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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赵辉

  月初,借着马世芳宣传新书《昨日书》的机会,又一次见到了这位闻名两岸的台湾大龄文艺青年。棉布衬衫、牛仔裤、球鞋……这个年至不惑的台湾六年级生(特指台湾“70后”一代),依然青春气十足。“我承认自己装着一个老灵魂。”在这个老灵魂里,装着的是聆听、是阅读、是写作,以及更多。
  似乎每次采访的问题,马世芳总是绕不过台湾出版人詹宏志对他的评价, “像一个老灵魂装进了青春的身体”。或许是从儿时翻听母亲收藏的卡带开始,马世芳记忆中的乐符,要比同龄人整整多了一个时代。加上疯狂的阅读,让他显得有些孤独,但也正是这些,铸就了他的特别。
  一直觉得马世芳可以把音乐和文字结合得如此美好,颇有点“得天独厚”的感觉。他的父亲是作家亮轩,母亲是有台湾“民歌运动之母”之称的著名广播人陶晓清。耳濡目染下,马世芳从小就喜欢写作,少年时更迷上摇滚乐,从此一头扎进音乐世界。
  上世纪70年代,台湾掀起“校园民歌”风潮,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身歌曲创作,蔚为大观,那些载入史册的台湾民歌手们还是20多岁的青春少年,每天坐在陶晓清家中的客厅里畅谈音乐与人生。马世芳说,他对这段记忆并不完整,对于母亲收藏在家中的摇滚卡带,倒是印象更深一些。在高中时代,马世芳就完成了自己的摇滚乐启蒙,大学时,他一边主编《台大人文报》,一边在母亲监制的“中广青春网”里主持音乐节目,将西洋摇滚乐带给台湾的年轻人,如今一晃已经20多年。当然还有他的文字。23岁那年,他与吴清圣主编的《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在乐迷中以影印的方式广为流传。前几年,他的《列侬回忆》和《地下乡愁蓝调》,让更多人体昧到,他“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以及那个渐渐远去的时代。
  
  内心中的老灵魂
  
  马世芳认为自己很幸运,从小有机会见识了许多“大场面”。“小时候父亲带我们去看云门舞集的表演,当时云门还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名气,在一个小场地,做非常实验性的东西。那时的自己,纯粹看热闹,现在回想起来还蛮酷的。”因为母亲的职业关系,当年还不懂世事的马世芳就看了很多可以记入历史的演出。“在那时是很难得的机会,小时候不懂得,现在回头才理解童年时听到的那些音乐的意义。”
  和他谈起老灵魂,马世芳笑言这个词汇不像是出自詹宏志之口,倒是很像台湾作家朱天心喜欢讲的词汇。他说自己的怀旧并非是尊古的心情,也并非对当下的不满,更多的是一种怀念过往的心情。“我的工作是电台主持人,每周主持3个小时的广播,所以我必须聆听大量音乐作品、通过对这些歌者的访问来理解他们创作的意图。我始终觉得每个世代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每个世代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情结,并非只有上个世代的人最精准的传递了那个时代的状态。写作也好,做广播节目也好,办活动也好,对我而言始终希望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是扮演一个好的中介者的角色。只是,上一个世代一些美好的东西,我觉得挺不错的,我希望用我的方式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可以认识。”
  “以前也有人问到我怀旧这个题目,我觉得是这样,一直以来都有年轻的朋友写信或者聊天的时候会说,看你写的文章或听你的节目,总能幻想自己也同样身处在这样一个大时代之中。他们觉得所处的这个时代匮乏、无聊,所以才愈发的羡慕我所身处的那个年代。但我不觉得如此,回头看去,那些我们没有机会亲身经历的历史,多是经过放大、强调、挑选之后的历史,那些只是历史的一小部分。真正活过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曾经同当下的每个人一样,面对精神的匮乏与生活的乏味。我倒觉得作为晚辈有一个好处,我们省掉了很多拼杀的过程,好像可以比较容易看到那个时代留下的精华,当然有一些被误杀的精华,在当初误认为糟粕的东西后来被认为其实也是精华,我们要自己花点气力去把它重新找回来。”
  “我的确对过去的时代心向往之,但并不想生活在其中。在我上高中、大学的时候,台湾的地下音乐正在疯狂崛起,有许多实验性很强的地下表演。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一头栽进去,但我仍只是在大学中办校刊,过着很平静的生活。如果回到1967年的旧金山,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嬉皮?大概不会。”马世芳笑说,“晚生的好处,是历史已经帮你淘汰掉了许多不够好的东西,你可以直接去接收那些精华,在其中培养自己的品位。等到找到适合自己的品位,再慢慢把被历史遗漏的东西捞回来。现在的我也要听许多当代的音乐,耳朵要跟上时代。回溯是为了找到一个评价的体系,因为艺术有时是迂回的,这样,听到现在好的音乐,才会知道它是如何凝聚了一代人的沉淀,才更会懂得去欣赏与珍惜。”
  
