,字文长,其先山阴人,以事戍龙里。渭父鏓占龙里籍,中宏治二年贵州乡试,官至夔州同知。生子三人:长曰淮,次曰潞,季即渭也。淮、潞皆隶龙里卫学,渭返山阴,为山阴学生。”[2]很显然,这种说法的歧异,是由明代卫所军户的“双籍”问题造成的。此外还有其他说法,嘉庆《江川县志》云:“明山阴徐鏓知夔州牧。续娶同寅双龙乡苗有秋第五女,生子渭。鏓卒于官,苗氏与子渭归山阴。”[3]
  顾诚先生曾对明代“卫籍”做过系统研究,在梳理卫籍与军户的关系时,他提到两种情形:一是卫所军一旦缺伍,要到原籍军户勾补;二是明中期由于卫籍人口膨胀,将部分卫所余丁发回祖籍州县。对于后一种情形,顾先生特举徐渭家庭为例:徐渭祖上“以事戍龙里”,其父徐鏓在弘治二年以龙里卫军生身份参加云贵乡试,得中举人;徐渭的两位兄长徐淮、徐潞都曾在龙里卫学记名,但徐淮经商慕仙,无意功名,而徐潞以祖籍得补绍兴府学生员,因“考辄不利”,遂携妻远赴龙里卫,每次考试都名列榜首,引起在卫诸生反感,“相鼓告诈冒”,后病死于龙里卫。顾先生指出:“徐鏓及其三子可能是摘丁回原籍的。问题是既已发回原籍,又避难趋易地以贵州卫军生资格去参加云贵乡试,显然是取巧性质,用明代术语说就是‘冒籍’。”[4]
  齐仕明先生看到《贵阳府志》所载徐渭传记,感到是一段十分珍贵的资料,特撰文予以介绍。他认为,徐渭先世自贬戍龙里卫后,直到其父徐鏓都生活在龙里,徐渭兄弟三人也都出生于此。他论证说:“如果徐淮、徐潞不是出生在龙里卫,当然不能获得在龙里卫考试的资格,也不能在龙里卫学肄业。文长的两个哥哥都出生龙里卫,文长当然也出生在龙里卫‘戍籍’了。…… ‘渭返山阴,为山阴学生。’可知,文长父亲徐鏓去世时才几岁,大概由其长兄徐淮承继其父徐鏓的‘戍籍’,这是文长得以返回山阴原籍的原因。”他还谈到:“以明廷法令而言,既属‘戍籍’当居住在所戍卫所,非得朝廷特恩不得返回原居住地(原籍),虽然文长一家贬戍时间已久,但未得朝廷明令而私自回到原籍,仍是有干法令的。”[5]此外,朱端强先生也谈到:“徐渭之父名鏓,祖籍浙江绍兴。明初随家族屯戍贵州龙里卫(今贵州龙里县),是为军籍。徐鏓先娶童氏为妻,生子淮、潞二人。弘治二年(1489年),徐鏓举云贵乡试,授云南巨津(今云南永胜县)知州,遂携家人来滇。”[3]
  受贵州方志记载的影响,顾诚先生推测“徐鏓及其三子可能是摘丁回原籍的”,齐仕明先生则明确断言“徐文长出生在贵州龙里是不会错的”。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此一问题虽很细小,但事关徐渭这个大名人的出生地,并涉及明代“卫籍”的复杂性问题,所以笔者略作说明。
  二、徐渭家族与龙里卫之关系
  在具体探讨徐渭及其父兄的出生地之前,首先梳理一下该家族与贵州龙里卫之关系。由于资料匮乏,只能大致推知以下情况:
  其一,徐渭远祖早在洪武年间,因事谪戍贵州龙里卫,其家遂转为军户。徐渭在《从子国用至自军中》一诗中对此有清楚说明:“高皇得大物,创始日不暇。草草约三章,未及详误诖。吾宗本掾流,困书出休假。干轨苦不多,负戈蒙绛帕。远戍致夜郎,履靸趋传舍。终年苦肩臂,幸不死戎马。迩来二百年,子孙袭罔赦。”[6]86可知徐渭先祖本为官府的胥吏,后被发配到贵州龙里卫充军,而且要世代承袭,到徐渭时代已历200年左右。明太祖对官吏钤束甚严,打击胥吏尤其严酷,很多吏胥被发到边远地方充军参看高寿仙:《明初对地方权势人物的清理整顿》,林凤萍、赵毅主编:《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高寿仙:《“明信牌档”所载充军罪名疏解》,柏桦主编:《庆祝王钟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年版。。徐渭先祖以“掾流”而遭“远戍”,这在明初十分常见。
