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道德隐喻”的赋魅与祛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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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疫情传播过程中，Covid-19一开始充满了“瘟疫”传播的疾病隐喻，尤其是在大规模爆发时，关于这一疾病的消极道德隐喻铺天盖地。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人们获得了更多关于疾病的认知信息和防控手段，由无知到可知，疾病的不良道德隐喻逐渐消解。但疾病的隐喻不会消亡，只有诉诸理性的科学传播和诉诸感性的人文关怀同时在场，我们才能真正还原关于疾病本身的认知和记忆。
　　关键词：Covid-19;道德隐喻;赋魅;祛魅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4437（2020）03-0058-04
　　人类语言在表述陌生事物时，不可避免地会以熟悉的一物名状不熟悉的一物，传达信息诉求，亚里士多德把这种方式称为“隐喻”。然而语言不只是表达和沟通的方式，亦是一种思维代码，隐喻的关键往往不在于本体是什么，而在于使用什么样的喻体。使用的喻体，呈现了“如何看待本体”这一思维图景。
　　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瘟疫发生几乎都伴随着语义丰富的瘟疫隐喻。如“费城黄热病”的政治操纵、“梅毒”和“艾滋病”的道德羞辱、“结核病”的审美畸变、“鼠疫”的纳粹寓言。在定义瘟疫时，疾病 “物”与“词”的异化尤为突出。苏珊·桑塔格指出，大规模的传染性流行病不只是一个医学事件，还是一个文学、道德、政治、经济、社会事件。医生、患者、医学专家、新闻媒体、艺术家和普通民众在其中扮演着疾病隐喻的制造者、利用者、传播者和受害者等角色[1]10。
　　在众多的疾病隐喻中，以道德隐喻最为常见，就像人们认为“梅毒”“天花”“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从其属性上来讲就是道德败坏的，而“癌症”则因其身体层面的发病部位而产生“毒瘤”“增殖”的负面道德联想，然而“肺结核”和“白血病”却被认为在道德上是洁净的，而更像是灵魂病。“规训与惩罚”是疾病发生和医学诊疗过程中典型的文化现象。宗教和传统伦理相信，疾病是道德缺陷和道德惩罚的结果。这一流淌在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惯性思维，使得Covid-19作为传染性流行病，在疫情传播过程中，同样避免不了瘟疫“道德隐喻”。
　　17年前的SARS，就是以这样内涵丰富的隐喻被固定下来， 17年以后，当第一批發现“疑似SARS诊断胸片” 的医生在社交平台发表“发现SARS病例”时，触发了意识底层的恐惧记忆——关于SARS的记忆。SARS被赋予的隐喻义，比疾病本身还令人恐惧，它代表着死亡、失控、传染、后遗症。因此，在各个意义各个层面上，Covid-19在公共场域被拿来和SARS进行比较，无论是病原体、传染率、病死率、治愈率、后遗症这些病理学意义上的数据和知识，还是国家治理方式、个体体验、集体记忆、经济指标、社会公益体系这些社会学意义上的文本叙事，人们很难不把两者放在一起比较。苏珊·桑塔格说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疾病的隐喻会逐渐消解。17年过去了，疾病的道德隐喻仍然是人们面对瘟疫时伴生大规模爆发的东西，但是，与传统社会相比，Covid-19道德隐喻从诞生、死亡到重生的发展，却表现为一个速生速死的生命周期。社会治理、传播方式、科技文明程度和多元化价值的图景是加速隐喻滋生、汰灭、重构的内在驱动力。
　　从整体来看，Covid-19的“道德隐喻”赋魅和祛魅，与疫情发展趋势呈现共时结构，而每一个单独的“道德隐喻”的生命周期，则与舆情控制呈现共时结构。
　　一、修辞赋魅：隐喻发生的原始无意识
