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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杨莹莹

   摘要:当前我国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集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空间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则是衡量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考察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效应有助于厘清发展思路,更好指导产业和区域发展。文章在总结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和作用机制两方面对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并就现有研究的不足提出了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产业集聚;全要素生产率;效果与机制
   一、引言
   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期后,中国经济逐渐进入稳增长时期,目前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发展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我国的人口红利难以持续,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正在以其劳动力成本优势,成为新一批国际产业的承接者;另一方面,德国等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工业地位,积极实行“工业4.0”政策,技术能力进一步增强,与我国制造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开。在这一阶段,我国的经济发展更多寻求经济增长质量而非经济增長速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经济转型发展的关口“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可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是下一阶段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而生产性服务业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全新动力,《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发展”,制造业服务化或者说服务型制造,正在成为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思路,因而,地方政府纷纷建立集聚区以作为生产性服务业主要的发展场所。
   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效应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从作用效果和作用机制两方面进行文献的总结和评述,并最终给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TFP的影响效应
   遵照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发展起着促进作用,但源于产业发展的多样性和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学术界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否提升制造业生产率这一问题仍未有定论。
   大多数学者支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TFP的结论,如顾乃华(2011)以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明显提升当地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程中华等 (2015)则从空间视角出发进行讨论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促进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且这种促进效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在500千米处作用效果最大,超过1000千米以后,溢出效应大幅衰减变得不再显著。刘叶和刘伯凡(2016)突破城市限制而将研究视角放在城市群上,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模式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向作用,且这种促进效应主要是通过实现技术进步来发挥的。
   另外一部分学者基于“选择效应”对此提出了质疑。不同效率的企业的空间定位不同,效率较高的企业会选择在大城市集聚,而效率较低的企业趋向于选择小地区,且集聚程度的增加会增强企业间竞争,生产率高的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会挤出生产率较低的企业(Melitz & Ottaviano,2008),造成集聚带来高生产率的假象。就中国研究实际而言,余壮雄等(2014)认为我国大城市并不存在选择效应,集聚效应才是解释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原因。刘海洋等(2015)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集聚区之所以拥有较高的生产率是因为选择效应在发挥作用。王永进等(2016)则从时间趋势上论证表明集聚效应在三年内会有效作用于开发区企业,但长期生产率的优势则来源于由制度和政策优惠所形成“选择效应”。
   三、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TFP影响的作用机制
   (一)促进效应的作用机制
   传统的集聚理论文献认为产业集聚可通过成本优势、知识溢出等效应影响生产效率,如Markusen(1989)研究表明, 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单独集聚可进一步实现专业化,通过降低制造业生产和交易成本,进而促进技术进步,提升生产效率;Fujita M等(2013)认为产业的集聚伴随着知识、人才等创新要素的集聚,有助于企业提高生产过程的迂回度和产品中的知识含量,以促进地区TFP提升。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也大多借鉴产业集聚的一般讨论,有些学者基于外部性理论进行研究,如于斌斌(2015)实证检验了三种外部性对TFP的影响,发现Jacobs外部性影响显著为正,而另外两种外部性影响为负。卢飞等(2018)将Mar外部性进行了具体的细分:一是集聚带来知识外溢,企业可以通过学习集聚区内先进技术,培育高质量人才来提升生产率;二是集聚通过引致劳动力要素集聚来提升生产率。另外一部分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归纳,如余东华等(2018)将集聚的促进机制归纳为竞争效应、专业化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黎日荣等(2017)将作用机制归结于技术外溢效应和价格效应,前者是指中间品使用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使更多知识和技术流入制造业企业;后者是指集聚通过规模效应降低服务产品成本,使得企业可将更多资金投资于技术创新。
   (二)对影响效应不确定性的理论解释
   大多数文献认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实际效应与理论的偏差来源于拥挤效应和集聚效应的角力,因而在实际中影响效应呈现出非线性关系,一部分学者认为拥挤效应产生在集聚的初期(孙浦阳等,2013),企业对集聚带来的技术溢出、资源共享利用不足,反而加剧了产业竞争与资源抢夺,待到产业间关联增强后集聚的正向效应才显现出来。卢飞等(2018)发现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在独立作用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都成U型,在同时作用时效果会互补。伍先福(2019)研究发现随着制造业集聚水平逐渐提升,协同集聚对TFP的作用呈现U型关系。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拥挤效应产生在集聚后期,过度集聚会引起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紧缺并提高生产成本,另外众多企业集聚在一起也使得区域内竞争加剧,从而抑制生产率提升。闫奕荣等(2018)以各省份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由于过度集聚已经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郝永敬等(2019)认为协同集聚是多种产业在空间上的协同定位,相较于产业单独集聚更容易引起区位竞争,更加难以形成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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