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异新抄》考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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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李振青刊刻于乾隆六十年（1795）的《集异新抄》，是一部以神奇怪异内容为主的文言小说集，因书名页又作《聊斋集异》，部分学者将其作为《聊斋志异》的选编本或仿书续作。其实，李振青并非《集异新抄》的创作者，《集异新抄》是他在明末小说《桐下听然》基礎上删减重编而成的。《桐下听然》的主体部分应完成于1629年，但现存德寿堂刻本的刊刻时间当不早于1645年。《桐下听然》的作者并非朱季美或归奉世，而是出自苏州下塘徐氏家族的徐淳让，其字季美，号夸蛾斋主人，大体生活于明万历到清顺治年间。
　　关键词：集异新抄;桐下听然;德寿堂本;徐淳让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集异新抄》共八卷，是一部以记录神奇怪异内容为主的文言小说集。现存乾隆六十年（1795）桂月楼刊本（国家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以及山东蓬莱慕湘藏书馆等皆有收藏），其书名页题为“中州李鹤林编聊斋集异”，因此，《集异新抄》便与《聊斋志异》产生了关联。1991年台北广文书局“笔记七编”影印出版此书时，便将书名直接定为《聊斋集异》，而王绍曾《山东文献书目》 [1]308、冀运鲁《〈聊斋志异〉原典出版目录索引（1991-2007）》 [2]124-130更是据此将其作为《聊斋志异》的选录、重编本。此外，扬子、珍尔的《续聊斋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收录了《集异新抄》的二十二篇作品，明显将《集异新抄》看作了《聊斋志异》的续书仿作。那么，《集异新抄》到底产生于何时，与《聊斋志异》有没有关系呢？
　　一、《集异新抄》与《聊斋志异》的关系
　　 《集异新抄》书名页及各卷卷首分别署“中州李鹤林编”“中州李鹤林抄”，名为《集异新抄自叙》的序言署名是“中州李振青鹤林识”，并钤有“李振青印”（阴文）、“鹤林”（阳文）二印。李振青，字鹤林，号岭云，河南彰德府武安县（今河北邯郸武安市）人，大体生活于乾嘉年间，工于墨兰，著有《岭云诗集》。晚年跟随在四川为官的胞弟李太青（曾任绵竹典史、富川知县等）寄寓蜀地十余年，与当时的名士李调元交往颇多。①
　　 受《聊斋志异》“海内风行，士大夫皆乐观之”（《集异新抄自叙》 ② ）的影响，乾嘉时期谈鬼说妖成为潮流，志怪记异之作呈井喷之势。《集异新抄》的刊刻，除了李振青“于说部有嗜痂之癖”外，与此种社会风气也是密不可分的（李振青的好友李调元就创作有神怪小说《新搜神记》）。
　　 至于《集异新抄》与《聊斋志异》的关系，首先，需要否定的是《集异新抄》为《聊斋志异》重编、选录本的说法。此种观点的产生是由于未能查阅《集异新抄》的内容，而仅依据“聊斋集异”的书名所得出的武断结论。虽然《集异新抄》也以记录鬼怪妖神为主，但篇目内容与《聊斋志异》毫无重叠之处。其次，《集异新抄》也不是受《聊斋志异》影响而出现的仿书续作，李振青在《集异新抄自叙》中对其来龙去脉有详细说明：
　　 丁末岁游武林，晦日登吴山第一峰，于故书摊上购得抄本说部四册。携回披览，所言皆明时事。……惜未标书名，未著姓氏，或者早经刊行，板片零落，余生也晚，闻见未广，未及知其书名姓氏耶？……余于说部有嗜痂之癖，因细加校雠，不揣固陋，于中之短浅无意略为裁汰，庶成善本，爰付剞劂，以公世之嗜阅说部者。
