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信息：马来西亚华人媒介使用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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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总人口中马来人占61.98%，华人占20.64%，印度人占6.21%，其他族裔以及非公民占11.17%。同时，马来西亚还是一个多元信仰的国家，存在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多种宗教信仰和其他民间信仰，各种宗教信仰共存，彼此独立、互不干涉，极少发生宗教冲突。在语言使用上，马来西亚官方语言为马来语，通用语言为英语，华语主要在华人圈内使用，间或有其他语言。与其他族群信仰不同的是，华人信仰更加多元，其间缺乏统一性，但华人对华文教育非常重视，为争取华文教育甚至将其上升为政治行为。了解在马华人的日常生活、日常交往、日常思维逻辑及其与世界其他地方华人存在的差异，探索其独特的思维模式，了解媒介使用对于他们融入马来西亚文化的过程及影响，既对马来西亚的文化整合与国家认同有一定意义，也对其他多元族群、多元信仰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移民的融入方式与过程
　　移民在融入当地社会过程中，往往容易遭遇排斥，因此，多聚群而居，进而形成社区，并以宗教或群体组织承担社区维系功能。宗教具有一定的媒介属性，通过这种媒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建起来。通过宗教信仰和仪式，移民们共享情感、抗拒外在压力。在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母语和媒介扮演重要角色：母语一方面扮演获取信息的工具，另一方面则强化文化传统，形成独立感；电视等大众媒介使得移民后代更容易学习到第二语言、更易融入当地社会。不过，大众媒介也可能制造负面形象，加剧社会隔阂。
　　现有研究多从社会关系变化的视角关注移民的融入问题，研究者一般從宗教视角发掘关系的变化。由于关系的形成主要与社会交往密切相关，考察包括语言在内各类媒介的使用，对于了解移民的融入过程、融入困境及存在问题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
　　二、研究方法
　　媒介使用一方面与社会关系相关，另一方面又与信息获取相关。信息获取方式、内容以及效果可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而媒介使用及其使用过程中呈现的社会关系变化却非简单的问卷调查能获得，需要通过对被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进行深入观察并进行深度访谈获知。
　　为了解马来西亚华人媒介使用结构以及日常生活，选取生活并居住于吉隆坡、槟城两地的华人进行深入观察，访谈槟城姓氏桥中相关成员并重点走访各类会馆，从而充分了解在马华人媒介使用的历史变迁与当前状态。
　　三、马来西亚华人媒介使用模式
　　人类社会活动中，最基本的媒介是语言，其次才是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或内容，再次是承担语言书写和表达的载体或其他空间。因此，考察马来西亚华人媒介使用既需要考察其语言，又需要考察语言表达的思想，还需要考察语言表达的空间与载体。
　　（一）语言和教育：体现社会层级的象征性交往符号
　　马来西亚华人多来自于广东、福建和广西，其使用的语言多为粤语、闽南语以及客家话。在中国的文化体系内，广东、福建以及广西等地拥有不同于北方的方言体系、宗教信仰体系和日常文化生活模式。同时，华人祖先崇拜基因较为强大，在祖先崇拜中，文字担当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姓氏的载体，还在日常生活的其他信仰体系中也承担着重要功能。因此，与其他社群不同的是，华人移民往往将学校、寺庙一起搬运过来。此外，处在东南亚的华人，最开始对所在国的认同感较低，不少人具有非常典型的“衣锦还乡”的思维，而维持这一切的重要工具就是语言，尤其是方言。这就使得早期马来西亚华语教育实质上就是方言教育，目的是维护文化的连续性。