　　Covid-19的“道德隐喻”，从来不比历史上任何一次传染病爆发时期的疾病隐喻少。瘟疫刚刚出现时，公众间流传“SARS卷土重来”的说法，出现了对瘟疫本身的道德隐喻和对“野味爱好者”的口诛笔伐;疫情扩散后，出现了对“九头鸟”“无症状传播者”“超级传播者”“犟种”“未收治群体”“病毒实验室”“发国难财”“慈善捐赠”的道德隐喻。人们在掌握有限信息时，无意识自发使用道德隐喻，体现为盲目、泛滥和易操纵性，这是道德隐喻使用的原始无意识状态。
　　（一）无知期：道德隐喻生产幻象
　　无知期是关于疾病特性的无知混沌状态，这个阶段人们掌握有限贫瘠的信息，信息源可信度不明，因此表现为轻信谣言、传播迷信。Covid-19无知期的疾病道德隐喻，是在公众被动接收碎片式资讯的情况下形成的。
　　2019年年末，Covid-19病例刚刚出现时，这种新型病毒由于引发的部分症状与“SARS”相似，被一些医生误认为是“SARS”，虽然当时尚未命名尚未投入研究，却唤起了足量的恐惧。这种恐惧，部分是由于未知，部分是由于该疾病与“SARS”的关联，将“不明肺炎”指向烈性传染病、隔离和死亡的隐喻。
　　在这个阶段，“不明肺炎”和“华南海鲜市场”“蝙蝠宴”高度集合在同一文本中，由于掌握的关于疾病的信息非常有限，人们大量转发“吃蝙蝠”短视频，并配以言词严厉的道德审判，这个时期，吃蝙蝠和当年SARS吃果子狸被相提并论，野味爱好者成为众矢之的，甚至在某些语境中，被送上了“贪食”原罪、“轮回报应”的道德裁决法庭。例如，曾经在数个综艺节目中“吃蝙蝠”的旅游博主汪梦云，迫于评论压力，2020年1月22日在微博上发表千字道歉声明，其中谈到其收到的网友谩骂评论的消息，包括“你应该下地狱”“你晚上就该被杀”“你很变态”“你可真恶心”“你怎么还没死”等道德侮辱[2]。
　　在Covid-19发病之初，网络空间到处充斥着关于消费野味的“零号病人”的追问，公众急于揪住一个可以把他（她/它）放置到道德“公敌”位置的对象，不管这个对象是蝙蝠、野味食用者还是病毒本身，仿佛只有将之示众，才能找到情绪宣泄的出口。这一时期的道德隐喻以饮食放纵、饮食倒错、反常的饮食实践为主要喻体，内容比较单一，大多都是对“病因”的联想，呈现出单向度、单声道的特点。
　　由于恐慌和盲目，人们自发传播着来历不明的信息，这些承载着剧烈情绪表达和道德判断的内容，构成了疾病隐喻的幻象。所谓“幻象”，也就是说，其很可能不是事实本身，也过度阐释了“疾病”本身，这使得带着这种有色视野和思维的人，在疾病进一步扩散和发展的过程中会进一步沿用道德隐喻，走向更加极端的境地。 　　（二）扩散期：道德隐喻的集体滥用
　　随着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和防疫传播内容的爆炸，公众的活跃度明显增强，有别于第一阶段信息源少、信道窄的情况，这一阶段的传播是一场集体狂欢。
　　一大批道德反面形象被树立，人们需要假想敌去宣泄找不到出口的负面情绪。比如公众号“文子稻”在2020年1月22日发推文《警惕“超级传播者”！吃野味的，真是作孽》，把超级传播者和野味贪食者捏合为一体，塑造为“全民公敌”。[3]各种负面形象被描摹刻画：一方面是出于传染的恐惧带来的道德谴责，野味饭店仍然营业、公共场合不戴口罩不听规训、聚众聚餐赌博引发聚集性疫情、发热病患隐瞒流行病学史;一方面是出于经济恐慌带来的道德批判，比如对“口罩”微商的道德谴责、对哄抬物价和诈骗商人的道德围攻、对“武汉红十字会”等机构账务和管理乱象的道德指责，甚至是对“明星慈善捐赠”名单的道德绑架。
　　传播主体方面，政府、官媒、自媒体、公众全部加入了传播的阵列。传播机制方面，扩散期的道德隐喻告别一元化，走向相对的多元化。这一时期的道德隐喻传播的特点是：大规模和反转。传播内容方面，扩散期的道德隐喻主要是针对瘟疫传播源和瘟疫传染烈度的阐发和联想，如针对新冠肺炎发现地武汉的地理恶毒联想，和历史上“梅毒”病、非洲猪瘟的异域歧视如出一辙。签署地在武汉的护照和身份证被拒之门外，鄂牌照汽车被举报围堵，武汉籍工人被解雇，地理位置被疾病污名化后，成为代谢缓慢的思维痼疾。
　　对瘟疫病患的道德评判和道德扭曲造成了对疾病的误解和偏见，公众对瘟疫及其载体，即对瘟疫确诊和疑似病患、病毒携带者、无症状感染者的道德评判、道德情感和道德态度，直接对病患造成消极的心理影响和心理暗示，疾病使病人不仅遭受了病痛的折磨，还遭到了道德的重压，更糟糕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道德的自我折磨，使病人道德心理调节失衡，从而发展为心理问题、心理障碍，进而表现出身份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困难。
