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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人口结构对中国老人抑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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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数据,构造了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及抑郁受限变量,研究了家庭人口结构对中国老年人抑郁可能性的影响。结果显示:(1)家庭人口结构对老年人抑郁可能性有显著影响。(2)老年人口抚养比与老年人抑郁可能性负相关,即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促使老年人抑郁可能性下降。(3)少儿人口抚养比与老年人抑郁可能性正相关,少儿人口的增加会使得老年人抑郁可能性变大。(4)家庭规模对老年人抑郁可能性的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家庭人口结构;老年人;抑郁;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高速发展,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也逐步提高。全球人均寿命不断得到延长,总生育率下降,这使得人口老龄化成为一个新的全球性热点问题。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8 年全国 13.95亿人口中,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7.9%,达到2.49 亿人;65 岁及以上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1.9%,达到1.67 亿人;另据《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5)》所预测,2050 年中国60 岁以上人口将接近 35%,届时中国成为世界上老龄化人口最高的国家之一。
  由于全球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趋显著,随之而来的是老年病人的日益增多。在老年人所患疾病中,抑郁症是老年人中发病率非常高的一种心理疾病,在有些国家,甚至要高于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率[1]。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抑郁症将成为我国老年人最具威胁性的疾病之一,这不仅会损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而且还降低了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老年人口在家庭中的比重迅速攀升,而孩子数则日趋下滑,由此带来家庭成员的不断减少,即家庭的平均规模正在逐渐地小型化[2-3]。因此,在2016年1月5日,随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的出台,标志着中国全面实施二胎政策,在此新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中国家庭人口结构又将发生新的变化。因此,在上述背景下研究家庭人口结构对中国老人抑郁可能产生的影响不仅对提高老年人身心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及社会功能的正常运转。
  二、文献综述
  在过往研究中,国内外不同学者分别对影响老年人抑郁的很多因素进行了较丰富研究。很多学者都认为经济地位、文化程度以及健康水平是对老年人抑郁情绪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刘正奎等(2018)[4]通过研究发现,无论在城乡结合部还是在传统农村地区,经济紧张都是老年人抑郁的主要因素。CP Mehta(2016)[5]研究发现,经济依赖是老年人抑郁的重要伴随因素,患有抑郁症的更多的是那些没有工作的老年人。张红(2011)[6]、郭丽花等(2014)[7]、陈丽(2017)[8]的研究结果均显示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老年人抑郁的重要因素。李翠翠(2015)[9]、徐曼(2016)[10]分别通过对山东省和湖北十堰市老年人抽样调查,发现身患疾病的老年人更容易抑郁。R Barcelosferreira(2013)[11]认为,健康的生活方式,休闲活动和适当运动可以帮助改善老年人抑郁情绪。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社会支持及家庭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谭小林(2014)[12]、肖存利(2014)[13]、李伟(2014)[14]、W Cao,L Li(2015)[15]通过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少等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较重。 任强(2014)[16]的研究结果显示,丧偶或配偶不在身边的老年人抑郁程度均较高。黄庆波(2015)[17]研究发现儿女不孝顺的老年人出现抑郁症的可能性显著更高。程昭雯(2017)[18]认为隔代同住家庭的祖父母均不利于自身的精神健康。F Gong(2017)[19]研究发现,空巢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明显优于非空巢老年人。Hung M(2016)[20]用 2012 年健康与退休研究数据发现,家庭支持(配偶,儿童,其他)可降低抑郁水平。
  综上,在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上,总体来说,主要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经济状况、健康水平、文化程度、社会支持及家庭支持等方面,以家庭人口结构为核心因素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将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2010)项目数据,从家庭人口结构角度出发,探讨其对老年人群抑郁可能性的影响。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与统计特征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2010)项目数据。该数据隔两年跟踪调查一次,通过对全国代表性样本村居、家庭、家庭成员的跟踪调查,以期反映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状况。经一定的筛选后,最终获得 1376个年龄≥60 岁老人的有效样本数据。模型中的主要变量有:
  (1)人口结构。
  借鉴以往文献的做法[21],模型中采用少儿抚养比 (记为KR)、老年抚养比(记为 OR)及家庭规模(FS)三个变量表征家庭人口结构,其中:少儿抚养比是指家庭中 0 岁至 14 岁占 15 岁至 59 岁人口之比;老年抚养比是指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15 岁至 59 岁人口之比。
  (2)抑郁指数。
  在CFPS 2010中, 测量个人的精神状态的问卷是在采用精神状态测量( CES-D 量表)(表 1)。该量表有6道题目,每道题的不同答案都有不同得分,设置变量depression 为 6 道题的总得分,得分越低则代表精神状态越抑郁。此外,CFPS项目组还使用因子分析输出的因子得分作为个人抑郁程度的得分,该得分设置为变量fdepression,其值小于0时则表示有抑郁而大于0则表示无抑郁,且fdepression值越小表示抑郁程度越严重。为了能够进行logit回归分析,本文利用fdepression生成受限變量OD,以反映老年人抑郁的可能性。具体方法为:如果fdepression<0,则OD=1,反之,OD=0。   (二)均值统计与初步分析
  表2为样本关键指标描述性统计,从表中可以看到,在样本所在家庭中,家庭平均规模为5.65人/户,相对于2010 年人口普查时的 3.10 人/户而言更高一些;老人抚养比均值为0.3347924,近似于家庭每三人中就有一个老人;少儿抚养比均值为0.2745669,近似于家庭每四人中就有一个少儿。此外,我们发现样本的抑郁因子得分均值为-0.090552,意味着样本整体的精神状态略微偏于抑郁。
  四、计量模型和实证结果
  (一)模型设定
  本文设定的模型如下:鉴于被解释变量是介于 0 与 1 之间的受限因变量,我们采用 Logit 模型考察人口结构对老人抑郁指数的影响。计量模型设定为:
  [P(OD=1|x)=G(x,β)=exp(α+β?HHS)1+exp(α+β?HHS)+ε]     (1)
  在式(1)中,OD 代表老人是否抑郁,抑郁则取值为 1,反之为 0;P代表老人是否抑郁的概率;对任意实数z,均有 0<G(z)<1。模型中HHS表示与家庭人口结构相关的解释变量,[ε~N(0,σ2)]。
  (二)回归结果与讨论
  表3为家庭人口结构对老年人抑郁指数影响的Logit 模型回归分析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虽然判定系数Pseudo r-squared 不高,但这是CFPS这类截面数据中常见的,因此,由Prob > chi2 为0.007所表明的整体显著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即家庭人口结构对于老年人抑郁指数影响显著。
  老年人抚养比与老年人抑郁指数的相关系数为-1.094,为负相关,p值小于0.05,表明负相关性显著,即老年人抚养比越大家庭的老人抑郁可能性越小。一方面,虽然相对于年轻人、身体健康的人,老年人的医疗支出、伤病死亡的风险较高,其更需要应对风险的保障,导致老年人抚养比越大的家庭相对来说经济压力更大,经济状况更紧张,可能使得该家庭老人更具有抑郁倾向。但随着国家对老龄化问题的重视,我国城乡的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都在不断健全,致使相当多的家庭并不需要完全承担老年人口养老的家庭开支,很大程度地缓解了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可以降低经济压力带给老年人的抑郁倾向。另一方面,老年人抚养比越大,配偶尚健在的可能性越大,使得老年人获得的家庭支持增大,可以减小老年人抑郁的可能性,这与任强(2014)[16]得出的丧偶或配偶不在身边的老年人抑郁程度均较高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
  少儿抚养比与老年人抑郁指数的相关系数为1.523,即正相关,p值小于0.01,表明正相关性显著,即少儿抚养比越大家庭的老人抑郁可能性越大。虽然从情感角度来说,祖父母可能会从孙子女那里得到一定的情感支持,但是如果结合隔代照料负担问题一起考虑的话,结果可能就不一样,即,子女外出务工留下孙辈给老年人照看,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易造成不利的影响,使其抑郁程度较差[22],或者,子女出于工作原因,需要祖父母到子女家庭同住帮忙带孙子女,提供较高强度照顾的祖父母也是不利于自身的精神健康[21]。此外,在当前家庭养育观念下,家庭在孩子身上投入的资源和精力都很多,少儿抚养比越大的家庭无论经济压力还是精神压力都会更大,使得家庭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都会更少,导致老年人抑郁可能性增大。
  家庭规模与老年人抑郁指数的相关系数为-0.039,为弱负相关,由于p值为0.336,表明这种弱负相关不显著。尽管统计上不显著,这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家庭规模越大,老年人抑郁的可能性越小。家庭成员越多,一方面可能意味着家庭的经济来源越多且收入水平较高,家庭经济压力较小,降低老年人抑郁的可能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虽然使得家庭成员相对较多,但是未必是劳动力人口更多,而更可能是成员更少的家庭老人更少或少儿更少。所以综合考虑,导致家庭规模对老人抑郁的可能性仅有微弱的不显著影响。
  五、小结
  自我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当前我国的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与家庭规模小型化的显著特征。尽管我国已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但由计划生育造成的少儿人口比明显下降,老年人口比明显上升及家庭规模小型化的总趋势短期内已难以逆转。
  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的数据研究了家庭人口结构对中国老年人抑郁的影响。经过模型分析,我们发现,家庭人口结构对老年人抑郁可能性有显著影响,其中老年人口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和家庭规模分别对老年人抑郁可能性有不同的影響。
  (1)老年人口抚养比与老年人抑郁可能性负相关,即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促使老年人抑郁可能性下降,反之上升。老年人抚养比越大,配偶尚健在的可能性越大,使得老年人获得的家庭支持增大,可以减小老年人抑郁的可能性。
  (2)少儿人口抚养比与老年人抑郁可能性正相关,少儿人口的增加会使得老年人抑郁可能性变大。不仅隔代照料负担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易造成不利的影响,使其抑郁程度较差,而且在当前家庭养育观念下,家庭在孩子身上投入的资源和精力都很多,少儿抚养比越大的家庭无论经济压力还是精神压力都会更大,使得家庭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都会更少,导致老年人抑郁可能性增大。
