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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创新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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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软实力,我先讲两个故事给大家听一听。
  第一个故事是二战期间的一件事情。二战期间美国成立了空降部队,空降部队就有伞兵,伞兵就要跳伞,就需要有伞,所以美国军方就从厂商订了一些降落伞。降落伞的质量也都不错,合格率达到了99.9%,但是还是有个别事故出现,所以美国军方要求合格率必须100%。厂家就很困难了,说我们把所有技术都用了,而且我们也进行了很多创新,达到100%是很难的。这个时候軍方就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在所有降落伞里随机抽取几个降落伞,你们厂家的负责人带着降落伞跳下去,假如你们跳下去合格,我们就收了。这一个制度改变,奇迹就出现了,之后的降落伞都是100%的合格。这么一个小故事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制度决定质量,制度它与参与者的直接利益相关。
  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有一个自助餐的餐馆,每个人收费30元钱,但别的餐馆都40元钱,比较起来,他们的餐馆价格就比较低廉,很多人都来吃饭了。开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餐馆的老板发现一个问题,许多顾客取了很多菜,最后没吃完剩下了,这么多人把食品浪费了,那成本不是就高了吗?怎样才能够转变这种局面呢?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这也是一个制度,就是取了餐之后没吃完就要罚款!罚款10元钱。定出这个制度,就好像假定说人们怕罚款,就不会再多取了。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有些顾客还是多取了。这时候让顾客交罚款10元钱,有些顾客很不高兴,闹得这个老板也很苦恼、很困惑。有高人就给他提出一个建议,说你的价格相对比较低,30元钱,那别人的价格40元钱。如果你跟周围的餐馆一样,都是40元钱一位,但假如客人没有浪费的话,就奖励10元钱。许多顾客知道这个新制度,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就根据自己的饭量来盛饭,得到10元钱的奖励。就是这一个故事,也是制度问题,最开始的制度是罚,罚了之后不欢而散,后来一个制度是奖励,老板也没亏钱,顾客也很高兴。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制度建设不是为了罚,而是让所有人都有所激励,让执行制度的人也有获得感。
  其实说起软实力来,指的就是体制机制,或者是一种制度,所以制度很重要。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进行结构调整,我们要从要素驱动转向为创新驱动。创新的软实力建设,内生动力是什么?
  创新要先升级驱动力
  图1有一个横坐标,一个纵坐标。横坐标讲的是马拉车,纵坐标讲的是交通工具的发展历程。在横坐标的思维模式下研究,可以有很多很多研究,比如研究怎么育种,怎么饲养马,车的大小、三匹马、四匹马拉车。但是所有这些成果累积在一起,就遇到了天花板,这天花板就是马车跑的速度永远超不过马跑的速度,这就是牵引式思维。
  我们转到驱动式思维,驱动式思维是产生内生动力,那就是燃料系统发生变化。以后有了煤,有了石油、天然气,有了核动力,不断发展就有了新的交通工具。中国有一句话叫:要想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我们过去,一个火车头带着后边好多车厢往前走,现在高铁的每一节车厢都有动力,所有动力一块儿往前推,所以它速度能快。驱动力就是讲的是内生动力,讲的燃料系统,那我们现在讲创新环境、创新的软实力建设,内生动力是什么?我们常听的一句话就是经济发展靠产业,产业发展靠创新,创新发展靠人才,人才调动积极性。
  创新人才,包括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包括一些企业家,也包括创新服务体系方面的人才。所以人才的范围要宽,一个社会的各类人才齐聚,才能够实现创新的驱动。