　　道德隐喻，还侵犯了个人隐私，武汉封城后，大量“出逃”武汉人的身份证在网络上遭到公开;硬核防控语境中，确诊病例的个人私生活不检点情况被曝光，在疾病羞辱之外再施以伦理羞辱。公民隐私和公共安全如何平衡，成为一个道德两难问题。病人因为患病萌生耻感、自卑，又被罹患疾病过程中“孤岛”的隔离境遇、社会冷漠敌意和“污名化”待遇三重挤压，于是自感疏离，及至放纵，极端情况下还有激发反社会行为的现象。
　　隐喻被集体滥用，把个别行为和孤例营造成特殊群体道德败坏的假象。过度被滥用的道德隐喻，只能加速“情绪瘟疫”的蔓延和爆发，无法对疾病本身产生任何助益。
　　二、修辞返魅：隐喻的社会功能
　　当信息聚集到一定程度，国家管控和社会治理开始介入，面对Covid-19这种大规模爆发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道德隐喻被有意识地作为政治动员和情感激励的工具，这些举动有效地完成了舆情控制;然而紧随理性期而来的，是文化的“返魅”，出现了宣扬“医护人员牺牲”道德隐喻的巅峰，部分道德隐喻走向异化。
　　（一）理性期：道德隐喻的政治动员
　　当可信度高的信源加入传播阵列并取得话语权时，道德隐喻的第一个理性期到来，道德隐喻的迷雾被一定程度地拨开。
　　理性期的第一个标志是“理性人物”的出现，然而理性人物的诞生背后，是公众话语对理性人物道德隐喻的集体塑造。比如公信度极高的钟南山院士，在其抗疫的过程中始终理性发声，是公众眼中的“定心丸”。值得注意的是，对钟南山院士的道德认可，核心价值之一是“说真话”。而后来的“敢于讲真话”的王辰院士、“不能欺负听话的人”的张文宏院长的走红，都体现了“说真话”的价值，也标志着经历了无知、恐慌之后，公众理性的归来。
　　公众理性的出现，与权威声音和可靠信源的真实传播密不可分。疫情爆发初期的消极道德隐喻，历经新闻直播、社会治理、医疗进展、各地增援、协同抗议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弱化、稀释。殊不知，高效的政治动员背后，也有道德隐喻舆情控制的功能在发挥作用。
　　在主流媒体的官宣文本中，“情绪瘟疫”的拐点出现在除夕夜一趟逆行开往武汉的“上海专列”新闻中，在武汉封城之后，这是第一批驰援武汉的医生，以上海医生为起点，全国各省市陆续派出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在全国人民自我隔离、宅家休息的同时，主动报名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不仅面临体力透支、防护物资短缺的风险，更要近距离接触死亡。“奉献”“牺牲”“勇士”“天使”“最美逆行者”等褒义词被广泛地使用在这些医生身上。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大量诉诸“停止恐慌”叙事的文本被广泛传播，其中刷屏的文章是以当时公信度高的医生群体“武汉协和医院医生心声”身份发布，各大官媒转载，在全社会起到了鎮定恐慌、遏制谣言、稳定舆情的作用。
　　苏珊·桑塔格指出：“疾病隐喻被运用到政治哲学里，是为了以强化的效果来呼吁人们作出理性反应。”[1]86此处的道德隐喻并非为了煽动暴行或引发乌合之众的群体性狂热，而是为了唤醒人们的理性反应。疾病隐喻本身是中性的，并无善恶黑白之分，引导公众走向理性，需要国家宏观层面的理性把握和引导。正如加缪在《鼠疫》中说的那样，瘟疫是突发的恶疾，这种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一旦发生，将会在大范围内造成混乱，而管理者恢复秩序的方式之一便是利用道德隐喻，如将一些在瘟疫中作出卓越贡献甚至牺牲的个人视作英雄加以宣传，
　　给人道德上的感染，从而起到凝聚民心的作用[4]。因此，瘟疫引发道德上的隐喻极为常见。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利用道德隐喻进行的政治动员，也不是全无弊端，政治动员并非置身真空，无法像在实验室中那样实现绝对的精确配比、均衡中和，道德隐喻一不注意，就会过度滥用，随时滑向另一个极端，意味着异化的开始。
　　（二）返魅期：道德隐喻的异化和刻奇
