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经济学家 把脉2010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李 斌

　　经过2009年的一系列救市措施，中国经济无悬念地完成了预定目标。2010年的经济会平稳回升，在众多的专家眼中似乎也无悬念。但如何真正把握好宏观调控，却也说易行难。
　　
　　进入2010年，宏观调控政策的复杂程度明显加重。2009年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今年是否要持续?短期的救助措施造成的长期隐患该如何解决?过于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要不要捅破?捅破后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就这些问题，《新财经》邀请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陈道富、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高辉清、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等专家，对2010年的经济形势作出自己的判断。
　　
　　经济平稳回升　通胀难把握
　　
　　《新财经》：2009年，经过大幅度的经济刺激政策后，中国终于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那么，进入2010年，国内的经济形势会怎样?
　　袁钢明：由于2009年是在经济刺激政策下走过来的，所以，全年的经济形势比较单纯，货币政策再宽松也不会出现通货膨胀，反而是钱放得越多，效果越好。一方面，在当时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很多企业资金链断裂，钱投下去以后，把资金漏洞堵住了，并没有产生过多的流动性泛滥。另一方面，国家重点投资的是政府项目，这种大型项目是吸收资金、但不会马上产生需求的项目，不会造成流动性过多的问题。
　　但是，2010年的经济形势就不那么简单了，好的和坏的会同时交叉出现。因为超强度的货币政策会显现出从浅到深的弊病，浅的是会造成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这种弊端目前已经显现出来了，也就是物价上涨的迹象。其实，物价上涨也是好事，可以改变物价下降的坏处。但是，物价上涨会让人们担心货币政策的改变。物价指数一旦变为正数，就会出现恐慌，老百姓会去抢购，企业也会出现一些非理性购买。当然，最糟糕的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开始作出混乱判断，造成决策失误。通货膨胀到底要不要管，什么时候管，其实很难把握。事实上，2009年10月、11月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货币政策决策混乱的局面。
　　陈道富：2010年将是渡过危险期后的“调养”阶段，需要更多考虑中长期因素，政策目标趋于多元化，更需要展现“走平衡木”的传统智慧。经过2009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的经济确立了复苏态势，而且这种势头还将延续。更重要的是，虽然我国货币信贷大幅增长，但由于产能过剩，农业连年丰收，加上经济还处于快速下跌后的恢复期，现实的通胀压力并不大。同时，世界各国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陆续出现复苏，2010年受这些政策的刺激以及经济大幅下跌后自身反弹需求的影响，仍将会保持一定的复苏力度。
　　盛洪：2010年，中国经济应该是回升的，其他国家像美国、欧盟至少都是触底回升的。但这种回升并不见得全是好事，中国会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因为经济刺激政策投入了大量货币，一旦经济回升，货币周转速度就会加快，加快的结果就是货币供给的增加。
　　另外，我们的国际贸易在2010年也会恢复。贸易盈余作为货币供给，从另一个渠道增加了货币供给，所以，通胀压力会比预期要来得快。
　　张晓晶：2010年的经济形势应该是比较平稳的，尽管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但经过了2009年最困难的一年后，总的态势应该不错。由于大量货币的投放，通胀预期确实存在。但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相对缓慢，通胀压力不会太大，全年应该在3％左右，最多4％。应该不会发生全面的通胀。
　　高辉清：第一，2010年的经济应该比2009年好，这也是大家的共识。第二，经济结构也会比2009年要协调一些。第三，经济增长动力会比2009年更大。整个经济可能会有恢复性的改善，但还没有走上新的上升通道。
　　通胀有预期，但不一定是事实。尽管放了那么多货币，但货币放出去之后会有一个传导速度问题。就像同样是1元钱，在一年之内转二十转和转十转，对物价的拉动作用完全不一样，会差得很远。所以，在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放出去很多货币不一定会导致物价上涨，因为货币的周转速度很慢。但如果传导机制不同，钱放出去很快就带动有效需求，那样，可能会把产品价格拉动上去。可是，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不存在这个问题。
　　
　　房地产推动经济回升泡沫被吹大
　　
　　《新财经》：在这一轮经济回升过程中，房地产起了多大的作用?政府到底该如何调控房地产政策?