  人才要什么?要一专多能人才,就是“图钉型”人才——T型人才。
  T就是一个形象,就是像一个图钉一样。图钉有个针,有个帽,这个帽的面积比较大,分散压强,把力都集中在一个钉上,这样才能够把图钉压下去。所以我们现在讲的人才是什么?他要在某一个方面要专,但是他的知识面要宽,是学科交叉融合的问题。
  另外还要考虑人才的链接。一个人,他的能力和精力是有限的,他只能在创新的某一个环节发挥作用,他在其他方面可能是外行。任何的人才要有一个上下游关系,要有一种链接,就像我们跑接力赛一样,一个人跑完了,把棒交到下一个,然后又往前跑。科研人才要和产业人才结合,产业人才要和市场人才结合、社会服务人才结合,这就是人才的链接。我们在突出人才或者是重视人才的时候,不要只重视一方面的人才,而忽略了另外一部分人才,这是非常重要的。
  “大拼盘”与“缺服务”,影响创新的两大瓶颈
  我们在软实力上哪些不足,有几个根本问题可能需要考虑。
  第一个需要考虑的,我们的一些研究体系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小农经济的研究方式。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研究课题,研究课题项目可以很大,资金可以很多,从大课题分解成子课题,子课题又分成子子课题,到最基本的单元,大致是以一个老师、一个领军的研究人员带了一些学生,在他的实验室里搞研究,研究完了之后,把论文或者研究的成果拼在一起,变成了最后的一个成果。也就是说,最后通过“拼盘”来解决的这些研究成果,各个学科之间交叉不充分,学科之内的交流和交互也不够,对国际的情况了解也不是完全清楚,这样产生的结果,不容易产生大成果。
  第二个要解决的瓶颈问题就是服务体系缺失。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立了高新区,我们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起技术市场,把好多有效的技术通过市场的机制来转化。中国技术市场的交易额已经从非常少,到了2018年的1.76万亿元。有了这么多的技术交易额,应该说是很好了,但是我们在分析技术市场的时候也发现了一类问题,中国没有技术的价值评估体系。一个技术值多少钱?它的价值增值是什么样子?技术属于什么阶段?应该向谁来转化?今后投入还有多少?我们没有这个技术价值评估体系,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这种人才。既然我们没有,那就只能借鉴国外的一些技术价值评估的体系来参考,或者请外国的一些中介机构来给我们定价,这就出现问题了。就是我们中国的技术卖出去,卖多少钱,我们说了不算,得按人家的标准、规则去做。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创新者或者是研究人员,他虽然懂得研究,但他并不懂得这个技术下边怎么走。这就需要技术经纪人制度,技术经纪人了解技术,同时对下游的一系列体系是畅通的,所以技术经纪人要和技术发明人结合,帮助往下推或者是转接,或者是出让等。但是这种经纪人没有,所以让技术发明人和市场去直接对接是很困难的,会出现很多的矛盾。我们都说要把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问题解决,为什么没解决好?因为中间断路了。所以技术经纪人和技术价值评估师,这个人才体系要必须建立起来。过去的管理是政府来管理,政府来支持,今后创新活动走向全社会,走向全经济领域,那么这种管理由谁来管呢?在新的形势下,要形成一种社会的自组织和自我管理,政府要转变功能,打造服务体系,打造创新环境,让所有参与创新的人能够在轻松自由的环境下进行创新活动。社会力量参与指的是第三方服务体系应该尽快建立起来,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服务,哪里有服务哪里就有就业,哪里有就业哪里就有价值的产出。
  发达国家创新的成功率为什么高?发达国家在创新软实力方面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去借鉴。
  美国
