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主义叙事学角度分析《温柔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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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温柔之歌》（Chanson douce）是摩洛哥裔法国年轻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的作品，于2016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年轻夫妇以及保姆迷人而神秘的特征的细致描述，向我们揭示了当今时代女性生存的艱辛、小人物的命运、阶级矛盾和文化偏见等内容。本文以女性主义叙事学为理论基础，从叙事形式和叙述声音两个方面来对蕾拉·斯利玛尼的写作特点和叙事技巧作一研究和探讨，进而揭示作品中女性主义思想的内涵和作者对于女性话语权的追求。
　　关键词：《温柔之歌》;女性主义叙事学;女性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I5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10-
　　0 引言
　　《温柔之歌》（Chanson douce）是一部由摩洛哥裔法国女作家蕾拉·斯利玛尼所著的小说，于2016年获得法国最高文学奖项——龚古尔文学奖，2017年11月引入中国。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仙女般的”保姆杀死雇主的两个孩子的人性悲剧。小说在获奖之前已经成为享誉法国的畅销书，截至2017年法语版销量已经超过60万册，版权已售37国。作者凭借此书名声大躁，2017年11月被法国总统马克龙任命为他的特别代表，担任全球法语推广大使。本书的中文译者袁筱一教授也凭借译作《温柔之歌》获得第十届“傅雷翻译出版奖”。可以说，《温柔之歌》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广大学者及读者的强烈关注与认同。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女性主义文评与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开创。女性主义叙事学主要研究女作家笔下的作品，聚焦于叙事结构和叙述技巧所体现的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视角融为一体，同时关注人物、作者、叙述者、读者和性别因素，主要研究女性作家在创作时倾向于采用的叙事手法和叙事技巧，作品结构上的特征，社会语境对作者叙事的影响等等。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评享有共同的政治目标：揭示和改变女性被客体化、边缘化的局面，争取男女平等，对于研究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女性主义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温柔之歌》中的叙事形式和叙述声音，分析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女性煎熬、挣扎与反抗，以及作者字里行间所体现出的女性主义思想和为女性发声的诉求。
　　1 叙事形式：凸显女性特征的人物和情节模式
　　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和女性主义叙事学都认为人物和情节是构成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二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聚焦于女性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是否能体现出女性意识，以及男性人物是通过什么行为和方式歧视女性人物的，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关注点是故事中男女二元对立的情节模式体现出的性别政治。通过研究《温柔之歌》中的人物与情节设置，可以看出蕾拉·斯利玛尼在作品中所体现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特征。
　　1.1 人物类型：社会中的典型女性形象
　　1.1.1 新时代女性代表：米莉亚姆
　　米莉亚姆是一个很丰富的现代女性形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努力抗争出身、经历过作为家庭主妇的绝望、回归职场后沉陷于对孩子和家庭的愧疚。自古以来，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都是被动的，有些人认为女性生来就是家庭、丈夫和儿女的附属品，她们的价值只能依托于家庭而存在。她们不能享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却被要求需尽到比男性更多的义务。虽然，女性主义思潮和女权主义运动自19世纪末以来蓬勃发展，女性经济和社会状况也有所改观，但早已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将现代女性牢牢地束缚在家庭之中。女权主义运动使女性获得了与男性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但也造成了当代女性在投入职场之后家庭与事业难以平衡的困境。“女强人”一词的贬义化就体现了如今社会对女性以事业为重这一现象的反对和不容。