  (3)家庭规模对老年人抑郁可能性的影响不显著。家庭规模对老年人抑郁可能性虽然有影响,但在当今生育政策下,使得家庭成员相对较多未必是劳动力人口更多,导致家庭规模对老人抑郁的可能性仅有微弱的不显著影响。
  从分析得到的结果我们发现,老年人抑郁可能性是可以通过家庭人口结构干预的。因此,在中国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不仅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家庭人口结构方面也是影响老年人抑郁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降低老年人抑郁可能性,这对提高老年人口的生存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还有助于我国社会功能的正常运转,使得社会更加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郝伟,陈晓岗.精神卫生:新理解,新希望——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报告简介[J]. 国外医学:精神病学分册, 2002(1):1-5.
  [2]曾毅,中国人口老化、退休金缺口与农村养老保障[J]. 经济学(季刊), 2005,4(3):1043-1066.
  [3]樊纲治,王宏扬.家庭人口结构与家庭商业人身保险需求——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 2015(7):170-189.
  [4]刘正奎,陈天勇,王金凤等,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及相关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8(1):43-48.
  [5]Mehta C P, Desale A V, Kakrani V A, et al. Economic Dependency and Depression in Elderly[J].  Journal  of  Krishna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2016, 5(1):100-109.
  [6]张红,陈长香,赵春双,等.唐山市养老院老年人认知障碍及危险因素调查[J].现代预防医学,2011,38(9):1683-1684.
  [7]郭丽花,马伟,伊向仁等.城市老年人抑郁症状相关因素的回归树分析[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4, 28(3):185-191.
  [8]陈丽,张婧.吉安市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7, 37(24).
  [9]李翠翠,江珊,杨婷婷等,山东省城乡空巢独居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J]. 中国公共卫生, 2015, 31(12):1587-1589.
  [10]徐曼, 刘冰, 柴云等. 城区老年人躯体疾病、生活事件与抑郁症相关性调查研究[J]. 现代预防医学, 2016, 43(3):486-489.
  [11]Barcelosferreira R, Nakano E Y, Steffens D C, et al. Quality of life and physical activity associated to lower prevalence of depression in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subjects from Sao Paulo.[J].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13, 150(2):616-22.
  [12]谭小林, 赵科, 文晏, 等. 重庆市农村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其影响因素[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4(10):2840-2842.
  [13]肖存利,  陈博.  北京市西城社区老年人焦虑与抑郁现况调查 [J].  中国全科医学 , 2014(26):3113-3116.
  [14]李伟, 孙静. 离退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及其与社会支持和心理韧性的关系[J]. 中国全科医学, 2014(16):1898-1901.
  [15]Cao W, Li L, Zhou X, et al. Social  capital  and  depression:  evidence from  urban elderly in China[J]. Aging & Mental Health, 2015, 19(5):418-429.
  [16]任强, 唐启明. 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与情感健康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4(4):82-91.
  [17]黄庆波,  张旭,  郭平,  等.  自评儿女孝顺与老年抑郁症之间的关系[J].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15, 36(6):612-616.
  [18]程昭雯,叶徐婧子,陈功,中老年人隔代照顾、居住安排与抑郁状况关联研究[J]. 人口与发展, 2017, 23(2):70-79.
  [19]Gong F, Zhao D, Zhao Y, et al.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geriatric depression in rural China: stratified by household structure.[J]. Psychology Health & Medicine, 2017(9):1-11.
  [20]Hung M, Bounsanga J, Voss M W,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support; pain and  depression  in  elderly  with  arthritis[J].  Psychology  Health  &  Medicine,  2016, 22(1):75-86.
  [21]周利, 王聰. 人口结构与家庭债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证据[J]. 经济与管理, 2017, 31(3):31-37.
  [22]温兴祥, 肖书康, 温雪. 子女外出对农村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J]. 人口与经济, 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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