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职业指导思想的发展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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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孔祥光
摘 要：民国时期是我國职业指导理论与实践的形成、发展与丰富的重要时期，大致经历了萌芽、探索、成长与丰富四个发展阶段。民国时期的职业指导在认识观、目的观、价值观、内容观和方法观上表现出了其时代特色与思想闪光点。这些思想和做法对丰富和完善今天的职业指导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民国时期;职业指导;职业教育
基金项目：浙江传媒学院2018年度青年教师科研提升计划项目“民国时期的职业指导思想研究及当代启示”（项目编号：ZC18XJ023）
作者简介：孔祥光，男，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19）23-0008-08
职业指导是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概念。“职业指导”一词是“近代职业指导之父”——美国波士顿大学弗兰克·帕森斯（Frank Parsons）教授在1908年最先提出来的。由他建立并主持的世界上第一个职业指导机构——波士顿职业局（Boston Vocational Bureau），在职业指导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被视为是科学意义上的职业指导的诞生标志。随后，“职业指导”一词为美国学界及社会所接受，一些重要城市相继开设职业指导社团或协会，开展地方职业指导工作。职业指导在德国、英国、法国等职业教育发展较好的国家和地区也相继开展起来，并逐步成为国家行为，如英国成立了职业介绍所和青年择业指导委员会并颁布了《职业介绍律》和《职业选择律》，法国颁布了《职业指导组织法》。[1]325-326
我国古代就萌发了职业教育的思想，并有较为丰富的职业教育表现形式。这些思想萌芽主要散见于一些教育家的著作之中，如先秦时期的重要手工专门著作《考工记》、北魏时期的系统农业科学著作《齐民要术》、明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综合性著作《天工开物》等科技著作。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的“君子不器”思想、墨子的“兼士”教育目标、秦汉时期徐干的“兼学技艺”思想、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经世致用“士大夫”教育思想等，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古代的职业教育思想萌芽。古代职业教育主要体现在我国古代手工业的“艺徒”制度，技工、画师父子相传，医师收徒传艺以及行业会馆学徒制度等表现形式。在这些早期的职业教育思想之中，不乏有关“职业”的表述，如：孟子的“劳心劳力”分工学说;《尚书·康诰》也讲到商有“百工”;而《考工记》中记载了对职业分类的描述，将手工业工艺划分了六大技术工种及其30个细类（即职业）。[2]
具有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肇端于我国近代的洋务运动。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西方的文化思想一起涌入中国，一大批近代资产阶级开明之士最先接受并极力传播其文化思想，引发“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国外的职业教育（时称“实业教育”）思想被引进中国并得到大力宣传，一批新式实业学堂应运而建，以培养适应时势需要的各类实用技术人才。随着实业教育受众数量的增多，因师资水平低下、经费缺乏等办学条件上的限制，实业学校重理论轻实习，缺乏实业界指导，逐渐成为了“失业学校”。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些学校均不能适应当时的实业发展需要。凡此种种，一些深谙其中教育弊端的教育家与学者开始引介西方的职业指导理论，用以指导新式学堂办学，开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指导。自此，有关职业指导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迅速发展，职业指导机构的设立，这些都有利于传播和发展了职业指导思想，并推动了职业教育整体发展。
一、民国时期职业指导的发展概略
