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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唐历史演进和文学发展对图书编撰的影响

作者:未知

  摘要:先唐时期是我国图书编撰的重要时期。先唐时期可以分为先秦两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它们分别代表了我国图书编撰的形成、初步发展和发展成熟时期。这段时间跨度很长,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本文拟从时代背景、图书编者、编写内容、传播载体等方面分析这几点对先唐时期图書编撰的影响。
  关键词:先秦两汉 魏晋南北朝 图书编撰
  我国自古就有著书立说的优良传统。臧文仲曾提出了“三不朽”的说法,即立德、立功、立言。其中“立言”的目的就是著书立说,让自己的思想主张流传后世,惠及众人。魏文帝曹丕在著名的《典论·论文》中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是古人传世意识最明确的表述,许多大家也都有类似的观点,如司马迁、刘勰等,不一一列举。作为今人,笔者对古人的宏愿,深表佩服,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故笔者认为,有必要把古人著书立说、编撰图书的事迹整理出来,厘清脉络。
  一、先秦两汉时期图书编撰的特点
  (一)传说史时期的图书编撰
  先秦两汉时期,是我国图书编撰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先秦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代,是指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战国时期,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三皇五帝时期还是传说史时期,许多历史内容并非信史,许多事情还有待考证,故不多言。在这个时候,文字尚未产生,一些原始的神话传说和歌谣,是以口头的形式传播的,这个时期的文学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传说史时期的文学。后世虽有一些见诸文字的记载,但都非其原貌。比如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礼记·郊特牲》)有学者推断这是一首农事祭歌。还有传说为尧舜时期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尧戒》《庚歌》《南风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反映了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和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简单的认识。这些文化的创造者肯定都是当时的劳动人民。这个时期,从严格意义上说,还未形成图书编撰,但有必要提一下。
  (二)夏商西周时期的图书编撰
  据曹之先生看来,我国文字产生的年代应该是夏代,我国最早的图书当始于夏代。他的主要论据有三:一是夏代已产生了文字,二是夏代已有史官,三是文献多有记载(详见曹之的《中国古籍编撰史》),笔者基本认同曹先生的观点。当时的图书编者,应非个体,而是一个群体,因为当时还是“学在官府”,图书编撰由官方垄断,图书应由集体编撰,著作权应属集体所有,是众人共同劳动的成果。有些学者考订最早的图书编撰家当属正考父,即孔子的七世祖。证据出自《国语·鲁语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文献。如此,正考父当是我国古代可考的最早的图书编撰家之一应不误。只是由于史料有限,其他一些编者的姓名就无从得知了。但这些无名英雄仍值得我们尊敬,他们是我们文化创造和传播中重要的一环。
  至于私人著述,时代还要往后推,应是战国以后,至少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从孔子办私学之后,如屈原著《离骚》。这个时代的文字载体当为龟甲、兽骨、铁器、铜器等,因为不易书写,所以内容当比较简略,比如《周易》《尚书》,理解起来较为不易,文字难懂,读起来比较拗口。但这一时期的著作当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即主要为政治服务,包括《尚书》中的一些训令,还有一些和巫祀有关,这与人们心中“天人合一”的观念有关。
  而到了商周时期,我国已出现了甲骨文,明确地表明了文字的产生。这时期殷代“重德”的思想和周朝的“礼乐思想”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夏商时代与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巫觋在商代具有重要地位,远比周代地位高。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文化创造者,亦是图书编著者。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文化为贵族所垄断。当时官学的内容,根据《周礼·地官》记载有六艺:“一日五礼,二日六乐,三日五射,四日五驭,五日六书,六日九数。”这类官学,其后逐渐演变为私人传授,即父子代代相传,贵族掌握了文化,才进行文学创作。所以这一时期文化创造者主要是贵族,他们同时也是主要的图书编著者。
  当然,根据《诗经》记载,十五《国风》里也有许多民间歌谣,这些歌谣反映了普通劳动者的疾苦,即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注《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这些诗歌确是平民所作,但据说这些诗歌是经专门的“采歌者”收集之后,经由专司音律的乐官、太师修正、加工,再演奏给周天子听,以观风俗、知得失的。其主要加工者仍是贵族,所以可以说西周时期的文化创造者仍是贵族。自然,他们也是主要的图书编著者,传播载体仍是铜器、铁器、龟甲、兽骨等,传播形式是诗乐舞合一,仍和政治有密切关联。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图书编撰
