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外商直接投资与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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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桂琴
摘 要：本文借助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对2009年-2016年我国23个省份的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发现，我国服务业资本配置整体上是有效的，但是存在显著区域差异。在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方面，着重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市场化二者在资本配置方面发挥的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而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有利于FDI积极影响的发挥，从而强化了FDI对服务业资本的优化配置作用。因此，应该减少政府干预，给外资充足的成长空间，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市场化;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
一、引言
由于处于经济转型期，中国面临着劳动力、资源、环境等多重约束，经济增长方式应当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由过去依靠要素投入转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服务业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由之路。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存在严重资源错配，造成TFP的损失严重，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促进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在于积极引导社会资源向服务业流动，提高服务业资源配置效率。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国际分工深化，外商直接投资（FDI）的重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据统计，2012年中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FDI流入服务业领域，服务产品的资本要素会重组，实现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关于FDI的资本配置效应的影响程度如何，必须置身于中国经济转轨背景中来考量。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一些不太恰当的制度改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市场扭曲，即制度性缺陷。政府干预、企业融资约束等内部市场制度缺陷会影响资本配置效率。因而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关键在于提升市场化水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正是为了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从现有研究来看，已有学者关注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错配现象，并就资源错配程度的度量、成因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近来几年，部分學者开始关注资源配置问题的解决，并将内外部制度环境多因素结合起来去考察它们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例如：FDI与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李青原等，2010b）、贸易开放与市场化进程对资源误置的影响（田荣华，2015）、金融发展与市场化进程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蒲艳萍和成肖，2014）、市场分割与FDI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赵奇伟和汤君，2015）等等。可以看出，这些文献更多考察制造业的资源配置问题，较少涉及服务业领域。随着我国逐渐重视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市场化程度逐年提高，探讨市场化进程这一制度层面因素能否有助于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优化服务业资本配置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由于我国存在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资本要素的流动存在障碍，各省份的资本配置效率存在显著差异。鉴于此，本文从区域视角出发，基于Wurgler（2000）模型，对2008年-2016年中国23个省份服务业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水平与服务业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考察地区市场化程度与外商直接投资如何交互影响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
二、机制梳理与假设形成
1.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在开放条件下，作为生产要素跨国优化配置的一种方式，FDI会对资源配置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学者认为FDI能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具体影响途径为：（1）提升投资收益、形成规模经济。FDI给东道国企业带来资金、先进技术、经营理念及营销策略等，使得投资收益得到极大的提高，进而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2）起到示范、引导的作用。结合自身要素禀赋的优势，FDI往往能有效地辨别行业的成长性，为东道国企业的经营提供一个风向标。（3）消除国内市场价格扭曲，减少非生产性寻利行为，提高投资效率。（4）替代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际资本流动形式之一，有别于证券投资、借款融资等间接投资，不需要经由东道国的金融中介系统，是实现资本配置的重要渠道。
然而，一些学者发现FDI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并不总是正向的，可能是非线性的甚至是负向的。可能原因如下：（1）规模经济效应方面，FDI的进入除了带来积极的技术扩散效应之外，也会挤占当地企业的市场份额，引致负的技术溢出效应（Barrios et al.，2005）。并且这种效应在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有所不同（赵奇伟、张诚，2006）。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有可能存在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趋势，而不是单纯的正向影响。（2）金融市场方面，政府在引进外资时，给予了外资多种优惠政策，鼓励它们与国有企业进行合资、合作。由于资金信贷需求问题，外资企业与东道国私营企业具有竞争关系，这可能进一步恶化私营企业的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了对地区资本配置效率的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讨论，本文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
2.市场化、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一方面，国内市场化进程和资源配置的优化是正相关的。市场化程度提高意味着政府管制的放松和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使企业经营目标逐渐转向利润最大化，因而有利于资本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国内市场制度的改进有助于FDI技术溢出的发挥。通常理论认为，FDI的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模仿—示范、技术人员流动、竞争效应以及跨国公司与当地产业的联系这四条渠道。但是，这些溢出渠道发生作用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东道国具备基本的市场制度，即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经济资源。只有在市场能合理地为新知识和新技术定价、能为企业带来足够期望利润时，本地企业才会有激励进行技术模仿和吸收，或在竞争加剧时提升自身研发实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較高的市场化程度有利于FDI积极影响的发挥，从而强化FDI的资本优化配置作用。
三、中国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测度
本文借鉴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即：
式中，I表示服务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V表示服务业增加值。和分别表示服务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I表示各省份;t表示年份。η是资本配置效率，η大于零，表明资本配置有效率;η小于零，表明资本配置缺乏效率。为随机扰动项。
