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贫困县（市）金融发展扶贫的动态效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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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扶贫作为脱贫攻坚中一项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其效率对扶贫成效有着极为重要的深刻影响。基于广西17个贫困县（ 市）为样本，运用 DEA-Malmquist模型对其 2014—2017 年金融发展扶贫的动态效率水平进行测度。研究表明，不同县（市）的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存在较大差异，隆安县、靖西市、隆林各族自治县、忻城县的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较高，其余县（市）的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有较大改进空间。据此，提出政策建议，进一步提升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
关键词：金融发展扶贫;效率;DEA-Malmquist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20）10-0033-04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扶贫作为国家精准开发式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实施的一项重要措施，探讨县域金融发展扶贫的动态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16 年 3 月 16 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中发〔2015〕34 号），提出“要准确把握金融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的总体要求、精准对接脱贫攻坚多元化融资需求、大力推进贫困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各类金融机构助推脱贫攻坚主体作用、完善精准扶贫金融支持保障措施、持续完善脱贫攻坚金融服务工作机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稳步推进，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然而，随着城市与县域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由发展相对欠缺的县域向城市转移，县域缓慢的发展进程将影响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县域金融在县域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有助于优化县域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更是县域减贫的重要手段。然而，当前出现的县域金融机构缩减、县域金融服务功能弱化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县域金融减贫效果，表明多层次的县域金融组织体系与风险防范体系有待建立。因此，研究县域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这一问题具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广西贫困县多处于山区，县域经济发展程度较落后、人均收入较低、发展困难大，而县域是打赢脱贫攻坚的基础、难点及潜力所在。因此，研究广西贫困县（市）金融的扶贫效率状况，有利于更好更快地实现脱贫目标。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文献层出不穷，国外学者对这一研究集中在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具体观点如下。
第一，有学者强调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呈现正相关关系。尽管学者们选取的样本不同，但无论样本是来自发展中国家（Abosedra S et al.，2016），亦或是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区（Kiendrebeogo Y & Minea A，2016），均表明了这一观点。除此之外，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Jalilian H & Kirkpatrick C，2005）、改善收入分配（Beck T et al.，2016 ）等间接途径以及提供金融服务（Abosedra S et al.，2016）、普惠金融（Park C Y & Mercado R V，2016）等直接途径来减缓贫困程度。第二，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非正相关。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Oded Galor&Joseph Zeira，1993），因此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取決于金融发展是否加剧了不平等，或者这种加剧的不平等是否大到足以抵消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对减贫的积极影响（Ravallion M & Datt G，2002）。第三，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非线性关系。其代表性观点是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呈现倒U型关系，即当经济落后时，金融发展将增加贫富差距，从而对贫困减缓具有阻碍作用，但随着时间段的拉长，金融服务成本的降低使穷人对于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下降，从而有利于减贫（Greenwood J & Jovanovic B，1990）。
我国对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这一研究相较于国外较晚，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从县域视角出发，研究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县域金融支持与收入水平之间处于非线性关系，消费市场规模这一因素对农村金融减贫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罗栋，2017）。第二，分析金融发展减贫效应在区域上的差异。农村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在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差异较大，具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强，而中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伍艳，2012）;这一结果与农村金融减缓贫困的最佳区域为中部地区（傅鹏和张鹏，2016）产生分歧。第三，有针对性地讨论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有学者提出农村金融发展对于贫困减缓具有门槛效应，当小于这个特定的门槛值，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效应较不显著，而大于这个特定的门槛值之后，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傅鹏和张鹏，2016）;在短期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呈现负向冲击，而长期则具有正向激励（刘芳和刘明，2017）;这也表现为金融减贫的倒U型特征（傅鹏和张鹏，2016）;部分学者用门槛回归模型（刘宏霞等，2018）、空间杜宾模型（师荣蓉和丁改云，2019;谭燕芝和彭千芮，2018）、面板平滑转换模型（苏静等，2014）证实了我国金融发展减贫的门槛确实存在。
三、广西贫困县（市）金融发展扶贫效率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1.数据包络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一种用于评价多个投入和多个产出决策单元资源配置效率的方法，研究中的决策单位为县（市），要评价n个县（市）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投入指标有L种，产出指标有M种。
2.曼奎斯特（MI）指数 曼奎斯特指数（Malmquist index）即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可分解成多个效率指数，便于从不同角度对DMU作跨期动态生产效率评价。度量t时刻到t+1时刻技术效率的改进，采用两个MI指数的几何平均进行测量，具体表达式为：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依据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2014年公布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名单，其中广西有33个贫困县，龙州县于2017年脱贫摘帽，因此剔除这一样本。由于县域层面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研究以广西17个贫困县（市）为样本，研究2014-2017年广西贫困县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问题。