  美国硅谷之所以成功,它起源于硅谷周围有13所大学,这些都是知名大学。这些大学里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有这种创新冲动。年轻人带着创意到硅谷去了之后,他们的大学要给予足够的支持。这些老师带着他们的知识、经验去帮助这些学生,给他们作商业模式设计,让年轻人在发展的初期就知道后邊的路是什么,后边的前景是什么,他就有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硅谷的发展跟风投和金融体系的推动有很大关系,比如说这个技术只有10%的成功希望,那么创投就进来;到了有50%成功希望的时候,商业银行开始介入;到80%的成功希望的时候,一般商业银行就开始进入了。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产业追着技术走。我们传统的是技术向产业推广,但是有了硅谷之后,那是推动信息高速公路。有很多新兴的产业找不到好技术,就跑到硅谷来,跟着各个小公司,就是年轻人的小公司,跟着跑,是产业追着技术走。在硅谷创业的这些人,他们经常说一句话:“我们来这儿不是为了我们短期的效益,我们为了有一个长远的预期。”他们提出一个说法:短期的激励是待遇,中期的激励是预期,长期的激励是发展环境,是实现人生价值。他们说的这些话,使我们有所感触,这就是他们认为环境很重要,软实力很重要。
  美国东部也有一个创新中心,那边有32所大学,我们到麻省理工和哈佛之后,参观了创新实验室,创新实验室里有各种各样的仪器设备、各个学科的设备,那些大学生只要有了好的想法,就可以到那些实验室去进行试验。但是其他知识不知道怎么办呢?在麻省理工或者哈佛,教学已经进行了大幅度改革。优质的教材和优质的课堂的视频材料,已经形成了慕课教学方式,就放在网上,这些学生需要什么知识,就可以去学什么知识。
  以色列
  以色列在创新环境建设中有几个独到之处。
  其中一个独到之处就是知识挖掘。他们特别能够在知识的海洋里边去挖掘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到特拉维夫大学去访问,了解到在大学里边专门有这么一批教授是为了研究文章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基础研究所有的发现在文章上发表,是世界公开的,这些教授就研究世界各个国家高质量杂志的文章,里边的知识点是什么,然后这些知识点有哪些可以转向技术,再往下推,可以转向产业、转向市场。他们研究了这个之后,他们有什么发现,说某一项技术、某一项发现可以向市场推进,他们专门就开始组织专利,然后组织企业来进行研究、投入,组织金融机构就进来了。他通过这种知识的新发现,二次开发来解决产业化问题。这些教授他们的声誉很高,因为他们能力也很强,既懂高深的前沿的技术,也懂产业和市场,这批人带动了以色列或者推动了以色列很多的前沿技术,发展得非常之快。应该说有一批伯乐,他能够发现千里马在哪儿。
  韩国
  20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韩国小船也造不了,电子工业几乎没有,它的汽车工业也还没起步。韩国的工业体系非常落后,只有一些小厂,但是他们要想翻身。那个时候要翻身,那些小工厂实力很弱,怎么办呢?韩国采取了一个举国体制,国家出钱专门组织韩国的科学家以及国际上的科学家,研究韩国所需要的关键共性技术。它把所有这些共性技术由国家购买,向韩国的所有企业开放,使很多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内技术能力大幅度提高,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从传统农业、轻工业逐渐转向了重工业,它的举国体制战略从技术到产业,然后到市场,一步一步往下走,它产业的发展与人才培育是相结合的。
  那时候韩国提出一个口号,叫“身土不二”,身是身体的身,土是土地的土。不管是科学家和企业家,你的前途、发展,必须要和国家长远发展相结合。身土不二有一种国家情怀,在那种口号的激励下,科学家向前迈进了一步,许多大学办得越来越好,有些企业也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之后,他们也开始在国外建立了许多研发机构,一步一步往前走。
  德国
  德国也是一个创新的国家。德国的创新体系或者它的软环境是怎么建设呢?我们也进行过许多调研,最突出的有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就是德国在创新的构架上是非常完善的。它的创新构架有政府职能,就是教育与研究部。在宏观战略布局上要不断更新,不断调整。另外一个体系,就是德国有很多的研究联合会,有搞基础研究的,也有搞成果转化的机构,也有平台建设,这个四套体系并驾齐驱。创新链条的各个环节都有专门的机构去向前推进。另外,在德国的教育或者人才培育体系中,它有一个突出的概念,人才是多种类型的人才。说世界上人才分三大类,第一大类叫精英,占世界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第二类人才,应该叫操盘手,干什么成什么,你要把任务交给他,他能够顺顺利利给你完成,而且能把这个队伍组织起来,能把事情办好;第三类人才就是一般劳动者,占人口的总数90%以上。德国的教育体系,特别重视创造型人才、创新人才的培育和激发。其实每个人都有特色,人才培养中就是想方设法发掘每个人的潜质和潜能,这个人可能一生中就在某一个领域上发挥作用。   德国的创新服务体系很完善,已经经历了一、二百年的磨练过程。大学里有一个专门的职位就是创新导师,并不教课,也不专门搞研究,他是要辅导这些年轻人,在创新过程中如何能够走向成功。这些学生找到创新导师,能够随时提问题,创新导师能够给他引荐,像这些技术学什么课程,这些技术可以找哪些企业去沟通,你要是发展这个技术,需要资金的话,有哪些金融机构可以帮助你,他们就是一个引路的人。