　　华人在移民过程中，迅速形成经济层级和组织层级感，处于较为上层的人士崇尚方言，导致下层人士出现模仿。这实际上形成了以语言为核心的社会层级系统，这种观念不断往下传播，构建出语言、教育、群体以及社会地位稳固联系的层级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和教育不仅是一种交往工具，更是一种象征性符号。通过这个符号，人们能融入到群体之中，并且在群体中获得较高层级。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华人对教育的重视。在华人的认知中，赚钱教育显姓扬名是其基本生存逻辑，而这一切的最终载体便是语言。
　　调研表明，目前在马华人主力为第三代、第四代，间或有第五代。在华语能力上，一般第一代和第二代使用明显的方言，第三代则有人完全不懂华语，不过第四代华人普遍认同华语，并将其视为核心竞争力之一。华人在接受教育时往往选择华校学习，目的就是为了强化中文能力。一个典型的华人后代，往往同时会马来语、华语、粤语或闽南语等方言以及英语，多元语言能力的形成往往使他们可以对接家族文化、马来文化、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化，语言已经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媒介。访谈中发现，即便成年人华语能力不行，他们也往往注重加强后代的华语学习，认为这是增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宗教：超越血缘、地缘和业缘的共通交往空间
　　与原住民不同的是，移民身处异地，往往产生飘泊感，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因此与原住地的交往不可或缺，这种交往一般通过宗教信仰或仪式的方式进行。在马来西亚华人中，以宗教为媒，进行社会交往所见较多。他们一般存在着典型的三级信仰模式：家庭中的祖先祭祀、家族或社区中的文化神崇拜、地域社区中的功能神崇拜（会馆）。作为一种交往形式，祖先祭祀凝聚了家族，文化神崇拜将整个宗族联系起来，形成具有特色的宗族社区，如槟城的姓氏桥就具有这样的特点。随之由内向外、由小到大，构成祖先祭祀、堂号牌匾、社区寺庙、原籍会馆等多重共同交往体系和交往空间。
　　祖先祭祀。作为家庭整合和延续的仪式，祖先祭祀在中国大陆一般以祖宗牌位、重要纪念日祭祀等两种方式存在；但在马来西亚华人中，祖先祭祀则成为一种日常活动：牌位置于堂上，每日上香敬茶。这种祭祀活动既在重要纪念日进行，也是一种日常活动。通过祖先祭祀，一方面家人与祖先进行交流，另一方面让家庭共享重要时刻，牢记出身。
　　堂号牌匾。在如今的马来西亚，已较少见到这种类似于广告牌匾式的堂号。这类堂号目前仅存于一些相对偏远的农村，不过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也偶尔能够见到。堂号一般由两字组成，如“清河”“江夏”“河南”等等，这类由中国地名组成的文字一方面与移民的原籍关联，另一方面又与其姓氏关联，熟悉的人一看便知此家姓氏。堂号实际上是将姓氏悬挂于屋前的一种表达，这种表达一方面强化联系，另一方面又强化区隔。 　　社区寺庙。马来西亚地处热带，广场之类的公共空间相对较少，但是寺庙、商场以及集市等形成的公共空间较为发达。曾有学者根据妈祖庙来判断客家人的居住空间，足以说明移民所建庙宇在马来西亚的数量。华人的信仰带有典型的功利性，其日常祈祷活动一般于家内完成，而遭遇重大挫折或祈求保佑之时往往前往社区寺庙。与此同时，社区寺庙还是公共活动空间，人们在这个公共活动空间内与神进行交流，同时完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值得一提的是，在重大节日期间，不同的社区寺庙往往形成群体式交往，“借庙交往”成为一种时尚。
　　祖籍会馆。从家庭到寺庙，华人移民建构了自己的文化认同，但在群体交往上尚有欠缺，于是通过集体的力量建立会馆，将祖先崇拜、文化崇拜等集于一体，形成会馆。值得一提的是，华人会馆往往并非单纯的会馆，它具有浓厚的信仰色彩，一些会馆往往就是寺庙，如吉隆坡的“天后宫”就是海南会馆。除此之外，一些姓氏的祠堂也逐渐具备公共性，向公共庙宇转变，具有祭拜的特色。
　　（三）大众媒介：承担着多元文化理念推动者的角色
　　与宗教和语言相比，华人大众媒介产生较晚，其受所在国的政策制约相对较大，因此多数华文报纸主要以多元民族认同以及塑造国家认同为主，这点可以从各大报纸的评论文章中即可看出。在大众媒介的使用上，槟城被访对象目前较少阅读报纸，偶尔观看地方电视，更多观看中国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广东地区的娱乐节目。不少被访者甚至表示，观看这类电视娱乐节目尤其是电视剧更重要的目标是获取显新鲜的语言，学到正宗的华语。由于语言障碍较少，青年群体更多地是选择美英电视、电影以及其它娱乐节目观看。同时这种媒介使用场景正在减少，自媒体使用场景正在越来越多，多元语言同时使用的特点更加明显。
