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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际产能合作的我国优势产能海外布局的策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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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优势产能海外布局指在国际产能合作背景下推动中国产业全球布局,优势产能海外布局的正确区位选择和合理优化有助于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化解产能危机,同时加强与有关国家的互利合作。从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经贸合作园区三个方面分析我国优势产能海外布局的现状,并指出目前优势产能海外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相应优化策略,包括制定详细的科学发展规划进行引导;发挥平台和中介组织的作用促进信息流动;完善金融货币体系实施动态监测;以自有贸易区为抓手打造国际产能合作网络式布局;注重区域市场差异实现特色布局,以此推动我国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业国际合作。
  关键字:优势产能;国际产能合作;新经济地理学;网络式布局
  2015年5月,《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出台,明确将我国十二个行业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领域分类有序推进。《意见》指出将选择与我国产能契合、合作意愿强烈且基础设施条件较完善的发展中国家展开密切合作,并努力开拓发达国家市场。《意见》的提出为我们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撑,为我国优势产能的海外输出提供了有效途径。优势产能海外布局指在国际产能合作背景下推动中国产业全球布局,优势产能海外布局的合理规划和区位选择有利于我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的中高速增长,有利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国内产能危机,有利于促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中国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新雁群模式”。
  一、我国优势产能海外布局的现状
  (一)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一带一路”国家
  自2007年起,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速高于GDP同比增速。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两年间,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4.7%和49.3%。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下降23%,主要原因在于全球OFDI的持续下降所致。事实上,从2016年开始全球OFDI就开始下降,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保持着较高的增速,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下降,中国市场主体对外直接投资更加理性和规范,流量与存量分别占全球的11.1%和5.9%,达到1395亿美元,位于第三位和第五位。与此同时,我国OFDI存量分布在全球189个国家(地区),占全球国家(地区)总数的80%,其中流向“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达到201.7亿美元,同比增幅31.5%,主要国家有哈萨克斯坦、新加坡、印尼、老挝、俄罗斯和泰国等。
  (二)对外直接投资结构不断优化
  对外直接投资地理方向反映了我国产能海外布局的基本方向,2017年我国对发达国家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到2291.3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到15524.2亿美元,占总对外直接投资的85.8%,同比增长35.9%。2014-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比最大的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投资,在目前我国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的背景下,转移优质产能的核心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我国在钢铁、汽车、电力高铁等行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且存在产能过剩,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些行业并不属于落后产能,正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迫切需要发展的产业,有些属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此优势产能向这些发展中国家转移有利于全球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有利于全球各国经济的发展。
  (三)对外承包工程持续增长
  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过程中我国采用多种形式开展工程承包,有传统的工程总承包(EPC),还有项目融资(EPC+F)、后续的试车(EPC+C)、管理(EPC+M)、运营与维护(EPC+O&M)、技术服务协议(EPC+TCSC)等新形式,形成了多样化差异化的综合优势,多处铁路、大桥、港口建设完成投入使用,备受国际好评。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数量和合同金额逐渐增长,2016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数量19157份,合同金额2440.0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增长121%和16.2%,完成营业额1594.2亿美元,同比增长3.5%。在境外从事劳务合作人员数量逐年增加,2016年达到59.6万人,其中亚洲地区的劳务合作人员占到了78%以上。周学仁采用对外承包工程的完成营业额,利用1999-2013年制造业2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对外承包工程对过剩产能利用率的关系,发现对外承包工程显著的促进了产能利用率的提高。据我国2016年分地区对外承包工程情况统计,我国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数额占比最大的是亚洲,达到了40%,亚非两大洲共同占比达到60%以上,从分地区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看,占比最大的是非洲,说明我国在优势产能合作中注重依赖“一带一路”倡议加强同亚非地区的产能合作。
  二、目前我国优势产能海外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产能布局的理论研究和发展规划薄弱
