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文明理论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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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汤因比;批评;文明理论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是20世纪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主要代表，也是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传记作者，同为世界著名历史学家的威廉·麦克尼尔将他与希罗多德、但丁以及弥尔顿相提并论，认为汤因比是这些优秀前辈在20世纪的追随者，“因为他同这些先贤一样，拥有一个强大的充满创造性的头脑，可以不停歇不间断地使世界更富有意义”。他撰写的《历史研究》《文明经受着考验》《人类与大地母亲》等著作，从极为宏大的视角对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历史进行了深刻的探索和理解，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提出全新的独到见解，故而曾名噪一时。然而，也正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某个时刻起，历史学界一些著名的学者开始对汤因比进行批评和攻击，导致汤因比的名望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走向黯淡和颓败。虽然直到1975年汤因比去世之时，依然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欢迎——尤其是在日本——但其学术声誉确已如西山日暮。学界对汤因比的阅读和参考大大减少，在很多人群中还常遭鄙薄轻蔑。人们偶尔地阅读也仅限于萨默维尔（D.C.Somervell）的两卷《历史研究》缩略本，几乎再没人涉猎汤因比的十二卷巨著。
　　随着世界范围内冷战结束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看似沉寂了的汤因比及其“文明”概念重新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青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随着自由主义大国开始寻求‘新世界秩序’语境下价值观的重新确立，‘文明’的概念取代了‘国家’，似乎在突然之间重获推崇。面对这样新的形势，汤因比关于文明的分类以及对于西方文明特征的界定，可能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历史的车轮好像又转了回来”。鉴于此，我们需要对汤因比及其“文明”观念进行全球化新时代语境下的重新审视和理解，以寻求文明、国家、民族等发展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价值。
　　一、汤因比文明观念的缘起
　　无论是在汤因比之前还是之后，“文明”的概念都难以有统一的界定。国内学者何星亮对“文明”概念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苏联大百科全书》（1978年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百科辞典》（1979年版）以及《美国大百科全书》（1980年版）对“文明”的解释各有不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侧重于“文明”是人类组织的一个阶段;哲学家、史学家威尔·杜兰认为“文明”是一种社会秩序;政治学家亨廷顿则强调其作为“生活方式”的价值;奥地利学者弗洛伊德倾向于把“文明”解释为以“保护人类抵御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目的;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把“文明”区别成狭义和广义两层内涵;而学者宫原一夫则把“文明”解释为“人造物的大量增加”。尽管有了这样详细的梳理，“文明”的概念依然难以准确表述，甚至是越梳理反而变得越复杂，也导致在实践应用過程中概念经常出现游离和不稳定性。
　　汤因比从寻找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开始入手。在他看来，历史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要首先明确历史研究的“单位”是什么的问题。在汤因比之前几代人的时间里，自给自足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发展，使得历史学家们将民族国家作为固定的研究领域。面对这种传统研究方法，汤因比指出了其缺陷，认为“没有任何单一民族或民族国家能够自己产生自圆其说的历史”，从而转向了比国家更大的“文明”概念。这个“文明”既包括史前原始社会，也包括现在的文明社会。它超越了民族或民族国家的范畴。从这个更宏大的视野看待历史研究，是汤因比的一个重大学术贡献，但也因为他无法对“文明”概念进行清晰定义而饱受诟病。汤因比没有界定“文明”，只是对“文明”进行了性质和状态上的描述。实际上，汤因比在寻找历史研究“基本单位”时，使用的是“社会”（society）一词，而并非“文明”（civilizaiton）：“可知的历史研究单位不是单一的民族国家，也不是更大规模的人类全体，而是由数量大小不一的共同体形成的群落，即我们所说的‘社会’。”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对汤因比“文明”的界定进行了委婉的批评：“作家们都忽视文明的定义，或者关于文明的整体概念，觉得这似乎没有必要，就连阿诺德·汤因比也是如此。”而索罗金就不如这般温和，他对汤因比的“文明”概念从知识到逻辑都进行了苛刻的批评：