　　米莉亚姆的困境与煎熬正是当今社会中千千万万女性的困境与煎熬。她们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受到先进思想的熏陶，渴求在社会和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往往伴随着周围反对的声音和永不停息的非议：如自私利己，如不合格的母亲。蕾拉·斯利玛尼通过米莉亚姆这一生动的形象，将如今女性的生存困境表现地淋漓尽致。
　　1.1.2 孤独的产物：路易斯
　　当路易斯一个人回到自己破旧的小屋时，孤独就像毒瘾一样发作。与当保姆的她在外时沉着、谨慎、完美的形象不同，独自时的她神经质、焦虑、孤独、脆弱。路易斯代表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饱受折磨又不断挣扎的女性：经济压力使她透不过气，压迫自己的丈夫去世后留给自己的只有债务，女儿离家出走杳无音信，阶级差异带给她不断的心理冲击……
　　袁筱一教授在《温柔之歌》的译后记中提到：“或许，现代社会的一个标志性特征就是，当十九世纪戏剧化呈现的阶级差异被渐渐抹平，社会分裂成规模更小的单位，甚至是干脆分裂成个体之后，人会异常孤独。没有人真正了解路易斯：她的雇主、她看顾过的孩子、她的房东、她的丈夫和女儿。”她的雇主只认识工作时作为保姆的她，她看顾过的孩子们不会想去理解生活的真实模样，她的房东只关心她是否会按时交租，以及怎样在赶她走时找借口扣下她的押金，而她的丈夫和女儿也并没有扮演她他们应有的家人角色。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矛盾的加剧，使绝境下的路易斯产生了心理质变，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路易斯这一形象的悲剧是社会中万千底层女性的生活缩影。作者将路易斯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带大家慢慢走进她的生活，将社会中以路易斯为代表的女性弱势群体的复杂地位与边缘化赤裸裸地展现在大众面前，通过一个普通保姆造成的悲剧来为女性发声，为女性争取关注与利益。
　　1.2 情节模式：不同阶层女性生活中的挣扎与反抗
　　1.2.1 日常化写作
　　作者蕾拉·斯利玛尼在写作时将目光聚焦于保姆和年轻夫妻的普通日常生活：路易斯照看孩子、保罗和米莉亚姆的相处、路易斯与雇主之间的关系、朋友聚会、外出旅游，诸如此类。这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生活，我们之中每个人都身处其中的生活。蕾拉并没有为了情节上的戏剧冲突和跌宕起伏而刻意制造不可调合的矛盾，有的只是琐碎的日常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小小摩擦。 　　米莉亚姆夫妻的生活虽然比路易斯富裕一些，但却连中产都算不上，虽然住在还算体面的街区里，但其实只是大楼里最小的一个户型。米莉亚姆开始工作后，他们的收入将是“最为不利的那个层次”：紧急时不能求助政府救济，请个保姆又捉襟见肘。米莉亚姆夫妻虽与路易斯分处不同的阶级，但阶级矛盾还没有大到足以让保姆产生杀人的邪恶念头。米莉亚姆也不是一个挑剔刻薄的雇主，相反，她对路易斯百分之百的信任，尊重她，把她当作家庭不可或缺的一员。她会时不时送路易斯小礼物，给她买她最喜欢吃的橘子蛋糕，买衣服用廉价的袋子包起来以免伤害到路易斯的自尊心。他们夫妻还会带路易斯一起去希腊旅游。看起来，雇主与雇工之间没有明显的主流与边缘、第一性与第二性、主观上的侮辱与被侮辱的关系。甚或这里面连个爱情故事都没有，保姆与雇主之间也没有发生任何冲突，或者感情纠纷。
　　矛盾隐藏于平淡的生活之下，如影随行，不可避免。当路易斯在这个家庭中的过度介入让米莉亚姆夫妻无法继续忍受，当双方的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差异表现地愈加明显，当两个孩子陆续长大，这个家庭将不再需要路易斯的存在，他们之间的亲密不再，沉默与误会在不断发酵。作者通过对生活中的一系列琐碎日常进行细致描写，让读者目睹着路易斯一步步地走向罪恶的深渊。日常越平凡越琐碎，保姆杀掉两个孩子的行为便越给人以冲击。
　　1.2.2 米莉亚姆的觉醒与反抗
　　米莉亚姆在生完两个孩子后，开始无法忍受家庭生活的琐碎与繁杂，她在孩子和家庭中日渐暗淡。她嫉妒自己的丈夫，拒绝与朋友相处，“她觉得自己差不多就是一具行尸走肉”，她每天都沉浸在酸涩与悔恨之中。法律系同学帕斯卡的出现唤醒了她的女性意识，结束了她的封闭状态，将她从“如同坐牢般的幸福”中解救出来。他给她工作，给予她新的社会角色——律师，从此，她不再只是一个精疲力竭的母亲。
　　然而米莉亚姆需要抗争才能进入职业生涯：丈夫的反对，婆婆的谴责;进入职场后她仍需抗争，与因为不能照顾孩子而产生的罪恶感而抗争。袁筱一教授在《路易斯为什么杀人》中总结道：“她一路都在反抗，用教育抗争出身，用职业奋斗抗争性别上的不平等，用公平——她是个律师——的信仰来抗争社会身份的责任带来的不适感。”
　　1.2.3 路易斯的挣扎与反抗
　　阶级差异、男权压迫与贫穷是压在路易斯身上的三座大山，她在这三座大山下艰难生存。与雇主一家的阶级差异是她一辈子都无法逾越的鸿沟，矛盾体现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与内容和生活观念等诸多方面。当米莉亚姆和保罗夫妇在聚会上将路易斯骄傲地介绍给朋友并邀请她一起庆祝时，她感到的只有尴尬和无所适从。“她就像个外国人、一个遭到流放的人一样不自在，完全不懂周围人的语言。”路易斯喜欢研究放在信箱上的各种宣传小册子，而年轻夫妻基本上看都不看就会扔掉。路易斯有扔食物恐惧症，她喜欢刮罐头底，还让孩子们舔干净酸奶盒。她把女主人已经扔掉的鸡架又从垃圾桶捡回来让孩子们吃掉，把吃干净的鸡架摆在桌子上以反抗和报复米莉亚姆的浪费。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路易斯与米莉亚姆夫妇一起希腊度假之后，她看到了平生从未见过的美景，看到了新生活的希望，于是她试图越过阶级的鸿沟，把这个家庭当作她的救命稻草来改变生活。结果自然是悲剧性的。
