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与文化:中国美学史研究的认知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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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可从认知逻辑找到根本问题的得失所在。30年研究表明，上世纪80―90年代的思想认知逻辑模式，曾为中国美学史奠定了高水平的学术起点，但随着学术背景和研究的深入，这种认知逻辑日渐暴露出认知维度单一的局限。2000年以来，从文化认知逻辑切入中国美学史研究，成为崭新的路径，此一路径以其多元视角切入、思想内容的深邃丰富和隐喻系统的对应补充，不仅标示了未来中国美学史着重创造性的“自己讲述自己”的学术品格，而且也预示了与国际美学在文化诠释方面可实现深层接轨的开阔前景。
　　关键词：中国美学史研究；认知逻辑；隐喻系统
　　中图分类号：B83￣0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1-0027-05
　　作者简介：赵建军（1958￣），男，内蒙古临河人，博士，江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是在西方美学的学科体系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过去30年，中国美学史作为美学学科的一项子工程，在不具备构建自身体系的知识前提下，学者们着手美学史研究要花很多精力，来投入中国美学基础理论的知识系统化工作。经过这些年的实践，中国美学史研究可以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有地一些观念认知上偏差，特别是对中国美学史学理逻辑的认识，迄今还不够清晰，很有必要就这一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本文试图做的正是自己这一问题的若干思考，期望能对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有所裨益。
　　一、中国美学史的思想维度
　　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出版，标志着通史性质的中国美学史的诞生，但这部专著最后没有出完，而由其他作者写的美学史此后陆续推出。今天看来，虽然这些专著的学术观、体例和内容有很大不同，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逻辑套路，由李著基本奠定下来。
　　美学史研究不是纯理论研究，但美学理论是美学史研究的基础或前提。中国美学史研究开启之初，因不具备学科完备意义上的知识基础，因此，撰著者在梳理和阐发美学史实的同时，都力图表达自己的美学理论，这种情况对最初的美学史面貌产生一定影响。
　　不论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在学术创新方面怎样表达自己的探索意向，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学科性质上美学史都无法绕开认知前提，只有在认知前提很好解决的基础上，才能够组织和完善整个美学史的著述体例和学术风格。“认知逻辑”，英语写为Cognitive logic，指著者对学科对象与形态的认知态度，它体现于实际写作中表征为著者的学术理路。中国美学史最初并没有形成独立自觉的认知观念，只是伴随着思想解放背景的展开，才一步步使认知逻辑深化起来。因此，如何看中国美学史的学术贡献，就要把认知逻辑与学术研究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以在尊重历史前提下更客观地看清楚相关的学术问题。
　　相当一个时期，中国美学史的认知逻辑是以思想维度为主导的，着重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和探讨。以美学思想为研究对象，在学理上起点很高，一方面它与传统意义上视美学为哲学的认知形成一种承继关系；另一方面也与现代语义学视思想为知识的本质形成关联，可以说，美学史的思想认知理念显然高于侧重审美现象描述的认知观念。但由于上世纪8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泛化，以及当时西方思想迅即涌入而不及消化等原因，使得中国美学史的思想认知呈现波浪线的弹跳，一波又一波发生曲折变化。逻辑上考量之，大体为三个阶段：一是以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为逻辑基础，侧重发掘符合该意识形态的中国美学史。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明确指出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原则，“对中国美学的概念、范畴、原理等等进行科学的分析解剖”。