　　汤因比说，“文明”不只是“历史研究领域”，而是通过因果关系将各部分进行联系的统一整体。我们知道，因果关系意味着各部分互相依赖而存在，如此说来，汤因比的“文明”概念也要意味着构成整体的部分具有彼此间的依赖性，整体需要建立在部分之上。实际上，这只是汤因比所作出的一个无效假设，他言下所谓“文明”只是各种文明实体和文明现象的混合物，并非统一的系统。他所谓统一只是通过各文明间特殊的毗邻性而联结形成，并不具有因果关系，或其他有意义的关联性纽带。
　　这段话直接否定了“文明”的真实性以及作为历史研究单位的合法性，代表了当时一部分学者的态度。他们坚信国家才是真实的存在，是可以进行研究的基本单位。针对这种质疑，汤因比回应说：“如果真如索罗金所说，‘文明’不是真实的存在，那他们所坚持的‘国家’也一定不是真实的。‘文明’如果不能作为研究单位，那‘国家’也不可能。国家和文明都是人类的一种关系网络，都是同一属性的现实或非现实。”在受到批评的同时，汤因比“文明”概念也得到许多学者的响应和支持。汤因比的传记作者、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认为没有必要在“文明”的概念界定上纠缠不清，“如果一个人坚持名词的精确定义，论述就立刻会变成认识论的辩论，似乎永远不能从迷宫中出来”。还有学者认为“文明”概念的提出比起定义本身富有意义，“且不论文明到底如何定义，这个概念的出现至少提升了不同国家和民族被纳入一个共同整体的历史经验。”麦金泰尔与马文-佩里盛赞汤因比的整体历史观念，并且认为在这一点上，汤因比“可能值得所有人学习”。
　　或者可以说汤因比关于文明的理解有一个小小瑕疵——就是他的勾画中，文明形态的划分数量在不同时期并不一致，最少的时候他提出文明数量有21个，最多时又扩大为37个;但是，他关于文明的分类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变化。不论是早期的《历史研究》，还是晚年的《人类与大地母亲》，汤因比对人类文明史都是从两种类型进行思考和论述的：第一是发展充分的文明，比如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中国文明等，其中又包括独立的文明与卫星文明;二是失落的文明，比如斯堪的纳维亚文明等。人类文明在交流与互动中共存并不断发展。当今世界上有3000多个民族，200多个民族国家，由于不同民族与国家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确实导致了相对意义上国家的强大与弱小、文明的先进与落后;然而汤因比却从“文明”角度来审视世界历史和国家民族，能够把人类所有的活动轨迹纳入研究范畴，从而从本源上消除了国家与文明有高低贵贱之别的误区。这是历史哲学和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 　　二、汤因比文明观念的两个重要载体
　　汤因比一生著作等身;而谈到其“文明”观念，则离不开最重要的两个载体——《历史研究》和《人类与大地母亲》。《历史研究》有三个版本，一是汤因比于1934年至1954年间出版的lO卷本，二是分别于1946年和1957年出版的由D.C.萨默维尔编写的两卷节录本，三是1972年出版的由汤因比自己编写的节录本。三个版本之间差别较大，汤因比也曾指出，1972年的节录本与1934年至1954年问出版的10卷本有着广泛的不同之处。三个版本各具特色，也各有缺陷，其中以萨默维尔编写的两卷节录本影响最大，流传最广。“1947年，D.C.萨默维尔的一卷节录本《历史研究》开始被读者广泛接受，这对于作品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然而不幸的是，书籍的流行并不意味着读者都能理解。另外，原著的文学本质被节录本的缩略形式所掩盖，这是最关键的核心所在。”汤因比从1921年拟出大纲，到1961年最后一卷完成，《历史研究》花费了他整整40年的时光。而在这几十年的创作过程中，汤因比始终坚持了历史研究的整体观念和比较方法。
　　汤因比认为局部的理解离不开整体视野，如前文所提，任何单一民族国家都无法书写自己的历史。因此，他一直尝试将历史写作融入到全球存在之中。查尔斯·贝尔德对此作出过这样的评论：“汤因比学识渊博，但将隐喻与类比性语言穿插进其旁征博引与形而上学思维之中，其整体性特征就变得怪异而有些费解。”盡管贝尔德指出汤因比语言晦涩的一面，但对其整体观念的存在还是进行了肯定。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这种整体观念具体表现为文明的可比较性和同时代性。