  那些聆听与阅读
  
  从小,马世芳的家中便充满了书本和音乐,父母往来的朋友也不乏那个时代台湾文艺圈最精彩的人物。父母尽其所能地提供了“长见识、开眼界”的材料给马世芳兄弟俩,却不太引导甚至暗示他们该走哪条路,或许是幼年的家教让他早早学会承担自己的选择。
  “我常想,母亲对于做广播这件事情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她曾说的: ‘你做广播你面对的就是麦克风,这后面可能是几千、几万、几十万人,所以你讲话不能随便讲,你要知道这是空气,你绝对不能把没有经过处理的负面情绪透过麦克风丢出去。’到现在20多年,我做广播仅仅记住这件事情,我希望不要因为我做了节目带给别人负面的能量。”
  “以前人家叫我自我介绍,我的自我介绍就是写作者、广播人。我还是不太敢自称作家。记得大陆作家阿城说,什么事情成了‘家’,那不是开玩笑的。我是广播人没有错,但是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全职的播音员,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每天必须要去电台做节目的广播主持人,从我1989年入行到现在,除了两年兵役之外,中间没有间断过做广播,所以暂时有22年的广播经验。做电台从来不是我养活自己的主要手段,但我还蛮感谢我同这个行业的关系是在这样的状态,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业务上面的压力,从来也没有被迫去访问我不想访的人,或者我不想说的话和不想聊的音乐。”
  给马世芳“贴标签”不是件容易事,而在所有身份标签中,让他最诚惶诚恐的,就是“作家”。作为一个写作者,他这样描述自己。事实上,马世芳的文学修养和视野兼容并包,抛开阅读量不说,他对“两岸三地”文学史的熟悉程度令人吃惊。上世纪80年代阿城、莫言等文坛标志性人物的作品他几乎同步阅读,说起来就像是身边的故事。
  “父亲从小就很不吝啬,下班回来总是抱着一叠书,家里就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文学、历史、自然科学、艺术……小时候我也未必看得懂,尽管只是乱看,但是会习惯那样的状态,就是手边要有东西可以翻看。当一个人闲着的时候,若没有文字可以翻看,我会焦虑。”
  马世芳说,真正有意识地读,则是在高中以后。“读现代诗对我的影响挺大,还有散文和小说。你知道,年轻人总是在开始以写作为志向的时候,故作世故,表现沉重的使命感,有一种愤青的倾向,什么事情都觉得要写得苦大仇深才有深度。我很喜欢阿城的文字,他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说最好的写作,是没有腔调的写作,虽然我现在还做不到,但是心里一直放着这句话。”
  
  未来的自己
  
  音乐和文学都是马世芳的最爱,但也让他焦虑、敬畏,随手在报刊网络上发表可以,如果要出书,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不能造次。
  在新作《昨日书》中,他这样写道:“人生的借口早已透支,不容继续妄自菲薄、逃避责任。至于该做什么,那是各自的战略,心里明白就很好。”
  我问马世芳想象中“未来的自己”是怎样的,他略加思索道:“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生涯规划,这一路走来都是事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事做,也算是运气还不错,这一路走来都有很多照顾我的人、容忍我的人。像我太太跟我是相反性格的人,她会想得很清楚接下来做什么。我就完全不想,事情走到临头再来看要怎么办,我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问我再过5年、再过10年会做什么,实在不敢乱猜。我想我能够说的是,未来的自己如果见到现在的我,他那个眼神看我的时候,我希望自己不会冲口而出‘对不起’。但是我也相信以我的个性来说,走到哪儿大概都不会怎么样,我是一个永远做最坏的打算,但还是愿意保持乐观的人。我是这样定义我自己的。”
  “我总在想自己更老的时候会怎么样?今年我40岁了,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年人。其实中年人也没什么不好,年轻的时候,大家都会赌气式的想我不要老,总觉得30岁以上的人,会背叛自己的终身理想。如今我40岁了,已经不是刚入社会初出茅庐那个时候的莽撞和急躁,大致也见识过一些江湖风险,也都经受过一些人生的曲折,虽然不见得每个人都有机会经历类如股市般大风大浪的事情,但是多少也都体味到人生酸甜苦辣的滋味。我希望我们这一代的人,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我们这辈人心里还有那一点余烬犹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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