　　 因此，李振青只是《集异新抄》的整理者和刊刻者，而非创作者。仅就李振青整理后的《集异新抄》的内容来看，“所言皆明时事”，其中以卷五《垢仙》所涉时间最晚，且言：“溯其降凡之年，距今弘光乙酉正月二十九日度世，六十有二矣。”弘光乙酉即1645年，《集异新抄》的原本很可能完成于此年，那么，其成书时间无疑是在《聊斋志异》之前的。这样一来，《集异新抄》的书名页题作“聊斋集异”恐怕是意图借重于《聊斋志异》的名声以吸引读者的商业行为。
　　 虽说如此，但《集异新抄》中的两处“异史氏曰”仍不禁让人有些疑惑。卷三《武后杨贵妃》云：“异史氏曰：武氏不能乱唐，高宗自乱;武氏也虽乱唐，未尝乱天下也。……吴信宰嚭而西子沉冤，唐任安李而太真蒙惨，为之掩卷称屈。”卷七《小续》后的议论：“异史氏闻而吊之曰：二女生于湖滨僻野间，未必有姆仪诗礼之训也……”这两篇作品不见于蒲松龄的任何著作。那么，《集异新抄》中的“异史氏”与《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只是一种重名巧合，还是存在其他原因呢？要厘清这些问题，前提是对这部被李振青命名为《集异新抄》的作品原貌有所了解。李振青在旧书摊上购买的4册抄本早已无踪迹可寻，但会不会像《集异新抄自叙》所说的那样：“早经刊行，板片零落，余生也晚，闻见未广，未及知其书名姓氏。”即《集异新抄》的底本曾经刊刻流传过呢？按照这一思路，经过笔者广泛查阅、检索文献，终于在褚人获的《坚瓠集》中找到了线索。
　　二、《集异新抄》的底本
　　 《坚瓠集·丁集》卷四《安南国人》，《坚瓠集·戊集》卷一《对句》、卷二《风流帽》《参幕内人》、卷四《鬼唱》，《坚瓠集·广集》卷四《金叵罗》，分别与《集异新抄》卷五《安南国人》、卷二《对句》、卷一《风流帽》、卷五《参幕内人》、卷八《鬼唱》、卷二《金叵罗》题目相同，内容表述基本一致（需要说明的是，《坚瓠集》在引用他书时，有时会加入自己的一些见解，或者把不同来源的相关内容放到同一题目之下），但均注明文献来源为《桐下听然》。通过进一步检索，在《坚瓠集》中还有多处对《桐下听然》的引用（有的是全引，有的只是梗概），其内容也多见于《集异新抄》，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以看出，《坚瓠集》明确注明出自《桐下听然》的有19篇作品，其中15篇能在《集异新抄》中找到相应内容。这表明至少存在此种可能性：《桐下听然》即《集异新抄》的底本。
　　 幸运的是，《桐下听然》有刻本存世，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皆有收藏。不过，国家图书馆所藏《桐下听然》为残本，存2册5卷（卷一至卷五）;上海图书馆所藏《桐下听然》是现世的唯一全本，共8册22卷。① 笔者将上海图书馆本《桐下听然》与《集异新抄》对比后发现，《集异新抄》249篇作品中有248篇都能在《桐下听然》中找到，如下表所示： 　　 《集异新抄》卷三《隐忧序》不见于《桐下听然》，不过，李振青在文后做了说明：
　　 原本有《武林姬贻某夫人书》。按：武林姬即小青也。此书见于说部杂纪中者已成滥觞，因删去，补入《隐忧序》一则，其幽贞洁烈较小青之情思缠绵更觉可歌可泣。此序載吾邑志乘中……谨照原本抄付梓人，意在阐幽，故不敢妄为增益一字。乾隆乙卯长夏岭云并识。
　　 《桐下听然》卷五《武林姬书》是冯小青临终前给某夫人的书信，即李振青提到的“《武林姬贻某夫人书》”。因此，李振青所谓“原本”无疑就是《桐下听然》。不过，正如李振青在《集异新抄自叙》中所言“于中之短浅无意略为裁汰”，他将《桐下听然》的22卷363篇，删减合并为8卷249篇（添加1篇），并命名为《集异新抄》予以刊刻出版。
　　 《集异新抄》的篇目次序，基本延续了《桐下听然》的编排顺序，但每卷的首篇多做了调整（或称之为精心安排）。如卷一首篇《吴孝子》选自《桐下听然》卷十八，卷二首篇《开读记略》选自《桐下听然》卷十七，这样做的目的明显是为了突出此书的“警世苦心”，同时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小说教化意义的重视。