该著在意识形态原则指导下，尝试美学史的“个别性”厘定，也非常注意狭义的民族审美意识研究，如在史料把握方面除了“历代哲学家关于美、审美和艺术的言论”，还研究“历代文艺理论批评家的有关言论”,[1]应该说，是一部达到当时思想认知限度的、很有学术深度的体系化专著。二是以美学范畴为认知逻辑的核心，侧重探讨中国“美学范畴、美学命题的产生、发展、转化的历史”。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认为关于“美”的思想范畴，在中国美学史中既不属中心，也不在最高层次，因此他研究“道”、“气”、“象”、“意”、“味”、“妙”、“神”、“赋”、“比”、“兴”、“形神”、“兴趣”等范畴，认为这些范畴体现中国美学史的特质。李泽厚所强调的审美意识和关于具体艺术作品的美学见解，被叶朗认为不适合作为中心对象来处理。叶著的思想认知比李著更集中、也深入了，而且他所抓住的若干范畴，也确实属中国美学所独有的内容。三是以美学思想对社会审美思潮与风尚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侧重探讨各个历史时期美学思想的沿承与革新关系的专著。周来祥主编的《中国美学主潮》在这方面比较典型，该书虽然没用“美学史”冠名，但美学思想依然是全书的研究重心，只是更为关注美学思想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影响，可以说是一部宏观把握中国美学思想方面很有特色的专著。
　　可以肯定，上世纪80―90年代，美学思想的逻辑维度使中国美学史的理论视野和学术内容，被实质性地拓宽和深化。但问题也同时被提出来，人们不禁要问，单纯的思想认知逻辑能够反映中国美学史的本质和全貌吗？美学思想是否可以传达本真的美学活动、美学体验和审美风尚？特别是，中国自古没有哲学体征的美学学科，没有以美学思辨和建构体系为目的的纯美学专著，像《文心雕龙》就是一部泛文章学著作，那么，从大量的哲学著作、文论以及艺术作品的评点、语录中摘取和解读出来的美学思想，能够作为中国美学史本身吗？
　　这些问题在以后的美学史撰写中部分得到解决，但根本问题还是存在着。那么，就很需要对思想认知逻辑做一学术衡量，就其特有的价值进行考量。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把思想认知作为美学史的逻辑维度，而在于这种思想是否被某种“图式”所套用而与审美现实形成实质上的“两张皮”。实际情况是，上述著述确有这种问题的程度不同的表现，从而使思想认知逻辑，作为美学史的认识维度，本然地存在着某种学术风险。
　　首先，以思想范式为逻辑维度的中国美学史，都潜在地以某种先在原则为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李泽厚对“自然的人化”和美的社会实践性的推崇，的确可以阐明思想对于审美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但如果把这种原则用于美学史，则使具体史实成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普遍命题的例证，从而不论从古代哲学家的美学思想多么特别，多么富有民族性，最终都成为社会实践关系的一种解释。李著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看似美学思想是从古代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和阐释得来，实际上恰恰用那些彼此关联的思想命题，将中国美学理论与审美现实隔绝开来。认知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的对应，使得史料的选择和解释，都打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印迹，从而内在地削弱了对中国美学民族审美意识的探索意图。
　　其次，以美学范畴为思想体系核心的美学史著作，不自觉地陷入了单一维度认知的陷阱。诚然，范畴可以成为美学的思想之思想，但这种思想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社会现实和文化之外的，如果纯然以特定的思想范畴为对象，则在思想方法上必然寻求语义学命题的真解。而根据现代语义学观念，命题的真解又需要对一系列范畴涵义进行考量，从而使研究陷入就地循环的封闭格局。当然，这种研究方法的虽重视思想的“个别性”，但忽略了思想形成的外部环境与文化联系，从而使美学史在所划定的范畴疆域里，无法展示思想背后博大的活性机制与发展轨迹。因此，尽管叶朗主编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是一部很有特色，也很清晰的美学史著作，却是存在这种弊端的：一方面由作者所标举的中国美学范畴，它们的涵义的阐释和领悟，对于现代人缺少文化上的阐释语境很难领会，从而使中国美学的民族审美性又回到抽象而耐琢磨的命题解释方面，另一方面，有关民族美学个性的阐发意图，在认知逻辑上缺少相关支撑后，就使诸范畴和命题的提出显得随意，这影响该著的学术缜密性，也是令人遗憾的一个方面。