具有职业指导概念意义的名词首次被表述为“职业之引导”。1915年1月，郭秉文在《东方杂志》撰文《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职业之引导》，介绍了美英国家的职业指导，并疾呼“引导少年选择适当之职业，诚重要事也”，学校职责“当其首冲”，这是我国开始探索和发展职业指导的标志。虽然郭秉文将国外的“Vocational Guidance”译为“职业之引导”，但并不妨碍他对职业指导基本内涵与重要意义的表达。随后，朱元善于1917年编译的著作《职业教育真义》和发表于《教育杂志》的《小学校职业指导之研究》一文，首次使用“职业指导”一词。 “职业指导”被其后的教育研究者和学校所采用。[3]
最早开展职业指导活动的学校是清华学校。时任清华学校校长的周诒春思考并探索学生的“择业之道”，为学生出国留学、选科择业进行系统的指导。同时，他延聘名人、专家来校为学生进行职业指导演讲，并亲自举行了主题为“择业问题”的职业指导演讲。[4]其后，清华学校成为职业指导活动的主要阵地。当时的教育部颁布《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及中小学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办法大纲》，并要求国内各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组织开设职业介绍机构。此后，30余所高校成立职业介绍机构，亦有多所中小学施行职业指导活动。193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进行职业指导工作的抽样调查，该调查显示，有45所中学开展了职业指导活动。[5]从民国时期职业指导的发展历程来看，职业指导大致经历了萌芽期（1915—1919年）、探索期（1919—1926年）、成长期（1926—1937年）、丰富期（1937—1949年）四个阶段。
萌芽期的职业指导伴随着教育救国思潮与西方职业教育思想的引入。经过为数不多的引介和讨论，“职业指导”开始作为专有名词固化使用。191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第15期《教育与职业》创办“职业指导专号”，标志着职业指导探索期的到来，推动了对职业指导的研究与讨论。黄炎培、王志莘、庄泽宣、邹恩润、顾树森等一批职业教育研究者纷纷撰文发表个人的职业指导观;同时，也出现了大批译介国外职业指导的著作，如邹韬奋译介美国耶鲁大学贾伯门（J. Crosby Chapman）教授的《职业智能测验法》（Trade Tests），黄炎培校订美国勒维持（Leavitt）教授和布朗（Brown）的《小学职业陶冶》（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等。[6]931920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正式成立了专业职业指导机构——职业指导部，便于开展职业指导的领导与发展，以求“切切实实从根本上做去”。[7]349这一时期虽然有国内研究者发表职业指导的看法，但也难以摆脱对国外职业指导思想的依赖，学者个人的职业指导思想还较为模糊。 在职业指导的成长期，职业指导的實践化、职业指导的法制化以及职业指导研究的本土化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8]如上海职业指导所和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这样的专门机构，对职业指导活动的实施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育指导。上海职业指导所推动开展了“升学就业指导运动周”“一星期职业指导运动”，进行就业指导演讲，并且编写出版了升学与就业指导著作。[1]366-370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主要开展了调查登记、职业介绍、编辑出版等工作，为就业政策的制定和就业问题的研究提供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的职业指导事业发展。[9]这一时期，职业指导的法制化进程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出台了《职业介绍法》《设立职业指导所及厉行职业指导案》《各省市县行政机关及中小学实施升学及职业指导办法大纲》《各省市县教育行政机关设置职业指导组教部订定暂行办法》等有关职业指导的法规制度。[6]93-94有关的职业指导文献成果更是引人瞩目，何清儒、顾树森、廖世承、刘湛恩等职业指导专家开始结合本土国情，出版并发表了职业指导专著和论文，如1928年《教育杂志》刊载的《中国职业指导的近况》《十年来之中国职业指导》《上海南京两职业指导所之现况》等。潘文安的《三民主义与职业指导问题》以及廖世承编著的《中国职业教育问题》已经开始着力对本土职业指导状况进行总结与反思。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有关职业指导的理论与实践工作并未停滞，而是随着抗战主题被转移到指导“培养战时人才，解决难民安置，失业问题”等中心工作中来，此时也迎来了职业指导的丰富期，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建阶段，职业指导则被推到经济建设前沿，获得迅速发展。