　　 除了以上的改动外，李振青可能还删掉了抄本《桐下听然》的序言。现存的德寿堂本《桐下听然》有3篇序言（下文将会详论），其中陈元素《题辞》云：“即正史，志五行则鬼神妖祥种种怪眩，列四夷则形俗名类在在奇诡。矧纪传中房闼琐细，酒食怒谑，描写簸弄，使人欲啼欲笑者固复不少。……乃今季美所著则大异是，无论其事核，其词雅驯，而一片警世苦心。据事而箴规，寓冷语而棒喝，深真有读未终篇毛立汗下者，宁直听然而已。” ① 而李振青《集异新抄自叙》则曰：“其中鬼神妖祥，种种眩怪，以及房闼琐细，酒食怒谑，描写簸弄，不特其事核实，其词雅驯，而一片警世苦心，据事而箴规，寓冷语而棒喝，深诚说部中之木铎也。”语句的雷同不是巧合就能解释的。这说明李振青购买的抄本《桐下听然》至少应有3篇序言中的1篇即陈元素《题辞》，以此考量，李振青所谓“未标书名，未著姓氏”的说法就不可全信，因为《题辞》中提到了作者为“季美”（沈几《序》还说“作《桐下听然》序”即明确提及书名）。此外，前文提到的《集异新抄》卷三《武后杨贵妃》、卷七《小续》中的两处“异史氏”，《桐下听然》卷五《武后杨贵妃》、卷十九《小续》中皆作“夸史氏”（或源自《桐下听然》作者“夸蛾斋主人”的名号），表明李振青对原书的改动还羼杂着一定的个人目的或与桂月楼合谋射利的动机。
　　三、《桐下听然》的版本
　　 《桐下听然》传世不广，仅见于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如前所述，国家图书馆所藏《桐下听然》为残本，存2册5卷，卷首钤有“四明朱氏敝帚斋藏”“仰周所宝”二印。上海图书馆所藏《桐下听然》为全本，共8册22卷，卷首钤有“俪笙珍传”“邹俪笙读书印”“上海图书馆藏”三印，卷六目录页钤有“诗书千世业忠孝一生心”“张兆勋字放春号怡庵”二印。经过比对，国家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所藏《桐下听然》是德寿堂刊刻的同一版本，皆为半叶8行18字，白口，四周单边，书名页题“夸蛾主人随笔”“新镌绣像桐下听然”，并有德寿堂的牌记：
　　 迩来著作，动称佳人才子遇合为奇，神鬼为幻，相沿套习，阅者嚼蜡，无所寻绎。今恳夸蛾主人广采世所未闻、人所未见汇辑成书，务使览者惊奇错愕，反复寻思，知古今而有是事也。书出将见行商坐贾、韵士骚人举述一二为快谈云。德寿堂梓行
　　 《桐下听然》有三篇分别名为《题辞》《叙》《序》的序言。《题辞》署名“友弟陈元素”，并钤有“陈元素印”“孝平氏”二印。陈元素（1576-1636），字古白，长洲人，工诗文，精书画，为当时名士。乾隆十八年（1753）《长洲县志》有传。《序》后署“大谷居士友弟沈几题”，并钤有“沈几之印”“去疑”二印。沈几，字去疑，号大谷居士，长洲人，明末著名文士，与冯梦龙、金圣叹等皆有交往。[3]235-237《叙》的作者署名为罗刹狂人，无钤印，不过此篇《叙》实为崇祯元年（1628）峥霄馆刻本《新镌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以下简称《斥奸书》）的序言：二者不仅内容相同，字体、排版也完全一致。考虑到《桐下听然》序言后的8叶16幅图像全部源自峥霄馆刻本《斥奸书》的情况， ① 《桐下听然》之所以会出现《斥奸书》中罗刹狂人的《叙》，应是借版刊刻的结果。我们知道，峥霄馆《斥奸书》中木强人《叙》、草莽臣《自叙》等位于图像之前，而罗刹狂人《叙》则被置于了图像之后，罗刹狂人在明末小说出版界颇有名气（一般认为罗刹狂人是陆云龙的别号之一），且《叙》的字体为草书，对一般读者来讲不易辨认，或基于以上原因，德寿堂将罗刹狂人为《斥奸书》所作之《叙》加在《桐下听然》两序中间予以刊印。