  其二,徐渭远祖虽然谪戍龙里,但其近世祖先似乎都生活在山阴。徐渭《赠族兄序》云:“徐自偃王入越,迄今数千年。吾宗居会稽,自吾祖而上,代多豪雋富贵老寿之人。至吾考,若新河五叔父、西河二叔父诸君子,或为州郡,或自部郎,俱阶大夫,横黄金。”[6]951《二兄配冯太儒人生日序》亦云:“予偶葺宗谱稍竟,感而叹曰:士执一经以图奋,莫不欲累其积,荣其亲,而往往竟不可得者。自郭内以外,奚啻千万户,其人且毋论,论吾谱中者,盖溯自高曾上下,殆二三百年,童而诵文以百计,成儒成生矣而卒蹶于乡书者,以十计,盖第于乡,仅四老耳,乃复蹶于甲。”[6]968这些叙述透露,徐渭之祖父,及其祖父之先辈,应当都生活在山阴,从山阴宗谱可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徐渭《问军中之系于国用》诗题下自注云:“吾宗两支,其一虽衰,而时一振,尚有对于廷而仕者,最衰者则我之支也。”[6]86所谓“两支”,一支就是徐渭自家,自其父徐鏓去世,家境日衰,兩兄皆死而无后,徐渭自己亦穷困潦倒,故其自叹“最衰者则我之支也”;另一支当为徐冕家,即前引徐渭《赠族兄序》中所说“西河二叔父”。徐冕于弘治五年(1492年)中举,官至刑部郎中,其子仅为生员,但其孙徐桓于万历八年(1580年)中进士,故徐渭称谓此支“虽衰,而时一振,尚有对于廷而仕者”[7]。山阴两支外,还有“军中一系”,即生活在龙里的族人。徐渭对其情况并不了解,借徐国用回山阴的机会询问,得知衰落更甚,遂写诗叹息说:“念彼从戎人,蔓远瓜尚带,况值用也来,举扣其大概,彼衰更倍兹,掷笔为一慨。”[6]86   其三,龙里与山阴的两支徐氏族人,虽然血缘关系日益疏远,但直到徐渭生活的时代,仍然保持着一些联系。徐渭《从子国用至自军中》,在前引诗句后接着谈到:“用也两到越,双胛常诉赭。巨杠苦不任,卖牛作佣价。上叶覆同枝,远条盖丛夏。万里远相投,宁免为筹画。四顾本枝人,十叶九凋谢。举手欲摘之,百摘不一把。俗子嘲檐人,前后背经母。今兹值两难,我亦负檐者。安得匣廪中,入蚨出稏。”[6]86可知徐国用不远万里,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已经两次自龙里来到山阴。他来山阴的目的,应当是想寻求族人帮助。可惜山阴一支也萎靡不振,徐渭父兄曾到龙里生活,可能算是与龙里族人接触最多的,但此时徐渭穷困潦倒,自顾不暇,也无力给予实质帮助。在徐渭父祖以及更早时代,两地族人血缘尚近,可能来往更多一些。
  三、徐渭及其父兄之出生地
  关于徐渭的出生地点,他自己曾做过明确交待。其自撰《畸谱》云:“渭生观桥大乘庵东,时正德十六年,年为辛巳,二月,月为辛卯,四日,日为丁亥,时为甲辰。是年五月望,渭生百日矣,先考卒。”[6]1325观桥大乘庵坐落在山阴县城,徐渭祖宅位于大乘庵东之观巷内,其父兄死后,家道逐渐败落,此宅亦转归他人。徐渭在《告先主》一文中曾谈到:“自观巷之宅失,而我考妣若兄嫂之主,至于今凡八迁。”[6]662晚年所撰《青藤书屋八景图记》云:“予卜居山阴县治南观巷西里,即幼年读书处也。手植青藤一本于天池之傍,颜其居曰青藤书屋。”[6]1295据此可以肯定地说,徐渭本人并非出生在贵州龙里,后来才隨其父兄“摘丁回原籍”或者“私自回到原籍”,他确实是土生土长的山阴人。
  那么,徐渭的父亲徐鏓和两位兄长徐淮、徐潞,是否出生在贵州龙里呢?