　　汤因比认为文明是可以比较的，在他归纳出的26个文明样本中，除了5个停滞不前的文明之外，他认为另外21个正常文明之间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即他所说“母体”和“子体”的纽带。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汤因比认为所有这些文明都极为先进、有巨大成就，因为它们远远超过了原始社会;同时，这所有文明又都是极为落后、存在各种缺陷的，因为它们还远远达不到理想的标准。因此，文明没有优劣之分，任何一个文明都没有资格瞧不起别人。同数十万年甚至数百万年的人类历史相比，6000年的人类文明史相当短暂，其中各文明可以说是完全同时代的，在哲学上也是价值相等的。
　　同为汤因比的代表作品，《人类与大地母亲》作于1973年，与1921年开始构思起草的《历史研究》相隔半个世纪，从而造成两部作品在思维方式、内容结构以及历史观念上有明显的差异。不过，又由于《历史研究》耗时四十年，于1961年才最后完成，与《人类与大地母亲》的创作相隔不远，所以二者之间又存在大量相似内容与重叠观念;我们可以看到后者蕴含前书中许多未尽的思考。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类与大地母亲》是对《历史研究》更高层次和更深入的延续。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汤因比对其历史哲学观进行了新的开创，从其晚年关切出发，提出“生物圈文明理论”。这部跨度巨大的叙事体世界历史与汤因比早年《历史研究》对文明模式的分析一样，都采用了宏观整体视角。不同的是，汤因比早年关注的是以人类为主体的世界文明历史，而《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新的文明理论超越了“人类”范畴，走向更为宏大的人类与生物圈相互关系。汤因比认为地球是人类唯一的生存之地，人与生物圈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生物圈内所有成分都互相依赖，每一现存成分都依赖于它与生物圈其它部分的关系，人类也无法对此例外。”生物圈将以何种方式存在、人类命运走向何方，都与这种关系所处的状态密切相关。汤因比将目光转向“生物圈”，将人类与生物圈熔于一炉，进而分析人类活动与生物圈关系的状态与结果，揭示出人类命运的归宿，采取的还是全景式整体考察角度，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历史脉搏。这是他对其一以贯之的历史视角的弘扬。另外，《人类与大地母亲》充满对人类自我节制能力的焦虑。汤因比认为人类对意识的调控能力维系着生物圈的存在，人类对自然支配的程度决定着人类与生物圈共同的命运。工业化进程和技术进步加大了人类疯狂开发生物圈的力度，陷生物圈于全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危险之中;然而人类依旧盲目地坚信自身支配自然的能力。汤因比看到了这个经过并预测到其灾难性后果：“人类掌握的物质力量很快将使生物圈无法居住，人为灾难会大大缩短人们的寿命，包括人类和其它生命形式的生物圈最终将被摧毁。”这一点与《历史研究》中“挑战一应战”理论有契合之处，都在探索和描述推动历史和文明向前发展的动力因素。可以说两个作品、两个历史哲学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有相通之处的，“文明”与“生物圈”成为汤因比早年作品与晚年作品中一前一后两颗耀眼的明珠。
　　三、“挑战一应战”理论
　　“挑战一应战”说是汤因比文明形态理论中描绘文明发展过程的一条线索及理论核心。汤因比认为文明起源并非由种族和环境决定。他对种族论及环境论者嗤之以鼻：“我们已经看到，种族论在我们的检验下不堪一击，现在再来看看环境理论。这个理论虽没有种族论那般荒谬，但也好不到哪儿去。”通过对诸多文明的考察证明，“无论种族还是环境本身，都不可能是在过去6000年里刺激人类走出原始社会的静止状态、并开始冒险追求文明的积极因素。无论如何，种族和环境都未能、显然也不可能提供任何线索来解释为何人类历史的这一伟大转型发生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地区。”经过对文明内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汤因比从歌德《浮士德》中获得了灵感和启示，体悟到文明起源的契机与动力问题，提出“挑战一应战”理论来解释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具体说来，“挑战”有两种：一是自然环境的挑战;二是人为环境的挑战。舒适的环境不具备足够刺激，无法形成有效挑战，因此文明社会的起源应该是恶劣的环境。这种恶劣环境的挑战有五种不同的刺激形式：困难地方的刺激（原居住地的困难环境）、新地方的刺激（离开原居住地的困难）、打击的刺激（同一社会的某个阶段加之于另一阶段的行动）、压力的刺激（边疆地带的蛮族施加压力促进了内地民族的发展）以及遭遇不幸的刺激（一个文明由于意外，本身的行动处于不利，集中精力发展其它方面，并克服自身障碍）。同时，汤因比也进一步作出说明，挑战和应战之间并非成正比的对应关系：“挑战越强，刺激就越大”的理论有强度的极限范围。如果挑战强度过大，人类会被挑战压垮而无法应战;反之，挑战过弱，又难以刺激人类进行积极适度的应战。汤因比认为在挑战和应战的相互作用之间存在一条“报酬递减规律”（lawof diminishing returns），即“中庸之道”（goldenmean），“刺激最强的挑战出现在挑战不足和挑战过度中间的某一点上。”因此，“挑战”和“应战”的不同力度决定了文明发展的快慢速度和结局走向。另外，汤因比认为，能够接受挑战的不是占多数处于停滞不前无声无息状态的社会成员，而是个别或少数有创造性的人。