　　 对于《桐下听然》的刊刻时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皆著录为崇祯年间。这一说法确有一定的依据，如陈元素《题辞》的题署时间即为“崇祯己巳中秋”，特别是卷二十一《诗题》云：“戊辰二月十九日，雪二三寸，笼铺桃花瓣上，景色最奇。今年己巳春分，梅方吐白，寒威甚于严冬。”结合卷二十《打行》后的作者附记，“崇祯己巳正月事，因记打行并记之”，可以判定“今年己巳”当为崇祯己巳（1629），《桐下听然》的主体部分当完成于是年。不过，《桐下听然》卷十二《垢仙》又云：“溯其降凡之年，距今弘光乙酉正月廿九日度世，六十有二矣。”“弘光乙酉”即清顺治二年（1645），因此，现存德寿堂本《桐下听然》的刊刻时间当不早于1645年。② 究其原因，或是作者于1629年完成《桐下听然》后计划刊刻并请人作了序，但由于某种变故未能如愿，直至1645年在增添了个别篇目后才得以出版。
　　四、《桐下听然》的作者
　　 关于《桐下听然》作者的名号，书中多题署为“夸蛾斋主人”。 ③ 此外，陈元素《题辞》云：“乃今季美所著则大异是……以季美如是才，而不使扬英振藻，班著作之庭，乃占一编，游戏云乎？发愤云乎？”可见，“季美”即是《桐下听然》的作者。那么，这位字号为“季美”“夸蛾斋主人”的作者到底是何人呢？ 　　 关于《桐下听然》作者的姓名，目前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朱季美说。此说见于褚人获《坚瓠集》。前文我们提到，《坚瓠集》明确注明引自《桐下听然》的作品有19篇，其中《坚瓠集·广集》卷四《食糠而肥》明确注明了《桐下听然》的作者为朱季美。[4]678此外，《坚瓠集·戊集》卷四《秋千》虽未注明出处，但与《桐下听然》卷九《秋千》题目一致、语句表述大体相同，不过，《桐下听然》中的“戊申寓毕节衙斋”一句，《坚瓠戊集》改成了：“万历戊申，朱季美寓黔。” [4]71因此，《坚瓠集·戊集》卷四《秋千》明显源自《桐下听然》，且褚人获将《桐下听然》的作者认定为朱季美。
　　 二是归奉世说。归奉世，字文若，苏州府昆山县人，归有光之孙，归子慕之子。大体生活于万历至崇祯年间。金吴澜《朱柏庐先生编年毋欺录》卷上“康熙二年癸卯三十七岁”云：“映碧先生嘱访二书：一为《桐下听然》，归文若奉世著;一为《桃花渡异林》，支子固允坚著。” [5]466映碧先生即李清（1602-1683），字心水，号映碧，扬州兴化人。明大学士李春芳玄孙，曾任明大理寺左丞，著有《女世说》《三垣笔记》等。谱主朱用纯（1627-1698），清初理学家，字致一，号柏庐，昆山人。另外，民国二年（1913）《京兆归氏世谱》卷八《著述略》曰：“《桐下听然》：玉峰十三世奉世著。” [6]卷八以上兩种文献皆认为《桐下听然》的作者是归奉世。
　　 从《桐下听然》所记内容来看，作者自己及亲友经历、见闻的故事占很大比例，而这些故事的发生地多在苏州地区。作者对苏州的坊巷村名、古迹名胜随手拈来，并且未冠以“苏”或“吴”加以交代，如卷二《唐墓碑》：“葑门皋陶村民锄地……得一砖，修广尺余，洗出有文字。村民送至余家，乃墓碑也。”卷三《盘门石凳》：“伍相国祠旧在盘门内，今移建胥门旧祠，去城门数十武。”卷九《庞山湖老》：“吴江滨于太湖，多水患，而澉村尤卑下。余自有知以来，凡三四见矣。”卷九《要离冢》：“冢在城西，平广与城齐……”其他如卷六《周大》之“吕丘坊巷”、《雷震》之“齐门外石狮泾桥”，卷十四《鬼怕印》之“下塘之唐锡作巷”等不可枚举，可见作者当是苏州本地人。另外，结合卷六《周学师》中作者在提及长洲掌教时称其为“周师讳明琳”、卷十八《叶嵩峰》开篇即说“嵩峰亦长洲人”以及为《桐下听然》写序的陈元素、沈几皆为长洲人等线索，大体可以确认作者当是苏州府长洲县人。