  至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尸位素餐,早已失去了号令天下的实权;诸侯趁机拥兵自立,各自称王,为了获得更多实际利益,诸侯国间相互争战不休,搞得天下政局混乱,战争连绵,列国篡杀攻伐之态势愈演愈烈。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吴灭于越,楚灭蔡、杞,其他小国如代、滕、莒等先后为强国所吞并。各国内纷争弑杀之事也不少见,如郑弑哀公、三家乱晋、田氏专齐等,正所谓“大国攻小国”“大家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这种局面表明旧的统治秩序已日趋崩溃;而这种诸侯及卿大夫不但敢于犯上作乱,而且互相之间六亲不认,互相攻击的局面的形成,则说明西周初年所确立的那种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治关系已濒临解体。政治秩序的崩溃和宗法关系的解体是同步进行的。
  可以说,春秋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由周公创造的,在西周春秋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礼乐文化基本瓦解,出现了最令孔子痛心的“礼坏乐崩”。这时,学在官府已经打破,出于危机意识,一些有社会责任感并关怀人生的士阶层开始壮大,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我们称之为“子”,开始纷纷著书立说,针砭时弊,各抒己见,并相互攻讦,相互辩论,为解救社会弊病各自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上第一个思想大解放时期,并形成了学术活跃、思想活跃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   战国时期,文化创造者和图书编著者当然主要是诸子,他们属于士阶层。他们虽然思想各异、主张不同,但都秉有战国时代士人特有的风度与气质。由于时代使然,他们思考问题的着眼点都是现实,一切以现实的需要出发,目的是改变当时的社会现实,创立一种新的、合理的社会模式。他们很少提及春秋时流行的“天命”观,更多的是谈“人事”。比如庄周的思想比较虚玄,形而上的东西比较多,难于理解,但其实庄子的思想是建立在对社会现实清醒的认识的基础上的。他提出了“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问题,他提出了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惜杀人盈城、杀人盈野,他还批评有些人为了蜗角虚名、蝇头小利,卑躬屈膝、舐疮舔痣,丢失人格。孟子很少提及孔子所谓的“敬鬼神”“畏天命”,倒是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论”思想,这是因为当时连年征战,民不聊生。墨子则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薄葬”“节用”等思想。至于法家和纵横家更是极具功利主义色彩,法家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提出如何用“法、术、势”等手段驭民,但也为我们后代法制留下了“公平、公正、公开”的思想;纵横家虽有追逐富贵名利、自私自利的缺点,但也通过外交等手段解决了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他们的功劳亦不可全盘抹杀。总之,先秦诸子思想解放,极具个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同时,由于士人所在地成为文化甚至政治的中心,如稷下学宫,所以他们不再盲从一种既定的秩序,他们的自主意识和独立意识更加强大。虽然他们所选取的道路不通,但都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风尚,思想极具批判性、战斗性,甚至破坏性。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庄周。孟子自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动辄以“帝王师”自居,竟出了宫门就说梁惠王“望之不似人君”,这是何等气度。其文也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极具锋芒。庄子睥睨一切,楚王请他做官他不做,自称要“曳尾于涂中”,其文更是行云流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讽刺和批判更是深刻犀利、入木三分。还有较少人提及的《鬼谷子》,其实也是纵横捭阖,气魄不凡。
  总之,由于诸子生活经历、文化教养、身处环境、政治观点都不相同,因此其文章便形成了不同的风貌。这为我国思想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图书编撰做出了贡献,因为其思想必须借助于文章表达,而其文章又必须要编撰成书,这是环环相扣的。
  (四)秦代图书编撰
  提及秦代的图书编撰就不能不提一下“焚书坑儒”。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赢氏平定天下,于始皇三十四年曾置酒成阳宫,博士淳于越和丞相李斯曾展开一场辩论,淳于越主张法古,李斯主张师今。李斯上书说:“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这里明显看出了秦朝实行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路线中含有钳制人们思想、不许议论朝政的专制理论。接着李斯又说:“臣请诸有语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满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这就是著名的“焚书”事件。可以说,这次事件使我国图书文献损失很大。本来在秦朝时图书流传和保存就不易,这种政府性质的焚书行为对我国文献的保存产生的恶劣影响就更大。算起来秦始皇还是最早注重控制舆论的皇帝吧。秦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二世而亡,没有留下多少典籍,值得一提的是秦丞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以及秦始皇巡游时李斯作的一些碑铭。