  还有一个,我们在社会上也看到创新服务机构、第三方服务机构非常多,而且很专业化。有这些创新服务机构,创新者出现了问题,就知道去找谁帮助解决各类问题,他不熟悉的这些事情有人帮着他做,这就是创新服务体系。
  高质量发展必须靠创新驱动,这已经成为共识。但强化创新意识、形成创新氛围、提升创新能力、收获创新成果,却绝非易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5G、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量子技术等,新的科技创新窗口期已经开启。但是,无论是思维层面还是操作层面,我们还存在不少制约创新驱动的“绊脚石”。比如,科技创新型企业大多属于中小企业,由于“高技术、高风险、高收益”,融资难仍是影响其发展的一个瓶颈。另外,科技创新服务欠缺,科研单位科研自主权有限,科技成果转化难,创新型人才缺乏等,都是制约科技创新的因素。我们该如何转变思维、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真正实现从“要我创新”到“我要创新”的时代转变呢?
  新一轮科技革命,我们如何把握创新机会?
  当前在科技革命的时代,创新有六个基本趋势,这种基本趋势都是创新模式的转型。
  1.逆向思维——司马光与乔布斯的启示
  第一个创新模式的转型是正向创新和逆向创新相结合。正向创新指的是我们传统的创新,从科学家的发现开始,一步一步往下推,这种方式还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方式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从创意到产业化的过程时间很长。比如说灯泡、电报、电话,它们从发明到普及用了很长的时间,可能要60年到100年的时间。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大大压缩了,但是它还毕竟比较慢。
  逆向创新是一种新的创新模式。咱们说司马光打破水缸,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司马光打破水缸,用的就是逆向创新的思维。传统救人是把人从水里捞出来,司马光打破水缸,他是要把水脱离开人,这就是一个明显的逆向创新。逆向创新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未来的需求进行创新的组织活动,它通过对用户的量身制作解决知识的加工,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或者市场的“洗牌”。最近几十年来,大概有80%的创新成果是靠逆向创新产生的。
  20世纪90年代末,苹果公司经营非常惨淡,史蒂夫·乔布斯就想:我们要追赶技术已经很晚了,市场已经瓜分差不多了。于是他就组织了一个庞大的队伍,在世界各国去找年轻人进行调研。他认为年轻人是未来市场的主要消费者,所以他就去了解年轻人喜欢什么样的手机,比如手机有什么功能,大小多少,屏幕是什么样子,这些功能他们怎么玩。最后找一批人设计,有很多技术并没有完全实现,也不知道怎么做,苹果公司就采用虚拟制造的方法。它在全世界招标,谁能给我生产我就采购,有些国家的一些企业为了完成这个订单,也进行了一些研发,把芯片的水平提高了,有些公司开始制造它所需要的这些屏幕。苹果公司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工厂,甚至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但是它就是生产出了苹果手机,苹果公司这种做法就采取逆向创新的思维,进行了新的市场竞争,最后它取得成功了。
  2.看不见摸不着的资产更值钱
  第二个趋势,无形资产是国家利益和重要的竞争力。我们传统认识的资产,是土地、水、劳动力、钱,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在新的科技革命中占的位置是越来越高了,特别是占领了价值链的高端。什么叫无形资产?比如计算机的IP地址根目录,就是无形资产。比如说通信,GPS利用了一个通信频道,比如说像北斗也有通信频道,通信里最好的频道,谁先占有就是谁的。空间有那么多卫星,这个卫星谁发射了,谁占有,轨道就是谁的。我们研究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上进行谈判,二氧化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国际谈判谈的什么?二氧化碳的分配权,也就是发展的空间,这都是无形资产。