  如前所述,徐渭先辈早就生活在龙里,徐鏓亦应如此。除前引资料外,还有两条与徐鏓有关的证据:其一,徐渭《上冡》诗云:“吾叔邵武公,当年与我翁,双陪闽蜀守,竹马走儿童。归来知几日,相继归窀穸。”[6]100“吾叔邵武公”当指徐鏓之弟徐镃,成化十六年(1480年)中举嘉庆《山阴县志》卷10《选举一》,《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81号,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86、187页。徐鏓名下特地注明:“镃之兄。”,官至邵武府同知。诗中“双陪闽蜀守”一句,显然是说徐镃与徐鏓,一为福建邵武府同知,一为四川夔州府同知;而“竹马走儿童”一句,当系追述二人青梅竹马,一同成长。徐镃既然是在山阴生长并中举,徐鏓当然也应当是生长于山阴。其二,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渭父鏓以龙里卫戍籍领贵州乡荐。始至龙里也,土人哗之。鏓以教读自晦,授童子《孝经》,故谬其读,土人笑曰:‘是不足逐也。’已而得荐,仕至夔州府同知。”[6]1341可知徐鏓是在成年以后,为了科举成功,才来到贵州龙里。当地居民知其来意,本欲驱逐,徐鏓故意在教书时读错字,成功地麻痹了他们,遂得参试并中弘治二年云贵乡试第35名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1《龙里卫·科甲》,《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第1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22页;万历《贵州通志》卷12《龙里卫·科贡》,《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45页。两志皆作“徐锪”,“锪”为“鏓”之异体字。。徐鏓之前,该卫只产生过一名举人谭珪,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谓谭珪“龙里卫人”,徐鏓“龙里站人”,可知徐鏓先祖系龙里卫所属之龙里站军此站在卫城之西,原额站军315名。参看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11《龙里卫·公署》,第120页;万历《贵州通志》卷12《龙里卫·邮传》,第243页。。
  至于徐淮与徐潞之出生地,史料更加模糊,根据间接史料推测,当亦出生在山阴。据徐渭记载,其长兄徐淮卒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享年54岁;次兄徐潞卒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享年40岁[6]633、1327。往前回推,徐淮当生于弘治五年(1492年),徐潞当生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徐淮、徐潞之生母,均为徐鏓之元配童氏。徐渭为继母苗氏和两位兄长都撰写了墓志铭,或许是因不了解相关情况,并未为童氏撰铭,但其现存文章至少两次提到童氏娘家晚辈。一是《赠妇翁潘公序》谈到:“吾妇翁当庚子时,以名法给事锦衣,叙官主阳江县簿,时与外兄童君尚俱在京师。外兄偶为翁道某曰:‘吾姑母父徐夔州者,有少子,九岁能为举子文……’”[6]546。二是《一愚说》谈到:“童允和者,予父夔州公外家之后也。少尝读书,家近市,遂隐于贾,乃自号一愚。数请予著其说,予迟之久而益坚也。”[6]979既然童氏娘家晚辈生活在山阴,可知童氏亦为山阴人。
  徐鏓中举很久才出仕,其家居时间,据徐渭《嫡母苗宜人墓志铭》可以大致推知。该铭谈到:“时渭府君已举于贵,久之,始拜巨津知州。抵滇阳驿,所与俱童宜人既道病死,殡云南之归化寺中。而巨津故隶丽江土知府,不可居。时王先生之尊公讳理者,适为兵备佥事,按云南,于府君为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历摄嵩明、镇南、潞南、江川、禄丰、三泊诸州县。”[6]631铭中所说王先生即王畿[6]638。但王畿父名经,徐渭当是将其祖父名误为父名赵锦《龙溪王先生墓志铭》云:“先生系出晋右军,世居越之山阴,与阳明为同郡宗人。大父理,临城县令。父经,贵州按察副使。先任台中,有直声。”(吴震编校:《王畿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831页。)。