在职业指导的丰富期，南方的职业指导实施机构持续开展相关工作，成立了桂林、贵阳、重庆、成都、上海等职业指导所，尤其是重庆职业指导所开展的升学指导、职业介绍及工友训练班等工作，成绩较为突出。这一时期的职业指导著述甚丰，何清儒的《职业指导学》于1939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将职业指导视作一门学科的著作。此外，还有重庆职业指导所编著的《升学指导》、江恒源的《如何办理职业指导》、沈光烈的《职业指导之理论与实际》、刘志聪的《大学升学指导》、潘文安的《小学职业指导实施法》、喻兆明的《职业介绍理论与实施》等一系列职业指导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著作。[1]377-385
二、民国时期职业指导思想的发展
（一）认识观：从舶来的“职业介绍”到科学的“职业指导”
在职业指导的萌芽期与探索期，人们对职业指导的认知大多是通过译介国外相关研究来获得的，即使是通过国内学者的加工，我们对其基本认识还是显得局限而不丰富。盛振声在论述“职业指导是什么”时所列举的国内外研究者的七种说法中，有五种皆是取自于国外学者或机构对职业指导的界定，如John M. Brewer 的“助人选择职业，预备职业，从事职业和获得职业后的进步”，还有黄炎培先生对职业指导的界说“帮助青年选择相当的职业”。他认为“很难拿一句话来回答”职业指导是什么。[10]再如朱经农指出，社会常认为职业指导不过是帮助学生毕业后“谋生有术”，不至于变成“高等无业游民”。[11]由此可见，在职业指导引介的初期，对职业指导的认识与理解还是泛泛模糊的，更多地是将职业指导界定为围绕职业的准备和介绍。职业指导在这一时期仍属于“舶来品”，尚未与我国本土的国情相结合。随着学生毕业出校门即失业的现象加剧出现，“质”与“量”培养不平衡的尖锐矛盾，职业教育思想开始趋向本土化探索。职业指导随之步入了探索发展轨道，表现出了科学化的研究和发展趋势，对职业指导的认识也愈加丰富。单纯地以“职业介绍代表职业指导事业之全部，殊属错误”，刘湛恩在全国职业教育研讨会致辞时表示，“职业指导系职业研究，职业调查，职业介绍，职业修养，职业改进等之综合名辞”。[12]职业指导应是“根据青年之特性，兴趣，志愿，环境，以及应用心理学，社会学，哲学等科学的解剖，指导青年选择，预备实际及从事于适当之职业”。[13]33在其从业后仍要进行指导，应当是长期性、持续性的，即“实施于职业未选以前。继续进行于职业已决、而还在预备的时代，又继续进行于已得职业以后”。[14]顾树森提到，“所谓职业指导，乃以科学为基础，指导各个人从事相当职业，务使所择之职业能适合于心理生理各方面也”。[15]对职业指导内涵认识的日趋丰富与成熟，使我们逐渐摆脱了将其仅仅视为职业选择或职业介绍的观念，明白其是贯穿于职前、职中、职后的、连续而且长期的指导模式，更是适应于个人身心特性和志趣，也适合于社会需要的科学理论与实践活动。
（二）目的观：从重视生计到兼及个人与社会
作为职业教育的三大部分之一，职业指导的目的是伴随职业教育的目的而前进与升华的。在早期，黄炎培先生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生计目的，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一为人计，即供学生谋生之用;又为事计，为供社会分业的需要。他认为，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要着重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中华职业教育社社章对其宗旨有具体的阐释：“本社之立，同人鉴于方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无过于生计。根本解决，惟有沟通教育与职业”。[16]对于职业指导的目的，黄炎培认为其应当有二：“其第一目的在使一般青年知职业之重要，其第二目的在使各个青年知某种职业之于吾为最有当也”。[17]简言之，就是教导青年职业之重要性以及清楚何种职业最适合自己。对于职业指导在个人择业上的指引作用，其他学者也多次论述。如廖世承认为，职业指导的目的要“使个人得到一种相当的事业去做”，使他们得到适当或相干的职业[18];通过职业指导要让学生明了“现时所学的于他们日后的职业有什么关系”。[19]总的来说，职业指导是基于个人谋业的目的。
随着职业教育思想内涵的不断发展和丰富，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愈加重视其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相结合的重要意义。中华职业教育社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有四：（1）谋个性之发展;（2）个人谋生之预备;（3）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4）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力之预备。“职业指导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这四大目的。职业指导的目的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它服从于职业教育的根本目的”。[20]因此，职业指导的目的也兼具了个人福祉和社会福利。职业指导的目的从追求个人福祉的目标过渡到了同时成为“国民的一分子”“沟通教育和实业”“促进社会经济的改造”的社会目标。 （三）价值观：从个人本位到个人与社会相统一