　　 褚人获《坚瓠集》中提到的朱季美，笔者查阅了明清时期的《苏州府志》《长洲县志》以及现在能见到的苏州地区朱氏家谱，都未能发现朱季美的任何蛛丝马迹。《朱柏庐先生编年毋欺录》、民国《京兆归氏世谱》将《桐下听然》的著作权归到归奉世名下，也颇值得的怀疑。首先，李清未见过《桐下听然》，只是听说昆山归奉世著有此书，所以嘱托同为昆山人的朱用纯代为寻访;《京兆归氏世谱》载录《桐下听然》为归奉世所著是民国重修时才有的说法，此前的道光二十四年（1844）归令符《京兆归氏世谱》第十二《著述略》中，并无归奉世著有《桐下听然》的记载。其次，归奉世字文若，尚未发现其有“季美”这一字号的记载。再有，归奉世卒于崇祯七年（1634）或之前， ①  这与前文提到的《桐下听然》在1645年仍有增补的情况不符。最后，归奉世生于昆山、主要活动于昆山，这与前文推断的作者应为长洲县人的结论也不一致。归奉世之所以会被认定为《桐下听然》的作者，很可能是与《桐下听然》卷十五收录了归奉世的《上相国顾益庵书》有关：《上相国顾益庵书》是归奉世声讨奸臣顾秉谦的书信体檄文，文中多次以“奉世”自称，文后署“昆山县儒学生员归奉世顿首启”。而《桐下听然》的一些篇目作者就以第一人称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加之《桐下听然》流传不广，传闻之下，《上相国顾益庵书》的作者被当成《桐下听然》的作者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外证无法解决《桐下听然》作者身份问题的情况下，既然《桐下听然》中的许多篇目多与作者自己或亲友有关，那么，从内证入手是否可能有所突破呢？经过仔细研读和梳理，我们发现并不像栾保群所说：“作者的姓和名，从书中再也找不到什么线索了。” [7]2《桐下听然》的一些作品中保存有解开作者身份之谜的关键线索。
　　 （一）作者出自“下塘徐氏”家族
　　 《桐下听然》卷十八《瑞云峰》云：“家冏卿宗伯婿也，载以归。”冏卿，为太仆寺卿的别称，所谓“家冏卿”即作者家族中曾任太仆寺卿者。瑞云峰为苏州著名的园林景观，文献多有记载。徐树丕《识小录》卷三《瑞云峰》云：“家冏卿讳泰时，宗伯壻也，载以归吴之下塘。” [8]442明确指出“家冏卿”为徐泰时。徐泰时（1540-1598），字大来，号舆浦，长洲人，明代著名女诗人徐媛之父。徐泰时曾任太仆寺少卿即所谓冏卿，其妻董氏为“苕溪大宗伯浔阳公女”。[9]314因此，《桐下听然》中的“家冏卿”指徐泰时无疑。
　　 另外，《桐下听然》卷八《两广总督》云：“家银台令粤，以治平召还……银台淹滞留都，虽至三品未尝秉钺，而督粤者为张公鸣冈，其生年月日与银台字字皆同，以至嗣臬涉履亦相类，至是稍不相侔矣。”银台，明代通政司的俗称，也用来指称通政司的最高长官——通政使。作者所称“家银台”的姓名在《涌幢小品》卷二十五《庚甲相同》中有载：
　　 江右张见庵鸣冈、吴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时。张第庚辰，徐第丁丑。同县令，同台。徐为通政使，家富，一子登乡书，多儿女之戚;张为侍郎，其家与子则非徐匹。同时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缩如此，乃知天有所夺，必有所予，不必营营矣。[10]569
　　 可以看出，《桐下听然》和《涌幢小品》中与张鸣冈作对比的是同一人——曾任南京通政使的徐申。徐申（1548-1614），字维岳，别号文江，长洲人。徐申之父徐履和与徐泰时之父徐履祥为亲兄弟，[11]147出自明代苏州著名的下塘徐氏家族。下塘徐氏“自德靖间拥豪赀数世，既而簪缨竞奋鸣钟吹竿”，“数十年中一尚玺一纳言两冏寺，皆起家至卿位”。[12]681苏州留园、拙政园等即徐家所建或曾为其所有。《桐下听然》的作者称徐泰时、徐申为“家冏卿”“家银台”，则其也应是下塘徐氏家族的成员。这样一来，《桐下听然》作者的姓名就应是徐季美而非朱季美。对于这一结论，下文还将涉及《桐下听然》中的其他例证，并能进一步确定徐季美的身份。 　　 （二）作者为徐履祥之孙，徐时锡之子