　　第三，试图从美学思想发掘时代特征和民族风尚的美学史专著，在认知逻辑上肯定思想与文化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但更多看到思想表现文化的作用，而对文化的历时性积淀与美学史的规范和生成作用认识不足，从而最终还是使美学思想的阐释服从预先确定的逻辑，使美学与文化的真实联系没有得到充分的正面阐发。
　　尽管思想认知作为中国美学史的逻辑维度，有其体系形成上借助概念、命题进行有效整合的优势，但从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美学史的出版情况看，也存在着一些由认知逻辑的局限带来的不足，有的学者因此而认为李泽厚、刘纲纪和叶朗主编的美学史，“自身的论述和一般思想史著作泾渭难分”、“在美学范畴的把握上含糊不清”，[2]主要是针对认知逻辑上的这种不足而来的，有其一定道理，它表明美学史必须超越单纯的思想认知逻辑，才能有更大的突破和发展。
　　二、文化认知的美学史建构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学界普遍认识到文化对美学史的重要意义。1997年中华美学学会在扬州举行的年会上，明确以“中国美学史研究”大会主题，会上山东大学陈炎教授提出从器物史和风尚史视角撰写美学通史的意图。2000年之后，中国美学史研究展现出“审美文化热”，一批从文化认知逻辑维度深入阐发中国美学的著作相继问世，它们包括：王振复的《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陈炎主编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张法的《中国美学史》、吴中杰主编的《中国古典审美文化史论》和朱志荣主编的《中国美学简史》等，这些著作在认知逻辑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
　　这种突破体现在他们突破了单一化的思想认知维度，使中国美学史展示文化认知的开阔学术前景。虽然，文化认知维度的“文化”一词甚难界定，加之美学史的文化阐释也会因为阐释对象的历史变化，在逻辑上不那么容易理解，但前面提到有那些著作，还是在体例与表述上，存在着“文化认知”的内在一致，特别是王振复和张法两位先生，以文化视野观照美学思想，用文化的眼光审视和阐发美学思想，他们不仅让美学思想依然作为美学史的重要认知内容，而且让美学思想在文化认知的逻辑结构中绽现出新的意义，实现了思想认知与文化认知的高度统一，整体性地将中国美学史由过去的依从于意识形态或抽象美学命题的建构方式，提升到了将中国美学史与世界文化和世界美学比肩而视、省思评判的高度，完整而深刻地论证、阐发了中国美学史的历史进程与文化发展本质。由此，我们很有必要对中国美学史的文化认知逻辑，给予进一步的明确和阐发。
　　（一）文化认知的逻辑建构意义
　　文化认知对美学史建构所具的重要意义，一是它打破了传统美学史依照个体审美活动，硬性将审美内容作主客二分或主客融合的逻辑。曾有论者以“情志说”、“意象说”或“意境说”为中华民族美学的特色；也曾有学者称，像西方那样的客体论美学，中国古代就有，而且古人理解得比西方人和当代人都好。这种认知自信地将中国美学划定在“民族审美”的狭小认知圈里，僵硬地为“美”、“审美”、“美感”等寻找个体感受依据和对应的思想命题。实际上，单纯的个体审美，并不能涵盖民族群体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活动的逻辑机制。只有从文化认知逻辑出发，才能从民族群体的类审美活动及个体审美情形全面地考察审美。文化认知的中国美学史建构，以人类学为逻辑上的一个基础，将中国美学史的发生期上溯至远古审美意识萌发期，可以更完整地展示中国美学史的历史发展轨迹。二是文化认知逻辑打开了中国美学史的诠释空间。美学史作为史学之一种，也要求客观性，也重视史料的实证，但“美学”史并非“审美”史，它是中华民族关于美的认知的发展史。美学史涉及的主要是观念性的东西，这些观念由于古今语汇的转换，时空语境的迁转，都需要给予相应的诠释，才能凸显其历史的价值和意义。那么，著者是否能够很好地发掘出历史上曾有的美学认知底蕴，并对当代人理解这种底蕴产生实质性的帮助，就成为撰写中国美学史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便是诠释，在文化认知的逻辑机制中包含合理的诠释性内容，不仅有助于逻辑空间的展开，也阻断了对美学思想深刻内蕴的单纯抽象分析，阐释使美学与哲学、伦理学、宗教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在意义上更深入地沟通和联结，进而在认知上形成美学的让历史“自己讲述自己”。
　　（二）文化认知逻辑的评判意义