　　此外，男权的长期压迫也是路易斯发生心理质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丈夫、房东、雇主，他们都在压倒路易斯的过程中踩上了自己的一脚。路易斯的丈夫侮辱她，打骂她，她的男性雇主也并未把她当作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她的前雇主弗蘭克先生在知道她怀孕后要求她打掉孩子，因为孩子是她继续工作的阻碍。保罗虽然带她一起去旅游，却在她表示不会游泳之后感到尴尬，感到恼火。“他恨路易斯，非要把她的贫困、她的脆弱一并拖到这里来。一副殉道者的表情，毁了他们美好的一天。”当路易斯给保罗的女儿涂上指甲油，涂上胭脂、眼影和唇膏，把她打扮成自认为很美的样子时，保罗却认为这一幕污秽、不洁，他的女儿仿佛变成了小丑，夜场歌女，他大声斥责路易斯“粗俗”。
　　贫穷是路易斯逃不开的宿命。她勤恳工作，总是喜欢帮雇主做一些分外的事情，因为这能讨雇主欢心。她谨小慎微，从不放纵自己，也严格要求女儿，与雇主度假时从不让别人觉得自己是在享受，因为她认为“如果你玩得太高兴，他们会感觉不太好。”即便如此，她还是还不清丈夫留下的债务。住在一个破旧的小屋子里，还是会因为拖欠房租而被房东赶出来流落街头。她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抗争，但却始终躲不过底层小人物的悲惨命运。
　　2 叙述声音：全知视角的作者型叙述声音
　　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说道：“对于当代女性主义者，没有任何哪个词比‘声音’这个术语更令人觉得如雷贯耳了。”“声音”是指叙事中的讲述者，兰瑟在她的书中将女性作家的声音分为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类型。其中，作者型声音表示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叙述者不是虚构世界的参与者，它的叙述对象是读者大众。兰瑟认为，作者型叙述声音是最具权威的一种声音，因为叙述者存在于叙述时间以外，而且不会被事件加以“人化”。
　　作者型叙述声音因其全知视角而显得具有可信度，避免了个人声音的有限视角和观点，以旁观者的角度向我们讲述故事的发展。《温柔之歌》一书全部采用作者型叙述声音，但叙述者仅表述行为，即仅仅叙述虚构人物的言辞和行动，不作深层次的思考与评价。叙述者慢慢讲述着保姆的痛苦与孤独，讲述着她的困境，她的秘密，以及在与雇主产生矛盾后的压抑和疯狂，但米莉亚姆夫妇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带领着我们走进路易斯的生活和内心世界，让我们随他一起探寻路易斯杀人的秘密。他没有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评判在这场悲剧中谁对谁错，没有表示出对谁的同情或对谁的愤慨，只是平静地将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通过这种方法，作者型叙述声音激发的作者权威得到一定程度的消磨。
　　同时，《温柔之歌》大量采用“拉开距离”的作者型叙事形式。直接对话场面于是变成以叙述者为媒介的叙事，人物的“对白”经过融化，凝练为间接引语。这样小说的内容更简洁，方式更间接，也最能拉开距离。如书中对路易斯在丈夫病发时的反应描写：“她不停地说，自责地说在调味汁里放了过多的红酒，所以菜味发酸，还愚蠢地说到了胃酸的理论。她不停地说啊，说啊，给出建议，自责，请求原谅。”这种情况下，叙述者事先得到允许，把小说中人物的话语加以凝练，并与自己的话融为一体，用自己的风格把一个对话场景当作一个事件来描绘解释。这样，小说人物都众口一词，说着叙述者的语言，那么这样的叙事也建立了一种更高的、无法复制的权威。 　　此外，通过上述叙事形式，叙述者话语和小说人物话语之间的区别被模糊掉了，有时叙述者的话语表面上看起来是作者型叙述声音，但不久后便又转换成小说人物的话语。在《温柔之歌》中，路易斯因为拖欠房租面临着被房东赶走流落街头的局面，在看到一个男人在街头小便时，她彻底崩溃了。“躺在床上，她无法入睡。她不停地去想那个阴影里的男人。她无法想象，很快，在那儿的就会是她。她会在街头游荡。即便是这么一间非人的小房子，她也将迫不得已离开，她会像动物一样，在街头大小便。”这段话看似是作者型叙述声音的讲述，但通过“她不停地去想”、“她无法想象”等词又回到了路易斯的叙事视角。
　　蕾拉·斯利玛尼在写作时选择了一条对抗性的道路，一方面選择作者型叙述声音，摒弃个人型声音，来构建当今女性作家的权威;另一方面却又减弱作者型叙述声音带来的作者权威，不评判虚构世界中的是与非，将保姆杀人的原因交由读者自己探寻。
　　3 结语
　　蕾拉·斯利玛尼的《温柔之歌》体现出明显的女性主义叙事特征：首先，小说的主题和故事情节围绕女性展开，塑造了路易斯、米莉亚姆等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展示了她们在社会中的挣扎与反抗，反映出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复杂地位，表达出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的反抗;其次，小说的叙事模式和叙述声音的选择体现出作者对女性主义叙事技巧的纯熟运用，建立了女性作家权威，证明了女性可以从事文学写作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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