  优势产能海外布局不仅仅涉及“走出去”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这一问题的解決应从企业-产业-区位选择三个维度进行分解。然而现有理论研究大都集中于探讨我国区域内产业布局和承接国外产业转移,我国不同区域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对于我国企业如何在全球进行产业布局研究还较少。在FC模型下分析了我国对不同发达程度国家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认为对发达国家来说,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是市场规模、技术水平和地理距离,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自然资源、文化距离和金融因素。但仍然没有从产业和企业等微观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与此同时,国家层面对于全球产能的层次和水平的摸底工作仍然不够,对于全球产能的“家底”分析有助于降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更好的进行区位选择以获得更大的收益,鉴于此宏观层面详细发展规划的制定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我国企业应不断创新合作模式,分层次有重点地采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推进产能合作,实现和东道国政府的互利共赢,密切关注东道国国家和中国的文化差异、法律差异和环保标准的不同,以降低风险实现双赢。   (二) 优势产能合作平台较少,信息流通渠道不畅
  优势产能合作的平台较少。一方面企业获得项目信息和投资渠道主要依托国家领导人互访、商务谈判与国际合作等重要会议以及政治经贸往来,由国家领导人或政府官员撮合达成产能合作的意向,如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第六届中非企业家大会,中国-東盟领导人会议等对话机制的优势产能合作,这类平台由于参与门槛较高,一般中小型企业难以进入,只有和政府关系密切的大型企业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因此对于多数企业来说利用这一平台实现优势产能“出口”可能性较低。另一方面,企业虽然可以在经贸合作园区、产能合作企业联盟等网站中获取一些关于产能合作的信息,但是缺乏专业的投资咨询机构对项目进行深度了解,信息流通渠道仍旧不够完善,同时由于企业对东道国的政策文化、法律制度等信息获取不畅,在进行项目选择和决策时往往会瞻前顾后,忧心忡忡,这些都不利于优势产能海外布局的顺利进行。
  (三)优势产能合作领域较窄,布局仍以亚洲为主
  从产能“出口”的行业看,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流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投资占当年总投资的34.3%,制造业占当年总投资的18.6%,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占制造业总投资的37.4%,总投资占比位于第三的行业是批发零售业,其次是金融业、房地产业和建筑业,与以往采矿业的较高比重相比,2017年采矿业负增长,主要原因在于境外企业归还境内投资主体的金额增多,总体上我国企业合作领域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占到了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70%以上。而传统的制造业以及高技术产业的合作项目较少,投资额较低,合作领域较窄。从优势产能的布局方向看,近年来与非洲和欧洲国家的合作逐渐增强,2017年对外直接投资中的69.5%是由亚洲贡献的,流向欧洲和非洲地区的投资分别增长72.7%和70.8%,占比11.7%和2.6%,流向美洲地区的投资同比下降,说明我国“一带一路”政策对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说明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仍处于低端位置,优势产能主要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四)国别风险是阻碍优势产能布局的重要因素
  企业进行国际产能合作时,需要面对东道国国家的政治风险、文化风险、信贷风险、汇率风险、合同风险和融资风险等各种风险,企业“走出去”面临着诸多不可控因素。如东盟国家中缅甸、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政局并不是十分稳定,政治不稳定给我们之间的产能合作增添了不确定性。东南亚国家大都实行“一日五餐”,与我们国家的文化差异巨大,实际工作时间大大缩短,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与合作的同时务必要考虑到文化背景的差异。非洲国家基础设施薄弱,政府购买性支出远远超过收入,导致政府财政赤字,由此导致的付款不及时不足额,工程延期等违背合同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同时非洲国家大多金融体系脆弱,不仅融资难,且利率也高,一旦出现金融动荡,企业易出现资金链断裂。这些因素都是企业决定是否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考察指标。
  (五) 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负面影响
  国际社会上仍有一些国家对我国优势产能“走出去”存在误解,有国际舆论抛出所谓中国正在“转移落后产能”等不实论调,曲解我国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合作的动机。截至2016年,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3.72万多家,分布在1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覆盖率达80%以上,为东道国经济发展、扩大就业、创造税收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对外投资主要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投资结构也从资源获取型向技术引领型转变,说明我国企业构建全球创新网络、营销网络、服务网络的能力快速提高。从第二产业看,采矿业占比不断下降,制造业占比逐步上升,这说明我国对外投资已经从过去的资源导向型向构建全球价值链转变,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优化我国优势产能海外布局的策略
  (一)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进行科学引导
  实现优势产能海外布局应以科学的设计和规划为指导,组织研究机构,整合研究资源对国际产能情况进行评估是科学决策的第一步,在对国际产能现实情况有了准确的认识后,再结合我国的优势产能制定相应的合作模式和具体的实施办法才能更好的规避风险,获得收益,即我国的优势海外布局应从“普及宽广”型向“细分重点”型转变。目前,政府提出以“一轴两翼”为依托,以“一带一路”为契机,以“自贸区协定”为抓手,在与中国临近的周边国家如缅甸、老挝、越南、泰国、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率先布局,进而沿“一带一路”向中东和非洲的“西翼”国家延伸,同时以拉美重点国家为“东翼”进行产能布局。在这个过程中既要准确评估我国的优势产能,通过比较优势等指标对我国产能和东道国产能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将我国相对优势的产能进行转移,又要准确评估各地区的发展状况。如非洲国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水资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贫乏,因此在国际产能合作中将重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需要准确评估非洲各个国家的需求量,以免造成资源的浪费。谢琳灿(2018)在“一带一路”产能合作论坛上指出,国家发改委学术中心将从多个维度构建投资适宜度指数作为企业“走出去”的参考指标,为我国优势产能海外布局提供指导和借鉴。