  随着新的科技革命到来,无形资产的跑马圈地运动正在悄然地展开,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比如说我们中国有那么多花卉,花卉的基因注册,包括基因注册的性能、培养方式。他把这个基因注册完了之后,再生产的花卉去到国际市场出售就会侵犯他的知识产权,这就是无形资产。还有中草药,中草药使用了上千年,我们每个中草药都有它的性能和功能,中草药的有效成分,也可能被其他国家所注册。注册完之后,它用这种中草药的有效成分再生产的药,就跟你中药没关系了,所以就等于把我们的中草药的这种传统的知识,或者是我们的知识产权蚕食掉,这都属于是无形资产,所以无形资产是越来越重要。无形资产在今后的国际知识或者创新的格局中具有独占性、唯一性。有了无形资产就可以制定标准,就可以制定国际规则。所以这也是在国际话语权上取得重要的份额的一个重要知识,争夺得很激烈。在世界的知识领域里边,在无形资产这个范围内,我们有很多的优势,现在已经到了时候,要把我们的优势变成无形资产。
  3. 智力资本决定竞争优势
  第三個趋势指的是智力资本。我们过去说有自然资本,之后又是货币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愈发显得重要,也是价值链的高端。智力资本是一个企业、一个组织乃至一个国家的核心力量。
  智力是什么?是最聪明、最合理、最符合规律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它有超前的部署。所以智力资本是一个核心,我们现在讲到专利、品牌、操作系统等,都属于智力资本的范畴。
  以色列GDP的成分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卖的创意公司的收入。有了第一桶金之后,他可以继续再创意,不断地有新想法,不断地卖公司,像世界上很多的高新技术,它的源泉是来自于以色列的。3D打印、互联网的原始思想产生于以色列。   中国是个人口资源大国,也是人力资源大国,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是智力资本的大国,这是因为我们对智力资本的重视、培养还不够。在新的形势下,在创新驱动的这种环境下,在创新体制机制建设过程中,必须把智力资本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来考虑。
  4. 创新服务平台帮助鲤鱼跳龙门
  第四个趋势是指创新服务平台。我们都知道鲤鱼跳过龙门被认为是成功了,但是有一个假设,如果鲤鱼跳水的水位离龙门有十丈、八丈高的话,那再好的鲤鱼也跳不过去。创新平台建设,就是说想方设法把水位抬得高高的,只要水位抬得高高的,千万个鲤鱼就能跳过龙门。那么,创新服务平台要解决什么呢?要解决技术、解决方案,要能够解决商业模式,再有一个就是解决竞争储备。所有的竞争,并不是说研究完了就进入市场,有些技术是要等着赚足了钱,实现利润周期之后,再放出第二代。
  中国软实力建设正在处于一个快速和完善的发展期,其中创新服务平台就是内容之一。全国创投的资金总量中,广东省占了50%,在广东省内部,深圳创投的资金总量是占了广东省的60%,也就是说,深圳市一个城市的创投总量占全国的30%。我们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在深圳集中,为什么深圳成为人才聚集地,为什么深圳成为创新的高地。
  深圳发布了一个推动创新的22条,是解决创新服务体系过程中的融资支持问题。上海也出了一个推动创新的25条,把上海打造成创新的策源地。最近北京市也出台了一个推动创新的30条,要打造各类人才,特别是服务体系。所以说现在各个地方,在创新的软实力建设方面都进行了很多努力、很多的尝试,根据各个地区,根据不同的条件,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们过去的经验并不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例如要解决创新服务的质量问题,我们不能让过去的模式,按照事业单位、科技房地产的方式来解决,要真正形成专业化的创新服务体系,包括服务的理念、服务的模式和服务文化。创新活动解决的是中国产业的效率问题,创新服务平台不是一个机构,它能够解决的不是一个事业单位能够解决的,也不是几个人能够解决的,必须要把社会的各个力量全集中在一起,包括技术市场、技术支持、创投、市场开拓、专利维护等,方方面面的人都参与进来。