　　 《桐下听然》卷十八《瑞云峰》云：“外大父陈司成公家，于吴县之横泾治第宏壮。”徐树丕《识小录》卷三《瑞云峰》则曰：“先王母之祖陈司成公（讳霁）家，于吴县横泾之上堡治第宏壮。” [8]441由此可见，《桐下听然》的作者与徐树丕是同族亲属。徐树丕（1596-1683），字武子，号活埋庵道人，长洲人。著有《识小录》《活埋庵集》等。徐树丕的曾祖即上文提到的徐泰时之父徐履祥，而其祖父徐时锡之妻陈氏（徐树丕《识小录》中称之为先王母者）的祖父即为陈霁。[12]681
　　 陈霁（1489-1539），字子雨，号苇川，吴县人。曾任国子监祭酒（别称司成）。据张邦奇《明故国子监祭酒进阶中宪大夫苇川陈公墓志铭》的介绍，陈霁有子二人，孙男和孙女各五人，并未提及其有女儿， [13]42因此，《桐下听然》中“外大父陈司成公家”正确的断句为“外大父/陈司成公家”，而非“外大父陈司成公？蛐家”。也就是说，此处的“外大父”并不是指陈霁，只是由于陈霁的名声大，从而用“陈司成公家”指其家族。姚希孟《敕封徐母陈太安人墓志铭》明确交代了徐树丕祖母陈氏的父亲为陈霁之子陈造，[12]681也就是《桐下听然》作者所称的“外大父”。所以，《桐下听然》的作者徐季美与徐树丕之父应为兄弟，同是徐时锡之子。徐树丕的父亲名淳孝，字孟谐。[14]363《桐下听然》卷九《山怪》云“余伯兄尝读书栖霞寺”，而徐淳孝为家中长子，“每试辄屏居萧寺，昼夜丹铅不绝手”。[14]364因此，作者的“伯兄”与徐淳孝的情况也是一致的。
　　 此外，《桐下听然》卷十四《还金》云“徐怀丘……为王大父掌记，资巨万任其出入”，后“有群盗抉关入，劫帑中数千金”。这一记载不仅与徐家的豪富相吻合，更为重要的是，《还金》所记家中遭劫一事与申时行《赐闲堂集》卷三十三《徐母蒋孺人墓志铭》中的记述一致：“乙巳尚宝公迁比部郎，过家，有群盗抉关夜入。” [15]687其中，徐母蒋孺人是徐时锡生母，尚宝公即徐履祥。因此，《还金》中所谓“王大父”指的就是徐履祥，从而也进一步确认了《桐下听然》的作者为徐履祥之孙的事实。
　　 （三）作者为徐时锡第四子—徐淳让
　　 《桐下听然》卷四《含滋传》云：“岁丁末，客游黔中，兄仲方有征苗之役。”卷八《捞油锅记》则记“余至毕川”审理讼案，“此戊申三月五日事。观察顾公闻而异之，命纪其事以备谐之搜采”。卷九《秋千》徐季美还提及自己“戊申寓毕节衙斋”。徐季美虽曾参加科考，但未能中试为官， ① 因此，其贵州之行当是为了投靠在毕节做官的“兄仲”，并协助其处理一些官府事务。
　　 据姚希孟《敕封徐母陈太安人墓志铭》的记载，徐时锡共有五子：“淳孝，太学生，娶澂江守吴公尚朴女;淳恭，太学生，娶孝廉吴公元恭女;淳让，邑诸生，娶少宗伯韩公世能侄女;逊，湖广按察司照磨，娶方伯尤公锡类女。次淳友，嗣其世父者，累任安宁提举，曾为贵阳府通判（此赠公与太安人所由称也），娶给谏储公纯臣女。” [12]684其中徐淳友曾任贵阳府通判，而“贵阳府通判驻镇毕节” [16]349。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类》卷十“万历三十六年七月十四日，贵州巡抚郭子章一本”提到：“该臣看得安尧臣久已回黔，据称随从人役俱以陆续撤回，来委虚的，随批行毕节兵巡道查报。今据该道佥事颅起淹呈，据驻镇毕节通判徐淳友呈称，蒙本道行查……” [17]46《桐下听然》卷八《捞油锅记》中徐季美至毕川的“戊申年”，结合书中其他故事的纪时来看，即是万历三十六年（1608）。同时，《捞油锅记》中提及的“观察顾公”与《神庙留中奏疏汇要》中的“道佥事顾起淹”也是吻合的。因此，徐季美《桐下听然》中提到的为官毕节之“兄仲”即应是徐淳友。①
　　 姚希孟《敕封徐母陈太安人墓志铭》在提及徐氏五兄弟时，由于“嗣其世父”即出嗣的原因最后介绍了徐淳友。不过，徐淳友被徐季美称为“兄仲”，则徐淳友在其兄弟中应排行第二。此外，从孟谐（徐淳孝之字）、季美等字号可以看出，徐氏兄弟在字号命名时考虑了兄弟排行的因素，所以，季美当是兄弟五人中行四者——徐淳让。