对于职业指导之于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喻兆明有过恰如其分表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于职业指导价值期待的谬误：“有人以为职业指导是解决一切职业的根本方法，这是一种夸大的说法;又有人以为职业指导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这是一种怀疑的态度;另外一些人却对于职业指导根本否认，以为是毫无意义的东西。”[21]
教育作为人类特有的活动，职业指导的价值首先作用于人。邹韬奋认为，职业指导能够让人收获“职业的真乐”。黄炎培肯定了职业指导的功用，强调其迫切性，并将其作为职业教育的先决问题，十分关心和重视职业指导对于青年学生的职业陶冶功能和择业引导功能。所以，职业指导一开始就是考虑了个人需求，是个人升学和择业的需要。
职业指导不仅谋个人福祉，还谋社会福利，更要有益于社会和国家。庄泽宣认为择业是人生大事，也关系到国家、社会，职业指导“应该使他知道他也是国民的一分子，他选了相当的职业，不但自己有利，且可增加全社会的利源和快乐”。[22]归根到底，职业指导也是教育的一部分，发挥了教育的功能。廖世承认为，职业有助于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固，而职业的获得又有赖于职业指导;反之，缺乏职业指导，不仅使个人发展受阻，社会效率同样会减慢。江问渔认为，职业指导能够贯通学校与实业，职业学校教育及补习教育，“必赖职业指导的帮助，方能显其效用”，职业指导的功能已不言喻。[23]王志莘则从反方面论述了职业指导对于个人和社会的巨大价值，认为若无职业指导，职业选择则为无依据可言的被动接受，缺乏了对学生个人禀性的考量，这不仅对学生个人毫无益处，而且“废时损德伤身”，即使对社会也是“耗组织社会之实力”。[24]因此，职业指导的作用发挥要服从于社会需要，如“人才的需要及工作的需要”，都应当是职业指导功用的部分。[25]
（四）内容观：从升学择业到教育过程中的实施
作为民国时期出现的新鲜事物，有关职业指导实施内容的论述确实不多，且较多表现在宏观上的指导，对职业指导实施的具体内容来说尚显模糊。总的来看，职业指导实施内容在最初的阶段主要是包括升学指导、就业指导、专业选择等方面。20世纪20年代后期，职业介绍被纳入职业指导的重要方面，职业指导所囊括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职业指导应当是职业选择、职业训练、职业介绍以及职业改进四位一体的，这在其时已成为较统一的认知。此外，职业指导实施所涉及的内容也越来庞杂，在当时的社会，有关婚姻，健康以及法律方面的指导也都纳入了职业指导的范畴。同时，学校所实施的职业指导内容也遭到异化，把对学生的新入学指导和生活指导也当做了职业指导。
在职业指导的实施中，学校一直是其活动的主要阵地。从周诒春在清华学校开展的选科指导来作为职业指导活动的开始，及至后来职业指导逐步被实施在小学、初中再到大学，都是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其实，对于小学生是否需要接受职业指导，在当时还是有不同观点的。反对者认为小学生还尚未形成“职业”观念，对其施教价值不大，再者，难以分出时间接受职业指导教育。赞同者认为，小学时期是实施职业指导的最佳时期，“使他们对于将来从事的职业上的习惯和观念，谋一较为深切的同情、知识和技能，谋一较善较固的基础”[26]，这种观点在当时也逐渐成为了主流观点。1926年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一届专家会议即认为：“职业指导从前始于初级中学，但事实上，在高级小学已感需要，即须习业，不尽升入初级中学，故以后中华职教社办理职业指导，应扩充其范围于高级小学，注重职业陶冶。”[7]184在当时，职业指导在小学阶段施教的主要内容还是职业陶冶和升学指导，“使儿童于不知不觉中，养成为己治生、为群服务之兴趣与习惯”[27]，比如，常识科于课外增加了农事训练，手工艺制作的艺术科，对女子实施的家事科。这种在小学实施职业指导的策略也被贯彻以制度推行，如1933年教育部颁布了《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暨中小学校施行升学及职业指导办法大纲》，由此可见一斑。中学阶段则明显重视职业指导工作，职业指导的重要性也在该教育阶段得以凸显，“其需要职业指导之急切，在各种教育阶段中为最甚”[13]33，中学这一阶段，主要施教于职业知识、技能训练、职业选择及升学指导等内容，直接开设了职业指导课程，普通课程也呈现职业化倾向，开设了手工课，其他课程中也具有与职业明显相关的关系。大学阶段的“职业问题更形迫切”，其时，对大学生的职业指导主要包括新生指导和职业介绍。但与中小学职业指导相比，大学施行职业指导的论述反而较少，出现了极不相称的现象。