　　从文化认知逻辑着眼的美学史著作，显示出更为清醒而有深度的“评判”意识。所谓评判，即对中国美学的史实，实际发展状态，从文化维度作出具有学科意义的评判。王振复的《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对“文脉”一词是这样解释的：“文脉，Context，原为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哲学、美学范畴，可译为语境、涵构。本义：上下文关联域。故笔者以为，译作文脉似乎更契合Context本义，并采用文脉观念来审视、解读中国美学的文化历程。”[3]书中对中国美学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质的评判，这些评判多是之前的美学史专著所没有明确的，如指出“从原古巫觋发育而来的‘史’，在道德伦理的熏染与桎梏之中，毕竟可能深沉地具有融渗于礼乐文化、道德规范之富于审美意蕴的人文意义与历史意识”，认为诸子之学体现中国美学在文化轴心时代的精神酝酿，两汉经学促成了中国美学的审美一统化，魏晋南北朝的玄佛儒之思辨则体现了中国美学在审美意义上的本体论建构等等，这些见解都透彻地观照到中国美学的“文化体征”。然而有的学者，根本不能理解作者对美学史的文化评判，仍从传统的艺术审美视点对文化认知提出批评，如张弘说，“论者有意无意地主张，一切皆由文化前定，而不懂得艺术审美及其反思除了是在既有文化下进行的活动，同时也在从事文化创造，包括既有文化的更新和未来文化的孕育。”“把美学问题放在受文化与哲学影响的外在环境下进行研究。如果作者采用双向互动的方法，那也未尝不可，但实际上因文化决定论的作用，问题被不知不觉地置换了，重点落在文化与哲学的命题上，并突出了它们对美学思想的决定作用，艺术审美的反思及其作用反倒被冷落一边。”[2]张弘没有理解正是“文化审视”克服了过去单纯从思想认知角度构建美学史的局限。对美学史的文化审视和评判，使富有深度的人文思想在文化与审美的境遇中得到诠释，呈现了被以往美学史所忽略的“美学与文化”的内在联系，这绝不是由一句“文化决定”可道尽的。至于张弘强调的作为美学史重点的“艺术审美及其反思”，在文化认知中也并没有舍弃，只不过以更为知识化、认知化的逻辑形态给予呈现，一方面，所谓“艺术审美”并不等于美学，艺术审美的反思本身并不能证明自身的活动内容就一定是审美的；另一方面，认知逻辑以理论形态为其知识形态和价值形态，则由文化认知体现的审视、评判意识，就保证了在本质上贯彻了美学的“史学意识”，体现了对美学的历史评判与认知本质。
　　（三）美学史资源的发掘意义
　　从文化认知逻辑出发的美学史写作，体现的是多元化的撰述视角和学术风格。作者可以从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认知出发，写出富有独特的文化叙述与诠释风格的美学史。这决非指文化可以是作者随意撰述的，恰恰相反，在文化中作者要探讨的内容总是给予文化理解上客观的定位，之所以不同的作者可以写出多元化的美学史著作，是因为“美学史的文化观”或“文化美学的史学观”，并不把美学史看成是过去已成的“观念”、“事实”或“思想”和“文化”，而是认为美学史在过去的文化中也属于一种“可能”或“未来”，过去的文化具有丰富的阐释可能性，因而美学史绝不可是单一的、永远那般被确定好了的，而作者的诠释又恰恰是独具慧眼的发现，便使他们的美学史都成为对“过去之美学的存在与可能性”的一种创造性书写。而事实也如此，2000年以后出版的几部美学史专著，都在写作视界、学理、构成和风格上独具特色。令我们对美学史文化写作多元化产生信任的是，美学史的写作自身已转化为一种思想文化资源，服务于民族美学的“博物馆”建设。张法的《中国美学史》，提出朝廷美学体系，融建筑、器物、服饰、典章制度为一体，是中国社会主结构的基础，是中国智慧的结晶，属于“呈现出经济基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美学体系高度的一体化的东方文化形态”。[4] 这个看法是很准确的，在之前的美学史著作中还没有人提到过，它意味着朝廷美学作为中华美学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成为美学史的正面研究对象，在上世纪80年代或更早的泛政治意识形态时期提出这样的看法是不可想象的，但这样有创造性的识见却也受到张弘的批评，认为这样把多民族创造的艺术“轻而易举”给消减和敉平了，表明美学史作为攸合宜用的思想文化资源，应是一种创造性写作的意义并没有被很好的认识到，而不能认识到这点，必然使美学史的认知逻辑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划一化的框架”，这是我们需要予以警觉和杜绝的。
　　（四）文化认知逻辑的外延拓展
　　张弘对从思想和文化视角认知中国美学史提出批评的文章，其实很有代表性，他充分表现了主张绝对审美主义者，无法容忍思想和文化属于美学史的有机构成。如张弘针对朱志荣主编的《中国美学简史》，不客气地说：“美学是美学，哲学是哲学，不同的领域、视野，不同的把握世界和存在于世的方式，不是轻易下一个‘贯通’的断言就能把二者合而为一的。”[2]可问题是这样吗？说苹果是苹果、桃子是桃子，是就具体类别的判定，一不能否认它们在“水果”的本质意涵上是相通的，二不能由此认定人把握这两种对象是了“两种不同的把握世界和存在于世的方式”，自然科学的对象及其认知尚且不能如此僵硬分割，更何况美学的思想与文化领域本来就是集义生成的领域，否则无法单列出哪些是属于美学的“概念语群”，结果可想而知，最终不仅等于取消了美学，也会取消了其他的学科，因为像哲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基本概念，一般是通用的，这种通用恰恰在深层意涵上使不同学科形成交叉和融铸，其他学科的思想和概念在美学史中被诠释，一旦置于美学构架和诠释之内，就属于美学学科合理而有效的思想积淀与内化，是美学自身思想的生长与完成，它们所彰显的也是突出美学史价值、功能的意涵和指向。