　　（四）社交媒体：进一步强化具身交流和关系构建
　　近年来，社交媒体发达，华人社群既使用马来西亚通行的社交媒体，如脸书、推特、照片墙等，又使用微信以及其它短视频APP。纵观马来西亚华人社交媒体的使用，微信虽然占据次要位置，但基本不可或缺。无论是中小学生群体还是商人、社团群体，微信是保持与中国大陆联系、获得中国相关信息，甚至日、韩信息的重要社交载体。从使用频率来看，微信主要在华人族群内部使用以及仪式需要时使用。由于大多数华人尚缺乏与中国的实际交流，因此他们往往会固定一个时间段使用。这与中国国内社交媒体成瘾的现实存在较大不同。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中国大陆最新的短视频APP在马来华人年轻人中使用广泛。
　　除此之外，马来华人在马社团相对较多，其中既有合法组织、亦有非法组织，相对而言，华总、董总和教总影响力较大，形成了一定的交往空间。
　　四、马来西亚华人媒介使用特征与演变规律
　　就日常观察所见，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融入度相对较低，其媒介使用具有明显的社群化特征，具体表现为：关系媒介使用大于信息类媒介的使用；具身传播活动多于抽象传播活动；媒介使用多元化特征明显。但访谈发现，马来华人年轻一代对于融入马来社会的愿望较为迫切，其动机多出于功利目的。
　　（一）重关系轻信息
　　在整个华人媒介使用体系中，我们发现大众媒介所占份量相对较少，宗教、语言以及社交媒体所占份量较大。从媒介类型来看，大众媒介是一种典型的信息传播型媒介，强调“非具身性”。而宗教、语言和社交媒体则是较为典型的关系型媒介，它们重关系，重认同，媒介使用者往往亲身参与其中，受其影响，体现出认知的具身性。信息传播型媒介则是经济的一种反映，具有极大的整合社会的功能。关系型媒介则是日常文化生活的一种表现，是日常生活关系的一种反映。关系型媒介的大量存在使一种关系很难介入到另外关系之中。不同团体交流对话会比较少。信息型是分散的，可能四处传播，可能需要整合。在宗教信仰层面，华人形成典型的三级信仰体系，即祖先祭祀，文化神崇拜以及会馆交流，這种特点使其很难接受其他类型的宗教，家庭祭祀阻止了接触其他宗教的大部分可能性，而移民的性格特征又使血缘和地缘认同强。移民以及马来文化的双重影响形成了关系型媒介大规模使用的特点。
　　（二）具身传播活动居多
　　从人类社会对媒介的使用来看，人们首先经历了身体的直接接触阶段，接着由于技术的发展身体与交流开始分离，再到如今社交媒体的发达，媒体技术高度嵌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之中，媒体又走向身体与身体的直接交流。
　　就整个马来西亚而言，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具身交往较多，承担人们具身交往的公共空间也较多，如大型商场、寺庙、集市等。媒介平台属于公共空间。除了一般大众媒介外，商场、寺庙和集市也提供了交往的公共空间。寺庙、商场、集市又非常重视象征性符号的塑造，通过游客“凝视”的模式进一步强化关系。
　　（三）追求多元媒介使用
　　作为占比仅20%的少数族群，马来西亚华人一方面要跟上整个国家的节奏，另一方面还需跟上整个世界的节奏，这这使得其媒介使用往往呈现多元化特征。无论是语言、宗教、大众媒介还是社交媒体，都是如此。在语言方面，第四代华人一般至少会四种语言：方言、华语、英语、马来语。在社交媒体方面，他们一方面使用马来通行的社交媒体，另一方面还使用中国大陆通行的社交媒体，借以了解中国情况。在信仰方面，华人构建出信仰的三级体系，分别是：家族祭祀、社区神崇拜、地域神崇拜以及相对开放的宗教态度。在价值观方面，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大众媒介上，崇尚多元价值观，共创马来西亚多元文化一直是其基本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除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近外，更与华人所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多元价值观的提出有利于整个社会实现共存。
　　五、问题与思考：多元文化中移民媒介使用与族群融合