　　袁钢明：“4万亿”投资可能会有配置上的投资错误，产生产能过剩、决策错误或贷款安排错误等。这些问题其实还不太大，比较隐晦。最严重的是房地产，应该说，房地产在这次经济回升中立了大功，没有房地产就没有国内经济的回升。但是，房地产泡沫太可怕了，房价暴涨已经超过了2007年的高潮时期，这种炒作明显失控，这就是过度依赖房地产的后果。如果当初不是依赖房地产，而是及早开放汽车、家电政策，及早采取消费券的方式，会比用房地产来推动经济回升要好得多。对于房地产来说，调控起来难度很大，最近有很多关于房地产的争论，物业税到底要不要开征再一次成为市场讨论的焦点。我认为，物业税开征是一剂非常猛烈的药方，一旦开征，房地产马上就会崩溃。但是，不征又不行，房价还会继续上涨。现在，政府处于两难的境地，到底该支持谁?如果调控房价，那些国有大企业，那些“地王”们就会立刻破产，因为他们用高价购买了土地，不保护这些“地王”，银行就会跟着倒霉。所以，现在的政策决策到了最危险的关口，必须作出决策。
　　所以，2010年的房地产政策非常关键。如果房地产政策不动，房价继续往上涨，这是一种形势；如果调整房地产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形势。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要放开中小城镇房地产的进入。这对于房地产商是一个好消息，中小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比较小，应该采取继续鼓励的措施。而对于一线城市的房地产要采取严厉措施进行控制，这样，房地产问题才能解决。
　　盛洪：最近争论比较激烈的物业税，表面上对房地产有影响，会有一些扰动，但扰动之后会达成一个均衡的跟现在差不多的结果。开征物业税后，政府行为会发生变化，会更侧重于对城市市政、城区环境、服务设施方面的改进，这些改进会提升房地产的价值。
　　现在，房地产的最大问题是政府干预过多，政府一方面进行所谓的宏观调控，同时又是房地产市场中的利益方，使政府行为不能超脱。房价要掉下来政府会非常着急，但是，房价往上涨，作为政府也会有政治上的考虑。所以，政府总是急于干预房地产，而且干预力度过大。做过头了之后又

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政府应该把握分寸，比较平缓地把握政策。
　　
　　经济结构要调整　难度较大
　　
　　《新财经》：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2010年的工作重点是调结构。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来调结构?
　　张晓晶：未来几年，我们应该考虑很多问题，一方面是货币投放过多了，另一方面是更多地注重用投资增长来拉动经济，这样的结果会使整个结构调整无法完成。所以，未来应该把调结构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现在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最新的一些政策变化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些迹象，国家在下决心把调结构的工作做好。但主要还取决于后面一系列的政策配套。
　　盛洪：调结构还要看用什么手段来调，如果是政府来调就会有问题，政府不知道把资金投向哪里，它没有办法判断。结构还应该由市场来调，应该更多依赖于市场机制，让民营企业发挥更大的作用。民营企业对市场价格信号比较敏感，能够迅速作出判断，非常灵活地调整投资。但是，现在让民营企业发挥作用还有很多障碍。
　　陈道富：2010年的重点在于改革。只有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调整经济结构，才有可能为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基础，才有可能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真正稳定。
　　结构性问题是当前体制、机制运行的结果累积。调整经济结构，既可以从结构本身入手，也可以从经济结构产生的体制、机制性原因人手，后者是更为根本的解决之道。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两方面同时入手，标本兼治。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推进城镇化、发展战略性产业、推进节能减排抑制过剩产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引导产业有序转移”等五个方面，通过突出财政政策实施重点和提高信贷的针对性等方式，直接调节经济结构。
　　袁钢明：2010年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能只靠宏观政策，要从产业上来调整。我认为，促进经济回升的第一个产业是房地产，第二个是汽车，第三个是家电。国家最近对于汽车政策也进行了调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费提高了，优惠期限也延长了。这种做法是对的，也是比较安全的。汽车已经扩展到乡村去了，不会造成严重的泡沫和投机现象。
　　另外，2010年，如果收紧货币发行，很多企业又要倒闭，这是非常矛盾的政策决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仔细分析一下CPI，看看目前到底是什么商品价格在上涨?如果只是食品价格上涨，就开始收紧货币政策的话，很多企业会倒闭。食品价格上涨是结构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农产品供给问题。食用油和大蒜的价格上涨，一方面是国内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是炒作，比如国外的一些大资本集团进入国内，炒作食用油和大蒜，这些都与食品批发环节的炒作有关。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收缩货币，应该采取结构性调整的办法。如果猪肉短缺，就支持猪肉生产，或者从国外进口，或者防止猪肉流通环节的炒作。虽然这种做法有一点违背市场原则，但在控制投机问题上是必要的。用这种方法来防止局部的、个别商品的价格上涨，而不是用简单的货币政策来调整。
　　
　　短期危机解决　长期隐患严重
　　
　　《新财经》：现在很多人担心过度的救市措施会造成很多问题，为未来埋下隐患。您如何评价这些救市政策?现在都出现了哪些问题?