此外，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互通，还与认知逻辑基础在外延上的相互资用密切相关，所谓逻辑基础，与建构体系的逻辑起点不同，基础是外在于逻辑体系的，但逻辑起点多由逻辑基础提炼和转化而来。古典美学的逻辑基础在西方主要是哲学，在中国主要是文化。西方由哲学规定美学本体，在中国由文化规定美学的基础形态，在总体倾向于伦理和政治形态的情况下，时而向哲学、宗教、巫术和艺术等领域倾向。因此，文化认知绝非一元论的历时性划一，也非简单的多元化综合，它从历史出发，本真地发掘美学的逻辑外延，并由此而及其内在的逻辑真实。《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作为富有创造性文化认知的美学史专著，从文化发展历程的梳理发掘出中国美学在不同时期的巫文化、“史”文化、易学、诸子之学、玄学、佛学和理学等，深刻地诠释了中国美学精神的演变奥秘，其推动美学史研究的贡献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三、文化认知的诠释-隐喻系统
　　中国美学史的文化认知逻辑因其关联感性形态、心理经验和意义场域而具有完满自足的生成格局，作为思想与文化的逻辑体系主要存在于关联意义与审美的中间地带，文化诠释有机地将外在于美学的其他学科义理、涵义和审美话语形态，以美学史的观念构成和图像、文本等的意蕴提纯凝缩为美学史本身，这样与美学史自身机体中的文化诠释构成对应的就包含两个方面的学术或文本对象形态，一是学理性质的学科对象，在古代以哲学和其他文化学科为主，现在以及将来必然要更多地面对生态学、种族学、逻辑学及至数学、物理学、生命工程学学等学科，把它们作为美学学科逻辑生成的外在基础；另一方面就是要面对审美话语性质的艺术文本、审美实践乃至日常生活等广泛领域，这后一个方面之被美学史的文化诠释所关注，主要是作为美学史义理系统的对照性质的隐喻系统而存在的。古典美学以艺术为其典型的隐喻对照系统，现代美学则打破了艺术自设的界限，使这一系统空前的开放了，从而未来的中国美学史，将以日常生活审美及其他具有审美性质的艺术实践，为其义理生成的感性外在基础，使美学在复杂多元的隐喻话语中，不断汲取更新意蕴的活力源泉，也因为这个原因，未来的美学可能更倾向于成为当代美学史的创造性建构。
　　隐喻系统与美学史的学理构成及意义诠释，在认知逻辑上是一种对应乃至重合关系。言其对应，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美学史，就有什么样的隐喻性美学事件，后者以其感性的文本话语或现实形态呈现美学意蕴的历史绵延，从而当某种美学依据其思想与文化的逻辑叙述和诠释，很好地概括和反映了隐喻系统的这种历史绵延的统一性，我们说二者在根本意义的认知逻辑上是对应的；言其重合，是因为相对于隐喻系统的多元而丰富的感性存在和形态而言，任何一部美学史都在逻辑上是有局限的，不可能把隐喻系统的所有意蕴都挖掘殆尽，只能在相对自足的逻辑指涉范围，实现其对象指称、时空坐标和意义理解方面的重合。譬如，在强调美学史以思想为文化意蕴的核心范畴时，对应于隐喻系统的审美趋向和价值旨趣，就与美学史的相关叙述和诠释是一种对应性重合关系，不可能思想的表述在现实找不到相应的隐喻痕迹。反过来说，则隐喻系统是人文意蕴的历史绽现，思想义理在现实中的绵密渗透，充分凸显着美学史思想义理的文化辐射本质。
　　无论怎样夸大隐喻系统的感性丰富和活力无限，它本身并不是美学。不是美学的审美实践、审美文本等作为美学史义理生成的事件来源，可以在美学史中找到其或俏丽或妩媚或飘逸或粗犷的身影，但就存在形态而言，隐喻系统的意义呈显毕竟是分散的，本身不具备逻辑性的，因此，任何将隐喻系统的感性特征夸大为美学史自在的构成内容，并强调美学史应以隐喻系统为焦点形成逻辑的论证或诠释体系，都是把学科与感性现实混为一谈的无知表现。同理，尽管文化认知逻辑具有涵盖隐喻系统的很强统摄力，但也能无限夸大这种认知逻辑，在美学史中充斥过度的诠释内容，似乎可以搞出无所不包的美学史。美学史只能是文化相对视域的美学史，美学史的文化多元性只能是对历史、现实与未来审美可能性的探索性创造，因而，中国美学史因为文化认知逻辑的这种相对性，较之以往的单纯从某种思想抽绎的美学史，更能在其文化场域实现价值发现和意义诠释的自足性与多元性，即美学史因其逻辑的自在统一而自足，因其符合历史存在向度的多元而可以多向度地释放文化能量。
　　必须指出，在学界有的学者还根深蒂固地错误地理解隐喻系统的存在性质，其表现有二：一是因错误地将美学理解为“感性学”，而将美学史变为隐喻系统的话语移位，使美学史的学理降低为审美现象的风格、特色的描述史或主题归纳史；另一种情况是因对隐喻系统的认知命题化，而将自己主观的认知强加于思想与审美的历史，使美学史成为美学一般命题和相关审美现实材料的粘拼和组接，祁志祥的《中国美学通史》就严重地表现出这种弊端。该著将自己对美的一般看法，以“美是普遍愉快的对象”、“美学即感觉学”的命题提出来，用来套贴中国美学史关于美和审美活动的认知，标举“以味为美、以心（意）为美、以道为美、同构为美、以文为美”五大命题为中国的审美精神。张弘不无偏爱地称这是“采取综合的方式”，“更接近艺术审美的特性”。其实只要稍具史学常识，便知道史学观念不能以自我标举的某一见解，为贯通历史的普遍命题，而将 “五大命题”作为中国审美精神的综合，也不免简单的分类罗列而已，如果依法炮制，罗列出“八大”、“九大”、“十大”命题也甚容易，如可列举“以情为美”、“以真为美”、“以似与不似为美”、“以意境为美”、“以人格为美”、“以易为美”、“以质文相胜为美”等，又有何不可？而有关隐喻系统，也并未如张弘所说：“通过全景式的视域，把握和再现本土的艺术审美及其反思的多样化潮流”，不仅对隐喻系统的指涉非常皮相，而且也并无真正切合“回归审美经验与体验原初状态”的美学分析，有的只是对主观化美学命题的敷解和附会。张弘正如他对其他著作的批评是简单而又粗糙的那样，对祁著也是十分简单又粗糙地给予肯定的，文章这样看到后，委实让我们对作者言之凿凿的置评感到失望和不能信任。