　　 徐淳让大体生活于明万历到清顺治年间。《桐下听然》卷三《晴龙》记万历丙戌（1586）事，云“时余尚童子”。“男十五以下谓之童子”， [18]120那么1586年时徐淳让不会超过15岁。徐淳让兄弟五人，皆为陈氏所出，长兄徐淳孝生于隆庆二年即1568年， [14]365而徐淳让行四，则其生年不会早于1571年。同时，卷四《符秀才》云：“余幼时闻故老杨崑南说正德年间事。”从情理上讲，听懂故事并有所记忆的年龄至少应为四五岁。而杨崑南卒于1575年， [19]715则1575年时徐淳让至少四岁。结合以上三个时间点来看，徐淳让的生年当在1571-1572年间。另据卷十二《垢仙》的写作时间可知，徐淳让顺治二年（1645）仍然在世。
　　余论
　　 栾保群在《集异新抄》出版说明中有这么一段话：“在晚明的志怪小说中，《集异新抄》的价值仅次于《狯园》，这不得不感谢这个书稿的发现和整理出版者李鹤林。” [7]5现在，我们已经确认《集异新抄》即《桐下听然》的整理重编本，《集异新抄》的文献价值就需要重新予以评估。
　　 《桐下听然》的发现及作者的确认对全面认识晚明小说史不无裨益，毕竟其“價值仅次于《狯园》”。在文学层面上，《桐下听然》中卷一《金城太守》、卷八《胡僧》、卷七《来雁》、卷十七《春宵》等传奇作品，描写细致，情节婉转，粲然可观。在文献层面上，《桐下听然》也记载有不少颇具价值的文献。不过，虽然《桐下听然》和《集异新抄》都流传不广，但部分篇目借助于他书的征引已为人们所熟知，如卷一《风流帽》（《坚瓠集·戊集》卷二引）不仅是与文学家王世贞有关的一段佳话，同时也是一条宝贵的戏曲演出史料：明代戏曲演出时丑净曾戴一种“围如束帛，两旁白翅不摇自动”的风流帽（又称不伦帽）。卷八《唐解元》（《坚瓠集·丁集》卷四引）记载的有关唐寅的两段轶事，突出了其风流才子的阔达性情，而唐寅与华鸿山饮酒之事，更是为我们研究“三笑姻缘”的故事演变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卷十二《去妇》（《历代诗余》卷一一八引）则最早收录了唐婉《钗头凤》“世情薄，人情恶”一词的全文。① 　　 此外，《桐下听然》的发现，也让我们对徐树丕《识小录》的成书方式产生了兴趣。徐树丕《识小录》是以记录读书札记心得、掌故逸闻为主的文人笔记，其中，卷一最后的18篇（从《吴评》到《梨疗病》）作品，也见于《桐下听然》（分布于卷五至卷十二），题目、表述大体一致，先后次序完全相同，但未标明来源。特别是《武后杨贵妃》一篇，《桐下听然》卷三《武后杨贵妃》中的议论文字作：“夸史氏曰：武氏不能乱唐……”而徐树丕《识小录》卷一《武后杨贵妃》则作：“村史氏曰：武氏不能乱唐……” [8]125“村史氏”在《识小录》卷二《合纪诸不肖始末》也曾出现：“吾苏缙绅自文姚诸公，洁己修好，砥砺风节，一时士风蒸蒸丕变，论者谓阖闾城气象绝非他方比也……村史氏曰：尝读《后汉书》章皇帝责窦宪……东吴村史氏述。” [8]245-247因此，《识小录》中的村史氏应是徐树丕的名号。如前所述，《桐下听然》的作者徐淳让是徐树丕的叔父，二人著作中重复篇目的著作权到底归属于谁呢？受材料所限，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留待来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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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陈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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