　　高辉清：这些措施有矫枉过正的可能。但在很危急的时候，矫枉过正肯定比准备不足有好处。否则，二次救市的成本就更大，当时的救市措施即使不是最优选择也是一个次优选择。
　　短期的目标导向和中长期目标导向是不一致的。就像救病人一样，要先保证他活着，然后再采取其他救治措施。一个本来病重的人，为了让他锻炼身体，每天跑1万米，未来是会加重病情的。但是，短期的救治会使一些长期问题更加严重，这是肯定的，也是我们要摆脱金融危机所付出的代价。将来到底会怎么样，政府从现在开始也在着重调结构，就是为了化解给未来带来的一些不良后果。
　　袁钢明：大规模的投资会造成产能过剩，这是很多人担心的。但是，要把产能过剩的实质问题搞清楚，比如，光伏产业，前一段时间各地都出现了光伏产业投资热。对于这种现象，出现了不同的意见，电信部、工信部很多专家都认为，中国的光伏产业供给能力还差很远，缺口很大。但宏观调控部门，尤其是发改委认为，光伏产业是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广大民营企业看到哪个产业利润比较好，需求比较旺盛，就会去投资。但只要大家都投资的东西，即使供给不足，国家也会认为是产能过剩。
　　钢铁产业现在也出现了问题，钢铁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经济过热时的高度了，粗钢的增长速度达到了38％，这显然是不行的。钢铁与房地产密切相关，与汽车、铁路也相关，到底要不要调控?到了该认真决策的时候了。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问题理清的话，就会酿成大错，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决策错误。
　　陈道富：一方面，短期政策虽然可以尽可能“标本兼治”，但为了追求短期效果，大量短期政策具有显著的“副作用”。2009年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年大约9.5万亿元的信贷增量，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但也带来了市场通胀预期。房地产市场在没有充分调整的基础上迅速启动，带来了“地王”频现和房价的快速上升，埋下了泡沫化的风险。地方融资平台过度扩张，地方政府滥用“担保”，地方财政收入与土地升值高度相关等，凸现了现有财税体制的缺陷。
　　另一方面，部分短期政策是不具有长期性的，政策效果将随着时间递减。如大量的消费刺激政策，虽然能快速提高当期的消费，但如果缺乏收入政策、商品流通领域等改革的配合，将会影响老百姓未来的消费能力。以短期政策推动房屋、汽车以及各种电器等消费，更多的只是把未来的消费转移到现在而已，要想保持这些政策的长期效果，需要其他领域更深刻的改革。总之，以短期政策推动的经济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面临政策的“两难选择”。政策一旦退出，经济将出现“二次探底”。如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负面效果会逐步积累，存在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和经济的泡沫化风险。
　　
　　宏观政策适度宽松要灵活掌握
　　
　　《新财经》：您认为2010年的宏观调控政策会怎么走?
　　盛洪：2010年通胀的压力会凸显，凸显之后按照政府的行为方式，就要大手笔地紧缩。现在的货币政策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利率，另一部分是汇率。现在人民币汇率偏低，却顶着外部压力不去升值，当贸易顺差迅速恢复后，货币供给就会迅速增大，这也是通胀压力会凸显的一个原因。通胀压力凸显后，就又会迅速打压，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会连续多次升息。这种现象在2010年就会出现。
　　袁钢明：现在经济已经回升了，下一步还要不要继续回升?最近央行的工作报告对2010年的政策有这样一句话：“坚定不移地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我们应该意识到目前情况的严重性，应该强调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不能简单地强调“坚定不移”。
　　我估计，2010年第一季度宏观形势就会出现变化，CPI会明显上涨。对于这种形势变化，应该考虑采取一些措施来配合。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应该有其他的政策配合，其中一个就是从产品供给人手。如果农产品没有充分供给，再好的货币政策也维持不住。如果今年的暴风雪给农业造成巨大损失的话，就不好办了。对农产品一旦造成冲击，就是出现价格暴涨，学术界和专家就会让政府收缩货币，其实这根本是两回事。
　　所以，对于2010年的政策要把握好，既不能出现通货膨胀和泡沫，又要保证经济不下滑。我们不能总是采取紧急措施，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
　　陈道富：2010年的宏观调控政策，既不同于危机时期的“危机式管理”，也不同于正常年份的“周期性管理”。2010年的宏观调控需要对危机时的宏观调控政策进行适度调整，也需要应对改革产生的各种冲击和国际经济、政策环境可能变化带来的影响，还需要呵护经济内在的复苏动力，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支持等，是多目标的权衡。但最终应在总量上达到“适度宽松”，结构上实现一定的优化，为经济增长方式平稳转换创造必要的宏观环境。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应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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