　　在国家认同、文化认同以及族群融合方面，一个完整统一的国家，其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随着国家控制力量的强化以及社会的稳定发展，会得到绝大多数民众以及各类族群的认同，但是族群之间的认同和融合则影响这个国家发展的持续性。从媒介对比来看，大众媒介由于受到政策的规制，它们对国家认同和多元民族、多元信仰的认同度明显要高于普通关系型媒介。在现实生活中，作为移民群体的华人大量使用关系型媒介，虽然他们不会挑战国家认同，也能够使族群之间相互融通，但是却对多元文化的持续融合以及未来进一步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一）交往的功利性有利于族群认同
　　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在马华人信仰多带现世性、功利性和对话性。因此，海外华人也形成了一些不同于其他族群的特点。马来西亚华人存在较为明显的三级交往体系：家庭、社区和教育机构。以信仰和仪式形成的家庭交往体系更多的是起到保持家庭完整的功能，以社区存在的信仰则解决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的交往和共存问题，而以教育机构存在的共同交往空间则为华人族群走向整个社会提供了一种路径。总而言之，华人使用的媒介以及形成的交往体系具有极大的功利性，正是这种功利性促使其与外界产生联系，并取得共通之处。
　　（二）时空区隔消失促进社会交往和认同
　　在马华人往往希望拥有六大圈子：家庭圈、宗族圈、地域文化圈、华人文化圈、马来文化圈以及世界文化圈。商业和社交媒体的兴盛发达使华人的几大圈子同时并存。此时交往焦虑非常明显，华人往往通过多融入各类圈子，了解其文化特性，知晓其语言，以获得竞争优势。其生存和发展呈现几个特征：加入多元社群，了解、习惯、融入、竞争、占优。主动融入而非被动融入，通过融入而获得竞争优势，进而塑造自我存在感是华人的生存本能和基本习性。也正因为如此，华人一方面会焦虑，另一方面则会承认和认同多元性，并适应多元社会的特征，最终形成交往理性。社交媒体塑造的这种时空区隔消失的情境使得在多元欲望驱使下，社会交往更加频繁和丰富多元。
　　（三）媒介使用区隔影响国家多元化融合
　　在马来西亚，不同族群使用的交往媒介和空间存在较大的差别，华人使用公共交往空间与马来人、印度人使用的公共交往空间截然不同。其空间传播、具身活动以及象征性活动的特征突出，这种交往模式与中国古代的传播模式类似：纵向交往发达，横向交往不发达。实际上在多数以层级和宗教信仰为特征的社会中，都会存在这种纵向交往发达，横向交往不发达的现象。在经济和政治活动中，也存在类似区隔，从而使得其文化虽然交融，但真正的连接感并不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马来西亚整个社会使用具身化媒介较多，人们或是通过各类公共活动空间进行交往，或是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交往，这两类媒介的核心在于他们都具有具身性。具身使得传播效果大大增加，但传播效率相对较低，难以跨越空间。
　　（四）媒介使用結构直接影响社会结构
　　媒介使用结构与在地社会结构存在较大关系，马来西亚宗教信仰以伊斯兰教为主。宗教具有严格的教义和宗教仪式，其对社会的影响与一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信仰不同。普通信仰有简单的仪式，一些认知较为模糊。从一定意义上来看，除祖先祭祀外，华人信仰具有一定的普世性，这种普世性又与一定的社会文化相连，其仪式性特征较少，接触相对较为宽松。
　　综上所述，在马来华人媒介使用体系中，我们发现社会层级、外在差异以及商业活动会对媒介使用具有较大影响，探寻以上因素对整个社会的凝聚作用，理解其对各个层级公共空间的改变和塑造作用，对于理解如何塑造多元共存、交往顺畅的社会空间并发挥其作用，推动共同走向社会繁荣的文化具有较大益处。除此之外，华人媒介的使用以及交往体系也表明，人们信息型媒介使用较少，社群型媒介使用较多。不过在个体迈向家庭、社区、社会、国家以及世界之时，他们所使用的交往媒介、所持的交往理念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个体在多重交往情境下能够自发使用各类交往媒介，并未产生不适。其主要原因在于华人信仰重功利性而非仪式化，信仰没有成为社会交往的障碍。理解此点对于构建更为广泛的族群交往和融合模式，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安全视野下的新闻使命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9XW05）
　　（版面所限，本文略去作者所加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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