王经系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举人,弘治三年(1490年)进士[8],弘治十七年由监察御史升任云南按察司佥事[9],正德四年(1509年)升任广西布政司左参议,次年转任贵州按察司副使[10]。徐鏓获授巨津知州,正值王经出任云南佥事。可知徐鏓中举后,家居长达十几年,期间元配童氏先后诞下长子徐淮、次子徐潞。弘治末携童氏赴云南上任,童氏病死途中。正德七年(1512年),徐鏓升任夔州府同知[11],此时继娶苗氏尚未逾月。苗氏卒于嘉靖十三年(1534年),享年59岁[6]631、1326,回推当生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与徐鏓成婚时已37岁。
  四、余论:徐渭父兄是否“冒籍”   综上所述,尽管徐渭远祖谪戍龙里,但其近世祖辈都生活在山阴。其父辈徐鏓、徐镃兄弟均在此获得生员身份,但徐镃于成化十六年(1480年)中举,徐鏓却屡试不第,内心肯定充满焦虑。明代乡试分省定额,浙江号称人文渊薮,参加乡试者数量多、水平高,考中率相对较低,于是很多士人便设法到文化水平相对较低、更容易获得成功的地方应试。而在异地获得应试资格的常用手段,便是“假托族属,改附籍贯”[12]。比如浙江平湖人陆淞及其长子陆杰,均参加浙江乡试,所报籍贯为“浙江嘉兴府平湖县灶籍”;但从陆淞次子陆杲开始,改而参加顺天乡试,所报籍贯也改为“锦衣卫官籍”[13]。而徐鏓不用“假托族属”就可以“改附籍贯”,因为他的直系祖先確实隶籍龙里卫,于是他便到龙里附籍,参加云贵乡试,于弘治二年(1489年)如愿中举。
  徐鏓中举后,家居十几年方才出仕,转任云南、四川多地,两子徐淮、徐潞随同生活,徐鏓曾为两子在龙里卫“记名”,以便日后他们参加贵州乡试。徐鏓自夔州致仕后,便携带继妻苗氏返回山阴老家。长子徐淮仍在外客游,次子徐潞则随同返乡,并补为府学生员,如同其父一样,他参加浙江乡试总是落榜。嘉靖十二年(1533年),徐潞已经33岁,他决意重走父亲老路,携妻童氏远赴龙里,次年参加了云贵乡试。据徐渭记载,徐潞“往入卫学,考辄第一。卫诸生忌之,相鼓告诈冒,其后场中文已中选,拆糊名,竟以是避忌落榜”。不过,徐潞并未因此丧失参试资格,但因丁继母苗氏忧,次科无缘参试,至嘉靖十九年复得应试,不料突患痢疾,未及入场即被抬回龙里卫,旋即病死。[6]633
  徐鏓、徐潞父子本为浙江生员,后到祖先卫籍所在地参加乡试,这种情况算不算“冒籍”呢?前揭顾诚先生文章指出:“徐鏓及其三子可能是摘丁回原籍的。问题是既已发回原籍,又避难趋易地以贵州卫军生资格去参加云贵乡试,显然是取巧性质,用明代术语说就是‘冒籍’。”在假设徐鏓父子是“摘丁回原籍”的情况下,顾先生都认为他们是冒籍;按笔者的考证,徐鏓父子并非生长在贵州,当然更属冒籍无疑了。
  但有一个问题需要考虑:明代法令明确禁止冒籍,对冒籍边远地区惩处尤严,成化三年(1467年)曾榜谕天下学校,“若他处人冒籍边方学校岁贡、科举者,械系解京治罪”[14]。徐鏓参加云贵乡试,未曾有人告其冒籍,龙里卫还为其建立“跃龙门坊”以示旌扬[15],可以勿论。徐潞首次参加云贵乡试,确曾被当地生员告发冒籍,但除影响了当科录取外,官府并未予以惩处,也未禁止他以后参试。此外,徐渭在山阴应童子试不利,曾上书提学副使要求复试,其中谈到:“渭时运不辰,幼本孤独,先人尝拜别驾,生渭一岁而卒。有二兄,伯贾于外,仲远取贵州,至今充庠生。……便欲往之贵州,从仲兄以希肄业发迹,而徒手裸体,身无锱铢,去路修阻,危若登天,未尝通晓一艺而欲致足万里之饔飱,不亦难哉!”[6]1107。可见徐渭认为自己亦有资格到贵州“肄业发迹”,只是限于客观条件无法成行。
  笔者认为,就实际情况而言,我们当然可以认为生长在山阴的徐鏓父子,以龙里卫生员身份参加云贵乡试,是属于冒籍性质。但若严格依法令衡量,其实又很难判定他们属于冒籍。这是因为,明代军户例不许分户,一个军户的人口往往分居两地,即原籍所在地和卫籍所在地,有学者分别称之为“原籍军户”和“卫所军户”[16]。由于卫所军户丁绝需要到原籍勾补,而在卫多余人口也可能主动返回或被动遣返原籍,而且原籍军户还有为卫所军户提供经济补贴的义务,两者实难截然分开。科举虽然要求在户籍登记地参试,但由于军户具有“双籍”,而法令并未严格限制原籍与卫籍之间的转换,这实际上就出现了一个漏洞,即军户家庭可以利用“双籍”选择参试地点。