  (五)汉朝图书编撰
  汉朝分西汉和东汉,总计四百余年,在我国历史上算是一个昌盛时期。汉承秦制,汉朝是在短暂的秦王朝之后建立起来的,所以以秦为鉴,积极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虽在政治体制上沿袭秦朝,但注重文化建设,采取了许多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措施;特别是像汉武帝喜欢汉大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统治者的喜爱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以及图书编撰的发展;加之社会稳定、国富民强,民族自信力的提高使汉代文学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所谓“大赋巨史”。因此汉代作家文化素养有很大提高,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数量亦都有很大的提高,图书编撰事业也有了很多进步。
  西汉初年,出身低微的刘邦自称是“马上得天下”,所以不怎么重视文化,因此西汉初年的图书编撰尚未形成风气。值得一提的或许只有陆贾的《新语》《楚汉春秋》,贾谊的《新书》《贾长沙集》,还有就是淮南王刘安组织门客编写的《淮南子》。这些著作大多批评秦朝暴政,总结秦朝覆亡的教训,对历史进行反思,历史批判精神很强。“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一直是文人思考的一个重要命题。实际直至汉武帝时,文学创作才真正发展起来。因为到汉武帝时,经过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国力已得到恢复,社会已渐趋稳定,人们思考的重心已由历史的批判转入为统一的王朝建立理论体系。与此同时,文学的使命也由历史的批评转入对现实的关注,歌盛德,颂太平,润色鸿业,也被称为统治阶级的一种需要。汉大赋的大力创作就是一種表现,其中以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创作为代表。还有司马迁所写的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也成为我国史传文学的最高峰。另外,两汉也是经学昌盛的时代,形成了所谓的“汉学”。自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的建议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一种官学,经学博士被设立,自然也就成就了一些经学大家,如马融、郑玄等。经学遂成为一种时代风气,“解经”之书层出不穷,而且汉人解经述而不作,务求详尽,动辄几万言甚至十几万言,这些都推动了图书编撰的发展。可以说,汉代的图书编著者有很大一部分是赋家和经学家。至于传播载体,汉代虽发明了纸张,但尚未普及,简册仍是当时最佳的文字载体。它造价低廉,易于得到,因此较为盛行,从另一方面也为图书编撰奠定了物质基础。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编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典型的乱世。自东汉末年,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天下纷乱,遂至于三足鼎立。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魏蜀吴三分终归于晋。而不幸的是,西晋的统一并未维持多久就发生了皇族内斗的“八王之乱”,西晋随之灭亡。接着,晋室东迁,偏安一隅。再接下来就是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和南方东晋王朝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魏、北齐、北周等国相互更迭;南方,宋、齐、梁、陈等国战乱不断。再加上北朝的南攻,南朝的北伐,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过安宁的时候。战乱和分裂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这样的历史环境必然影响文学的创作,也必然影响到当时的图书编撰。那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图书编撰活动又有哪些新特征呢?
  首先,就图书编著者而言,图书编撰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支持,并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从私人著述方面而言,个人著作大量出现,比如《王璨集》《陆士衡集》《阮参军集》等,我国传统四部分类中“集部”发展迅速。这主要是缘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许多作家极具个性,许多人渴望建功立业,扬名后世,但是由于社会战乱和政治上的不得意,他们不得不把满腔愤懑付诸笔端,这就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文学创作和图书编撰。其次,从传播载体上看,当时纸张的使用已经普及,所以出现了“洛阳纸贵”这个成语。纸张的普及对抄书、编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也对图书编撰事业的发展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以上就是先唐时期图书编撰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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