（五）方法观：理论引导和实践指导的多样化
在职业指导实施中，颇为重视理论引导和实践指导的多形式科学指导方法。首先，注重传统课堂上的隐形知识传授，“教员在上课时，利用讲解，处处把择业的原理暗示学生，使学生们心领神会，自然学生们对于择业的兴趣不期然而然的增长了”[28]，再如一些家事、农业、商业等课程的开设，带来的职业兴趣陶冶。其次，专门设置职业指导的课程，对于社会上的职业加以分析解惑，研究职业上的种种问题。如在普通课程之外，“有职业及职业指导两种学程，关于职业指导之意义，范围，宗旨，方法等，无不尽情说明，使学生明了”。[29]最后，通过专门的职业指导实践方法，对学生进行直接指导，或是进行职业兴趣、心理的测验，以此实现职业指导的目的。当时具有较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实施，方式也较为多样。如潘文安认为，职业指导是“立于客观的地位，用科学的方法，精细的功夫，测验的手续，谈话的方式，就我们的经验见解，切切实实的引导人家，入于正当的途径，适宜的地位，不是靠着主观的意志，武斷的态度，命令的方式，任意代替人家决定职业的”。[30]潘文安的这段表述，已然包含了职业指导的两个基本方法：测验法和谈话法。测验法，就是通过心理测验来了解和掌握被指导者的智力、能力、品格、兴趣及其他方面，如沈有乾的《性情态度兴趣的测验》。谈话法也叫面洽法，是通过与被指导者进行谈话，了解其教育背景、兴趣爱好、生活环境等基本情况，以及其对职业问题的考虑，并向他进行职业参考的陈述等。谈话法是运用最多的方法，也是最重要的方法，何清儒认为，“无论个人调查如何精密，分等评量如何可靠，心理测验如何准确，职业分析如何详细，如果缺少面洽，仍不能完成指导......亦可以说，别种工具都是辅助面洽的”。[31]演讲法也是当时职业指导的重要方法。演讲法在职业指导最初开展的阶段得到广泛的施行，是通过专题演讲等方式向被指导者推广介绍行业的有关知识，技能等。如国立东南大学附中请人演讲介绍大学情况来做学生升学指导工作。此外，还有参观，如“参观工厂，使学生知工业实况”等职业指导方法。 三、反思与启示
虽然民国时期的职业指导在现在看来具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对于指导学生就业和解决社会职业问题等方面，仍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对人们关于职业教育认识的转变，也发挥了一定程度的正向作用。同时，对丰富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完善职业指导思想，以及引导和促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指导部分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可以说，民国时期的职业指导对当代我国职业指导的发展，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发展来说，仍然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时代背景下，民国时期的职业指导思想仍能发挥一定作用，对当今教育事业中的职业指导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首先，职业指导的工作应更加关怀到人的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职业指导的工作理念要不断与时俱进。纵观民国时期对职业指导认识的不断发展，从单纯的升学指导，职业介绍到关注职前，职中乃至职后的长期发展，职业指导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既是时代进步所带来的发展和改变，也是不断融入新的思想潮流尤其是教育领域新理念的结果。今天的社会更加地开放和包容，新的思想观念和教育理念更可以给职业指导注入新的活力。这样才能够对同时代的职业指导有更为科学的认识，也更能做好当下的职业指导工作。比如，终身教育发展理念，对职业指导就有较为重要的发展意义和借鉴价值，职业指导不再单纯是指导学生在工作前如何择业和就业，也要关注人们在整个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如何发展的问题。现代职业发展理论对职业指导工作的指导意义，不仅要关注职业就业本身，也要关注职业人的心理发展。
