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G20和APEC峰会传递的信息透视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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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20和APEC折射出国际经济的焦点矛盾
　　
　　随着具有全球重要影响的20国集团(G20)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先后落下帷幕，全球经济形势基调基本确定。会议虽然在有关国际金融货币体制、自由贸易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并未提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全球经济未来前景仍不十分乐观，主要经济冲突仍未从根本上缓解。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甚至负增长，刺激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继续运转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目标。各国在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同时，国际间经济冲突也越发显现，G20和APEC折射出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货币竞争加剧。金融危机的最低谷虽然已经过去，但在各国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采取了货币竞相贬值的方式刺激实体经济。美国政府为了压制其国内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和改善通货紧缩率，先后启动两轮宽松量化的货币政策。在G20和APEC之前，日本和韩国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干预汇率和利率，避免本币升值。在中国实行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美元的迅速贬值再次将人民币推向快速升值的风口浪尖，与此同时，在(320峰会上，美国不顾其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起的广泛批评，希望在峰会上联合其他国家，共同攻击中国的汇率政策，进一步施压人民币升值。
　　自由贸易受到挑战。虽然APEC对“茂物目标”的达标情况作出了评审，并就实现亚太经济一体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制定了远景规划，提出将继续推动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但是，各国争相扩展外部需求以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的策略，使得当前自由贸易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G20会议上抛出了经常项目限制的议题，提出各国为各自的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设定量化目标的建议，甚至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时间期限：G20成员在2015年前，将上述经常项目盈余或赤字的占比降至不超过各自GDP的4％的水平。这一方案理所当然的遭到中国、日本、德国这些出口型国家的反对。
　　全球失衡的商品循环体系仍未打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并没有使得逆差国与顺差国、消费国与生产国、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不平衡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在美国经济主导地位没有被明显撼动的情况下，美国经济的运作模式是全球商品循环体系失衡的根源。美国经济根本上是消费驱动的，居民消费来源中很大比例是银行消费信贷，银行发放贷款后进行资产证券化。这种模式的一个表现就是“中国制造，美国消费”。一方面，美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巨额逆差，新兴工业国家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盈余；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主导世界货币体系和美元的支柱地位，美元计价的巨额金融资产，不断进入到新兴工业国家中，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不断做出“贡献”。G20和APEC提出的改革方向，没有改变这种消费型国家、生产型国家、资源型国家之间的商品循环体系的失衡状态，美国也不会支持任何从根本上削弱自身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地位的改革。
　　综上所述，G20和APEC会议传递的信息表明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经济的矛盾难以调和。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经济体的政策矛盾尖锐；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政策差异也在扩大。在美国实施以邻为壑经济政策的背景下，国家为主体进行利益博弈导致的保护主义日益严重。矛盾的核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全球失衡问题并没有解决，各国只能在有限空间内争取复苏和经济增长，这势必导致更尖锐的矛盾冲突。
　　
　　全球经济冲突下对中国经济几个热点问题的基本判断
　　
　　基于当前国际经济展现出来的冲突，关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的若干热点问题，我们有如下几个基本判断：