  与徐鏓父子类似的情况,当时恐怕并不鲜见。如顾诚先生举过李梦阳之例,李梦阳祖籍开封扶沟,曾祖李恩随外舅戍庆阳,但李梦阳之父李正长期在开封任职,李梦阳也生长于此。李梦阳于弘治六年(1493年)“举陕西乡试第一”,顾诚先生认为,这是因为李梦阳家隶籍庆阳卫,因此他虽然在开封生长,“却不能参加河南乡试”。实际情况不一定如此,另有记载说李梦阳“试河南不第,乃就试陕西”[17]。看来他先是在河南乡试不利,才又利用卫籍参加陕西乡试,竟然考得第一名。万历年间,辽东海州卫儒学生员曾检举有人冒籍,因遗存档案过于残破,其详情难知,但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并江浙人氏,本卫俱无官军户籍产业”(“产业”两字字形较小)[18]。笔者推测,判断卫籍生员是否冒籍,在本卫有无官军户籍可能是关键因素。徐鏓直系远祖谪戍龙里卫,应当算是在该卫具有户籍。
  正如顾诚先生所揭示的,包括《明史》在内的各种史籍和论著,在谈到明代卫籍人士的籍贯时,“有的用原贯,有的用戍籍,有的则因材料来源不一而纠缠不清”,确实十分混乱。他建议“在写卫籍人物的籍贯时,要有统一的原则,不能有的用卫籍,有的用原贯”。这个建议很好,但要真正落实却很不容易。像徐鏓、李梦阳这样,明显是在原贯生长,在卫籍乡试,对于将他们算在何处尚费踌躇,何况还有很多卫籍人士,我们根本弄不清他们实际生长何处。明代很多卫籍人物,在原贯和卫籍所在的地方志中,都被当作本地人物列入。就明代制度而言,这种做法确实不无道理。其实直到现在,这种现象也很普遍。
  [参考文献]
  [1]康熙《贵州通志》卷22《流寓》,康熙三十六年刻本,第2页b面。
  [2]道光《贵阳府志》卷75《文苑传·明文苑传第十二》,《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第13册,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395页。
  [3]转引自朱端强:《徐渭与云南关系考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4]顾诚:《谈明代的卫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
  [5]齐仕明:《徐文长出生地在何处》,《明清小说研究》1997年第4期。
  [6]《徐渭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
  [7]骆玉明、贺圣遂:《徐渭家世考略》,《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8]嘉庆《山阴县志》卷10《选举一》,成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87、188页。
  [9]《明孝宗实录》卷214,弘治十七年七月癸卯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
  [10]《明武宗实录》卷51,正德四年六月丁卯条;卷64,正德五年六月癸巳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
  [11]正德《夔州府志》卷8《职官题名·同知》,《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82年版,第10页b面。
  [12]《明世宗实录》卷281,嘉靖二十二年十二月乙酉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
  [13]高寿仙:《社会地位与亲缘关系的交互建构——以明代科第大族平湖陆氏为例》,《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4]《明宪宗实录》卷40,成化三年三月甲申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
  [15]万历《贵州通志》卷12《龙里卫·坊市》,第247页。
  [16]于志嘉:《论明代的附籍军户与军户分户》,《文集》编委会编:《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7]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2《场无解元》,《续修四库全书》第82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74页。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9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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