  (二)发挥平台和中介作用,提供有效信息
  要促进信息的有效流动,需要充分发挥平台和中介组织的作用。一方面要建立企业之间的对话合作机制,搭建起企业间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同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通过在东道国发展较为成功的龙头企业介绍经验进行多边交流的方式,打通企业“走出去”的通道,消除企业“走出去”的顾虑,促进我国优势产能海外布局,自2017年开始,中国矿业、纺织业、有色金属业、轻工业、电力等行业纷纷成立了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其目的就在于为企业提供服务平台,引导企业与国外优质资源对接,实现国际产能合作,使合作双方实现互利共赢。未来应在更多的行业领域组建产能合作企业联盟,使企业联盟成为双方进行直接经贸交流、区域合作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要依托研究所和智库,为国际产能合作提供专业有效的评估和咨询服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成立中非产能合作研究课题组,课题组由国家发展研究院“千人计划”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晓波牵头,多学科背景的教授共同参与,多名博士生硕士生参加,先后两次赴非洲展开调研,为中非的产能合作建言献策。   (三)完善金融货币体系,实施动态监测
  为了有效降低产能布局的海外风险,一要提供完善的金融信贷支持,当前我国已经形成包括银行信贷、股权投资基金、多边金融机构以及出口信用保险等多层次的融资服务体系。国际产能合作企业在拓宽融资渠道的同时,应学会综合利用各类不同的金融产品或组合,充分发挥各种融资渠道的优势,满足国际产能合作项目迫切的融资和风险防控需求。二要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首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实现人民币结算,鼓励并支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企业采用人民币融资结算,以我国货币计价和结算可以降低企业面对的汇率风险。三要运用评估监测系统搜集东道国市场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如政治、经济、制度环境、劳工关系、汇率管制、融资情况等情况,继而通过大数据平台和共享数据库动态地对各种风险指标进行分析,设置风险预警提醒,对合作项目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风险的一体化监测,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实时准确的参考信息和依据,有效规避可预知的风险因素,提高国际产能合作的时间效率和经济收益。
  (四)注重区域市场差异,实现特色布局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要求,针对周边国家、欠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不同市场需求情况,结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目录要求推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要注重差异化发展道路,无论是产业园区还是各合作区域,都应当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综合布局。对于产业园区而言,建园与入园企业普遍缺乏产业链核心企业承担集体角色,大企业难以带领小企业形成产业联动机制。因此需要对单个产业园区进行准确定位,以核心企业为龙头构建优势产业链,发挥园区内产业之间的关联溢出效应,通过前向和后向产业关联形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从而构建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跨越国境的产业园区,促进产能合作,优化产能布局。
  在不同区域的产能进行合作时,同样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策略,由于“一带一路”国家是我国产能布局的核心区域,因此首先以“一带一路”国家为例进行分析。首先,选择与中国相邻,在经济上具有较强互补性的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地区的国家,如印度、印尼和哈萨克斯坦,经济上的互补会实现较好的合作效果;其次,选择与西亚、北非地区的产能合作,产业合作首先选择沙特,该地在西亚、北非各国家中经济总量最大,该地区与我国的地缘经济相关性相对较弱;最后选择与中东欧、独联体地区的产能合作,区位选择在波兰、俄罗斯,该地政局较动荡,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同质性。对于北美地区则应将重点放在新能源、高铁、航空航天、核电等;与英国可在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品牌创意、节能环保等领域开展合作;法国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域涉及农业和农产品加工、核能、航空航天、化工、制药、时装及奢侈品加工、汽车、基础材料加工等产业。未来与中国加强产能合作的领域有化工、电子信息、玻璃、木材、造纸、航空航天等。中德未来将在机械制造、电气工程、汽车、航空、通讯、金融等领域开展产能合作。
  参考文献:
  [1]韩国高,高铁梅,王立国等.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测度、波动及成因研究[J].经济研究.2011(12):19-24.
  [2]白永秀,王泽润,王颂吉.丝绸之路经济带工业产能合作研究[J].经济纵横.2015(11):28-34.
  [3]董小君.通过国际转移化解产能过剩:全球五次浪潮、两种模式及中國探索[J].经济研究参考.2014(55):13-17.
  [4]周学仁,张越.产能过剩与对外承包工程的产能输出作用研究.[J].科技促进发展.2015(5):631-635.
  [5]徐荣丽.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跨国企业选址影响因素研究[D].山东大学.2010.
  [6]毛琦梁,董锁成,王菲,李俊.我国产业转移的研究进展评述与展望.[J].区域经济评论.2014(2):138-145.
  [7]张慧.新经济地理视角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国别差异研究[J].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4(4):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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