其次，各级学校教育中职业指导工作的开展，既要注重区分度，也要加强衔接性。学校始终是职业指导工作的主要阵地。当前，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义务教育阶段后就直接进入社会从业的现象较少，再像民国时期那样在初级中学阶段甚至小学阶段就开展职业指导的相关择业课程或选科升学课程的设置，已经基本没有意义，也不适合该阶段学生的身心特点。因此，要将职业指导工作的注意力放置于义务教育阶段后的教育层次。注重在高级中学阶段的选科升学指导，注重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就业指导等工作，反而显得更具有时代意义。当然，这并非是说在义务阶段完全不开展职业指导工作，而是要针对义务阶段的教育意义和目标，开展针对适合其阶段性的职业指导工作。义务教育阶段的职业指导工作应当以职业陶冶为主，注重对该阶段学生进行有关职业兴趣、道德观念和劳动习惯的培养，有助于学生的社会化培养，这与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尤其是其中的德育和劳育，完全是同向而行的。这些职业陶冶的开展，就是对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践行。高中阶段则可进行选科升学的指导，也应当开展更多的对未来就业的引导。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高中阶段后会有相当部分的学生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因此，对他们开展适当的选科升学指导是与其教育阶段性相适应的;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有部分学生分流进入社会，在此阶段开展一定的有关进入社会的择业就业指导也是需要的，这也同样会对学生升学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学习方向的选择有一定的益处。高等教育阶段，学生面临即将进入社会，这一阶段更要加强就业意义、择业方法的教育，不仅要开设像“职业生涯发展规划”“就业指导课”等类似的课程，更要根据专业的不同特性设置职业指导课程。此阶段还应当做有针对性的专业就业辅导，比如“通信行业就业指导教程”“经济类专业就业指导”等行业和专业切合度高的课程。如此，在学生接受教育的阶段，既能够保证每个教育阶段职业指导工作的区分度，也能够有效衔接起各教育阶段，推进职业指导工作的持续性。
最后，加强职业指导工作的实践性，推进学校职业指导的理论工作与职业界、行业界的实践工作的结合。职业指导应当是生活化的，也应该是实践性的，因为它始终是面向人的教育。受教育者归根结底要走向社会，职业界对用人单位的期望与需求更是职业指导的重要风向标，要多向用人单位了解人才需求，把握职业界的发展动向。相比较民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环境，现代社会为学生就业提供了更多的行业指导和岗位实习的机会。学校有必要加强与职业界的联系，为学生走出校门、走入行业开辟更多的途径。可以通过开展专业教育实践基地，实行学生就业的理论导师和行业实践导师的“双导师”制度，来共同保障学生择业就业指导途径。要重视行业专业的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在新时代的教育背景下，注重发挥好学生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努力推进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这也是新时代所赋予职业指导工作的新内涵和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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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nrichment of professional guidance theory and its practice. After the germination， exploration， growth and enrichment of the four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 professional guidance thought of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owed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ideology in its cognition， purpose， valu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ent， methods， etc. It still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enriching and perfecting today's professional guidance work.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fessional guidanc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责任编辑 陈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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