猿，裸猿，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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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本刊编辑部
好莱坞2001年推出的科幻片，最叫座的是《AI：人工智能》，其次是《猿的星球》。但与这两部直截了当批评“人类”的片子相比，更让我们人类觉悟到自身缺陷的，是《从凯派星球来的“人”》。按照“凯派” （K－Pax）的说法，他们那个星球上的“人”从来都不喜欢生育，因为“性”是最痛苦的事情之一，性交的时候，“人”身上会放射出一种足以令“人”呕吐的化学气味，我猜想那类似于我们地球上的“臭大姐”遭遇袭击时发出的味道。因此，凡凯派的“人”，在经历过第一次性生活以后就彻底丧失了对性的兴趣。这样，社会为了种群延续就不得不把生育当做“义务”灌输给个体。很容易推测，被社会强迫着进行生育，父母对他们生出来的孩子便毫无感情可言。于是，在凯派的社会里，孩子都是由集体抚养的，谁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人们完全不能理解地球人对“家庭”的那份深厚情感。
冷血的凯派“人”――他们的真实样子像地球上的八爪鱼，由于冷血而保持了我们地球人最缺乏的特质：他们从不扯谎。据他们自己说，在他们的星球上，没有家庭情感的诸种后果之一便是没有必要扯谎。
这话似乎难以理解，所以我们必须追溯一下扯谎的好处和扯谎的生理前提。从最近发表的一本专门分析扯谎历史的著作里我知道，扯谎最初带给我们的好处是让痛苦变得更容易忍受（《扯谎者的故事―― “谬误”简史》，Jeremy Campbell,《The Liar’s Tale ―― A History of Falsehood》, W.W. Norton, 2001）。
但是为什么扯谎可以让我们容易忍受痛苦呢？因为人类先有了情感和联想能力，这使得他们对痛苦的承受能力大大减弱了，他们敏感和脆弱的心灵不仅对精神方面的痛苦格外敏感，而且往往把肉体的痛苦加以放大。例如“体罚”带给学生的痛苦，其实质几乎不是肉体的，而主要是精神的。再例如“执行死刑”带给犯人的痛苦，在等候行刑的那段时间里最难以忍受。于是我们学会了扯谎――先是自己骗自己，然后才是骗别人。
莫里斯在名著《裸猿》里不无道理地声称：人类对性的偏好和由此而来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发端于触觉，因为人类不再是浑身长毛的猿。或许是无毛皮肤所带来的享乐导致了脱毛，或许是其它原因导致了脱毛。总之，裸猿的触觉大大超过了他在灵长目里的其它亲属，成为他的几乎全部情感的生物学基础。与此同时出现的是，裸猿的大脑开始格外发达起来。同样，我们不知道是触觉突变导致了大脑发育还是大脑内部的突变导致了脱毛。格外发达的大脑使得裸猿能够计划和协调男性群体的远程狩猎，把弱者和女性都留在家里。生产方式的改变导致了家庭制度的革命―― 一方面，两足的直立人的骨盆狭小导致出生儿的头颅无法在母体内发育成熟，必须经过家庭的长期护理才可能长大成人，因此，人类需要稳定的家庭；另一方面，四足的灵长目所固有的群居和性乱交的生物学传统是对家庭稳定性的极大威胁，直立人必须发明新的固定配偶家庭制度。于是我意识到，这是最早的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制度变革（参阅我为2002年《读书》写的古人类学最新进展的评述，《信誉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意义》）。
无论如何，我们的家庭形态从“多夫多妻”的网络状血缘关系演变到今天这个样子――不严格的一夫一妻链条状血缘关系（假设严格禁止“乱伦”行为），于是就有了“养老”问题。
养老之成为问题，三个前提必不可少：（1）人类必须有足够丰富的情感生活，不能如凯派星球那样“冷血”。更进一步，人类情感生活的发展速度必须超过物质生活发展的速度，以致当物质生活条件改善时，任何养老设施都难以替代人类在家庭情感方面的需求；（2）人类寿命必须足够长，而不是像200年前那样，全球人口期望寿命仅为25岁，生理年龄刚刚达到青年便死去了。演化疾病学告诉我们，当人类期望寿命超过50岁时（“再生产”年龄的下限），不可再生器官的器质性病变就会取代大规模流行病成为人类的主要死亡原因。而我们知道，脑、心、肾这类不可再生性器官的器质性病变所导致的死亡都是“慢性死亡”，是作为“过程”的死亡；（3）家庭形态从网络状转变为链条状，所谓“网络状家庭形态”，特指由乱伦而生的“模糊的”代际间血缘关系。典型的链条状家庭形态之一，便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原子家庭”。网络状家庭形态的好处之一是老有所养，尽管它的坏处或许更多。
可是，一旦我们意识到养老问题的这三个前提之后，我们马上就会同意：对这一问题我们几乎没有解决的办法。逻辑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没有办法消除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它们都是不可避免要发生的，我们就注定了永远要面对这一问题。
逻辑还告诉我们，对于那些逻辑上不可避免和注定要发生的问题，现实生活可以提供千百万种不同的解决办法。这些办法因人因地因时而异，惟其如此千差万别，才无法找到逻辑的同一的解决办法。也惟其如此，我个人的口味才逐渐从康德的普遍主义哲学转变为萨特的生存主义哲学。
所以，无人可以避免养老问题，无人可以不解决自己面临的养老问题，也无人可以依靠同一的方法解决自己的养老问题。生老病死，四苦业者，我们每个人生存困境之主要内容，社会安能替我们解决？倘若社会替我们解决了，我们又何以确立自己的“个性”和“人格”？我们又何以对自己说“我”活过了？所以，当我自己步入老年时，我将会想起马克思的女儿和女婿是如何结束生命的，那是多么凸现个性的终结呀！又或许，我还没有进入老年便患了绝症或枯竭了精神上的创造力，那我就会想到海明威的终结方式。当然，介于拉法格夫妇和海明威的终结方式之间的，还有弘一法师的终结方式。或许，对我来说最困难的问题是探索一种惟我独属的真正个性化的终结方式，而不是去回顾他人的终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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