　　捷克作家Milan Kundera解释了一种“刻奇”的现象，即一种互相感染的廉价的自我感动。他举例称，当你看到一个孩子在草地上奔跑，因为感动流下一滴泪，然后因为想到会有很多人跟自己一样感动，于是流下第二滴泪。第二滴泪，就是刻奇。当道德隐喻从败坏消极奔向另一个极端，被大肆渲染的献身热情和无我主义，看似积极的道德隐喻被过度使用，预示着新一轮的丧失理性。封神运动使疾病本体和道德喻体再一次不对称，当道德隐喻过于强烈，层创结构就会失衡，需要再一次剥除过剩的道德隐喻。阐释和隐喻本身是中性的。但对于疾病来说，过度的阐释有时却并非好事，比起如何看待疾病，真正认识和正视疾病本身才是治愈之道。 　　总的来说，无知期和扩散期的道德隐喻大多是有害的;理性期的道德隐喻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须警惕返魅期的道德陷阱。
　　三、修辞祛魅：隐喻重塑
　　“祛魅”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用来表示对西方理性化进程的解释[5]。祛魅的目的是还原疾病的本来面目，驱逐附着在疾病表面的鬼魅，让疾病回归疾病本身，而不是裹挟在其他的道德审判里。在批判、祛魅的同时更需要做的是建设，建立传染病的知识谱系及其防控的伦理学图谱，在解构、批判的同时致力于在物质、制度、信仰理念等文化层面上构筑一种以个体病人和弱势群体为中心的医学人文伦理学和兼顾个体人道关怀和社会整体功利的公共健康伦理[6]。
　　宛如时代的镜像，对Covid-19的道德赋魅和祛魅即生即死、循环反转，只要疾病仍然存在未知的知识，这种想象就不会停止，这是隐喻产生的土壤。对待隐喻，特别是不良道德隐喻，及时地识别、破解和重塑，对疾患之人无疑有着抚慰的作用。
　　（一）隐喻重置的标准之一是科学范式
　　西班牙文学家塞万提斯提出，了解疾病就是健康的开始，如同蒙哥马利把疾病的隐喻分成两类：一类是“biomilitarism”，一类是“bioinformationism”。“bioinformationism”使用的语言更接近于科学写作的语言风格，类似于说明书和自然科学论文，身体也被认为是可以搜索的地图，当用这种隐喻方式解释病源时，我们经常能看到“融合”“释放”“信使”“骗过”“合成”“生成”“片段”“结构”“组合”“分泌”“感染”“蔓延”等语词构成的典型隐喻。“bioinformationism”隐喻强化了外在病源应负的责任，而不是把道德瑕疵归因于患者本身。
　　（二）隐喻重置的标准之二是人文反思
　　对医学的迷信成了一种“新迷信”，这正是“祛魅”和“返魅”在医疗领域正面交锋的表现。反隐喻，实质是反对单一价值和刻板印象，因此，一旦将科技理性作为唯一标准，又将再一次步入隐喻的陷阱。反道德赋魅，不是反对一切隐喻，是反对道德在社会一切领域中的泛化和僭越，划定社会生活领域中道德盘踞的疆界[7]。去除和反对疾病借助道德隐喻的阐释和归因，反对人作为疾病的隐喻被“惩罚和规训”，消解疾病笼罩下的人被物化和被工具化的情状，破除任何假以道德的名义评判指摘他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道德私刑”和“道德绑架”行为，更关注疾病的防治，关怀医患的身心，这对社会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苏珊桑塔格文集[M].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汪夢云.道歉声明[EB/OL].（2020-01-20）[2020-03-04].https：//weibo.com/u/2054544227，
　　[3]文子稻.警惕“超级传播者”！吃野味的，真是作孽 [EB/OL].（2020-01-21）[2020-03-04].https：//mp.weixin.qq.com/s/yMeB0yn5BtwkR9pajZ7E1g.
　　[4]崔洁莹.“他们来了”：从《鼠疫》看瘟疫的隐喻[J].名作欣赏，2016（12）：66-70.
　　[5]王泽应.祛魅的意义与危机：马克思 韦伯祛魅观及其影响探论[J].湖南社会科学，2009（04）：1-8.
　　[6]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M].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1.
　　[7]孙雯波.疾病的道德归因分析[J].伦理学研究，2018（6）： 134-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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