　　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屡屡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显然这有欧美转移国内经济矛盾的考量。但同时，就中国本身来说，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币的资本项目的自由可兑换，升值还是贬值并不是其他国家的要求，实现汇率市场化是中国自己的目标。当前中国汇率改革的两难困境其实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缩影：如果任由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必然短期内对制造业冲击过大，需要承受巨大的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如果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现状，中国粗犷式发展的外向型经济的路径将会进一步得到强化。我们认为，还是应该从体制机制入手，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快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速度和步伐，不必过于担心适度升值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事实证明，中国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主要依赖于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充裕、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而并不是来源于汇率。2005～200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8.3左右升值到6.8左右，人民币升值幅度15％，这个阶段恰恰是中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最快的阶段，中国的贸易竞争力是上升的。
　　外向型经济模式的发展趋势。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积极财政政策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过去十年中国外向型经济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外向型经济的本源是出口经济，但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决不限于出口。近十年中国外向型经济模式的逻辑是这样的：政府对基础设施巨大的投入降低了制造业成本，从而带动了FDI和制造业出口的高速增长，政府财税收入因此而大幅增加；政府收入增加之后再次投入基础建设和城市经营，从而使得基础设施优势更加强化，出口竞争力不断得到提高，这一逻辑存在自加强的功能。这一模式和逻辑是否能够可持续?放眼全球，中国在基础设施和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在一段时间内还会继续。但是，基础设施建设毕竟是有一定限度的，目前生育模式下人口红利也总会结束，而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复苏需要一个较长周期，在“十二五”后期这一模式将面临重大挑战。
　　通胀问题。通货膨胀的类型一般分为两种：即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在供给与需求都在增加时，则GDP的增长必然伴随着物价的上升。在担心世界经济是否会面临着第二次探底的大环境下，在原有经济引擎逐步减速下，显然不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目前发达国家经济体不存在通胀的问题，中国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自然灾害天气造成的农产品和食品供给减少。过去的一年世界自然灾害频繁，我国则经历了西南旱灾、玉树地震、南方洪灾、海南暴雨等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第二，金融危机之后大宗商品价格反弹造成输入型的通胀。此外，还有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因素。几项因素的协同作用增加企业生产成本，通过PPI(生产者扬价指数)的传导，形成了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但是，历史经验表明，供给形成的通胀压力持续时间应该不会太长。
　　我们估计，2011年上半年物价和通胀面临较大压力，但明年下半年之后通胀压力将逐渐释放。而从中期来看(2～3年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驱动力问题。
　　
　　当前形势下经济工作的几点建议

　　
　　基于以上基本判断，可以认为，中国这样一个尚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大国，在提升质量的前提下实现经济较快发展仍是首要任务。根据这一任务，提出以下建议：
　　以城乡一体化建设为主线带动国内投资和消费。今后再对高铁、高速、城市经营等方面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可能会面临瓶颈，既难以得到合适的投资效益，也不是城市化应有的方向。与此同时，提高国内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的努力一直难以奏效，一个主要原因是以农民进城打工这种形式的“飞地”城市化难以启动农村和农民消费。“十二五”期间的基础设施投资应当以城乡一体化为主线，模糊城乡边界，在大中型城市周边打造卫星城，塑造可以使农民根植的城市化，启动城镇和农村消费。
　　将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的问题放到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高度。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今后用工难、用工荒的矛盾将可能会长期存在并更加突出。应当充分认识人口数量和结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需要认真研究合理的生育政策；政企合力，增强政府部门在劳动力培训方面的服务功能，尤其需要重视和突出职业技术教育；创造条件改善人才分布的严重不均衡，促进科技管理人才向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集中，有效提升中小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
　　确保明年粮食丰收，规范农产品和食品市场供给秩序。由于目前国内面临的通胀压力主要是自然灾害和要素成本(劳动力等)提升形成的，即是商品的供给方造成的。相对而言，在全球经济没有完全复苏的情况下，通过货币信贷途径引起投资过热从而引发物价上涨的原因，可能是次要因素。因此，解决明年尤其是明年上半年通胀压力较大的途径，关键是抓好粮食和农产品供给，适时敞开国家储备粮食和商品的供应，严厉打击囤积居奇。若明年粮食和农产品供给出现问题，则经济可能出现“滞胀”的风险，政府要充分重视和认识到这一点。
　　仍然将提升出口规模和质量放在确保经济增长的重要位置。据2010年江苏前三季度数据测算，江苏的外贸依存度在75％以上，出口促进江苏GDP增长至少应该在4％以上，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都具有显著的出口导向。由于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惯性，外需在经济中的作用在未来两三年尚无法替代。因此，需要充分认识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通过产业升级和提升集群层次的路径提升出口经济的规模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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