　　总之，美学史的写作，的确可以创造性地表达“一家之言”，而从文化认知逻辑展开的中国美学史研究，更可以使作者有诠释发挥的余地，但必须不能忘记的是，美学史在澄明历史的美学思想与审美文化价值所在的同时，它尤其要澄明自身作为史学的本义，而正是后者保证了文化认知逻辑的主体创造不能是随意的，过度诠释的，只能是客观的和科学的；由文化认知出发对审美隐喻系统的指涉，也是与对审美现实的意义发现和价值趋向的发掘相统一的，只有这样，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才能拥有更坚实的逻辑基础，在学科外延不断向现代其他学科延伸的趋势下，使古代中国美学史与现当代美学在学理上打通起来，与世界美学实现学科构架和义理诠释的深层对接，只有这样，中国美学史才能作为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精神资源库之一，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美学的研究与实践。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 张弘.近三十年中国美学史专著中的若干问题[J].学术月刊，2010(10).
　　[3] 王振复.中国美学的文脉历程[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4] 张法.中国美学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粟世来)
　　Ideology,Culture and Cognitive Logic of Chinese Aesthetics History Research
　　――Reflections and Summarizations of 30 Years’ Chinese Aesthetics History Research
　　ZHAO Jian￣jun
　　(College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Jiangnan University,Wuxi,Jiangsu 214122,China)
　　Abstract: The merits and demerits of Chinese aesthetics research history can be found from its cognitive logic.The research in the past 30 years shows that,the ideological cognitive mode in the 1980s and 90s once laid a high academic foundation for Chinese aesthetics research.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this cognitive logic gradually shows its defects of single approach.After 2000,cultural cognitive logic has become a brand new approach to Chinese aesthetics research.With its plural perspectives,profound ideas and metaphor system,this approach has indicated the academic nature of “talking about ourselves” in the future of Chinese aesthetics research,and forecasted a bright prospects for the exchange of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with international aesthetics in deep level.
　　Key words: Chinese Aesthetics History Research;cognitive logic;metaphor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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