一旦少数创造者退化成统治者，进而企图用武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其创造能力就进入衰退，多数民众放弃对其模仿，社会的瓦解便随之而来。 　　对于汤因比文明发展四个阶段说以及“挑战一应战”说，有学者认为其陷入了循环论的窠臼。有学者认为，汤因比一战后以循环论代替线性历史观的尝试是一种没落社会的失败方式。大多数英国历史学家在汤因比失败后放弃了对历史中普遍模式的坚持。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汤因比的这种“循环论”与传统的循环论有着极大的区别。它并不是量变的循环往复，并不是简单周而复始的形而上学发展观。它对传统循环论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了否定。汤因比对此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在时间的织机上，当梭子往来飞驰的时候，出现的图案是随时发展变化的新图案，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图案。”“挑战——应战”的循环就像织机上的梭子，虽然重复往返，但是文明已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步，产生了新的图景。
　　四、汤因比与中国文明
　　汤因比虽然不懂中文，但却被东方文明深深吸引，极力想去了解和研究中国;或者说，他的全景式历史研究的整体视角使他无法在研究过程中避开对中国文明的关注。汤因比最初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来自于对有关中国文献资料的大量阅读。同时，他幼年时期听到叔祖父关于东方的故事，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对东方文明或者中国文明的向往和景仰。汤因比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的交流中，曾坦言自己最希望出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传入时的中国新疆。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有大量对中国和中国文明的涉及。该书参考书目中所列的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著作更是多达48种，这在当时西方历史学家中并不多见。1929-1930年，汤因比受邀去日本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召开的会议，途中曾到中国东北三省、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访问，并将其见闻感受详细记录在《中国之行漫记》（A Journey to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一书中。遗感的是，由于那个年代中国混乱的局面给汤因比留下了片面感受，以及当时西方中心论对他的影响，再加上其西方知识精英的立场，他在随后出版的《历史研究》前六卷中得出中国文明早已僵化并走向死亡的结论。他认为中国文明与除西方文明以外的其他七个文明一样，已经衰落并进入僵化的状态;甚至认为中国的未来摆脱不了被西方征服或同化的结局。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改变，世界大战和各地局部战争的悲剧逐渐让汤因比改变了对世界的认识。他在《文明经受着考验》等著作中，逐渐放弃了“西方中心”论调，开始看到中国文明和非西方国家的价值，将“中国模式”与“希腊模式”的结合视为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所在。1968年，汤因比第二次来到中国时，态度已与三十多年前完全不同。他在参观香港居民住宅区后，对中国人的生活态度与中国文化进行了极高评价。在他看来，“中国人是具有自然的、能与天相融的、博大的世界精神在血液里流淌着的民族，而这一切正是汤因比眼中目前和未来世界要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最大财富。”因此，汤因比在对中国文明进一步深入研究并与西方文明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结论：中国文明的“僵化”和工业化的“迟滞性”恰恰孕育着新的胎動和机遇，中国文明的大一统经验也必将对人类与文明未来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汤因比在晚年最后一部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完全抛弃了中国文明已经僵化、走向死亡的论断，对中国文明呈现出“一面倒”的肯定和礼赞态度，并把整个人类文明和生物圈未来摆脱困境走向和平发展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他赋予中国文明挽救生物圈和人类文明的伟大历史使命，指出中国对“处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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