  创新服务平台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这些资源配置包括技术、资金、人才、产业、管理、法律等,这些资源的合理配置,能使各种资源充分发挥它的本身的效益。
  各个省在推动创新服务平台建设,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整个创新过程中的进口和出口。进口指的是某一个人,他在某一个环节上有特长,他就可以随时进入创新领域之中去;出口就是他这个阶段走完之后,他对下一阶段不熟悉,他可以退出。就是随时可以进出,进的时候带着满腔热情,退的时候带着收获走了。
  创新活动有发现、有发明、有产业、有市场,整个这个链条里边,进口和出口比较多的话,就能够使很多人参与到整个活动之中去,使我们的创新服务平台,真正走在前沿,站在制高点上,去实现我们的发展和竞争。
  5. 既要一心一意也要左顾右盼
  第五个主要谈的是跨界融合。跨界融合指的是学科交叉,学科越分越细,分到6000多类,使得一些科学研究就钻到了某一个专门的领域上去了。在新的形势下,科学技术研究,特别是参与国际的产品竞争是要通过多学科进行组合的,没有多学科的合作,它是实现不了产品的。滑冰加舞蹈,就是冰上舞蹈,它就是一个体育项目,像这种交叉的问题非常之多。我们现在使用手机,手机的功能不光是一个通话的功能了,它有多种功能在一起。我们自制航母,很多知识融合在一起。只有多种知识融合在一起,才能形成最现代化的产品。
  6. 要善于总结创新方法
  最后一个趋势就是创新方法。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就是俗话说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创新的方法就是一个磨刀利器的工作,它是一项基本功。比如中国有一本书叫《齐民要术》,它把农业的一些基本的方法和技巧,总结出规律来了。
  但是我们要反问一个问题。在中国,在整个创新过程中也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完全重视创新方法。中国发明了火药,但是中国没有生产出先进的武器;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指南针,但是中国没有成为航海大国;中国很早就有了中草药,到现在为止很多中药的理论,还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可能是我们传统文化并没有把创新方法这个系统的归纳逻辑、技巧,没有给它足够的重视,这就是我们一个问题。要重视创新方法,方法应该成为我们从知识转化为能力、从能力转化为价值的一个基本功。创新方法就像我们手机的底层系统一样,有了底层的系统之后才可以开发许多的APP。
  比如说TRIZ,苏联提出来一个创新方法,它的全名就是解决技术问题的基本原理。这里包括40项基本原理76个标准解,通过总结,将所有的创新的规律总结出来一些经验,这是TRIZ。还有六西格玛、计算机辅助设计、思维导图等,也就是说有了方法之后,组织和管理效率大幅度提高。
  发达国家在创新软实力方面有很多长处,值得我们去借鉴。中国在创新软实力方面也做了很多很多工作,改革的浪潮、创新的浪潮不可避免。我们不调整就有可能被调整,我们要以未来的发展趋势来倒逼现在。青年人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主力军,中国软实力的建设一定为你们今后的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祝愿你们成为中国今后发展的栋梁。
  (本文為刘燕华院士在2020年2月“中国经济大讲堂”上的发言)
  专家简介
  刘燕华,1950年4月出生于北京市。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曾任科技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所长,现任国务院参事,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中医药学部主任、可持续发展学部副主任,国家气候变化与专家委员会主任,创新方法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等职务。长期从事资源环境方面的科研、管理以及国际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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