如表1所示，本文测算了中国整体和东中西部各区域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中国整体的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0.614，表明我国服务业整体上还是有一定效率的，但各区域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差异较大。东部地区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较高，为0.994，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资本配置有效。而中西部地区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在10%的水平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资本配置缺乏效率。可能原因如下：一方面，东部较高的工业化水平、良好的交通条件和区位优势，为现代新兴服务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新兴服务业聚集区域。而中西部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点，社会资本主要向工业积累。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服务业逐步成为东部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服务业对社会资本投资的吸引力日渐增强。而中西部由于城市化水平较低，服务业发展动力不足，服务业发展更多地只能依赖于政府资本。
四、市场化、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设计与指标选取
在上文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市场化程度两个变量，重点考察二者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同时将服务贸易开放度、金融发展规模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构造如下两个计量模型：
其中，为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用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水平折算的各省服务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来表示，为市场化程度，用王小鲁等测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来表示。
模型（1）用于检验假设1，如果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能够改善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那么β3将显著为正。模型（2）用于检验假设2，如果市场化进程深化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作用，那么β5将显著为正。
CONTROL表示模型的一组控制变量，包括服务贸易开放度、金融发展规模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各指标解释如下：
（1）服务贸易开放度（T）。对外贸易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市场理念，促进区域间经济合作，促进进出口企业积极参与区域分工和国际竞争，实现资本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出于省级层面的服务贸易数据限制，本文用各省份外汇旅游收入（以当年汇率换算成人民币）来替代。
（2）金融发展规模（F）。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增加储蓄率，促进储蓄转化成投资资源，并能通过市场分配金融资源，从而更有效地影响资本配置效率。本文用各省份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总额来表示。
（3）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Wurgler（2000）研究发现，发达国家资本配置效率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会影响资本配置效率。本文用地区GDP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
2.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研究样本为2008年-2016年的23个省份数据（由于关键变量服务业fdi数据的缺失，将山西、福建、吉林、西藏、四川、海南、宁夏、青海除外）。为了使数据跨年度可比，本文将固定资产投资额、地区GDP分别用各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GDP指数换算成实际价格（以2008年为基期）。其余数据均用各省份以2008年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评价。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市场化指数数据来源于王小鲁等编著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
3.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交叉项容易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对构成交叉项的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为了控制地区和时间因素的影响，采用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E）面板方法进行估计。
如表2所示，在模型1中，交叉项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促进了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而在模型2中，当引入市场化指数这个变量之后，此时交叉项却不显著了，说明FDI对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是不确定的，这证实了假设1。但交叉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证实了假设2，虽然FDI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是两面性的，但较高的市场化程度有利于FDI积极影响的发挥，从而强化FDI对服务业资本的优化配置作用。可能的影响机制如下：
市场化程度较高，说明一个地区以市场作为主导，政府会较少干预，价格能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企业间趋于完全竞争。此时，企业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面临国外环境变化时会迅速做出反应。而对中国这样一个“新兴转轨”经济体，虽然中央政府对市场管制逐步放松，但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自身目标，难免间接干预市场，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外资的流入确实能促进资本配置效率，但存在挤出效应，外资的改善作用被政府干预扭曲。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将大大促进FDI对要素有效流动、价格扭曲纠正，融资约束改善等积极效应的发挥，从而促进地区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关于控制变量方面，模型1、2的系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变动影响投资行为，经济景气上升时，投资随之增加，而出口贸易和金融发展的系数都不显著。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我国服务业资本配置整体有效，但存在显著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服务业资本配置有效，中西部地区无效。（2）在服务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上，着重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市场化二者在资本配置方面发挥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配置效率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较高的市场化程度可以有助于FDI积极影响的发挥，从而强化了FDI对服务业资本的优化配置作用。 要想促進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大力引进外资相比，推进和深化国内市场化改革更为重要，应进一步简政放权，消除不适当的干预，更多依赖市场对资源进行调节。一方面，要适当调整目前的外资政策，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应摒弃在市场进入和金融服务等方面对国内民营企业的歧视，支持和鼓励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只有在一个以经济效率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环境中，才能解放企业的竞争潜力，提升我国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增长更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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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桂琴（1996.08- ），女，汉族，福建三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对外贸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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