投入指标：研究借鉴大多数学者使用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借鉴陈银娥（2018）的研究采用人均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作为金融发展规模的代理变量;借鉴师荣蓉等（2013）的研究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这一比值作为金融发展效率的代理变量。
产出指标：研究拟从收入增加、地区经济发展、医疗水平提升三个方面衡量县域金融扶贫的产出情况。人均GDP可间接反映该县域金融扶贫的效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可直接反映扶贫效果的好坏，医疗水平的状况可以直观体现该县域金融发展扶贫的效果。研究数据来源于2015-2018年《广西统计年鉴》，具体金融发展支持扶贫的投入和产出指标如表1所示。
在DEA 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分析中，涉及三个效率和一个报酬，分别是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规模报酬，三个效率之间的关系为综合效率等于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即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三）广西贫困县（市）金融发展扶贫效率的实证分析
1.各县（市）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
根据上述指标数据，利用DEAP 2.1软件，计算出2014-2017年广西17个贫困县（市）金融发展扶贫的综合效率，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广西贫困县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具有以下特征：从总体来看，隆安县、靖西市以及忻城县的综合效率较高，均为1，说明这几个县（市）金融机构投向农村扶贫的资金规模得到了合理的利用。德保县、凌云县、乐业县、田林县以及西林县的综合效率较低，马山县、上林县、天等县的综合效率值呈现不断波动的状态，接近于1，说明这些地区金融扶贫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效，可以采取继续扩大金融发展规模的做法，提升综合效率值。
2.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分解
由研究DEA效率分解可知，对2017年广西17个贫困县（市）金融扶贫的综合效率进行分解，并列举各个县（市）的规模报酬，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2017年隆安县、靖西市、隆林各族自治县、忻城县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以及规模效率均为1，说明这些县（市）的金融发展资源发挥到了最大的扶贫效应，整体而言，这些地区金融扶贫的综合效率更多地依赖于规模效率，即金融机构加大对贫困地区的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如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信贷资金以及金融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提高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具体来看，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田东县、那坡县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的提升主要依赖于技术效率，说明金融体制的改革有利于提高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而马山县、上林县、德保县、凌云县等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规模效率，因此，需扩大当地金融发展规模、加大信贷资金的投放、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从而有效提升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同时，马山县、上林县、德保县、那坡县、凌云县、乐业县、西林县、金秀瑶族自治县、天等县的金融扶贫工作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而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縣、田东县处于规模报酬递减阶段。对于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田东县而言，需减少信贷资金的无效投放，关注重点可适当向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技术创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等方面转变。
3.金融发展扶贫效率的时间演进
根据广西贫困县（市）2014-2017年扶贫的数据，利用研究提到的曼奎斯特指数（Malmquist index），即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对17个县（市）的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的时间变化进行测度，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可以看出，除2017年，技术进步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均大于1，这一现象说明信贷规模的扩大以及金融机构技术的革新有利于金融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除2015年，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均大于1，生产率的变动同时受到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二者的影响，二者之中，技术进步占主导地位，因此，可加强金融机构的技术创新和技术层面的金融改革，从而提升金融机构的生产率水平。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上述DEA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来看，广西贫困县金融发展扶贫工作已取得一定的成效。隆安县、靖西市、隆林各族自治县、忻城县这几个县（市）的金融扶贫工作是有效率的，其余13个县（市）的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对综合效率的提升依赖于规模效率的县（市）可考虑采取加大对贫困地区的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如扩大金融发展规模、信贷资金以及完善金融基础设施等做法，对主要依赖于技术效率的县（市）可考虑采取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等做法，以此达到提升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的目标。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据此提出促进珠江—西江经济县域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提高的对策建议，具体如下：
第一，扩大信贷资金投放规模，开发多样化金融产品。利用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金，积极扩大信贷资金向“三农”领域的投放;开发面向贫困人口的金融服务模式，积极创新农村金融产品与服务;结合县域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有针对性地推出适合贫困户的个性化金融理财产品。
第二，构建多主体的帮扶机制，创新金融扶贫模式。建立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财政部门等多方联动的金融扶贫体系，确保各方扶贫工作平稳高效进行;加强互动互联，引导贫困户以及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积极参与到扶贫工作;市场发力帮扶，激励引导市场主体通过流转贫困户土地、吸纳贫困人口就业、对贫困劳动力开展定向培训等与贫困户建立帮扶脱贫机制。 第三，拓宽金融扶贫资金融资渠道，实现扶贫资金的优化配置。采取政策激励、财政扶持等多种手段，大力推动直接融资和其他形式的扶贫;建立线上的大数据共享扶贫平台，深入挖掘贫困人口的金融需求与金融服务的短板;促进金融机构与金融服务网络的深度融合，提升金融发展扶贫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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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 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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